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復燃? 一種更危險的“防疫倦怠”正瀰漫開來 | 文化縱橫_風聞

✪ 楊肯 | 歐洲大學學院

【導讀】近日國內多地疫情復燃，一些地方猛然加碼防控措施的做法備受批評，一些地方則因高效、人性化地處置疫情而受到肯定。爭議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一種“新冠防控疲勞症”逐漸浮現，“打過疫苗”“坐等通知”等倦怠言論也多了起來。這種心態體現了人們對迴歸正常生活的期盼，但也放任了感染風險，如果普遍瀰漫，對於防疫而言無疑是個棘手問題。那麼個人和社羣對風險的認識，究竟起到什麼作用，又會對社會整體防控帶來什麼影響呢？

本文作者以意大利普拉託（歐洲華人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華人華僑的抗疫經歷為研究對象，發現全市近5萬人的華僑，在2020年初第一波疫情時沒有出現一例感染，但在此後秋冬的第二波疫情，卻出現密集感染。作者認為，這是華人華僑羣體“自我加壓”的心態發生了變化。疫情初期，由於疫情傳播時間差，華人華僑僑團複製了國內“網格化”的管理辦法，也將國內增產的防護設備運至當地分發，形成了強有力的抗疫動員。由於擔心在海外被污名化、不願華商數十年的經營毀於一旦，華人羣體“從嚴防疫”的共識得以強化。但在防疫成效為華人華僑羣體在當地爭了“一口氣”之後，疫情漸漸本土化，在意華人華僑不再揹負”中國人負責任”的認知印象，在第二波疫情中無可避免地進入防控懈怠狀態，造成部分地區密集感染。

兩次防疫的結果耐人尋味。作者更延伸一步指出，作為中國與當地社會的溝通橋樑，華人華僑在海外“中國故事”的建構與傳播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後疫情時代，如何在理論建設和跨境戰略傳播事業中，向海外華人華僑打開更大的參與空間，值得各方深思。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2期第130-137頁，原題為“雙重邊緣的自我加壓：意大利普拉託華人華僑抗疫經歷”，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讀者思考，完整版請參見原刊。

雙重邊緣的自我加壓：

意大利普拉託華人華僑抗疫經歷

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疫情，給世界各國都造成了巨大的衝擊。這是一場在信息全球化之下發生的疫情，中外各國的應對措施，不可避免會引發比較。對於跨越政治與文化邊界，親歷了海外社會抗疫實踐的華人華僑而言，這場疫情帶來的衝擊更加驚心動魄，甚至顯著影響了許多人的身份認同（identity）。

在這峯迴路轉的一年中，一位具有基本的中國民族認同的海外華人華僑，通常會有這樣一段心路歷程：從2020年1月下旬到3月這段國內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他們既揪心又焦灼，一方面想為國內家人、同胞提供支援，一方面又擔心當地社會不理解中國抗疫措施，由此催生出對華人的污名化。3月後，國內疫情雖然得到控制，病毒在亞洲以外地區的擴散卻開始加速；由於不放心所在國的防疫措施，加之目睹了國外厭華情緒的升温，他們由此體會到自己社會地位的脆弱性。一些人甚至對出國發展的決定產生懷疑。同時，國內為防控病毒輸入而嚴控國際旅行，許多人難以回國，難免也有失落情緒。可以説，在全球疫情中，中國國內主要打“上半場”，而海外華人華僑不僅要打“全場”，此時仍在應對更為艱辛的“加時賽”。

