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李濤 張秋容：圍繞海洋安全，中印究竟在競爭些什麼？_風聞

點擊立即閲讀全文：研究 | 李濤 張秋容：圍繞海洋安全，中印究竟在競爭些什麼？

導言

隨着中國和印度正在迅速崛起為海上大國，兩國不僅海洋互動頻繁，而且海洋權力和利益也同步延展，兩國關係中的安全困境逐漸由內陸邊疆不斷向海洋延伸。**在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背景下海洋權力不對稱、威脅認知偏差、民族主義沉渣泛起、外部行為體介入是中印出現海洋安全困境的動因所在。**中印在海上競爭加劇、敵意螺旋上升，嚴重影響中國營造穩定和平的周邊環境。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導下建設中印海洋命運共同體成為緩解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有效“良方”。南亞研究小組特此轉載本文，供讀者參考。

關鍵詞：中印關係 海洋安全困境；動因 命運共同體 消解

圖源網絡

**中印從喜馬拉雅到南亞、西南亞和東南亞有着共同的戰略空間，兩國從1949年以來為各自的安全與發展曾在上述區域存在着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從1962年中印邊境武裝衝突到2020年加勒萬河谷衝突，中印在陸疆的安全困境是顯而易見的。**隨着中印兩國逐漸崛起為海上大國，兩國的安全困境逐漸從陸上外溢到海上。**尤其是中國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後，印度國內關於“中國海上威脅”的言論此起彼伏，並將“一帶一路”倡議視為中國包圍印度的“珍珠鏈”戰略，兩國海洋安全困境呈現惡化態勢。

一、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表現形式

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爆發後，兩國都因對方不可避免地接近以及雙方共同擁有的能給對方帶來巨大損害的能力而感到擔憂。**有學者認為印度對中國的不安全感來源於中國總在“迫使”印度默許中國在南亞—印度洋地區的軍事聯繫和安全角色的無限擴張，動搖印度在南亞次大陸的首要地位，並對其採取“包圍”政策；中國對印度的不安全感來源於西藏的穩定性以及印度洋上中國海上交通線的安全性。**印度通過“東向行動”政策向中國施加反壓力，試圖迫使中國延緩或收回其在南亞—印度洋地區深入的、日益增加的軍事介入。

**（一）**中印在印度洋的競爭

近年來，中印在印太海域競爭加劇，主要是因為印度洋和南海之間的海域擁有重要的油氣資源以及重要的國際貿易通道，未來中印兩個大國將在資源和權力競爭的驅使下互相干涉對方的“海上後院”，使得印度洋和南海之間的海域逐漸成為兩國的“競技場”。

**從地緣政治看，****印度洋呈現出“破碎性”與“動盪性”交織的特徵。**其地理區域範圍囊括非洲好望角、阿拉伯海、孟加拉灣和印度次大陸，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亞羣島。伴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中國在印度洋有着重大的安全利益。**一是重要的海外安全利益。**印度洋沿岸國家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泰國、巴基斯坦、伊朗、阿聯酋、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南非等國不僅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還是中國的海外投資目的國。目前，中國在巴基斯坦、南蘇丹、也門、利比亞等國擁有500多萬海外務工人員，如何維護海洋利益安全成為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

**二是能源安全利益。**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對石油依存度較高。中國2020年進口石油約為5.4億噸，石油對外依賴超過70%。**對中國而言，馬六甲海峽就是中國海上石油生命線。**可以毫不誇張地説，誰控制了馬六甲海峽，誰就控制了中國的能源通道。正是由於中國石油進口80%是通過馬六甲海峽運輸的，因而一些大國試圖染指並控制馬六甲海峽的運輸通道，一旦運輸通道受阻，中國將面臨石油斷供的危機，面臨“馬六甲困境”；

**三是西部內陸安全與發展利益。**長期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集中在沿海地區，內陸地區雖然實施了西部大開發，但發展比較緩慢。更為嚴重的是，西部內陸地區與中亞、南亞地理相近，“東突”“疆獨”“藏獨”等勢力利用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加緊對我國邊疆地區實施分化活動。中國的西部內陸呈現出生存安全問題與發展安全問題、傳統安全問題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相互交織的特徵。如何形成中國與中亞、南亞、東南亞的有效合作機制、如何構建“東西齊飛、海陸並重”的戰略格局、如何構建與中亞、南亞等周邊國家的“周邊命運共同體”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正是基於以上戰略利益考量，**中國通過不斷擴大印度洋地區的海上力量來緩解其在印度洋的戰略脆弱性。一是開啓海軍巡航印度洋。**2008年12月起，中國開始派遣第1批護航編隊到亞丁灣索馬里海域打擊海盜以確保中國商船、人員及物資在該海域的安全，此舉開啓了中國海軍巡航印度洋的開端，也開啓了中國經略印度洋的契機。2013年，中國海軍潛艇兵力首次進入印度洋海域，協同亞丁灣護航編隊組成水面、水下共同執行打擊海盜的任務。十餘年來，中國共派遣38批編隊，110餘艘次艦艇，從中國大陸起航，經過西沙、南沙、馬六甲海峽，橫跨印度洋，至亞丁灣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任務，安全護航中外船舶近7 000艘次；

