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書生從商第一人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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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鹽第 189 次為你加鹽 

加鹽注：上週去完海爾參訪，此後又去了煙台看蘋果，最近一直在忙這事。包括明天還要飛到新疆的阿克蘇，去看那邊的冰糖心蘋果。週五中午我會在阿克蘇的蘋果園做一場直播，也歡迎大家圍觀。

本文是我和同事楊朔合寫的，楊朔是第一作者，何加鹽是第二作者。文章既保持了何加鹽原來的行文風格，又增加了一些來自95後年輕人的新鮮感，希望你喜歡。

張謇（jiǎn）/圖源：百度百科

1894年，農曆甲午。

這年的北京，天氣詭異，時而傾盆大雨，時而烈陽如火，似乎預示着大清帝國註定不會太平。

只是，很少有人關注異常的天氣。滿朝文武正忙於張燈結綵，慶祝帝國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為了此慶，朝廷特地開了“恩科”——增加了一次例外的科舉考試。

消息傳來，令舉國考生狂喜。來自江蘇南通的張謇，也決定赴京應試。

三月十二日，考試結束，大雨不止，平地水深過尺，人們驚歎這場大雨是“十年未有之事也”。（見《張謇全集·柳西草堂日記》，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

41歲張謇在泥濘中深一腳淺一腳回到住處，全身已被雨水淋透，十分狼狽。回想起過往經歷，他一下子悲傷不已——二十多年來，從鄉試到會試，自己進出科場前後二十多次，科舉仕途屢屢受挫，幕僚遊歷十年失意，不知道未來路在何方？

此時的他還不知道，一個多月後，他會得到中國古代走科舉之路讀書人的最高榮譽：高中狀元！

但他更不知道的是，若干年後，人們記得的，不是狀元張謇，而是中國近代民營企業的先驅：實業家張謇。

1

此身不值與鼠頭並碎

1853年，在歐洲和美國，工業革命已經如火如荼地進行了很久，主要工業國的生產力都在突飛猛進。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已經發表了5年。

而古老的東方，還是一潭死水。

以清朝的紀年，此時為咸豐三年。清王朝的統治已經由盛轉衰，進入到苟延殘喘的最後時段。鴉片戰爭已經過去十餘年，戰敗的恥辱和《南京條約》的簽訂，除了引起少數有識之士的哀嘆之外，並未在清廷朝野引起根本性的改變。

在江寧布政司的海門直隸廳長樂鎮（今屬南通市海門區），一個名叫張彭年的賣糖人，生下了第四個兒子，取名張謇。

這是1853年的7月，也是咸豐三年的五月。由常樂鎮往西230公里，南京城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往東1700多公里的海上，身材矮小的日本人，將於幾天後在江户灣的海面上，驚恐地發現4條巨大的黑船。

而此刻，海門這片土地依然保持着古老遲滯的神情。外部的風雨，似乎沒有對常樂鎮的人們造成絲毫的影響。

這就是張謇出生的歷史背景。當時的人們誰也不知道，這個孩子的命運，已經和時代緊緊地捆綁在了一起。

從小，張謇就表現出異於常人的讀書天賦，五歲（用現在的計算方法是四歲）已經能全文背誦《千字文》；十一歲熟讀《大學》、《論語》、《孟子》。

十二歲時，有一武官騎了一匹白馬，從門外走過，先生隨口出了一個考題“人騎白馬門前去”，張謇不假思索答道“我踏金鰲海上來”，足見張謇不僅思維敏捷，而且志向遠大。

1868年，即清朝的同治七年，十六歲的張謇正式踏上了科舉之路。縣、州兩級考試順利通過，只是州試成績欠佳，成績在百名之後，受到老師嚴厲的督責。

也許是愛之深、責之切，老師對張謇説：“假使有一千人去考，要取九百九十九人，只有一人不取，就是你”。（見《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章開沅著，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

張謇羞愧至極，在窗格上寫下“九百九十九”警醒自己，睡覺時用短竹夾住辮子，翻身牽動辮子，就會驚醒起來繼續讀書，有時候讀累了，就看一看那五個字，然後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就又強忍着累和困，繼續讀下去。

