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為什麼失敗？這又要説到李鴻章們了【傅正09】_風聞

大家好，我是傅正。1894年甲午戰爭北洋艦隊覆滅，洋務運動失敗了。據説李鴻章曾講：“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洋務運動為什麼搞不成？它有哪些缺陷？

其實這個問題是老生常談了，大家輕而易舉就能找到很多總結。我在這裏給大家補充三個方面的重要原因：

第一個是關於物質基礎的原因**。晚清時期在財政分配方面出現了哪些問題？這些問題對於現代化改革造成了什麼致命影響？**

第二個是外交方面的原因**。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外交有哪些缺陷？以夷制夷為什麼搞不成？**

第三個是外部勢力干涉的原因**。赫德、威妥瑪這些英國人顧問或者外交官到底對於晚清的現代化改革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他們像一些人讚揚的那樣人畜無害嗎？**

先看第一個方面，晚清時期的財政分配出現了哪些新變化**，存在哪些問題？**

大清走到咸豐朝，可以説是內憂外患，南有太平天國，北有捻軍，大西北又亂成一鍋粥，西方列強還要開着軍艦上門物理催收。這個處境比崇禎皇帝也好不到哪裏去，按照以往的劇本，大清王朝可以關門歇業了。

但奇蹟的是，大清居然搖搖晃晃挺過來了，還創造了一個所謂的“同光中興**”，這是怎麼做到的？****其實跟它的財政制度變革有直接的關係。**我們注意，明清的財政制度是一種非常落後的制度。它的税種比較單一，主要依賴地丁銀，佔總收入的80%以上，再輔之以鹽税、茶税等等，以及非常有限的關税。

税種的單一化帶來的問題是很大的。首先，中國人多地少，人地關係緊張，能夠榨出多少農業税來？明清統治者為了保證農民不造反，不得不採取低税率，這導致了國家財政收入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擴張國家機器。

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攤丁入畝”，清政府的財政收入在乾隆時期達到了一個比較固定的數值，歲入4000萬兩白銀左右。對於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而言，這個收入實際上是很少的。

那麼清政府也就不得不把財政支出限制在了官奉、兵餉、皇室開支等幾個十分有限的項目上，這造成了清政府在國家能力上的嚴重不足。你想想，如果碰到大規模自然災害怎麼辦？碰到大規模叛亂怎麼辦？道光朝平定張格爾叛亂、應對鴉片戰爭，皇帝最糾結的就是錢的問題。

其次，國家在工商業中獲利很小，為保證其財政收入的穩定，政府一直採取重農抑商的政策，工商業非但得不到國家的扶持，反而還常常受到限制。

再次，缺乏對工商業合法規範的税收制度，一方面給各級官吏對商人非法攤派提供了空間。另一方面，商人又不得不結交官府，以減少對自己的攤派，並謀取超經濟優勢。這樣嚴重擾亂了正常的工商業秩序。

總而言之，農民靠天吃飯收入微薄，卻不得不承擔起維繫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責任。工商業利潤豐富卻始終得不到有效管理。

這些因素嚴重弱化了清帝國的經濟基礎，限制了清帝國處理重大事件的能力。

但該來的總會到來，太平天國勢如破竹，英法聯軍上門敲詐，清帝國的財政已經負擔不起了。怎麼辦？

咸豐皇帝和朝臣用來用去主要是三板斧：

一、節省的開支。官員減俸祿，士兵減糧餉，於是他們又把這一切全部轉嫁到農民頭上，抓緊盤剝農民，搞得官兵不如土匪，四處搶劫，殺良冒功。

公正地説，太平天國在廣西作戰的時候，軍事紀律還是不錯的，後來打到湖南，大量三合會等無業遊民加入進來，才導致軍事紀律明顯下降，但就這也比清軍好得多。

二、大開捐例，賣官鬻爵。這種東西是不可持續的，一開始賣知縣頂戴，再後來賣知府頂戴，但事實上哪有這麼多實缺？

你花了兩三千兩買了個七品知縣頂戴，感覺自己牛得不得了，可以跟縣太爺平起平坐了，結果發現本縣這樣的候補知縣還有好幾個，你這種頂戴買來有什麼意義呢？

三、鑄大錢、發銀票、印寶鈔。搞亂貨幣體系，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

總之，這些措施都是飲鴆止渴。

**就在這種看似無解的困局當中，一個叫作錢江的小人物改變了一切。**這個人是刑部侍郎雷以諴（鹹）的幕僚。1853年，雷以諴奉旨幫辦揚州江北大營軍務時，錢江給他出了兩招：第一招，派官兵到各水陸要衝設關卡，對過往貨物按其估價強行派捐；第二招，派官兵對各地開店銷售貨物的商人按照銷售額強行派捐。