在此大背景下，海外華人華僑在防疫問題上顯現出的主動性，十分值得我們注意。一些華人羣體在所在國政府採取行動前，自行採用了中國政府和衞生專家推薦的防疫措施。在歐洲華人人口最為集中的意大利城市普拉託（Prato），全市近五萬華人華僑，在第一波疫情中沒有出現一例社區感染，防疫成績堪稱卓越。然而，這樣的成績未能維持至“加時賽”階段。夏季結束後，歐洲疫情出現反彈，普拉託也有數十名華人華僑感染病毒。在此後秋冬季節的第二輪疫情中，意大利米蘭的華人社區內亦出現了密集感染。為何在2020年初的第一波疫情中，海外華人華僑的抗疫成效如此顯著？為何他們在第二波疫情中無法保持第一波疫情中的抗疫績效？回答這樣的問題，無疑需要深入且大規模的實證研究。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給這樣的研究設置了旅行障礙。但我們也許可以通過有限的樣本，來提出一些工作假設（working hypothesis），為未來更具系統性的研究提供參考的基礎。本文選取的典型案例就是意大利普拉託市華人華僑羣體的抗疫經歷。

▍ “網格化”抗疫背後的“自我加壓”

普拉託是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納大區的第二大城市，靠近文藝復興古都佛羅倫薩，歷史上便是毛紡重鎮。“二戰”結束後，普拉託生產的物美價廉的布料，曾助力意大利時裝在國際市場上攻城略地。“普拉託模式”的蓬勃發展離不開廉價勞動力。上世紀50~60年代托斯卡納農村人口與南意大利人的遷入，促成了普拉託紡織業的騰飛。然而，進入80年代後，普拉托出現勞工成本上漲、工人後代無意繼續留在紡織業的窘境。此時，一批主要來自温州地區的旅歐華僑“二次移民”到意大利，有人便進入了普拉託製衣業，恰好緩解了當時的用工荒。90年代以來，許多華人華僑接手了當地經營困難的企業，他們通過同鄉網絡借貸資金、招徠新工人來意大利，又用從中國進口的廉價布料，生產便宜而新潮的服裝。經過三十年的經營，普拉託已是歐洲華人密度最高的城市。全市二十萬的居民中，華人佔到了四分之一左右。這樣一種發展模式，也使得普拉託華人華僑社區始終與温州地區保持着密切的聯繫。

由於普拉託華人華僑與中國的緊密聯繫，該市一度被視為潛在的疫情熱點。出乎意料的是，意大利北部卻是最早發現病毒社區傳播的區域及第一波疫情的重災區；導致病毒大範圍擴散的“一號病人”亦無中國接觸史。普拉託華人華僑社區不僅從第一波疫情中“全身而退”，全普拉託居民的感染情況也低於托斯卡納大區及意大利平均水平。國內外主流媒體在3月底便已注意到普拉託華人華僑社區的抗疫成就。目前的報道與分析，主要聚焦於當地僑團的組織、動員方式，以及這些舉措與中國抗疫模式的相似性。比如，早在2020年1月31日，普拉託的十八家華人華僑僑團就發佈聯合通知，組成了疫情應急領導小組，每個僑團按照地理位置各自負責一塊區域，形成“網格化”的管理體制，呼籲回國過年的僑胞暫時不要返意，返意者需向僑團報告行程並自行隔離十四天。數天內，幾乎所有華人都被拉入形形色色的防疫微信羣；僑團通過微信羣聊聯繫當地以及從國內返回的華人華僑，宣傳國內的防控措施，勸導還在營業的商家暫時關閉餐館、商鋪、工廠、旅社，並收集統計個人的信息情況。僑團還組織了巡邏隊，勸導本地華人華僑減少與外界接觸；組織志願者為僑胞提供健康諮詢、防疫建議，運送食物、生活物資和醫療物資上門，等等。

華人防疫工作的影響，事實上也溢出到了本地社會。華人在當地一直揹負着“工作狂”的名望，他們率先停工停產，令本地居民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3月份時，華人華僑從中國國內運來個人防護設備後，又把它們捐給政府、分給鄰里。這些抗疫努力獲得了當地社會的讚譽。普拉託市長在4月初時就公開肯定了普拉託華人華僑的防疫成就，為本地居民“樹立了好榜樣”。意大利已有學者注意到了這一現象。曾在普拉託調研華人華僑企業的博洛尼亞大學教授Antonella Ceccagno，便將此成就歸功於社區領袖（僑領）對中國網格模式的應用，即通過自上而下的社會控制隔斷病毒在社區中的擴散。她進一步指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幫助建設意大利的中國人並未能成為意大利人心中的‘華裔意大利人’（Chinese-Italian）。然而，正值民族主義情緒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在全球範圍內高漲，海外華人也在行為模式上愈發體現‘中國’特色時，華人卻得到當地人的認可與肯定。”