經過努力，在後來的院試中，張謇以第二十六名的成績獲得了秀才的稱號。儘管名次不高，但也已經創造了家族史上的奇蹟，讓一家人歡喜不已。

不過，歡喜沒有持續多久，災禍便接踵而至。

按照當時科場慣例，如果一個人祖上三代沒有做過官或者考取功名，就叫作“冷籍”。冷籍子弟不能隨便應考，需要有資格的人擔保，程序十分嚴苛。而張謇家族世代務農，沒有應考資格，後來在老師宋璞齋的“幫助”下，張謇改名張育才，冒充如皋人張駒之子，參加如皋縣的縣試，考上秀才。

沒想到，張駒見張謇有了出息，馬上露出了貪婪無恥的面容，以“冒籍”為由開始對張謇一家勒索。

短短五年間，張謇一家受盡了敲詐凌辱之苦，多年積累的家財被勒索一空。後來張駒索財無果，便將張謇“冒籍”的事情舉報。

當時“冒籍”處罰非常嚴重，為躲避官府追捕，張謇倉皇出逃，他在筆記中詳細描繪了當時的情形：

“雖雨勢稍細，而云黯如墨，立橋下久之……行數步，輒一蹲，足陷泥淖及踝……是時忿火中燒，更不知有何畏怖，亦輒作挾利刃砍仇人頭之想。又念父母在，此身事大，不值與鼠頭並碎，且自解且行……外雨內汗，襦褲盡濕，足皰累累，遂坐而待旦”。（見《張謇傳》，張孝若著，嶽麓書社·博集天卷出版，2021年）

好在當時通州知州孫雲錦惜才，聽説了張謇的事情後，向這位無依無靠的農家子弟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他的斡旋下，禮部核准張謇“改籍歸宗”，這場飛來橫禍才得以消弭。

災禍雖然消解，但本不富裕的小家已經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冒籍”事件後，張家負債已達千兩之多。

無奈之下，二十一歲的張謇只得外出謀生。孫雲錦調任江寧後，得知張謇的困境，便邀請其出任幕僚，張謇由此開始數十年的遊幕生涯。 

2

人到中年萬事休？

張謇二十三歲時，在孫雲錦的推薦下，出任直隸正定鎮總兵吳長慶的慶軍幕僚。吳長慶是淮軍將領出身，曾為淮軍慶字營統領，此前因鎮壓太平軍有功得以成名。

1882年，朝鮮發生兵變，吳長慶奉命率兵赴朝平叛，張謇隨之前往。

這一次朝鮮之旅，張謇有兩個很大的收穫。

一是，他的平叛策略得到一個人的賞識，從此他在帝國的核心層，有了強大的助力。此人就是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

二是，他在朝鮮收了一個學生。這個學生比他小六歲，科舉落榜，又不喜歡讀書，便索性來投靠養父的好友吳長慶，想倚仗“世誼”得到提拔。但吳長慶並沒有給他機會，只是讓他跟隨張謇學習文化。

張謇起初對這位學生非常頭疼，因為他寫的文章蕪穢難懂。但後來發現他辦事精煉，能力出眾，行事果決，深談之後，發現此人志向遠大，便極力向吳長慶推薦。

後來，這個學生在入朝平叛中表現英勇，不辱使命，被稱為“能將”。

這個學生的名字，叫袁世凱。此後一度甚為張謇爭光，只是師生兩人後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此是後話。

張謇曾經的得意門生袁世凱/圖源：百度百科

張謇本想借助長慶軍建功立業。但八年後，吳長慶去世，張謇失去倚仗，夢想隨即幻滅。

雖然很多人向聲名鵲起的張謇投來了橄欖枝，甚至包括張之洞和李鴻章，不過此前的慶軍幕僚經歷已讓張謇明白“靠山山倒，靠水水流”，不能再過“向紗帽下求生活”的日子了，必須考取正規功名獲得政治身份，建功立業。