雷以諴一看，哎，這個主意好，就這麼幹。在咸豐皇帝的允許下，這種做法很快在南方各省推廣開來，進而在全國各地推廣開來，它就構成了後來的厘金。上面所説的兩招分別稱為行釐和坐釐。厘金實際上是一種商業税。

當時誰都沒有想到，厘金的徵收為清政府增加了一大筆財政收入。**就相當於你在殘血快掛了的時候，突然撿到了一個大血瓶。**這個大血瓶構成了“同光中興”的財政基礎，也構成了洋務運動的財政基礎。

直到太平天國覆亡，清政府削減厘金的情況下，它還能佔到歲入的20%以上，再加上關税收入的擴大，兩者加起來接近清政府財政歲入的50%，超過了農業税收入。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業税不佔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

所以我們就知道，**洋務運動為什麼能搞起來了。**這個東西不是憑空掉下來的，不是像電視劇裏虛構的那樣，好像出了一個特別牛逼的恭親王奕訢和一個更加牛逼的北洋大臣李鴻章，進行一通思想解放，洋務運動就成了。不是這樣的。

在我看來，沒有厘金，洋務運動搞不起來，但洋務運動最大的缺陷恰恰就在厘金頭上。

厘金制度至少有兩個先天不足。第一，我們看一下1858年的中英《天津條約》，其中第二十八款明確規定：英國商品進入內地只需要一次性繳納2.5%的子口税，而可以免去其他一切捐税。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還繳納不到2.5%。

這一規定經由片面最惠國待遇擴展到了一切洋貨頭上，也就是説，洋貨可以不用繳納厘金，而國貨必須繳納厘金。什麼是不平等條約，這不就是不平等條約嗎？僅從這個例子大家就能明白，為什麼有一部打着“普及歷史知識”旗號的紀錄片會被全網下架了。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厘金直接被各省督撫截留，它不需要上繳中央，不需要經由户部統一調配。這直接顛倒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造成了清帝國頭重腳輕、頭足倒置的局面，地方督撫權力越來越大。

因此我們看到，那些洋務派封疆大吏可以在自己的轄區內建兵工廠、建船政局、建招商局，似乎有模有樣、有聲有色，但一碰到跨地區的系統性公共工程時，比如鐵路，就搞不起來了。**舉個例子，**清末新政時期，清政府要大興鐵路建設，比如向美國人借款修築粵漢鐵路，結果搞成一團漿糊。按照楊度的説法，這條鐵路經過廣東、湖南、湖北三省，結果三省鐵道寬窄不一，車皮價格、煤炭價格、火車票價爭來爭去，根本統一不了。

所以洋務運動並沒有讓中國變得更凝聚，反而讓中國變得更鬆散，哪怕某個督撫能力再強，搞得再好，又能怎麼樣呢？

上面是關於財政分配問題的簡要介紹，我們接下來看二個方面，李鴻章這些人辦外交有什麼特點？為什麼《清史稿》説他“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衝，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但很多人説他賣國賊呢？

我們先看一下李鴻章是怎麼幹上外交工作的。請恕我澄清一個網絡謠言，某些學者通過計算得出，太平天國運動使中國減少了足足一億人口。當然也有學者説7000萬，其他諸如説5000萬、3000萬、2000萬的人都有。

這個數據科不科學姑且不論，我們就當它是真實的。網上有好多人拿它説明太平天國有多麼多麼殘暴，居然害死了一億人。

這個評價顯然是錯誤的，以自然生長率為參照，減少了一億人，不代表死亡了一億人。這些真正死亡的人當中，有多少是太平軍造成的？又有多少是清軍造成的？這個問題你不講清楚，怎麼能一股腦推到太平軍頭上呢？