**二是與印度洋沿岸國家開展軍事外交。**1985年11月，中國海軍水面艦艇首次訪問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隨後，中國海軍訪問了埃及、泰國、緬甸、印度尼西亞、阿曼、伊朗、柬埔寨等印度洋沿岸國家；

**三是與印度洋沿岸國家開展軍售。**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五大武器出口國，其中最大客户是巴基斯坦，主要武器項目包括S20型潛艇以及護衞艦。孟加拉國也是進口中國武器的大客户，從2013至2017年裏，孟加拉國佔中國所有軍售對外銷售額的19%；

**四是與印度洋沿岸國家建設港口。**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計劃將印度洋沿岸國家的港口和節點相互連接，主要包括斯里蘭卡的漢班託塔港、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緬甸的實兑港、孟加拉國的吉大港、印度尼西亞可可羣島港口和吉布提共和國的吉布提港等。其中，2017年建立的毗鄰紅海和亞丁灣的吉布提港口，成為中國建立的第一座海外軍事基地。

**印度對中國在印度洋不斷增強影響力和存在感高度警覺，對於中國與印度洋沿岸國家合作持有消極看法。**長期以來，印度堅信將印度洋變為“印度之洋”是印度“天定命運”的一部分。為此，**印度必須建立一個儘可能深入印度洋的防禦外緣以排除域外力量干預印度次大陸的可能性。**20世紀70年代英國皇家海軍撤離蘇伊士運河以東時，印度不遺餘力地奪取對印度洋的控制權，將3艘航空母艦分別部署在孟加拉灣、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海域。**面對中國的崛起以及中國海軍在印度洋持續增強的影響力，為確保印度成為印度洋的主導國，印度大力推進海域感知意識戰略以增強印度在印度洋地區的監視能力。**目前，印度主要在其沿海水域、專屬經濟區內加強海域感知能力，此外印度還將海上巡邏艦和海上巡邏機轉移到馬爾代夫、塞舌爾、斯里蘭卡等國以增強在印度洋的海域感知能力。**印度期冀成為印度洋主導力量，中國謀求印度洋戰略通道與海上運輸線安全，因而，印度試圖橫向擴張其影響力，分別向東和向西推進到英屬印度時期的邊界範圍，中國尋求縱向拓展其影響力，將其影響範圍向南擴展至印度洋的温暖水域。**印度向東，中國向南，必然導致兩國在交叉重疊海域為增強各自安全而採取敵對行動，這必然導致雙方的更不安全。未來，只要兩國在印度洋存在着安全困境，兩國的海洋競爭將成為兩國關係發展的“主旋律”。

**（二）**中印在南海的競爭

**從地理上看，印度既不是南海周邊國家，也不是南海爭端的當事國。然而，印度卻積極介入南海爭端，認為自身是南海利益相關者。**1998年，印度海軍開始走出印度洋傳統勢力範圍，由印度洋經馬六甲海峽進入南海。2000年4月，印度時任國防部部長喬治·費爾南德斯 (George Fernandes)指出，“印度的利益範圍將從阿拉伯海的北面一直延伸到南海。”同年9月，印度海軍再次派出艦隊經馬六甲海峽進入南海活動。2007年，印度海軍出台的《自由使用海洋：印度海上軍事戰略》將印度的戰略利益區擴大到南海。2015年，印度海軍出台的《確保海洋安全：印度的海洋安全戰略》更是將南海、東海及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納入印度的次要利益區。

**對印度來説，頻頻插手南海問題有着深層次的戰略考量。一是擴展印度在南海的影響力、平衡和牽制中國在印度洋的影響力獲取地緣政治利益。**這是因為印度要想成為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必將走出印度洋邁向太平洋，並在太平洋發揮重要影響。**南海作為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線要衝，是進出印度洋的門户，隨着印度的崛起必將在南海地區擴展其影響力。**近年來，美國、日本、歐盟等活躍在南海周邊地帶，印度認為自身也可以像地區大國一樣能夠在南海地區發揮着較大影響。因而，在籌劃國家安全事務上，印度正越過馬六甲海峽向南海眺望。**印度認為近年來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與印度洋沿岸國家加強港口基礎設施建設合作試圖構築起針對印度、圍堵印度的“珍珠鏈戰略”，以便把印度圍困在印度洋。**基於上述認知，印度認為有必要進入西太平洋尤其是南海以平衡中國甚至反制中國在印度洋的存在。因此，印度積極介入南海事務，努力給自己貼上南海國家的標籤，試圖變成南海利益攸關方；

**二是謀求地緣經濟利益。**南海不僅擁有豐富漁業資源和能源資源，還是世界上重要的貿易航運線之一。據統計，印度幾乎50%的國際貿易是通過馬六甲海峽經南海完成的，68%的石油和85%的液化天然氣進口來自印度洋和南海周邊國家，保護南海到印度洋的能源安全和貿易運輸安全事關印度的經濟安全。