翁同龢也是極力勸導張謇去應試，表面上是惜才，盼望他有所成就；內地裏也是希望他來助自己一臂之力。因為當時朝廷內部分成擁護光緒皇帝的“帝黨”和擁護慈禧太后的“後黨”。翁同龢是帝黨首領，正在大力籠絡人才。

張謇便欣然投向了科場。

可惜的是，事與願違，造化弄人。

自從光緒十一年在順天府參加鄉試，以第二名的成績中舉之後，張謇先後四次入京，四次會試都是鎩羽而歸。

回首過去二十五年，他參加的各種科舉考試達二十多次，直接消磨在考場上的時間有一百二十天之多。而會試的屢次不中，使得張謇精神日漸頹唐，對科舉考試日漸厭倦，甚至把自己常用的考具也扔掉了。

這一次次的折磨，讓張謇對科舉有了不同的認識，他覺得“科舉制度所造成的結果，不是出循規蹈矩的臣子，就是出迂腐的書呆子”，特別是遊幕的經歷，讓張謇深切感受到學問不僅存在於書本里，實際事務中的道理同樣值得鑽研。（見《張謇傳》，張孝若著，嶽麓書社·博集天卷出版，2021年）

這也為後來張謇的棄士從商埋下了伏筆。

充任幕僚，結果竹籃打水；苦求科舉，結果鏡花水月。

張謇開始反問，我求取功名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他認為，自己絕不是為了升官發財，也不是為了求名得利。既然這樣，為什麼不做一點造福地方的實事，而要在功名蹉跎中虛度呢？

想到了這些，張謇又一次轉換了人生目標。

當時鄉民織布謀生，捐税繁多，他和朋友想法設法，謀減花布税，紓解民困；海盜出沒，他又興辦沿海漁團，護衞百姓；春間災荒，他又成立倉社，堆積米糧；南通土質肥腴，他又籌款買桑，賒於鄉農，教以種植方法…….

此時的張謇已經人到中年，看起來，他這輩子充其量也只能在南通做一個造福鄉鄰的士紳了。

3

一旦非分事無端

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張謇41歲。

增設“恩科”的消息傳到耳邊，張謇已經非常淡漠。但七十六歲的父親卻熱心不減，他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急於看見兒子金榜題名，光耀門楣。

看到兒子無意科考，他非常不滿地説，“兒試誠苦，但兒年未老，我老而不老，可更試一回”。

張謇不敢違逆父親意願，只能是無奈之下，硬着頭皮再試一次，甚至考試用具都是從朋友處借來的，發榜的時候也不聽錄，足見冷漠程度。

然而，“我踏金鰲海上來”的預言突然成真。在恩師翁同龢的運作下，天大的運氣降臨在了張謇的身上。

他在禮部會試考中第六十名貢士，禮部複試時考中一等第十名，這個結果讓他又驚又喜，彷彿看到久閉的命運大門突然漏出一絲曙光。接下來，就是等着殿試了。

四月二十日，張謇與其他進士站在乾清門外聽宣，此時，焦急、興奮、不安一齊在他的心頭湧動。

良久，終於看見八位閲卷大臣站在丹墀上，宣張謇進見。他的成績，是一甲第一名。

狀元及第！

讀書人最高的榮譽，這刻落在了張謇的頭上。

但張謇並沒有感到狂喜。相反，他的心情非常複雜。在當天的日記中，他如此寫道：

“棲門海鳥，本無鐘鼓之心；伏櫪轅駒，久倦風塵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類無端矣。”（見《張謇全集·柳西草堂日記》，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

後來的經歷，證實了他此刻的預言。

1894年的一天，慈禧太后從頤和園返回紫禁城，大小官員匍匐在路旁接駕。是日恰逢暴雨，路面積水一二尺深，雨水刷洗着頂戴上的紅纓，鮮紅的水落在朝服上，這些文武重臣全身濕透，一動也不敢動。

不知道過了多久，太后乘坐的轎子才姍姍來遲。而太后乘轎子經過時，頭都不抬，視若無物。望着遠去的轎子，看着身旁七、八十歲的老臣久跪難起，需要人攙扶才艱難起立，張謇跪在人羣中心如死灰。