有一個鮮明對比值得大家重視：太平天國對於清軍俘虜大體上而言還是比較寬容的，但湘軍淮軍對於太平軍俘虜，那就截然相反了。

這是因為清政府面臨一個現實困難，這些太平軍的降卒該怎麼處理？發回原籍是不可能的，就地遣散，但沒有多餘的土地可以分給他們。明日你大軍一走，這些失地農民重新聚眾造反，僧格林沁就在這個問題上吃了大虧。

曾國藩、李鴻章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方式十分簡單粗暴：**決不了人的問題，就解決人。**所以我們看到，湘軍、淮軍屠殺太平軍降將降卒的事情屢見不鮮。曾剃頭名不虛傳。

農民土地問題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也複雜的問題，這裏沒法討論。但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等人是等級觀念非常重的人，對於士君子，他們可以温文爾雅，表現出極高修養，但對於所謂“刁民”，那就是截然相反的一副面孔。

正是戴着這兩幅面孔，曾國藩處理了天津教案。他也知道“曲在洋人”，是法國領事豐大業開槍滋事在先。但迫於西方軍事威脅，曾國藩仍然決定“嚴拿兇手，以懲煽亂之徒；彈壓士民，以慰各國之意”。可以説，他對所謂的刁民是毫不留情的，處決16人，緩刑4人，流放25人，將相關官員革職充軍，賠償各國白銀50萬兩，並派遣崇厚率團前往法國謝罪。

這個姿態已經非常非常低了，然而對於法蘭西第二帝國這種流氓國家而言，並沒有什麼卵用，拿破崙三世早就在等一個藉口了，不狠狠宰你一刀誓不罷休，怎麼可能因為你姿態低就隨隨便便算了？

可以説，曾國藩對於天津教案的處理是兩頭不討好，既違背民意，又滿足不了洋人。清政府為了避免談判破裂，改派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繼續交涉。結果他剛剛走馬上任，普法戰爭爆發，法國人哪裏還顧得上天津教案這種小事，匆匆忙忙結案了事。

清廷朝野哪裏知道這個國際形勢的變化？都以為曾國藩搞不定的事情，李鴻章輕輕鬆鬆就搞定了，都以為還是李鴻章擅長外交。我不知道這個天下掉下來的餡餅對於李鴻章而言是幸運呢？還是不幸？總之，這成為了李鴻章外交生涯的起點。

講到這裏，必須插播辱法一則，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就特別瞧不起法國人，曾經這樣評價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外交，他説：

英國外部雖純尚權譎，然場面鋪排甚屬光潤，幾使人無隙可乘。俄外部已不如英，然猶遠勝於法。蓋民主之國各部尚書、侍郎，皆有市井駔儈之習，讆言遁詞，出口不慚，初不慮質證之無根也。

這個話大概意思是，英國外交部雖然狡猾得不得了，但在場面上做足功夫，使人挑不出毛病，俄國人外交工作雖然比不過英國，但比法國人好得不知道哪裏去了。法蘭西共和國的外交官就一羣流氓無賴，今天説東明天説西，撒潑打滾，出爾反爾。

所以曾紀澤特別看不起法國人，鎮南關大捷之後，他就強烈反對李鴻章乘勝求和的主張，要和談也多贏一些再和談啊，對於法國人你這麼急急忙忙見好就收幹什麼？

不僅如此，前幾年披露了一些新材料，基本實錘李鴻章要為中法越南開戰負很大責任。關於他令人歎為觀止的騷操作，以後我會專門安排一個系列：曾紀澤與中法越南交涉，專門給大家講一講。

​我們回來，總體評價一下李鴻章的外交風格。從乾隆時期接待過馬戛爾尼使團的封疆大吏松筠，到鴉片戰爭時期跟義律私下籤訂《穿鼻草約》的琦善，到簽訂《南京條約》的耆英、伊里布、牛鑑，再到李鴻章這代人。他們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外交官。