基於以上戰略考量，**印度為維護在南海的利益，開始實施其南海政策。一是確保印度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自由開展商業活動”。**正是因為印度洋到南海的航線是印度重要的貿易航線，確保南海“航行自由”成為印度南海政策的首要目的。印度強調必須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確保南海航行自由，以及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南海爭端。印度主張的“自由開展商業活動”，主要是指與南海周邊國家在南海的油氣開發與合作。為保障印度石油進口來源多元化，印度非常重視同南海周邊國家的油氣開發合作，而印度海軍將保護其石油天然氣公司在南海的資產；

**二是增強在南海的海軍部署。隨着南海成為印度的戰略利益區域，印度加強了南海的海軍部署。**印度不僅將先進的驅逐艦和“維拉特”號航母部署在離南海較近的東部艦隊，還積極推進在安達曼—尼科巴羣島司令部的軍事設施建設，將導彈護衞艦和遠程反艦彈道也部署在該島。不僅如此，印度還在安達曼羣島最南端的坎貝爾灣建立了深海海洋設施巴阿茲海軍基地，啓動了對南海的監視程序，使印度能夠控制印度洋通往南海的戰略要道；

**三是與東南亞及域外大國積極開展海洋安全合作。一方面，****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防務安全合作。**從“東向政策”到“東向行動政策”，印度將加強與東南亞的海洋安全合作視為攪局南海事務的主要跳板。通過與東南亞國家的海軍演習，定期對東南亞國家港口的友好訪問不僅使印度海軍能夠進入南海有爭議的區域，還能增強在南海的存在感。另一方面，通過與域外大國的協調以增強在南海的影響力。從1992年開始，印度與美國在鄰近南海的太平洋海域開展“馬拉巴爾”海上軍事演習。2014年，印度總理莫迪訪問美國時，兩國領導人在確保南海自由航行和飛越自由達成共識。從2000年開始，印度與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在南海舉行了聯合演習；印日還確定在海上航線安全、打擊海盜、確保海上通道安全、反恐等方面加強合作。2011年，印度與美國、日本達成共識聯合制衡中國在南海的影響力。2015年，印日兩國強調要確保南海局勢穩定必須避免採取導致南海地區局勢緊張的單邊行動。

**（三）**中印在北極的博弈

隨着全球氣候變暖和冰川的消融，北極地區豐富的能源資源以及新航道的開通使得北極地區日益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地緣生態價值。**目前中印兩國分別面臨着“馬六甲困局”和“霍爾木茲困局”，且兩國都無法完全破除目前面臨的困境。**然而，北極地區能源開發和新航道的開通為中國的能源進口與貿易航線提供了替代性選擇。一旦印度切斷馬六甲海峽航線，中國可利用北極航道來應對印度的對華威懾戰略，從而緩解“馬六甲困局”。

**儘管北極****航道的開通不會對印度帶來巨大的商業價值，但一旦中國通過北極航道突破“馬六甲困局”，將使印度傳統的“對華海上遏制戰略”失效。**為使印度在中印海洋安全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印度密切關注中國在北極地區開展的一切活動，並與中國在北極地區主要圍繞北極航道和能源資源開發展開戰略競爭，試圖制衡中國在北極地區日益增強的影響力。**一是與中國在北極科學研究方面的競爭。**中國於1996年加入國際北極科學委員會後，於2004年在斯瓦爾巴德羣島的新奧爾松地區建立了北極黃河站，並與俄羅斯、挪威、冰島等北極國家建立了密切的科研合作體系。為在北極科學研究方面不落後於中國，印度於2008年在北極建立了第一個科考站，2012年加入了北極科學委員會，2014年批准了建造極地科考破冰船計劃。2014年印度總統穆克吉訪問挪威和芬蘭之際，明確表示印度願積極深化與挪威、芬蘭等國的科學研究合作；

**二是積極踐行北極外交，拉攏北極國家不遺餘力地平衡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鑑於北極地區將重繪世界地緣政治圖景，“馬六甲困局”可能會被“白令海峽困局”所取代，印度試圖與北極地區國家保持友好夥伴關係，破壞中國與北極地區國家的友好關係。印度不僅盡己所能成為北極理事會觀察員國，還積極響應俄羅斯的大歐亞夥伴關係，試圖與俄羅斯攜手共同尋求北極航道的開發；

**三是與中國在北極地區展開能源資源開發競爭。**莫迪上任後，積極與北極國家俄羅斯、挪威、芬蘭等國展開了一系列的能源合作。此外，鑑於印度將中國視為其在北極地區唯一的競爭對手，美國將中俄共建“冰上絲綢之路”視為對其國家安全的威脅，大肆炒作中國“北極威脅論”。未來，一旦美印結成準軍事同盟，不排除美國拉攏印度與中國在北極地區展開全方位的競爭。北極地區將成為中印海洋競爭的“新賽道”和新的“大博弈”舞台。

