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與納粹物理學：當科學遇到意識形態與偏見_風聞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反猶太主義日益盛行並隨後興起納粹主義的德國，愛因斯坦的物理學遭到反對，並由於種族問題受到攻擊。兩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精心策劃了那場攻擊，他們宣稱科學思想中表現刻板的種族特徵。他們的行為表明了意識形態是如何影響到科學的。如今回顧這段故事仍具有啓發和警示意義。

撰文丨Philip Ball

翻譯丨打傘的魚

愛因斯坦曾説，正是德國社會向他揭示了自己的猶太身份。1929年，他寫道：“非猶太而不是猶太使我有了這個發現”（引自 Folsing，1998， p. 488）。

在1933年4月初抵制猶太商業後不久，希特勒全面掌權，德國學生聯合會（the German Students Association）受到鼓舞，宣佈清洗文化作品中的“非德國精神”。結果， 5月10日，他們聲勢浩大地焚燬了無以計數被猶太裔知識分子“玷污”的圖書，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卡爾·馬克思（Karl Max）、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沃爾特·本傑明（Walter Benjamin）和愛因斯坦等人的作品。

一個科學理論怎麼會蒙受基於種族的偽道德評判？科學理論不就是簡單的對錯嗎？毫無疑問，多數焚書者在下手前都沒有思考過這些問題。愛因斯坦是一名傑出的猶太人，這一點就足以令其作品付之一炬。

但是，愛因斯坦的科學就是由於種族問題受到攻擊的。那場攻擊是兩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精心編排的，他們斷言科學思想中表明瞭刻板的種族特徵。他們的行為表明意識形態是如何影響並扭曲科學的——而且這種情況會發生在科學的形態和專業知識的所有層級當中。這種看法不足為奇，在這樣一個年代裏，從流行病學與疾病研究（諸如吸煙與癌症的聯繫、艾滋病毒與艾滋病的聯繫）到氣候變化，不同領域科學的組織與呈現都受到個人、專業和政治偏見的影響。然而，也正是出自這個緣由，愛因斯坦的物理學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所時常遭遇的敵意具有啓發和警示意義。

攻擊相對論

在德國物理學界，愛因斯坦的勁敵是菲利普·萊納德（Philipp Lenard）和約翰尼斯·斯塔克（Johannes Stark）。萊納德因對陰極射線的研究獲得了1905年諾貝爾獎。陰極射線是受熱金屬散發的“輻射”。萊納德最初認為這些射線是以太當中的波動——就像當時所定義的光波那樣。但是，1897年，卡文迪許實驗室主任J.J. 湯姆孫證實陰極射線帶有負電荷，能夠在電場和磁場中偏轉。因此，他得到結論，它們實際為粒子束，後來被稱為電子。

圖1. 斯塔克（左）和萊納德（右）精心編排了科學界針對愛因斯坦的攻擊。他們兩人都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他們堅稱科學思想中體現出了刻板的種族特徵。丨圖片來源：AIP Emilio Segre Visual Archives, Gift of David Cassidy

萊納德還研究了光電效應：紫外線照射到金屬上析出電子。他發現，電子的能量不取決於光強，而只取決於波長。當愛因斯坦在1905年用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的量子假説解釋這個結果，認為光本身是量子化的——稱為光子，此時萊納德感到他的成果被竊取了。而愛因斯坦因光電效應方面的工作被授予192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時，萊納德的這種苦楚更深了。

愛因斯坦成為萊納德一切憎惡的化身。萊納德是軍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者，而愛因斯坦是國際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而且，愛因斯坦高度數學化的物理模型令萊納德費解。早在1910年萊納德就批評過狹義相對論，到了20世紀二十年代，他對愛因斯坦的攻擊開始明顯地帶有種族因素。他堅稱有一種從事科學的猶太方式，其中抽象理論的錯綜網絡已經脱離了實驗工作的堅實沃土。

萊納德嚮往德國浪漫主義精神，哀嘆技術對現代生活的侵蝕。他説，這種唯物主義受到了共產主義和猶太精神的污染，而它們是偉大德國的一對敵人。他提到，“滲透於物理學和數學的全然腐敗的外來精神（the all-corrupting foreign spirit permeating physics and mathematics）”，這裏“外來”即指猶太。