**用我的話説，他們的角色更像是一個“中間人”，但你也可以説得難聽點，像個皮條客。**李鴻章體現了清代外交一般特點，他們首要考慮的問題不是像我們今天外交官那樣，怎麼去傳達國家的意志，怎麼去維護國家利益，而是怎麼在朝廷和洋人之間和稀泥，怎麼才能既滿足朝廷的面子，又體面地打發洋人。

所以包括李鴻章在內的這些清王朝的夷務工作者或者洋務工作者，往往習慣於用處理官場人際關係那套做法去搞外交。我不敢説這套做法百分之百沒有用，但這種旁門左道的東西是不可能真正用來維護國家主權的。

**李鴻章以夷制夷為什麼搞不成？**兩個原因很重要：第一，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裏頭有一個“片面最惠國待遇”，經濟特權一體均沾。西方列強之間再怎麼吵得不可開交，到了清政府這裏往往能矛頭一致，為什麼？一體均沾，幫你爭取好處就是幫我自己爭取好處啊。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要利用西方列強之間的矛盾，前提是既要充分了解國際關係，又要充分了解國家主權邊界和自身的利益訴求。李鴻章們哪個能力都不具備，既不瞭解西方國家政治，又不瞭解國家主權為何物，覺得只要不割地賠款就是勝利。不被人賣了還幫人數錢就不錯了，還想以夷制夷？

清代外交不是沒有振作的苗頭，比方説《中俄伊犁改訂條約》，曾紀澤和總理衙門還偶爾表現出一些近代外交的樣子，可惜曇花一現。

在這裏，我順帶談一談我對梁啓超《李鴻章傳》的看法，提兩點：第一，儘管梁啓超顯得很同情李鴻章，似乎很體諒李鴻章的不容易，然而一涉及到具體問題，梁啓超基本是持否定態度的。抽象肯定，具體否定，這種筆法大家要讀得出來。

第二，寫《李鴻章傳》時的梁啓超受日本人影響非常大。大量文章直接剽竊日本人，他抽象肯定李鴻章的那些觀點也主要採自日本人。**我不是説日本人講的就一定不對，不是説日本人就一定包藏禍心，我還是有求生欲的。**但是我們必須明白一點，當時那些日本人，不管是脱亞派還是興亞派，都會想盡各種辦法論證中華文明已經腐朽不堪，亞洲文明的中心是在日本而不是在中國。這是他們立論的前提，對於評價李鴻章也不例外。

大家如果有興趣，回去再翻翻梁啓超的《李鴻章傳》，看看我講的對不對。

接下來討論第三個方面的問題，怎麼評價那些跟李鴻章打交道的外國人，比如赫德、威妥瑪？

提到洋務運動，有些外國人的名字總是繞不開，比如長期擔任海關總税務司的赫德，這是一個爭議非常大的人物。《赫德傳：大清愛爾蘭重臣步上位高權重之路》的作者馬克·奧尼爾就這樣評價赫德：“他玉成中國現代化海軍、海軍船廠和軍工業的創立。……大清海關不斷擴展，以及隨之而來、在廣闊的中國沿海加建不少燈塔、鋪設不少海底電纜，以及建立一套可供東亞各國共用的氣候預報系統。”

言下之意，赫德是一個對中國現代化貢獻極大的人，是一箇中國人應該感謝的人。又比如劍橋大學的方德萬教授就強調，赫德是一個英國人，也是中國人的僱員，他既愛英國，也愛中國。這句話怎麼樣都讓我想起有個渣男對你説：我愛的是你，但我要跟他結婚。世界上哪有這麼多何書桓？

一個明顯的例子，大名鼎鼎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同樣是孟加拉王公的僱員、是莫卧兒王朝的僱員、是錫克帝國的僱員，它也很愛印度啊，結果如何呢？僱着僱着不都成它的了嗎？關於東印度公司，我以後一定會專門給大家好好扒一扒它，好好扒一扒英國殖民者的自由貿易神話。

不管我們怎麼評價赫德，不管我們承不承認赫德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海關管理的現代化，都要有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史視野。而且這種世界史視野恰恰是過去竭力鼓吹“與國際接軌”的現代化史觀所遮蔽的。