二、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動因

**中印兩國同時崛起使同為亞洲的兩個國家在重疊的戰略空間為爭奪影響力和存在感而出現“狹路相逢”的局面。**為何會產生安全困境呢？現實主義強調“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狀態和心理上對對方意圖的不確定性和相互猜疑是安全困境產生的兩大前提。”這種不確定性和相互猜疑導致恐懼，而恐懼產生權力競爭，權力競爭會引發潛在的安全困境，被激活的安全困境通過螺旋式發展導致尋求更多的權力，抑或導致戰爭或戰爭威脅加劇。新自由制度主義強調安全困境就是“囚徒困境”的一種形式。在多次博弈中，處於安全困境中對立的雙方，往往會為了自身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與對方合作。因此，**國際制度與國際機制的功能之一就是緩解安全困境。**建構主義強調的安全困境是根據彼此的身份界定在社會實踐中形成的一種基於認知的特定情境。因此，也可以通過互動的實踐進行解構或消除。國家在互動與實踐過程中既可建構出安全困境，也可以通過良性互動建構安全共同體。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印兩國安全困境從陸上外溢到海上呢？

**（一）**海洋權力不對稱

伴隨着世界地緣政治中心逐漸由歐亞大陸的西部轉移到東部，中印同時崛起為海洋大國，兩國的海洋權力不對稱，既包括中國與印度海上軍事力量的不對稱，也包括兩國海洋外交互動的權力不對稱。

**從海上軍事力量對比看，中國海軍主要包括潛艇部隊、水面艦艇部隊、航空兵、陸戰隊、岸防部隊等，下轄東海艦隊、南海艦隊、北海艦隊。2020年中國海軍擁有2艘航空母艦、1艘巡洋艦、32艘驅逐艦、49艘護衞艦、49艘輕巡洋艦、37艘兩棲戰艦、21艘中型登陸艦、46艘柴油攻擊型潛艇、4艘彈道導彈潛艇、6艘核潛艇。印度海軍主要包括1艘航空母艦、11艘驅逐艦、14艘護衞艦、22艘輕型護衞艦、139艘巡邏機、4艘水雷戰艦艇和16艘潛艇。儘管印度海軍軍事力量與中國相比存在較大差距，然而就維護自身海洋安全能力而言，印度卻更具有優勢。中國海軍的主要作戰區域包括渤海、黃海、東海、南海以及台灣島以東的部分海域，最多不超出印度洋北部海域。印度海軍作戰區域主要囊括紅海、蘇伊士運河、地中海、南海、太平洋甚至包括大西洋。以印度洋為例，印度洋屬於中國的“外線”，但屬於印度的“內線”。印度可利用地緣上的優勢破壞中國從亞丁灣和好望角到馬六甲的海上運輸線，中國卻根本不具備在東亞地區以外部署聯合作戰的能力以保護其海上運輸線安全，中印在印度洋上呈現出權力不對稱結構。**雖然在海上軍事力量對比中，印度處於劣勢地位，但在維護印度洋上能源運輸通道安全能力方面，印度卻處於優勢地位。

**從海洋外交互動看，**中印之間也存在權力不對稱。自二戰結束後，美國一直主導着亞太地區的海洋安全秩序。近年來，印度積極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韓國、泰國、越南、新加坡、俄羅斯、法國等國頻繁開展海軍外交。2014年莫迪出任印度總理後，其海軍外交從西印度洋到東太平洋、從北大西洋到南太平洋全面出擊。一是強化與塞舌爾、毛里求斯、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等環印度洋島國的海洋戰略方面的合作；

二是實施“東向行動政策”取代“東向政策”，加強同緬甸、泰國、越南、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的海洋安全合作；

三是加強與法國、俄羅斯、加拿大和巴西為代表的北大西洋和中南美洲海洋國家的防務以及海洋安全合作；四是積極響應美國提出的“印太戰略”，並全面擁抱美日澳印“四邊機制”，積極加強與美日澳的防務安全合作，目前，印度與美國的防務安全合作已提升至“準盟友”級，美日印澳在印太地區的海域態勢感知和情報共享機制趨於閉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積極開展海軍外交。當前，中國海軍外交的“朋友圈”越來越大，與全球七大洲的103個主要國家開展了友好訪問，既彰顯了中國的大國威懾力，也增強了中國的吸引力和影響力。但是，在中印海軍外交互動過程中，印度不僅利用中國與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在南海的爭端，還利用中國與日本、韓國等國在東海的爭端，加強與這些“麻煩製造者”的海軍外交互動以侵犯中國的海洋領土主權、威脅中國的海洋安全。