他深深感受到，當官是如此沒有尊嚴。難道幾十年辛苦經營，讀書做官，身居廟堂，卻是如此一文不值，只是做個磕頭蟲？

多年來，他見慣了朝廷鬥爭的翻雲覆雨，而這場大雨使得他“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這個朝堂已經不值得留戀了。（見《新新世界·張謇與南通建設》，傅國湧著，新星出版社，2020年）

而另一方面，異常天氣預示的災禍，已經悄然而至。

1894，光緒二十年，以干支紀年，是為甲午。張謇奪魁兩個月後，日本海軍在朝鮮半島的豐島襲擊大清海軍的運兵船，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戰事之初，張謇還充滿了信心，“但開戰不久，他就發現雙方的實力已經不是十幾年前他在朝鮮時可比，淮軍和北洋水師遠非看起來那樣強大”。（見《跌蕩百年》，吳曉波著，中信出版集團·藍獅子，2017年）

清軍一敗再敗，舉國震驚。後來的事實驗證了張謇不祥的預感，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馬關條約》簽訂，張謇慨嘆道，“幾罄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失無論矣。” 

甲午之痛讓張謇意識到，“中國大患不在外侮之紛乘，而在自強之無實”，在他看來自強之道就是實業和教育，他要在家鄉南通實踐自己的理念——“父教育母實業”。（見《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章開沅著，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年） 

而歷史也就在這一刻分叉，後來，四個中國人做了各自的選擇，他們代表了這個國家不同的努力方向：

康有為選擇了變法，孫中山選擇了革命，袁世凱選擇了復古，張謇選擇了實業。 

4

以爵然自待之身，溷穢濁不倫之俗

張謇棄官回到南通後，開始經商辦廠。

狀元辦廠，顛覆了當時天下讀書人的信念。“士農工商”是中國古代社會層級的劃分，士在最上，商在最下。自有科舉制度以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多少讀書人的夢想，張謇卻要放棄辛苦得到的一切，要從最高社會地位的“士”投身於為人所不齒的“商”。

他的家人也不能理解，辛苦半輩子終於中舉，眼前放着的是光明的前景，為什麼要自毀前程？有人暗地説張謇這是讀書昏了頭，甚至當時許多人罵他是讀書人的敗類，丟掉了禮義廉恥。

張謇的內心也未嘗不糾結。因為他從小讀的是聖賢書，父母對他的盼望，也是學而優則仕，高官厚祿，光耀門楣。對於商人，他本是不屑與之為伍的。何況自己貴為狀元，要去親自做商人呢？

但另一方面，他又深切地認為，中國振興，責任首先在士大夫，而讀書人被認為只會空談，他要做個樣子給別人看看，下決心“捨身喂虎”。況且他認為自己下海經商為的不是自己私利，只是因為“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所以他有必要以經商為手段，實現強國富民。

在這樣的理念之下，張謇終於決定“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以爵然自待之身，溷穢濁不倫之俗”，雖然“晝慚而夜覥者不知凡幾”，但卻一往無前地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盡頭。

張謇/圖源：百度百科

張謇的從商之路，起步於紗廠。其故鄉南通盛產棉花，自古就有家家户户紡紗織布的傳統，且水路便利，是辦紗廠的好地方。

此時，他在地方上有了一定的身份地位，便聯合南通當地的6個布莊老闆、木材商、典當行的朋友，打算辦一個兩萬錠的紗廠。

但是張謇熱血沸騰，現實卻冰冷殘酷。紗廠除了原始投資之外，還公開向社會募集六十萬兩資金，結果應募者寥寥。張謇幾月奔走下來，一無所獲，盤纏花了個精光，最後靠擺攤賣字才湊足了回家的路費。

他甚至還跑到寺廟、道觀募資。他放下了讀書人的尊嚴，厚着臉皮去宣講自己的理念，而善男信女、住持道長卻疑惑地問他：“什麼是工廠？”