斯塔克因“發現極隧射線中的多普勒效應和電場下譜線分裂”（斯塔克效應）被授予191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和萊納德一樣，斯塔克也是一名實驗主義者，無法理解那些新近引入物理學的複雜數學。同時，他也是一位極端民族主義者，其右翼立場經第一次世界大戰洗禮而愈發強硬。他也感覺愛因斯坦竊取了自己的想法。當他發現自己的學術職務沒能晉升時，就將其歸咎於“猶太與親猶太圈”。

隨着反猶太主義的日益高漲，愛因斯坦開始受到德國大眾和學術界出於種族問題的批判和謾罵。1920年，德國科學家維護科學純潔研究組（Arbeitsgemeinschaft deutscher Naturforscher zur Erhaltung reiner Wissenschaft）組織的一次公開集會上譴責了愛因斯坦。這個“研究組”是由極右翼活動人士保羅·魏蘭德（Paul Weyland）炮製的一個不倫不類的團體。這次集會在寬敞明亮的柏林愛樂音樂廳舉行，現場向觀眾分發了反猶太主義宣傳冊和納粹徽章。

此事引發公憤，隨後在柏林的報紙上支持愛因斯坦的信件不斷湧現。普朗克寫信給愛因斯坦，稱魏蘭德的攻擊是“難以置信的污言穢語”。愛因斯坦在《柏林日報》發表了一篇以“我對反相對論集團的回答”為題的信予以諷刺性的回應。信中，愛因斯坦在談及自己的對手時提到了萊納德的名字，他説，“我欽佩萊納德是一名實驗大師，（但是）他對廣義相對論的異議是如此地膚淺，以致於時至今日我還是認為沒必要細緻回應。”（引自Hentschel, 1996, p.2）

圖2. 1920年，愛因斯坦在他柏林大學的辦公室中。次年，他因光電效應方面的工作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光電效應也是另一位德國物理學家萊納德的研究領域。萊納德是愛因斯坦最尖刻的批評者之一，他的攻擊最終摻雜了種族成分。丨圖片來源：ETH Archive

那年9月，巴特瑙海姆舉行的德國科學家與醫師學會（the Society of German Scientists and Physicians）會議上，愛因斯坦和萊納德在一場關於相對論的辯論中正面交鋒。關於這場辯論的描述各不相同——一些報紙報道中説這場辯論冷靜客觀，而另有消息稱主持這場辯論的普朗克數次出面阻止詰問者打斷愛因斯坦。萊納德因為相對論違反了“健康共識”（不僅代表物理學中的錯誤觀念，也是一種隱伏的不適）而批判相對論。

事後，愛因斯坦十分激動——他後來承認為“自己陷入如此的古板無趣”而感到遺憾（引自Van Dongen, 2007）——而且他的妻子艾爾莎似乎遭逢精神崩潰。與此同時，萊納德自德國物理學會辭職，因為該學會不願與他一起反對愛因斯坦的觀點。

迎合希特勒的物理學

到了1922年，對愛因斯坦的攻擊已經變得異常激烈，他在萊比錫舉行的德國科學家與醫師學會會議上拒絕發言，擔心受到人身威脅。這不是妄想：就在6月份，愛因斯坦熟識的魏瑪政府猶太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被兩名極端民族主義軍官暗殺。萊納特拒絕降下他領導的海德堡研究所的旗幟以向死者致哀。當大學因這一舉動訓斥他時，萊納德憤而辭職。

1923年，在納粹黨發動反對魏瑪政府的慕尼黑政變以失敗告終以後，萊納德和斯塔克意識到他們與他們的領袖有着相似的精神。於是兩人於1924年5月合寫《希特勒精神與科學》一文。其中寫道，希特勒與他的戰友們：

就像那血統更純潔，人民更偉大，思想更聰慧的遠古時代開始時，上帝所賜予的禮物……他就在這裏。他已經自我表明是真誠的元首。我們應當追隨他。（Hentschel, 1996, p.9）

這位納粹領袖注意到這份支持，並於1926年和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一起探望了萊納德。