不過，注意到普拉託華人華僑抗疫與國內抗疫類似的“網格化”特徵是一回事，要解釋它何以形成則是另一回事。中國國內已經存在的“網格化”社會管理機制，恰好在疫情中發揮了作用。但海外華人華僑並不掌握當地的政權，領事館和僑團也都沒有合法的強制力，完全不可能單憑自上而下的強制來形成“網格”。如果沒有海外華人華僑通過互聯網與國內信息保持同步，進而形成“自我加壓”的社會機制與心理機制，僅靠外在的軟性社會壓力根本不可能形成強有力的抗疫動員。第一波疫情初期，華人防疫的初步成效，以及華人羣體與意大利本地人之間在行為模式和對疫情認識上的差異，強化了華人華僑對本族羣的認同；這種認同與信念，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維繫華人“硬核抗疫”的必要“燃料”。

移民羣體在重大公共衞生危機中自發動員防疫，在世界歷史上並非沒有先例。比如，1918年秋冬時分，移民美國的南意大利人與東歐猶太人羣體便曾訴諸社區內的互助來控制大流感的傳播；專門服務社區的醫生、報社、宗教團體引領了彼時的自救運動，為語言不通的移民提供防疫信息。大流感暴發前，本土主義情緒正在美國積蓄；唯有控制住疫情，移民羣體才能避免為新一輪的污名化平添口實。普拉託華人亦在當地承受着類似的壓力。2013年時，普拉託一家華人製衣廠曾因深夜火情，致使七人喪生；由於這些工人違規住在有安全隱患的廠房裏，事故隨即觸發了政府的稽查。疫情壓城之際，這段慘痛經歷便成了前車之鑑：假若有華人將病毒帶入宿舍或廠房，致使疫情在華人社區乃至整個普拉託擴散，政府將很可能在用工、安全乃至税務等問題上對華商“秋後算賬”。疫情暴發將令華商數十年的經營毀於一旦，這便成為緊急關頭下加緊動員的重要論點。1月底時，中國赴意遊客在羅馬確診，意政府隨即中斷中意直飛航班並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再加上國內傳來病毒有“兩週潛伏期”的新聞，都促成和加強了華人羣體中“從嚴防疫”的共識。

▍ 反差與認同

華人華僑在行為與認知上“緊”起來後，他們與意大利社會的疏離感卻加劇了。從2020年1月31日至2月20日這段時間裏，意大利一共只檢測到3起病例，且都與武漢存在直接關聯。在此背景下，意大利政府與民間都在2月時進入懈怠。直到2月底、3月初時，意大利才發現發現病毒社區傳播，其北部更是成為歐洲疫情的“震中”。這段時間裏意大利主流社會的“松”與華人華僑的“緊”之間形成的反差，使華人華僑在此階段不得不生活在一種撕裂中。

抗疫體驗對華人華僑身份認同的影響，因此變得越來越顯著。在疫情期間，由於華人華僑憑藉網絡空間實時追蹤國內的抗疫進程，對中意兩國政府政策及社會反應予以比較與評判便成為常態。這也使得許多普拉託華人華僑在回顧、反思自己的抗疫經歷時，最終都會落腳到不同羣體間的文化差異上，比如“中國人惜命”“意大利人不怕死”“中國人都自覺”“意大利人自由慣了”“中國人有憂患意識”“意大利人太樂天派”。此類刻板印象，在疫情暴發之前便已流行於華人社區，他們在意大利就地抗疫的艱苦經歷則將此印象進一步固化。普拉託華人華僑在疫情初期所展現出的行動力與組織力，在很大程度上出自華人華僑羣體對自己身上的“他者”標籤的自覺；而此番動員的成功，反過來又強化了他們對自身在整個意大利社會中異質性的認識。第一波疫情初期，華人防疫的初步成效，以及華人羣體與意大利本地人在行為模式和對疫情認識上的差異，也強化了華人華僑對本族羣的認同；這種認同與信念，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維繫華人“硬核抗疫”的“燃料”。