一年多以後，朋友也開始懷疑他，紛紛撤資。

直到紗廠即將開機時，募資都不順利。實際招募的資本不足20萬兩。買地，建廠房，再加上各項開支，已用去19萬兩，而這只是前期投入的資本。

紗廠開動後，每天僅是維持正常的運轉就需要萬兩資金，如果沒有新的資金，根本就維持不下去。無奈之下，張謇打算把工廠出售，可是對方貪心過重，壓價過低，只能作罷。

籌款四年多，張謇心力交瘁，在上海奔走籌款時，甚至差旅費都沒有着落。站在黃埔灘，看着濤濤江水，張謇長吁短嘆，淚眼簌簌。

時任南洋大臣劉坤一提出了一個“官商合辦”的路子，當時官辦的南洋紡織局有一堆積壓已久的紗機，可以將這批設備摺合成官股入資。

張謇大喜過望，全盤接收。

但是不久，他就發現自己高興早了。這批機器積壓過久，日曬雨林，包裝木箱都已破損，利器零件大多鏽壞，僅是搬運擦鏽就耗資六千兩。

雪上加霜的是，他還被同鄉盛宣懷坑了一次。當時紅頂商人盛宣懷答應幫助張謇融資，但簽訂合同後發現油水不大，便撒手不管了，張謇寫了無數告急書，幾乎字字有淚。

在信中，他訴説自己處境是“此時焦灼，甚於然眉”，雖然“多方調度，皆系小數，且不過倉猝應急”，二十幾天後，他再次致信盛宣懷，既對盛的失信不滿“公方以信義號召天下，豈可失言於匹夫？”又曉之以情，説自己舉步維艱，省之又省，還缺十五萬，最後又抱着一線希望，説實在不行，可以先借五六萬金，一年為期。（見《張謇全集·柳西草堂日記》，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

但盛宣懷左右推諉，顧左右而言他，到最後一分錢都沒有兑現。張謇對此耿耿於懷，一直無法原諒盛宣懷的言而無信，官商合辦的念頭自此斷絕。

這種無奈，也使得張謇的企業成為晚清企業中少見的“紳督商辦”模式，他也“被迫”成為中國民營實業家的先驅。

5

天地之大德曰生

1899年5月，費時四十四個月後，張謇的紗廠在南通城外的唐閘艱難起步，取名“大生紗廠”。廠名源自於《易經》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張謇對這句話的理解是：

“一切政治及學問最低的期望是使得大多數老百姓，都得到最低水平線上的生活……我知道我們政府，絕無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範圍內，得寸得尺，儘可能的心而已”。（見《張謇傳記》，劉厚生著，上海書店，1985年）

在大生紗廠開機的四天前，張謇派人到常熟請恩師翁同龢寫一幅對聯，翁同龢勉勵道：

“樞機之發動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東南”。

這幅對聯，一直懸掛在大生紗廠的辦事廳。

儘管創始之初舉步維艱，但大生紗廠開機第一年就實現了盈利，支付成本和官利後，還有七萬八千多兩餘利。

這讓很多本想看熱鬧的人不僅大跌眼鏡，而且眼紅。

歷史學者傅國湧將大生的成功歸結於成本可控，管理先進，領導有方。

首先，南通靠近棉花原產地，大生紗廠能夠以低廉價格拿到優質棉花；其次，當地工人熟練，農家十二歲的女孩就會紡紗；而，且工人工資低廉且地理位置優越，本地市場就足以消化大生的產品。

同時，大生工廠的管理細緻有方，《廠約》對接待客人的飯食，都有詳細規定，“平時飯菜兩葷兩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勞兩次”。除《廠約》外，還有25個章程，195條規矩。

當然，最重要的是領導人張謇，他彷彿具有天生的商業管理才能。這對於大生紗廠的發展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這種影響並不靠資本佔股來維持，甚至最初的1300兩資金中，700兩還是朋友墊付的。在股權結構中，他只佔百分之零點四。

這種依靠個人領導魅力，而不是佔股比例來控制公司的做法，在後來的企業家中依然有着傳承延綿。例如任正非，張瑞敏，都是在公司佔股很少，但是影響力巨大。我們難以瞭解他們是否受到張謇的影響，但冥冥中，這形成了一種歷史的呼應，顯示着張謇式的商道不絕，後繼有人。