總體來看，無論是中印海上軍事力量對比，還是海軍外交互動，印度對中國海洋安全權益的拒止、破壞都可能導致兩國“敵意螺旋”上升，從而加劇兩國海洋安全困境態勢。

**（二）**威脅認知偏差

**在中印不對稱雙邊關係中，印度基於歷史與現實的情境將中國視為其安全的威脅者。**1962年爆發中印邊界衝突後，印度國內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對華疑慮和恐懼傳統，並在此基礎上構建所謂的“中國威脅論”。1964年中國宣佈成為核武器強國後不斷加強海上核力量建設，印度將中國視為其首要的安全威脅。隨着中國海上力量的發展，尤其是中印海上軍事力量差距逐漸拉大，印度對華的威脅感知愈加強烈，中國被印度視為其安全的最大威脅者，“中國海洋威脅論”此起彼伏。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印度認為“中國對海洋空間和資源的依賴其實折射出的是中國在印度洋地區有野心擴展其影響，並最終要在印度洋地區佔據主導地位。”在印度看來，中國與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馬爾代夫、斯里蘭卡、巴林、伊朗、伊拉克等印度洋沿岸國家發展關係是為了從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開始，穿越伊朗、沙特、塞舌爾、毛里求斯、馬爾代夫、斯里蘭卡和緬甸，最後連結孟加拉國的吉大港構築起“圍堵”印度的“珍珠鏈戰略”。此外，印度認為，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是增進自身利益的地緣政治遊戲，中國派遣海軍打擊海盜是為了在印度洋永久駐軍，中國在印度洋投放海軍的潛力已成為印度主要的長期關切。****“中國海洋威脅論”是繼“中國陸上威脅論”“中國核威脅論”之後印度對華構建安全威脅認知的三大理論支柱之一。

**雖然印度努力構建“中國威脅論”，但中國卻未將印度視為其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者。****第一，**印度對華充滿敵意和不信任，中國對印度認知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始終相信中印能夠“龍象共舞”；**第二，**印度把中國視為其安全的最大威脅者，但中國卻既沒有將印度看作自身威脅的主要來源，也從未將印度看作崛起道路上最主要的競爭對手。中國堅持認為中印兩國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和廣闊的合作前景，兩國可超越安全困境在印太地區實現和平共處；**第三，**印度將中國加強在印度洋的存在感和影響力視為海洋安全威脅，但中國將維護印度洋戰略通道和海外安全利益作為海洋戰略的重要任務，中國在印度洋要麼是“安全利益攸關者”，要麼是“安全維護參與者”。因此，在中印互動過程中，始終存在威脅認知偏差。**對中國來説，印度是次要戰略方向上的主要國家。**對印度來説，中國是塑造其外部環境的核心變量。雙方威脅認知的偏差導致兩國對彼此意圖的不確定、認知不對等，進而帶來“想象的安全困境”。

**（三）**印度民族主義沉渣泛起

**印度獨立時，國內政治生活圍繞着宗教、種姓、民族、階層這些“次國家級”認同和身份政治展開。**國內各個羣體堅守和鞏固各自的勢力範圍，使得短期利益、族羣利益、地方利益長期凌駕於長遠利益、整體利益、國家利益之上，既無法推動印度全國層面的社會整合，也無法形成民族認同感和社會凝聚力。為推動印度社會整合、增強社會凝聚力，印度人民黨在國民志願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的協調與支持下興起了“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潮。其核心要義是在“印度教民族主義”引領下，通過社會運動將印度多達85%的國民納入印度教這一身份中，並進一步將印度教提升為由國家背書的“國族”。2014年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執政後，印度教民族主義成為印度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它既能夠有效喚醒國內國民自主自強的民族主義精神，也重塑着印度的外交政策。

**莫迪執政後，在印人黨與國民志願服務團的聯手推動下，追求理性、自由、對華友好的傳統精英受到排擠，認同印度教特性、效忠國民志願服務團、對華強硬的保守勢力普遍得****勢。**在印度教民粹主義大行其道的影響下，莫迪政府對華政策的投機性與風險偏好雙雙上升。儘管目前無法精準評估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潮對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影響程度，但印度教民族主義加劇中印海洋安全困境是確定的。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推動下，印度國內媒體、智庫學術界炮製了所謂的“中國債務陷阱外交論”。“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整合外交、經濟和安全政策，向具有戰略意義的斯里蘭卡提供鉅額貸款，導致斯陷入中國的‘債務陷阱’，而中國在斯建設的馬塔拉·拉賈帕克薩國際機場和漢班託塔港都處於閒置狀態，但斯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只能對中國唯命是從，進而實現中國推進貿易、通訊、交通和安全聯繫領域的霸權主義目標。”

**（四）**外部行為體介入

**在安全困境理論中，盟友或潛在盟友的支持會大大惡化安全困境甚至引發螺旋競爭。**21世紀以來，面對中印兩國的強勢崛起，美國採取拉印抑華的戰略，認為印度的崛起符合美國的安全利益，先後將印度視為“天然盟友”“印度洋淨安全提供者”和“離岸平衡手”。**目前來看，美國是印度洋的主要利益相關者和地區秩序的主導者，**它在印度洋沿岸澳大利亞、埃及、印度尼西亞、肯尼亞、科威特、新加坡、阿聯酋等13個國家和迪戈加西亞地區擁有海外軍事基地。