圖3. 萊納德和斯塔克捍衞的所謂“雅利安”物理學，是基於純實驗方法，並拒斥愛因斯坦提出的高度數學化、抽象化的相對論物理公式。愛因斯坦被指控代表 “猶太”的科學方式。圖中展現萊納德1942年在海德堡大學獲得名譽博士學位的場景。身穿納粹制服的男子是德國郵政部長威廉·奧內佐格（Wilhelm Ohnesorge）。在基爾大學期間，他是萊納德的學生。丨圖片來源：AIP Emilio Segre Visual Archives

圖4. 1921年愛因斯坦在維也納的一次講座上 /wiki

於斯塔克和萊納德而言，德國物理學的核心問題不僅是猶太人及其支持者的裙帶關係，也並非愛因斯坦晦澀難懂的理論和不愛國的國際主義，根本問題在於科學本身的外來、退化的方法。他們認為，那種對於科學具有普遍性的本質和精神的流行觀念是錯誤的。斯塔克在他的Nationalsozialismus und Wissenschaft（《民族社會主義和科學》1934）中寫道，科學正如其他創造性活動一樣，“取決於其實踐者在精神與性格上的天資”（Mosse, 1996, p.206），猶太人從事科學與真正的德國人不同。萊納德和斯塔克宣稱，德國需要的是真正的德國“雅利安”物理學（德意志物理學，Deutsche Physik），它排除了相對論中過度數學化、抽象化的構造方式，而是採用嚴格的實驗方法。

其他有志於此的人接受了這個觀點。如納粹數學家布魯諾·圖林（Bruno Thüring）稱，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不是發展的基石，而是全面戰爭的宣言，其目的正是要摧毀這種發展的基礎，即德國人的世界觀……因此，就結果來看，與其説相對論是一個科學問題，不如説是一個政治問題。（Mosse, 1996, p.213）

斯塔克、萊納德及其追隨者所倡導的反愛因斯坦激進主義思潮持續到20世紀三十年代初期。1931年，百名德國知識分子撰寫了一部譴責愛因斯坦及其理論的圖書。不管這本小冊子如今看來對那些致力於證明“專家”有多離譜的異見者有着多大的用處，但事實是署名者中幾乎沒有任何著名的德國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的科學觀點得到同行的普遍支持——然而，有時要小心翼翼地與愛因斯坦的政治和“種族”問題區分開來。

猶太問題

在歐洲並非只有德國社會面臨着根深蒂固的反猶太主義。然而，這種思潮從德國浪漫主義和知識傳統中得到支持，這意味着這種現象並非簡單的極右思想所致。一名德國人在高度反猶太的同時，還可能持有各種各樣的自由信仰。正如柯蘭德（Kurlander,2009, p. 18）所説，“納粹主義中最違反現代自由主義的方面——其惡毒的、擴張的民族主義和激進的反猶太主義，對眾多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來説是在魏瑪共和國的最後光景中，德國民族社會主義中是問題最少的部分。”與其它形式的偏見與歧視相比，沒有社會恥辱，也沒有自我審查用以抑制反猶太情緒的恣意表達。

“猶太問題”在德國被視為政治問題，而不是道德問題。人們爭論時，更多把“猶太問題”當作類似於貿易、戰爭或税收爭論來看待。正如今日的種族主義一樣，它被視為與個體無關：你可以哀嘆猶太人在政治和商業中的過分影響，或者相信反猶太主義宣稱的刻板印象，而同時與猶太人保持友誼。許多普通德國人憎惡赤裸裸的暴行，但是作為一個政治和道德問題，“猶太問題”似乎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無甚聯繫。1933年前後缺乏對迫害猶太人的抵抗並不一定意味着接受，用克肖（Kershaw）令人不寒而慄的話來説，其實是“致命的冷漠”（Kershaw, 2008, p.4）。

圖5. 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愛因斯坦正在美國，併發誓不歸。這張照片中，這位物理學家於1940年10月1日從菲利普·福爾曼（Phillip Forman）法官手中拿到了美國公民證書。丨圖片來源：Al Aumuller / New York World-Telegram & Sun Newspaper Photograph Collection / Library of Congress

1933年1月希特勒就任帝國總理後，納粹黨的首個反猶太措施是4月頒佈的《重設公職人員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 sbeamtentums，簡稱“公務員法”）。其中規定“非雅利安血統的公務員將被安排退休；如承擔名譽職務，將被免職。”（Hentschel, 1996, p.22）