大生紗廠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張謇的信心。1907年，張謇決心開設二廠，儘管地理位置不如一廠（大生紗廠），但二廠盈利能力依然可觀。1917~1921五年間，二廠的純利就有五百萬兩以上。

這使得張謇雄心勃勃，他決心繼續增建七家紗廠，但最終辦成的只有兩個，並且自始至終，盈利的只有一廠和二廠。

值得注意的是，大生紗廠一直存在兩個致命問題：

一是技術上長期依賴外國人。外國技術員不僅索取高額報酬，而且每月到廠次數屈指可數，合同規定，只要機器正常運轉，技術人員不到廠也可以照拿工資，甚至聘請西餐廚師，修建專門的小洋樓供技師居住。

二是產品長期依賴南通周邊市場，外部市場一直沒能建立，本地市場的風吹草動，都能引起危機。

但此時的張謇，還顧不上思考這些問題，他正痴迷於創辦更多的公司，修建更多的廠房。後來又創辦了廣生油廠、大隆皂廠、大昌紙廠、復新麪粉廠、懋生房地產公司、輪船公司、通海墾牧公司、冶廠等。

如果你認為張謇這是好大喜功，盲目擴張，就完全低估了張謇的商業智慧。他的目標，是打造完備的產業鏈。

“辦廣生油廠是要利用軋花分出來的棉籽；辦大隆皂廠是為了利用廣生的下腳油脂；辦大昌紙廠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腳飛花利用起來，為大生生產包裝紙和翰墨林印書局的印刷用紙；辦復新廠是因為大生有富餘的勞力，且每天漿紗織布需要大量麪粉；辦輪船公司最初是為了大生的運輸需要；辦懋生房地產公司是由於唐閘外來人口漸多，需要住房；辦通海墾牧公司的原因之一是為給大生提供棉花；辦冶廠是想為大生各廠仿造一些機器設備（如織布機、軋花車等），同時也可以為墾牧公司造一些農具。”（見《新新世界·張謇與南通建設》，傅國湧著，新星出版社，2020年） 

細究起來，我們會發現，張謇的商業思路完備，商業模式完整。

這種全產業鏈的經營理念，即便在百年後的今天，都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6

中國大地上的天堂

企業正辦如火如荼時，張謇的行為卻開始讓人看不懂了。

他持有鉅額財富，卻十分“摳門”。每餐不過一葷一素一湯，襪子破了總是打補丁，要補到無法再補才換新的；平日走路看到一枚釘子，也要撿起來。從不賭博，也很少喝酒，對享樂的事情一概不上心。

但人們常在南通的街道上，常看到穿青衣，戴小帽，臉龐消瘦，鬍子花白的張謇，整天坐着獨輪小車在城裏穿梭，行色匆匆。也不知道整日在忙些什麼？

後來人們才知道，他那是為學校選址，籌劃辦教育。

其實這個念頭由來已久，張謇的商業理念是“營志重於營利”，他的社會理念是“父教育，母實業”。他辦教育的熱情，比辦實業要高漲得多。

在大生紗廠建成的第三年，他就開始籌辦通州民立師範學校（院系調整時分拆，成為後來的揚州大學、南通大學、南通高等師範學校等共同的前身之一）。這是中國最早的三所現代意義上的示範學校之一，僅次於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

1903年，張謇將一座寺院改建成一座學校，此後常住於此，開學前夜，張謇深夜還拿着錘子，在每個學生宿舍的門口釘名牌直到深夜，甚至廁所和廚房也要親自檢查。他説：“辦學堂，要注意這二處的清潔，看學堂，先要看這二處是不是能清潔。”

有了校舍，最重要的還有老師，他先後請來了王國維教倫理學，請陳衡恪（即陳師曾，系陳寅恪的哥哥）教博物學，還有八位日本籍的外教，並請章太炎、杜威等國內外名人前來講學。