在美國主導下，美國先後與印度簽訂《2005年美印防務關係新框架》《海上安全合作》《2015年美印防務關係框架》《後勤保障協定》《通信兼容與安全協議》《共享地理空間防禦情報協議》等協定，建立了“防務政策小組”、舉行了“2+2”海上安全對話，不斷加強兩國在聯合軍演、聯合海上巡邏以及聯合打擊海上犯罪、聯合災難救援、共同建設海軍能力等方面的合作。印美雙方不斷升級的“準盟友式”海洋安全合作引起了中國對自身海洋安全的擔憂。畢竟，**美印趨近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共同防範遏制中國。****在中印雙邊關係中，**中國未將印度視為其安全的主要威脅者；**在地區和全球層面，**美印不斷增強的海洋安全合作增強了中國對印度的威脅感知度，加劇了中印的海洋安全困境程度。

**除美國是最重要的第三方因素外，日本、澳大利亞、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也逐漸成為影響中印海洋安全互動的重要第三方。一方面，**中國與印度的鄰國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等國發展友好關係都會不同程度地刺激印度的地緣敏感神經；**另一方面，**美日澳印構築起“四邊機制”防範遏制中國，也會增加中國的不安全感。

**在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背景下，中印海洋安全權力不對稱和威脅認知偏差是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產生的首要前提。**在印度教民族主義主流意識形態下，印度通過媒體、學者對華塑造海洋安全威脅的話語成了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催化劑。第三方因素可能增加中印雙邊關係的不確定性，使得兩國的海洋安全困境向嚴重方向發展或者誘發新的海洋安全困境。

三、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消解

**中印在印度洋、南海、北極地區的競爭會使雙方都陷入難以解決的安全困境。**雖然安全困境並不必然產生衝突，但中印海洋安全困境對兩國互動關係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中印如果不加以控制和管理，可能進入敵意螺旋情境，進而導致海上衝突。**國家既是安全困境的構建者，也是安全共同體的塑造者，中印應以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理論為指導消解兩國海洋安全困境。

**（一）**更新海洋安全觀念，建立安全互信機制

**中印在印度洋、南海、北極地區展開激烈的競爭，使得雙方長期處於戰略互信赤字中。**當前，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狀態是無法更改的，要消除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結構性矛盾，唯有更新海洋安全觀念，建立安全互信機制，增進戰略互信。

**受傳統地緣戰略思想影響，印度歷史上有“強鄰為敵”的曼荼羅理論，即在國家關係中，鄰國是天然的敵人，而敵國的鄰國則是天然的盟友。****在傳統地緣政治觀念影響下，印度把崛起的中國視為天然的“假想敵”。**印度獨立後又繼承了大英帝國的殖民思想，並將主權觀念與殖民文化相結合形成了“印度中心論”，認為印度居世界“中心”地位，並聲稱印度洋就是“印度之洋”，印度洋應被視為印度的內湖。

**在傳統的國家安全觀影響下，印度為追求自身最大安全對中國採取的措施反過來會增大中國的不安全感。**印度“中國威脅論”觀念的形成，使得印度不僅針對中國增強自身的軍事和戰略能力而且藉助第三方力量制衡中國。**究其根源，印度之所以形成“中國威脅論”的觀念，是因為印度只看到中國在印度洋增加影響力和存在感而忽略了中國的意圖是為確保海上能源運輸通道的安全根本沒有“圍堵”它的意圖。**因而，要構建中印信任關係，兩國決策者都需要發送合適、準確的信號，並且能正確解讀對方的信號，減少誤判，並深入瞭解對方的戰略意圖和戰略動機，避免“錯誤知覺”導致戰略誤判。中印之間合乎理性的選擇是儘可能放棄舊有的零和博弈安全觀，取而代之為互利共贏的安全共同體觀。

**從長遠來看，要增強中印戰略互信，除更新國家安全觀外，還須建立安全互信機制。**由於中國和印度在海上的經濟利害關係逐步擴大，雙方都致力於建設強大的海軍力量以干涉對方的“後院”。建立中印海上安全互信機制開展海上戰略對話已經迫在眉睫。事實上，中印兩國於2012年4月決定啓動海上安全事務對話，以就各自的海洋戰略意圖展開溝通。2016年2月中印舉行了首輪海上合作對話，雙方就各自海洋發展戰略及對當前海上安全形勢交換了看法，並同意加強政策對話為建設安全、和諧的海洋而共同努力。2018年7月中印又舉行了第二輪海上合作對話以確保海上安全關係總體穩定。**儘管中印建立了海上安全戰略對話，但是並未形成長效的良性機制。**未來，可努力構建中印海上安全對話機制在印太地區塑造和平穩定的戰略環境，增強兩國戰略互信以消弭兩國互信赤字。