這樣一種體現“文化本質主義”（cultural essentialism）的思維模式（將華人的某些世界觀、處事態度與行為模式，視為華人獨有與亙古不變的特質），多少也與普拉託華人華僑社區承受的“憋屈”有關。托斯卡納是意大利左翼的大本營，赤裸裸的種族主義言行不及意大利北部猖獗。但長久以來，普拉託的意大利人一直拿“文化”做文章。許多驕傲的托斯卡納人都將文藝復興詩人但丁在《神曲》中的名句——“人不能像走獸那樣活着，而應追求知識和美德”——奉為引導生活的至理名言；這樣一種對理想生活的刻畫，也被意大利人用於批判華人華僑在普拉託的生活模式。在一些普拉託本地人眼中，許多中國人來到普拉託只執着於積累財富，為此不惜偷税漏税、違規用工、破壞市容，而對於托斯卡納的精粹——它的文化、藝術與美食卻只是走馬觀花般地對待。

這種圍繞意大利文化所延伸出的傲慢與偏見，比種族主義言行更為隱蔽與穩定。長期以來，普拉託華人華僑在與本地意大利人打交道時，多少都能感受到這種成見。華人被一些本地人視為“經濟動物”，也讓他們意識到自己在這片土地的“他者”身份。現實中，普拉託的部分華僑原本就未曾想過“融入”意大利社會，這種“候鳥式”的跨國遷徙模式在當地可謂是公開的秘密。對於近十年來出國務工的華人華僑而言，歐元匯率下跌、意大利發展前景不如國內等因素，都強化了“落葉歸根”在他們長期規劃中的位置。許多人因此選擇保留中國國籍，琢磨如何取得或留住温州户籍，並讓在意大利出生、長大的孩子去中文學校補習中文。儘管許多華人內心欣賞意大利人的文化與生活態度，但他們背井離鄉在外打拼，生活、工作的重心自然會與本地人不同。不過，這次疫情的考驗，讓普拉託華人華僑羣體感到“爭了一口氣”；華人華僑社區在防疫上的成功，也被視為體現族羣尊嚴乃至優越性的確鑿證據。隨着疫情進入“加時階段”，越來越多的華人華僑開始在社交平台（尤其是中文社交平台）上表達他們對意大利政府與社會的批評意見。這些批評背後，隱藏着一個抗疫更加成功的中國形象。毋庸置疑，全球疫情發展至今，中國道路/制度在海外華人華僑中的感召力，已經得到了顯著提升。

▍ 第二波：“自我加壓”的弱化

不過，隨着歐洲第一波疫情消退，普拉託華人抗疫模式亦面臨“可持續性”上的挑戰。2020年9月6日，普拉託首次出現華人確診的病例。9月15日，一位與城中各製衣公司有密切往來的企業主拿到核酸檢測陽性結果，並在微信朋友圈中公開了確診情況。從9月6日至9月25日這兩週多的時間內，普拉託共有三十人確診。不過，有了9月15日華人在朋友圈中主動通報自身情況的先例，此後確診的華人也予以效仿。所幸社區內絕大多數確診患者症狀都不明顯，只有個別人需要去醫院尋求治療。

社區感染的出現，跟普拉託華人華僑社區“自我加壓”的弱化有很大的關係。這有幾個方面的因素:（1）意大利在3月9日封國後，在4月中、5月初和6月初分三輪完成開放，允許歐洲遊客入境旅遊。從6月初到8月中這段時間裏，每日新增確診人數一直在500以下徘徊，其間並未出現嚴重的社區傳播，與美國始終未能走出第一波疫情的慘烈形勢產生鮮明對比。（2）普拉託華人華僑在第一波疫情中的自律，得到了意大利社會的肯定。中國從3月中旬開始支援意大利的抗疫，增加了意大利主流社會對中國的好感度，本地華人華僑成為“排外”靶子的風險，暫時下降了。（3）針對新冠肺炎的認識在加深，治療技術也在進步，由“未知”而帶來的恐懼在減退。