學校走上正軌後，他又前往日本考察。這次考察給日本新聞界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人發現這位成功的企業家的訪問並不是走馬觀花，他對學校的建築，學生作業極為關心，甚至包括學校的課桌、椅子各種尺寸都要一一測量記錄，甚至兒童做遊戲用的玩具也看得很認真。

截至1925，張謇僅在南通市就創辦了三百二十九所初小，二十一所完小，兩所初中，一所省立中學、兩所師範學校。

而他參與創辦的學校就更多了。今天我們細數，很多知名大學背後，都有張謇的身影，其中包括復旦大學、南通大學、大連海事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海洋大學、河海大學、同濟大學、東南大學、揚州大學、暨南大學……

對於為什麼要如此熱衷於辦學。張謇在大生紗廠第一次股東會議上，曾經解釋説，這是從德國俾斯麥那裏獲得的啓示，他力圖通過教育挽救這個國家的命運，但是他深知辦教育不能僅憑熱情，不能赤手空拳，所以只有先辦實業，實業與教育應該相互灌輸、相輔相成。

而江南小城南通，也因為張謇，而成為中國最先走進現代工業文明的城市之一。

1896年的《紐約時報》如此描繪：

“大道旁柳樹成行，滿載麪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車、汽車在奔馳，高聳林立的煙囱在冒着煙”，“煙囱對中國人的封建迷信是個重大打擊，是對所謂風水觀念的極大挑戰，此前，中國民眾是多麼崇尚迷信和風水呀！毫無疑問，現在他們連句抗議的話都沒有説。”

1910年，日本經濟學家上冢司詳細地描寫了他看到的南通：

“沿河的一條街，車水馬龍，絡繹不絕，人來人往，摩肩接踵，異常熱鬧，河邊停泊着數百艘民船，裝卸着貨物。所見這般光景，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活動着的，又是現代化的……

即使説這些都通過張謇表現出來，也是無妨的。工廠中最壯觀的是大生紗廠、復新麪粉廠和廣生油廠這三個工廠……”（見《上海社會與紡織科技》，廖大偉，楊小明，周德紅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在當時的中國，南通甚至成為了一種社會治理的模範，各地來南通參觀的人絡繹不絕。南通街頭沒有乞丐和流浪漢，因為當地企業幾乎吸收了所有的勞動力。除此外，還有南通育嬰堂，養老院，殘廢院，貧民工廠，盲啞學校…….

1920年上海英文報主筆鮑威爾參觀完南通後，直接稱呼其為：

“中國大地上的天堂”。

而作為一手締造了新南通的張謇而言，他做這些事情並非一時起意，而是深深根植於他的行為哲學：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的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這種從大處着想，小處着手的理念貫穿了張謇的終生。

他辦實業，並不是為了賺錢，“他回南通辦紗廠懷的是政治家的視野和抱負”，要實現救亡圖存的士大夫價值追求。（得到APP《蔡鈺·商業參考》）

他辦教育，也不是因為有利可圖，是因為“立國之強不在兵而在教育”。

他開辦漁業公司，也不是看重了利潤空間，是因為他考察完日本後意識到，一個國家的漁業和航政範圍在哪裏，國家領海主權就在哪裏。

用今天的話講，張謇早已超越了企業家單純追求利潤導向，他一直在思考當時的社會和國家需要什麼樣的企業才能富國強民。

7

得寸進尺，草木同生

晚年的張謇慨嘆道，“不幸而生中國，不幸而生今之時代”。

1916年6月6日，這位清末的老狀元在得知自己的學生袁世凱做了八十三天新皇帝的鬧劇後，對政治已經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不管是君主立憲的清王朝，還是不知崖畔的新政，他都不抱希望了，他只想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從教育入手，以南通為根基，做一點故鄉建設而已。

只是天不遂人願，大生公司的形勢也是陡轉直下。

一戰結束後，留給中國紡織市場的紅利突然消失，原材料猛然提價，國外紡織品傾銷，加上此前各種福利建設完全依靠大生紗廠注資，投資過度擴張，本小事大，激進投資，此前潛伏的危機一一浮現，大生一下子被逼入了窘迫的境地。