此項法律對德國物理學家的打擊尤為嚴重，因為其中很多優秀者官方身份是“非雅利安人”，他們在1933年約佔總人數的1/4。。相比其它學科，物理學面臨的形勢更為嚴峻，因其作為一門相對新興的學科，較少受到偏見的影響，這種偏見阻礙着猶太人在更保守傳統的學科中取得進步。

為反猶太主義法律所排斥的人包括愛因斯坦、馬克斯·玻恩（Max Born）、尤金·維格納（Eugene Wigner）、詹姆斯·弗蘭克（James Frank）、漢斯·貝特（Hans Bethe）、費利克斯·布洛赫（Felix Bloch）、奧托·斯特恩（Otto Stern）、魯道夫·佩爾斯（Rudolf Peierls）、麗澤·邁特納（Lise Meitner）和塞繆爾·古德斯米特（Samuel Goudsmit）：這也是一份20世紀中期日耳曼物理學卓越人物名錄。一些受到影響的人立刻離開了這個國家——希特勒上台時，愛因斯坦正在美國，併發誓不歸。其他人，比如佩爾斯，已在國外任職。也有像邁特納這樣的幾個人，冒着越來越大的個人風險，想方設法多留居德國幾年。極少數人，其中以薛定諤最為著名，他們本身是非猶太裔科學家，因同事的困境憤而離開德國（不過薛定諤本人別無他選，因為他的妻子是“非雅利安人”）。

德國理論物理學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哥廷根大學，這個年輕學科的主要中心，流失了1/4的師資。解僱都通常以最隨意、最殘酷的方式強迫進行。生化學家漢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被告知立即離開實驗室，再不許踏入其中。他遠走劍橋，20年後得了諾貝爾獎。

德國科學界對這些法令的反應如今看來是卑躬屈膝的。總體的感覺是，任何抗議都需體面遵禮。德國科學的老牌發言人普朗克就是這種態度的代表。他認為反猶太主義的爆發會緩解持續緊張的局勢，而且很快就會進入更寬鬆的氣氛。致力於為祖國服務的他認為公開反抗是無法可想的。其他人則追隨普朗克的領導，要麼保持沉默，要麼只是微弱抗議。

Naturwissenschaften（《自然科學》）的編輯、奧地利人保羅·羅斯鮑德（Paul Rosbaud）對德國學者缺乏骨氣的態度感到沮喪。正如他後來所寫：

我記得哥廷根大學一位傑出成員對我説過：“如果他們冒着大學被破壞的風險也要驅逐詹姆斯·弗蘭克、玻恩、柯蘭特（Courant）、愛德蒙·蘭道（Landau）[後面兩位是數學家]，那麼我們應當同心協力出來抗議。”次日，據報紙報道，這些科學家和許多其他人由於猶太種族，和他們對學校、學生的可恥影響而被解僱。而哥廷根大學的其他所有成員則按部就班，把抗議拋諸腦後。（Rosbaud, 1945）

這裏無助的宿命感，與其説是背叛，似乎不如説成是深思熟慮的自私。匈牙利物理學家利奧·西拉德（Leo Szilard）1933年尚在柏林大學工作，不久後也要前往英國。他曾精妙地描述了這種情況：

我注意到德國人總是抱着功利主義的觀點。他們問：“好吧！假設我反對這個，那我有什麼好處？我得不到什麼好處，只會失去自己的影響力。那我為什麼要反對呢？”你看，完全沒有道德的考量，或者説十分薄弱，所有考慮都是簡單地什麼行為對應什麼可預見的後果。在此基礎上，我得出結論，1931年希特勒上台，並不是由於納粹革命的力量有多麼壯大，而是因為不會有任何抵抗。（Szilard,1979）

愛因斯坦被抹去

當希特勒上台時，愛因斯坦正在加州理工學院訪問。3月10日，他宣佈不會回到祖國生活，而要選擇“一個公民自由寬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國家”。（Clark， 1973， p.431）

民族主義立場的普魯士科學院被激怒了。作為主席，馬克斯·普朗克理應譴責他的朋友。他確實這樣做了，認為愛因斯坦的舉動無益於時局。然而，愛因斯坦不會退縮。“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他給同事勞厄的信中寫道，“科學家在政治問題上保持沉默，即更廣泛意義上的人類事務……這種剋制難道不意味着缺乏責任感嗎？”（Cassidy, 2009, pp.207-208）