捷連季耶夫在《征服中亞史》中曾披露了這樣一段史實，當時俄國人正在征服一個叫作浩罕的中亞小國，這時美國駐俄大使館秘書斯凱勒就給沙皇俄國獻過一條妙計。讓俄國人採用英國的方式征服浩罕，“不聲不響而又體面”。什麼是所謂的“英國的方式”？捷連季耶夫記載道：

向浩罕派遣俄國駐紮官，並有哥薩克負責警衞，其經費由俄國政府或者浩罕政府承擔。這樣，俄國商人便會自然而然地聚集在駐紮官的周圍，浩罕人熟悉了俄國人，就再也不敢欺負和排擠他們了。浩罕政府本身也會通過總督代表慢慢地養成服從總督意志的習慣。這樣的政策執行若干年以後，當汗王去世（或者更早一些），一旦情況需要，便能順利地使浩罕併入帝國。

你看總結得多麼到位，果然還是美國人瞭解他們的撒克遜表親。

所以帶英搞政變不搞則已，一搞就成，各種顧問都是他們的人啊。通過顧問、外交官操縱當事國的內政外交就是帶英殖民者的拿手好戲。瞭解一下帶英是怎麼吞併錫克帝國的，是怎麼操縱埃及的政治經濟，是怎麼控制蘇伊士運河的，你就會發現斯凱勒的話完全沒有錯。

有人説，這體現了帶英殖民者較為文明的一面，我説錯，這恰恰體現了他們野蠻的一面。一個真正的統治者是要考慮維護自己統治根基的，是不可能不顧老百姓死活的。但像東印度公司這種僱員就不同，他們一方面控制了老闆，可以藉着老闆的名義隨心所欲地可持續性竭澤而漁，另一方面又不用承擔社會治理的責任。

這造成了英國殖民者處理問題的特殊方式，這種方式按我們中國人的政治倫理是打死都沒法理解的。如果風調雨順還好，萬一出現災荒，英國殖民者首先想到的不是怎麼救災，而是怎麼保證我的財政收入不下降。也就是説，越災荒，他們掠奪越狠。帶英帝國這種令人髮指的騷操作，以後我會帶大家好好見識見識。

言歸正傳，我們在評價赫德、威妥瑪這類人時，一定要有這樣的大視野，一定要學會參照帶英帝國攫取殖民地的各種方式，一定要會思考所謂的英國顧問在殖民統治中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否則你對他的評價就一定是片面。

那部叫作《通往北京的道路》的紀錄片，最大的問題就是完全忽略了這一點。它就抓住了片面的幾個點，吹捧赫德等人給中國的現代化帶來了多麼多麼大的貢獻。這是混淆是非呀。

**你説外國僱員能不能對中國的現代化有貢獻？**其實這取決於我們中國人自己。如果我們能真正做到獨立自主，那我們當然可以邀請西方人來協助我們改革治理技術。但如果我們連國家主權是什麼都搞不清楚，那麼對不起，就只能被人賣了還幫人數錢。公正地説，晚清洋務派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是非常糟糕的。

既然提到《通往北京的道路》，我還想再談一個老掉牙的問題：西方殖民主義能不能傳播現代化，或者説傳播什麼樣的現代化？現代化是不是要感謝西方殖民者？

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大家看看亞非拉國家今天是什麼樣子不就明白了嗎？

西方殖民者帶來的現代化只是極少數腐敗寡頭的現代化，而不是大多數羣眾的現代化。大多數羣眾的現代化只能在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才可能出現，只能產生於獨立自主和平等交往這個前提之下。

就好比僅憑瘟疫不可能帶來醫療水平和社會管理的進步，醫療水平和社會管理的進步是在人們積極防範瘟疫、與瘟疫作鬥爭的過程中取得的。你都躺平了你還怎麼進步？

中國是今天世界上幾乎唯一一個翻身的前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因為我們是幾乎唯一一個主要憑藉自己力量獲得民族解放，並真正走上獨立自主道路的前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嚴肅地説，在我看來，還有一個國家也基本做到了這一點。它也的的確確在地理條件並不優越的情況下一度創造了外交、經濟、軍事、文化、體育等多個方面的繁榮，它獨立自主的外交風格甚至一度成為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值得學習的對象。它的名字叫作“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裏，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