失去外界壓力後，許多華人華僑也進入鬆懈狀態。進入春末夏初時，有關疫情捲土重來的討論業已出現，但無論是華人華僑還是意大利人企業主，彼時都開始想方設法恢復經營、生產，彌補此前的虧損。在4月底迎來疫情拐點後，由於華人華僑社區內未發現病毒，一些主要僱用華人華僑勞工的企業於是迅速復工。8月中下旬，普拉託還有部分心態放鬆的華人華僑外出度假，其中也有人前往了事後被發現是病毒傳播熱點的撒丁島。

普拉託華人華僑社區在第二波疫情中的表現，對於前文提出的假設是一個支持：在缺乏國家強制力背書的情況下，個體與羣體的身份意識及危機意識，是“網格化”管理機制能夠得以運行的基礎條件。得益於當代通信技術的發展，普拉託華人華僑能夠同步運用中國國內的抗疫經驗，先於當地主流社會調整行為模式。當國內疫情逐漸穩定後，他們亦可通過既有的商業網絡，快速將防疫物資輸入意大利。然而，當第二波疫情席捲歐洲時，此前令華人華僑緊繃神經的外界壓力也已消退。隨着第二波疫情反彈，普拉託的華人華僑社區只得開始新一輪的動員與調適。10月後，米蘭及周邊地區僑團領頭的“網上方艙醫院”恢復提供幫扶工作，為確診感染的華人華僑運送藥物、提供中醫諮詢等。2021年1月，普拉託華人社區再次出現華人密集感染時，出現了部分華人感染者向負責檢測的私人診所提供“假證件和錯誤電話”、事後迴避醫療部門追蹤的問題。後者恰恰是華人社區在第一波疫情襲來時最不願看到的情況；事已至此，華人自媒體只能繼續呼籲華人配合官方。

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風險最終是可以客觀認知和衡量的，但對風險的集體感知始終存在社會建構的一面。一個常見的現象是，人們往往不願意提出，或至少不願意渲染自己當下找不到解決方案的困境。有了錘子，眼睛裏才能看到釘子。從疫情暴發至今，中國本土對新冠肺炎疫情采取了嚴防死守的態度，哪怕是發現個位數的感染病例，也會馬上啓動戰時應對措施，展開大規模的檢測、追蹤、隔離與治療；民間更是對感染者持低容忍態度，甚至不乏網民曝光確診者身份，恨不得使其“社會性死亡”。這也給個體帶來了很大的社會壓力——如果不慎感染病毒，那麼不僅危害自身，還會給自己的家庭、所居住的社區乃至整個城市帶來麻煩。

然而，大多數歐美國家無法像中國那樣集中全民力量打“殲滅戰”，也未能參照韓國經驗開展大規模檢驗與傳播追蹤，做到在防控常態化的前提下復產復工。隨着時間的推移，患上“新冠防控疲勞症”（pandemic fatigue）的民眾寧願冒着感染的風險，也要回歸正常生活。此時政府再渲染病毒的嚴重性、在“和平時期動用戰時手段”，反倒很不現實。與此同時，部分歐美右翼民粹政客推波助瀾，否認疫情嚴重性或主動向病毒“妥協”，更拉低了人們對防疫成效的預期。美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創下了感染數和死亡數全球第一的紀錄。儘管歐洲政界的新冠否認論與陰謀論不像美國那般猖獗，但許多原本抗疫不力的歐洲國家政府，此刻也有了放鬆的資本，這無疑為秋冬季歐洲疫情劇烈反彈埋下了隱患。第二波疫情襲來時，包括意大利在內的許多歐洲政府都不再重複春季徹底關閉餐飲服務業、嚴控人際社交互動的策略，這實質上是向瑞典政府在第一波疫情中所採用的半放任方針靠近。訴諸相對柔性和靈活的防疫策略，已是歐洲各國政府在這場持久戰中“不是辦法的辦法”。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意大利政府在3月時便率先“封城”，社會亦積極響應防疫號召，根據專家意見居家禁足、佩戴口罩，意大利在5月時就順利扭轉疫情形勢。這在西方世界博得不少美言，意大利人亦以此為榮。在意華人華僑雖然有中國案例作為參照，卻不可能不受當地民眾情緒的影響。華人社區此前揹負着“中國人負責任”的認知枷鎖，但伴隨疫情漸漸本土化並與中國脱鈎，在意華人華僑開始不可避免地進入放鬆狀態。