普魯士科學院首席秘書、氣象學家海因裏希·馮·菲克（Heinrich von Ficker）催促普朗克要求愛因斯坦辭職。而愛因斯坦則在收到普朗克的信件之前就搶先遞交了辭呈。擔憂德國當局對此事的態度，科學院的另一位秘書、東方學家恩斯特·海曼（Ernst Heymann）起草了一份聲明，指責愛因斯坦“參與了法國和美國的暴行”（Einstein, 1949,p.82）。在科學院的會議記錄中，普朗克默默地指出了愛因斯坦科學工作毋容置疑且經久不衰的重要性，而在此段前，他寫道：“深感遺憾的是，愛因斯坦的政治行為令其無法在科學院繼續履職”（Heilbron, 2000, p.159）。

愛因斯坦隨後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駁斥“製造暴行”的説法，並表示他“不希望生活在一個法律面前無法人人平等、不享有言論和教學自由的國家”（Einstein, 1954, p.206）。愛因斯坦隨後告訴科學院的工作人員，接受德國的形勢“相當於否定了我一生所堅守的一切正義、自由的觀念。”（Einstein, 1949, p.86）

普朗克認為無法做任何事情以抗拒納粹的命令，科學院的其他工作人員則認為什麼都不需要做。憑各自結果來看，他們的觀點最終難以區分。納粹科學史學者沃克（Mark Walk）寫道：“當面臨危及他們的科學院，或是默許普魯士科學院進行種族主義清洗的抉擇時，科學院的科學家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並通過幫助納粹黨迫使猶太科學家離開科學院而成為共犯。” （Walker, 1995, pp. 92–93）

錯誤的戰爭？

作為一名猶太人，在德國遭遇的迫害令愛因斯坦相信同化不是答案。於是，他與猶太復國主義聯繫到一起，為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來大學而奔走籌款。但是，國際主義深入其心，以致於愛因斯坦無法投入猶太民族主義的懷抱，並懷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獨立猶太國家的必要性。有這樣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在以色列首任總統、他的朋友、生化學家柴姆·魏茲曼（Chaim Weizmann）1952年去世後，他拒絕了接替這一職位的提議。雖然是以缺乏“天賦和經驗”的理由，但他給以色列政府的信中補充道：“自從充分認識到世界各國的不穩定局勢以來，我與猶太人的關係已經成為我最強烈的人際紐帶。”（引自Nathan&Norden, 1963, p.572）。到那個階段，納粹大屠殺已使這種不穩定局勢變得尤為顯著。然而，正是20世紀20年代在德國與德意志物理學家一起的經歷首先喚起了愛因斯坦的意識。

圖6. 作為一名猶太人，在德國所遭遇的迫害把愛因斯坦推向了猶太復國主義，但儘管國際主義深入其心，但愛因斯坦無法投入猶太民族主義的懷抱，並懷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獨立猶太國家的必要性。這張照片拍攝於1915-1920年之間，愛因斯坦正與猶太復國主義者在一起。從左到右為：Ben-Zion Mossinson，愛因斯坦，Chaim Weizmann和Menachem Ussishkin。丨圖片來源：Bain News Photograph collection/ Library Congress.

20世紀三十年代德國物理學界的戰爭不是不關心政治的科學家對抗納粹黨，而是愛因斯坦的支持者反對規模微小但影響巨大的“雅利安”物理學家羣體。可能有人會期待納粹黨接受某種令猶太人名譽掃地的物理學，然而他們並沒有那麼愚蠢。納粹統治下的物理學從未被意識形態裹挾，因為政治上的領導者感興趣的是實際成果，而不是學術爭議。帝國教育部（the Reich Education Ministry，負責監督大學）關於“猶太物理學”爭議的內部備忘錄建議“為維持純粹的科學爭論環境，在我看來，部長本人應當置身事外”（Hentschel, 1996, p.141）。直到1938年在柏林發現核裂變現象之前，當局對物理學都沒什麼興趣，因為它似乎與備戰無甚關聯。而一旦原子能成為可能，對雅利安物理學家來説就是無利可圖的，因為他們所提倡的實驗而非抽象理論無法產出結果。相反，“猶太”量子理論和相對論的支持者顯然真正理解原子核的奧秘。即使是納粹分子也能看出，他們才是唯一可能把這些發現付諸實踐的人。