不僅如此，張謇還要面對股東的指責詰難，其本人也是滿腹委屈：在大生興盛時，那時人人都説好，創辦福利企業大家都稱讚，現在遇到不順，就人言嘖嘖。

即便大生完全失敗，張謇自問也是不違本心。但外人卻並不理解，也不願理解。股東大會不歡而散。

無奈之下，張謇只得向國內外尋求資金的支持。但直到最後，最後的救命資金也一直沒有盼來。

事實上，當時如果有資金注入，他的大多數企業還是能夠正常運轉，日後加以合理管理，企業重新運轉並非不可能。

但歷史沒有給張謇這個機會，張謇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大生日漸衰落，這對晚年的張謇是一個莫大的打擊。

去世前的二十幾天前，張謇還抱病前往長江堤上勘察，他在最後的一則日記中記錄了當月的活動：

“讀《左傳》，日課一詩。早六時至姚港東，視十八楗工”。（見《張謇全集·柳西草堂日記》，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

張謇的一生，深刻註解了時代與個人命運的關係。

少年投身功名，屢屢受挫；

青年遊歷四方，鬱郁失意；

中年國窮民弱，投身實業；

晚年國家動盪，企業盛極而衰。

如同後人張瑞敏所説，“沒有成功的企業,只有時代的企業”。企業的命運只有踏上時代的節奏，才能煥發出生機活力。

對於張謇而言，他至少踏上了兩個時代的紅利。

一是清末重商主義興起，特別是甲午戰爭後救亡圖存情緒濃厚。兩者疊加讓張謇意識到，即使自己像老師翁同龢一樣位極人臣，國家最終依然擺脱不了積貧積弱，受人欺侮的命運。

只有辦實業，昌教育，才能興國家，這為張謇這種傳統儒家知識分子找到了新的價值依託。

特別是救亡圖存的心境在甲午戰爭後瀰漫於整個精英階層，“這種深入心脾的憂鬱激憤心情和恥辱無奈感覺，大約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從不曾有過的”。（見《中國思想史》，葛兆光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興辦實業成為仕途之外的第二條道路，張謇是趟這條道路的第一人，並且走通了這條荊棘遍佈的險路。

第二個紅利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各國忙於戰爭，給中國企業留下了巨大的發展機遇。當時代的紅利消失：一戰結束，企業競爭力客觀上無法培育時，衰敗也是預料之中。

但我們分析時代對張謇的影響，“並不意味着企業家自身的素質與追求不重要，這些恰恰構成了他們的內在動力，使他們最終站在時代的前面，而沒有被時代的浪頭捲走。”（《新新世界·張謇與南通建設》，傅國湧著，新星出版社，2020年；）

從個人的進化而言，張謇特別值得稱讚的一個地方是“得寸得尺”——“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從大處着想，從小處入手。

科舉屢試不第，轉身去做幕僚，幕僚不得志，轉身去經營村落，他的一生都在輾轉騰挪。

他辦教育，是從測量學生課桌開始；擴充企業，是從考慮利用企業廢棄物開始。

他的身上既有儒家士大夫的理想主義追求，又有濃厚的務實主義色彩。做一分，進一寸，不求雷厲風行，顛倒日月，只是一步一個腳印。

雖然這樣的故事講起來不夠絢爛，但從大尺度的歷史進程來看，正是這種温和執着的努力可以被大多數人效仿，持續進步。

值得一提的是，這句話出自張謇的一個重要演講。

1922年，張謇70歲，在他籌建的第三養老院落成之際，他講了一席話。除了“得寸進尺”之外，他講的“草木同生”，亦足以表示張謇一生所秉持的理念。

他説：

“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故踴躍從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辦事，亦本此意。”（張謇，“第三養老院開幕演説”）

1926年8月24日，張謇因病逝世，葬於嗇園，享年74歲。依照他生前意願，殮服為大生紗廠的織布所制。

1966年8月24日，張謇葬後40年整，其墓被紅衞兵砸開，裏面沒有任何貴重物品，只有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摺扇、一顆牙齒、一束胎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