▍ 餘論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意大利普拉託華人華僑社區在缺乏國家強制力背書的情況之下，自發實踐了中國國內的“網格化”疫情防控方式，並在第一波疫情中取得了優異成績；但隨着警惕程度降低，意大利華人華僑社區在第二波疫情中出現了社區感染。通過對他們的抗疫經歷的分析，我們可以獲得兩個方面的啓示:

第一，海外華人華僑在缺乏國家強制力背書條件下推行的“網格化”疫情防控，是以個體與家庭對於疫情風險的認知，以及由此帶來的“自我加壓”為基礎的。這種“自我加壓”，並非簡單出於擔憂新冠肺炎疫情損害健康，而更多源於其感知到自身跨越邊界的羣體身份的脆弱性。在國內疫情控制局勢尚不明朗的時候，海外華人華僑擔心由於自身防控疫情不力，導致自身所屬的羣體在居住國被“污名化”，並遭遇進一步邊緣化。在這些認知和擔憂之下，他們選擇了“自我加壓”的方式，採取了相較於當地主流社會更為嚴格的防疫措施。當這種擔憂消失之後，懈怠也就出現了。這一對比本身，可以凸顯出個體和家庭層面的風險意識對於社會整體防控的基礎性意義。

第二，當代互聯網通信技術及社交平台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國內信息在海外的傳播，並在海外華人羣體中引發對中外道路和制度的“比較”，這必然會重塑他們對“邊界”的認知，乃至影響個體的身份認同。在“前疫情時代”全球化大勢下，國與國、族與族之間的“物理邊界”在觀念上不斷被弱化但2020年這一場全球新冠危機，又把這些“邊界”拉回人們的視野裏。在“後疫情時代”，新冠疫苗的普及或許能降低感染風險，使各國無須出於防疫需要而對“物理邊界”嚴防死守。然而，在疫情期間加強的文化與族羣邊界，卻未必會自然消融。

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後疫情時代的海外華人華僑在中國發展事業中的角色。2020年的抗疫讓海外華人直觀地看到，哪些國家的政府將人民的生命與健康放在首位，民眾顧全大局，充滿自律精神。許多華人華僑將這些行為和認知差異追溯到文化差異上，他們對中國道路與中國製度的認同因此進一步加強。我們可以期待未來會有更多的華人華僑人才迴流國內，支持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因此，在“外防輸入”成為疫情防控重點的階段，有必要在關於國際旅行的政策制定和執行中，恰當考慮海外華人華僑的需求和感受，保護好他們的愛國熱情。

隨着中國全球影響力的日益上升，中國國內治理的“溢出效應”正日益凸顯，“中國道路”的理論建設，也日益需要考慮更廣泛的全球受眾。跨越邊界的華人華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比較不同社會的抗疫措施及其效果，同時也親歷了不同社會在話語層面的巨大落差。要在海外講好抗疫的“中國故事”，首先要能夠説服華人華僑，併發揮他們在不同社會間的橋樑和紐帶的作用。在後疫情時代，如何在理論建設和跨境戰略傳播事業中向海外華人華僑打開更大的參與空間，值得各方深思。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2期第130-137頁，原題為“雙重邊緣的自我加壓：意大利普拉託華人華僑抗疫經歷”。 文章有所編刪，完整版請參見原刊。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