德意志物理學因斯塔克、萊納德二人在政治上的無能而陷入困境。尤其是斯塔克，他更加傾向於對抗而不是説服黨內官員。海爾布倫（Heilbron）評價道：“若他沒那麼瘋狂，他可能會更危險。”（2000, p.171）這不僅僅意味着雅利安物理學家危害了自身，它表明，若想在納粹德國行使權力，人們需要做的不只是照搬教條、偏見和公式，還必須操縱角逐的權力集團，利用正確的關係，並建立有利的擁躉。斯塔克玩不來這種遊戲：他在政治上的判斷力不比他在科學方面的判斷力強。

結果，德意志物理學接管學術體系的嘗試以失敗告終。但是，它的反對者還是必須小心謹慎，這樣他們為愛因斯坦理論的辯護，才不會有認可其不受歡迎的政治觀點的風險。在使用相對論時，只要同意不過於明確地指出這個理論的締造者，他們一般都能如願以償。維爾納·海森堡戰時在被佔領土上進行的“文化”講座就經常省去愛因斯坦的名字。

抵制德意志物理學的鬥爭，無論令拒絕它的德國物理學家感到多麼沮喪，這場鬥爭都為戰後將物理學家分為納粹主義者和抵抗者提供了一個標準。從這個角度來看，假使你反對雅利安物理學，那麼你實際就是在反對納粹。納粹黨時期的所有罪惡儘可以轉移到萊納德、斯塔克和他們的支持者頭上。部分原因是，沒有物理學家——甚至連萊納德、斯塔克都沒有——因為支持一個殘暴的種族主義政權而遭遇任何真正不利的後果。

結 論

面對納粹及其支持者的反猶太主義攻擊，愛因斯坦的科學工作最終得到證實。而今，這一事實偶爾會作為科學真理比政治意識形態更強大並將取勝的證據展示出來。

我們可能會相信事實就是如此，但這種樂觀主義在納粹德國的物理學案例中幾乎沒有證據支撐。愛因斯坦本人充其量也只是得到了同事和朋友相當怯弱的支持，他們無疑相信科學是正確的（多數德國物理學家也持此觀點）。甚至許多擁護者將他們對科學的支持和麪臨偏見的原則性反對，都小心翼翼地區分開來。

儘管人們很容易把愛因斯坦觀點的盛行，尤其在相對論方面，視為真正的科學英勇地戰勝了意識形態，但這沒有反映現實。納粹當局在愛因斯坦物理學的成敗上沒有任何投入；他們對“雅利安物理學家”的學術爭論滿不在乎。與斯大林領導下反達爾文的李森科主義相比，相對論物理學中沒有什麼與納粹的意識形態有明顯衝突。因此，相對論本身沒有給政權帶來麻煩。對納粹領導們來説，唯一重要的是愛因斯坦作為傑出的猶太人不應因其智力成就享有名望；威脅確實存在，但是源於愛因斯坦這個人，而不是他的物理學。

總而言之，儘管關於雅利安物理學的爭論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三十年代，納粹還是收緊了對德國科學的掌握。化學家們大多“遵紀守法”；在人類學和醫學領域，一些學者串通一氣造成了可怕的後果。物理學是另一碼事：只要足夠温馴，那麼一點小失誤，一時小逃避，一些小反抗，就都可以容忍。歸根結底，這些不情願的物理學家已經足夠樂於奉獻、盡職盡責了。

真正缺乏的是在機構層面上對政治干預的持續反對。這件事僅僅是個人良知的問題，如果德國科學家要反對納粹的反猶太主義，他們就很難指望從同事那裏得到專業支持。今天，這種情況正在改變。但是，隨着政治壓迫重新回到那些可能被認為已經實現了民主開放的西方國家，從愛因斯坦的科學與國家意識形態發生碰撞中吸取教訓就變得越來越緊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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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文Einstein and Nazi physics: When science meets ideology and prejudice載於 Metode Science Studies Journal 2020年1月刊，經作者授權刊發於《返樸》。

原文鏈接：http://dx.doi.org/10.7203/metode.10.13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