**（二）**開展海軍外交，強化安全合作

**中國海軍迅速崛起，並逐步向遠洋擴大海軍的活動範圍引起印度對中國海軍實力發展擔憂；中國海軍與印度洋沿岸國家開展合作外交引起印度對中國海軍外交意圖的不信任；中國派遣海軍打擊印度洋海盜引發印度對中國在印度洋投放海軍能力、加強永久性駐軍的擔憂。**印度對中國海軍外交的戰略猜疑容易增強印度對中國海軍的誤解和誤判風險。印度積極介入南海爭端牽制中國海上力量崛起引發中國對印度海軍的擔憂。中印海軍戰略互疑的相互激發與螺旋式上升將不斷激活和擴大彼此之間的“敵意”，掣肘兩國海洋安全合作，加劇兩國海洋安全困境。

**中國海軍要在“海洋命運共同體”指導下積極與印度開展海軍合作外交。一是要培育中國特色海軍文化。**努力挖掘“鄭和下西洋”所藴含的時代內涵，塑造中國和諧的海洋戰略文化。**一方面，**鄭和下西洋為和諧的國際秩序樹立了一個獨特的歷史先例。在鄭和下西洋的輝煌時代，中國沒有謀求霸權，未來儘管中國和平崛起，依然不會謀求海洋霸權；**另一方面，**鄭和下西洋與周邊國家建立的朝貢體系展示了中國對周邊弱小國家的和平寬容的文化傳統。要將“鄭和下西洋”所代表的中國和諧海洋戰略文化嫁接到“海上絲綢之路”中，向印度宣揚中國和諧的海洋文化價值觀，努力消除中國海軍建設在印度引起的疑慮。

**二是要與印度積極開展海軍外交合作交流。****一方面，**中國海軍與印度海軍要加強在印度洋和南海航道反恐合作、應急救援合作以確保印度洋和南海運輸通道的安全和人身財產安全；**另一方面，**努力提供更多海上公共安全產品，增大中印海軍外交合作絕對收益的公約數，充分挖掘中俄印海洋安全合作潛力。

**（三）**發展“合作螺旋”式中印關係，構建安全秩序

**中印海洋安全困境使得中印戰略競爭加劇，進一步惡化了雙邊關係。**要消解中印海洋安全困境，須將其置於全球背景下來考量，發展“合作螺旋”式中印關係。所謂“合作螺旋”式中印關係，即通過漸進、妥協和互惠的步驟逐步建立信任和信心，推動中印海洋安全困境消解。

**具體而言，發展“合作螺旋”式中印關係可從全球、地區、雙邊三個層面着手，構建和諧穩定的海洋安全秩序。****從全球層面看，****要警惕第三方干擾因素。**目前來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國等國增加了中印關係的不確定性。尤其是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積極拉印度“入夥”一起構築針對中國海洋安全的“四邊機制”。中印雙方應及時加強溝通和交流並儘可能防範第三方主動干擾兩國關係。同時，中國要防範中美海權競爭、化解與日本海洋權益爭端、加強與澳大利亞海洋安全合作、強化與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國和馬爾代夫等海洋安全戰略合作，與印度通過漸進方式在全球海洋安全治理方面加強溝通與協調，雙方共同致力於海上反恐合作、應急救援合作，努力擴大雙方共同的海洋安全利益。

**從地區層面看，****要加強中印在區域層面的協調與溝通。**中印海洋安全競爭主要集中在阿拉伯海、孟加拉灣、南海海域和北極地區等，具有典型的區域性特徵。因而，要針對不同海域區域分門別類施策。針對中印在阿拉伯海地區的競爭，中國應審慎發展與巴基斯坦和海灣國家的海洋防務安全合作，不可過分擴張自身軍力引起印度敏感神經。針對中印在孟加拉灣地區的競爭，可積極加強與“環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倡議（BIMSTEC）”的海洋安全合作，充分發揮“BIMSTEC”機制效能，加強與印度在“BIMSTEC”安全合作機制中戰略對話，實現以合作促安全。針對中印在南海的競爭，中國應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堅決挫敗印度企圖將南海問題國際化的圖謀。針對中印在北極地區的地緣戰略博弈，雙方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海洋局和印度共和國地球科學部關於加強海洋科學、海洋技術、氣候變化、極地科學與冰凍圈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為基礎和框架，探索在北極地區的海洋安全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從雙邊層面看，中印都要警惕國內的民族主義，尤其要警惕印度莫迪政府因疫情防控失敗與經濟困境所煽動的極端民族主義。**對於印度國內的民族主義，中國應秉持理性，切不可“火上澆油”，應與印度加強在軍事安全的溝通，讓雙方都形成只有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才是中印共同利益的共識。當前，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構建中印睦鄰友好框架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只有加強彼此瞭解、消除隔閡，同心協力共建中印安全共同體才能緩解中印安全困境。

