【解局】“1.5℃”背後的國際博弈_風聞

1.5℃——這兩天國際輿論場中的高頻詞。

剛剛結束的G20峯會，在公報中呼籲各國採取“有意義和有效的”行動，將全球平均温升1.5℃的氣候目標“保持在可及範圍內”。

有人問，這麼小的一個數字，值得這麼多國家大張旗鼓嗎？你別小看這“1.5℃”，背後可是國際博弈的大棋局呢。

G20領導人們向羅馬許願池投擲硬幣。圖源：澎湃新聞

一

G20公報中的這個“小目標”，其實延續的是2015年《巴黎協定》共識：到本世紀末，將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的2℃以內，並努力追求1.5℃温控目標。

注意措辭，是“工業化前的水平”，要跟幾百年前相比。

從數字上看，1.5或者2都不是啥大數。但在氣候學上，全球温升1.5℃，可就是很大變化了。

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公佈的最新評估報告，如果全球温升1.5℃，各地熱浪將增加、暖季將延長、冷季將縮短；全球温升2℃，極端高温將頻繁超出農業生產和人體健康臨界耐受閾值。

如果不控制温升，人類還將面臨海平面持續上升、沿海洪水頻發等問題。以前百年一遇的極端“海平面事件”（注：是指由潮汐、海浪、風暴潮共同作用而出現的極端海域事件），可能在本世紀末成為常態。

1993年至2021年全球平均海平面演變（圖源：央視新聞）

別覺得這離我們很遠。南太平洋島國圖瓦盧，已真切感受到海水上漲、吞沒家園的威脅。對這個小國來説，温升實實在在地事關國家存亡。所以早在2009年，該國領導人就明確表示，圖瓦盧不會在任何超過1.5℃温升幅度的協議上簽字。

2015年，《巴黎協定》正式簽訂，明確提出全球温控目標。這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一件大事。之後幾年，氣候專家越來越強調1.5℃這一“上限”對控制環境災難風險的重要性。

受温升影響，近幾年全球極端天氣明顯增多。世界氣象組織發佈的《2020全球氣候狀況》報告中，“持續升高”“破紀錄”“史無前例”等字眼不斷浮現。

報告還稱，截至2020年，全球平均温度已經比工業化前升高了約1.2℃。聯合國專家表示，若不採取進一步措施，即便各國完成現有的減排計劃，到本世紀末，全球温升的幅度將是2.7℃。

此次G20公報重申《巴黎協定》目標，起到了凝聚共識、敦促各國重視氣候變化問題的政治性作用。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羅馬峯會宣言》截圖（圖源：G20官網）

二

不過，事情遠沒那麼簡單。不少西方媒體發現，G20公報雖然重申了1.5℃的目標，但“幾乎沒有提到具體行動”。因為全球温控涉及經濟發展、科技、環境、法律等方面的問題，還得動不少國家的“奶酪”。所以，氣候談判成了各國局部利益與全球利益、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的博弈戰場。

在中國社科院生態文明研究所研究員陳迎看來，當下最大的困難是各國自主決定貢獻的總和與《巴黎協定》目標相去甚遠。換言之，目前，各國基於自身利益和實際提出的方案，攏在一起也沒法完成1.5℃或2℃的全球温控目標。

最新公開數據顯示，相較於全球温升2℃的目標，全球現有減排總量還差110億-130億噸二氧化碳；相較於1.5℃的目標，還差250億-280億噸二氧化碳。這是什麼概念呢？2019年，美國排放了51億噸二氧化碳，現實和目標差了5個多美國！

這是減排實效與理想温控之間的巨大鴻溝。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講師陸瓊認為，過去數百年工業化歷程中，發達國家曾長期大量排放温室氣體，對全球氣温升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已實現產業升級的相關國家，卻僅僅傾向於口頭確立“宏偉”減排目標，對“2020年前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資金支持減排事業”的承諾回應寥寥。

比如，美國一度宣佈退出《巴黎協議》，認為減排只能帶來“苛刻財政和經濟負擔”，前任總統特朗普更反智地聲稱“全球變暖是一個騙局”。

同時，碳排放事關國家發展，不少發展中國家受限於技術條件，短期內仍需消耗大量化石能源。減排是個系統性工程，需要做好產業結構革新、技術水平提升和能源結構改善，若沒有相關基礎，一味在國際上大談“公平”甚至“平攤”各國責任，對仍需解決温飽及發展問題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顯然很不公平。

這也就是丁仲禮院士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的：要説排放公平，必須是“人均”排放量公平，而且是從工業革命以來的人均累計排放量公平。不能説你們排放了200年，現在擺脱了石化資源，就要求才發展、排放了30年的國家立竿見影達到同樣標準，那是不公平的。

2020年12月，德國柏林舉行紀念《巴黎協定》簽署5週年活動，現場人羣用蠟燭拼出“為1.5℃而戰”字樣。圖源：央視新聞

三

“數十年來氣候談判總是異常艱難，這一次的格拉斯哥也難成例外。”11月1日，COP26（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剛開幕，就有觀察人士如此評價。

會場傳回的消息也不樂觀——

美國總統拜登首先“開炮”，指責中俄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缺乏承諾”。在拜登為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向世界“致歉”時，CNN揭了老底：本屆美國政府的氣候行動懸而未決，因黨內分歧，總額達1.75萬億美元的支出計劃至今前景不明，“拜登兩手空空前往COP26”。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刁大明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發達國家，因其固有的政黨立場、產業利益等，難以形成持續性氣候應對政策。一旦出現政黨輪替，過往的“氣候承諾”就成空談。

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借氣候議程煽動大國競爭、施壓他國。島妹倒挺佩服白宮這種“氣度”，明明自己啥都沒幹，卻擺出一副“你們都得聽我的”霸主架勢，説你不負責你就不負責。這種在氣候問題上“秀肌肉”、搞霸權主義的做法，只會徹底背離國際社會積極協作、應對挑戰的共同期待。

那麼，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還有希望嗎？能真正同心同德嗎？

陳迎説，這還要從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提出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入手，必須承認各國發展階段不同、國情不同。

以中國為例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前，中國提出“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諾；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中國把目標提升為到2030年下降60%-65%；如今更是提出“到2030年下降65%以上 ”“2030年前實現碳達峯、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等一系列氣候目標，這是遵循社會發展規律的動態調整。中國言必信、行必果，充分展現了大國責任擔當。

相比之下，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歷史上“吃幹佔盡”，而今不僅未承擔相應責任，反而對其他國家的自主決定貢獻説三道四、隨意指摘，在事關全人類的重大議題上玩雙標，虛偽透了。

這次氣候變化大會要開半個月左右，將對《巴黎協定》的實施細則進行“最後一公里”談判。英國首相約翰遜稱：“如果格拉斯哥失敗，所有事情就都失敗了。”

但辣眼的是，在全球商討減排大計的關鍵時刻，預計有400架左右的私人飛機載着各自的“老闆”在格拉斯哥機場降落，即便保守估計，這些私人飛機每小時的碳排放量高達2噸，總排放量將達1.3萬噸，遠比商業航班、汽車或火車造成的污染大。

而架勢更足的莫過於美國總統拜登，他帶了一支由85輛高油耗豪車組成的超長車隊出訪歐洲。

美國總統拜登10月29日出訪梵蒂岡，超長車隊引發熱議。圖源：網絡

就這還減排？難怪有外媒諷刺：他們或許想象自己已站上了道德高地，並“與其他開豪車的朋友相互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