**（四）**優化多邊合作機制，提升安全合作治理效能

**當今海洋治理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來自美國依靠全球獨一無二的海軍實力和海洋霸權所構建的霸權治下的安全秩序。**現代海洋安全治理呼喚在“海洋命運共同體”指導下的多邊機制合作治理，打破美國所主導的全球海洋安全秩序，構建開放包容、共商共建共享基礎上的海洋規則與海洋秩序。

**一是拓展金磚國家海洋安全合作空間。****在金磚國家框架下形成了中俄印戰略三角和印度巴西南非對話論壇。**然而，中俄印戰略三角與印度巴西南非對話論壇在涉及海洋安全問題上存在着互斥，導致整個金磚國家層面上的安全合作缺乏生存的“土壤”。整合中俄印戰略三角和印度巴西南非對話論壇，拓展金磚國家間海洋戰略的包容性成為金磚國家展開海洋安全合作的當務之急。**以打造金磚國家安全共同體為價值旨歸、構建金磚國家關于海洋安全利益共有的認知框架、協調中俄印戰略三角和印度巴西南非對話論壇安全利益分歧成為拓展金磚國家海洋安全合作空間現實的路徑選擇。**具體而言，可做大中俄印戰略三角海洋安全合作的增量，充分發揮俄羅斯在中印海洋安全競爭的“平衡手”作用，夯實中俄印戰略三角前期海洋安全合作基礎，促進安全利益聚合。俄羅斯專家強調“當前俄中印三國亟需探索出適當的海上發展之路，中國可與印度、歐亞經濟聯盟在北極航道、內河運輸系統、俄羅斯濱海邊疆地區實施聯合投資項目”；可做優印度南非巴西對話論壇的存量，就海洋運輸、能源安全、海洋經濟等方面展開有效合作。此外，可整合中俄印戰略三角和印度巴西南非對話論壇利益分歧，在金磚國家框架下就低敏感領域形成海洋合作共識，如可建立金磚國家海洋合作中心、建立反海盜、海洋災害預警監測和海洋環境保護等常態化合作機制。

**二是擴充上海合作組織海上安全功能。**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組織後，上合組織成員面臨的海上安全威脅日益增多，尤其是中、俄、印、巴作為海陸複合型國家都面臨着嚴重的海盜、海上通道安全等問題，加強成員國之間的海洋安全合作成為上合組織核心議題之一。**以打造上合組織安全共同體為目標導向、提高上合組織的向心力、建立安全利益共享機制成為上合組織開展海洋安全合作的當務之急。**具體而言，要強調“安全共同體”理念，培育成員國對地區共同安全的認同，共同應對反海盜、海上通道、極地、深海安全威脅，力爭在上合組織多邊框架下增強中印安全互信；要解決中印、印巴之間的海上矛盾，協調中俄印巴海上安全利益，在上合組織框架下建立更多地區公共安全產品，突破多邊合作的“安全困境”。

**三是協調東盟地區論壇的安全合作議程。****中印同為東盟的對話夥伴國，要充分發揮東盟地區安全治理機制效能，積極參與東盟地區論壇峯會，在東盟地區安全機制下加強中國和印度的反海盜、反恐、海上應急救援和海洋環境保護等議題的合作。**不僅如此，**還要發揮東盟地區論壇包容性的特點，促使中印在東盟地區論壇海上安全合作對話框架中有效互動。**中國也要堅決抵制印度夥同美國、日本等國攪局南海，試圖將南海國際化的行為，維護中國的主權完整和海洋利益。

四、結語

**在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背景下海洋權力不對稱、威脅認知偏差、國內民族主義以及外部行****為體介入是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根源所在。**中國進入印度洋，印度進入南海，兩國圍繞北極地區的海洋戰略博弈，使得兩國之間的海洋競爭持續加劇。在印度洋，印度維持着相對性優勢地位，中國則扮演重要的區域外大國角色；在南海，中國維持着相對性優勢地位，印度則扮演着區域外大國角色；在北極地區，中印則勢均力敵。中印海洋安全困境成為影響中印關係健康發展的重要變量。

**雖然中印在印度洋、南海、北極地區存在着安全困境，但兩國在維護航道安全、打擊海盜、毒品走私、非法武器交易和應對海上突發事件等方面存在着共同的戰略利益。**要深入推進“海洋命運共同體”建設，維護全球海洋安全秩序，必須着力消除中印海洋安全困境。要消解中印海洋安全困境，並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中印加強戰略對話、更新海洋安全觀念，建立海上安全互信機制的同時，通過多邊合作機制，積極開展海軍外交，強化兩國在海上的安全合作。此外，還要將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消解置於全球背景下考量，從全球、地區、雙邊層面着手與印度建立“合作螺旋”式關係，構建地區同安共榮的安全共同體。

本文轉載自“太平洋學報PacificJournal”微信公眾號2021年10月20日文章

來源於《太平洋學報PacificJournal》2021年第29卷第9期

文章原標題為《中印海洋安全困境：表徵、動因與消解》

作者李濤為四川大學教授，歷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張秋容為四川大學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2018級博士生

本期編輯：穆禕璠 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