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86%印度年輕人對未來焦慮, 卻又急切地想統治世界? | 文化縱橫_風聞

✪ 司妮達·普拉姆 | 印度作家、記者

✪ 於果果 (譯)

【導讀】近年來，人們在討論中國發展時，經常把印度作為一個重要的參照系。包括基辛格在內的一些戰略家認為，印度人口基數龐大、地緣優勢突出，其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變動將深刻影響南亞乃至世界格局。然而，除了這些宏大戰略關注，印度自身有何變化？其內部社會結構到底是怎樣的？

深入觀察印度，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是印度青年一代。本文作者司妮達·普拉姆(Snigdha Poonam)以“印度小鎮青年”為寫作對象，對印度青年的夢想、渴望、焦慮與困境作了全景描述。她指出，印度人口超過半數是25歲以下的年輕人，這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青年羣體。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青年展現出非常不同的特徵：其一，他們相當多數處於未受教育、待業以及無工作能力狀態，但卻有充沛的改造世界的夢想；其二，他們大多處於傳統印度觀念與美式成功學的撕扯與分裂之中，更偏重於世俗的成功目標；其三，他們在自由主義時代快速成長，有着自我表達的強烈慾望，但卻沒有人真正理解他們的自我認知與真實想法。由此，他們是自獨立以來最絕望的一代印度人——86%的人曾對未來感到“焦慮”——但他們也是最執迷於統治世界的一代。這些印度“夢想家”們的夢想能否實現，不僅僅是一個疑問，更是深刻影響未來世界走向的重要問題。

本文轉自“羣學書院”，原題為《“夢想家”：印度青年正在如何改變世界》，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擬，特此編髮，供讀者思考。

“世界上最為龐大的青年羣體”

“我不再想成為這個國家的總理了。”“我想要領導全人類，人類比一個國家要大。我想要到外太空去，我希望人類能成為一個多星球存在的物種。我想領導火星。”

我平靜地把這話記了下來。那一年，我聽過比這瘋狂得多的話。從2014年我開始在印度遙遠的角落和年輕人們交談以來，到2017年他們説上句我就能接下句為止，我的筆記本上寫滿了這樣的口號，這是他們極端情緒的宣泄：他們的希望、計劃、擔憂、夢想。印度人口超過半數是25歲以下的年輕人。這是世界上所有國家裏數量最為龐大的一個年輕人羣體。“此前從來沒有出現過這麼多年輕人，”聯合國2014年的一份報告用震驚的語氣記錄下這一事實。它將印度這前所未有的人口構成的意義用最簡單易懂的話概括了出來：

“這其中藴含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潛力可能以後再也不會有。我們如何滿足這些年輕人的需求和抱負，將決定我們共同的未來。”

世界的未來依賴於印度年輕人能否實現抱負，但是現在看來，這還是個白日夢。正如發展經濟學家多年來警告的那樣，印度迫切需要解決它的“3E”問題，大多數印度年輕人將被列入這三個範疇：未受教育（uneducated）、待業（unemployed）、無工作能力（unemployable）。這個國家完全要依靠龐大的青年羣體成為超級大國，但卻不知道如何將數字變為資本。

這個挑戰涉及的問題讓對印度最有信心的支持者也犯難。想要在國際經濟上發號施令，印度需要在未來十年裏讓1億年輕人接受教育，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任務。在這十年裏，至少需要建成1000所大學和將近5萬所學院。（什麼概念呢，美國總共也只有4200所學院。）即便印度奇蹟般地完成這項壯舉，這些學校的教育質量也仍然是個問題。目前，不到17%的畢業生有直接就業的能力，只有2.3%的印度勞動力接受了正規的技能訓練（日本80%，韓國96%）。但現實是他們需要一份工作，只有極少數印度特權階層能夠自主選擇不工作。然而，印度在創造就業上舉步維艱。大約1.17億人需要被吸納到新的、更具有生產力的工作中去。求職者和工作缺口之間越來越大的差距，使得國際勞工組織將這一代印度人稱為“受傷的一代（Scarred Generation）”。他們預測“集體性的挫敗感”將引發抗議活動和社會動盪。

事態已經開始惡化。過去的三年裏，許多邦內的大批印度年輕人開始因為工作配額問題走上街頭。在安得拉邦，他們封鎖了道路和鐵路網絡；在哈里亞納邦，他們切斷了對首都的自來水供給；在古吉拉特邦，他們封鎖了工廠，警察向他們開火；在馬哈拉施特拉邦，他們威脅要摧毀那些因平權運動而得到僱傭的人。事態正向着更糟糕的方向發展。

數量龐大的印度年輕人中的大部分仍活在一潭死水中。地方百姓構成了現代印度的核心，卻沒有人關心他們的想法。他們只會在臨近大選時出現於我的新聞推送中，只有那時我的同事們才會下鄉採訪，瞭解“年輕選民”的想法。他們都會帶回同樣的結論：一波遠大抱負正在印度的鄉下蔓延。

似乎離城市越遠的人，夢想就越遠大。我們能看出來他們想要什麼——在機會、收入、個人價值、政治立場、愛情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獲得更多的選擇——但我們看不到是什麼驅使他們有這些需求。搞清楚這一點並不容易，把我們分開的是一個重要的時間段。從某個角度來看，他們的生活和父輩、祖父輩在這個年紀的生活並沒有任何差別——不管是生活在哪裏，還是如何生活。然而視角稍微轉換，就會發現一切都不同了。一名20歲的印多爾年輕人和美國艾奧瓦州的同齡人所接收到的信息是一樣的，這也可能讓他們生出同樣的需求和夢想。對印度年輕人而言，他們所生活的地方和他們理想的生活之間沒有任何聯繫。

1億人突然間擁有了遠大的夢想，然而不管是家人、老師、老闆還是政府，在他們所生活的地方還沒有人為此做好準備，這種情況下會發生什麼呢？他們會意識到只能靠自己。他們只能告訴自己，他們需要自己建造一個世界，才能成為想要成為的人。在這個世界裏，你能達到怎樣的成就要看你有多大的渴望。一旦他們給自己創造了這個名為夢想的泡沫，他們就會把全部人生都壓在追求夢想上。

生存在兩個極端之間的印度青年

這一代印度人被吊在兩個極端之間。他們在祖父那輩人的文化價值觀影響下成年——社會問題上態度保守，性方面靦腆，宗教上敬畏神明——但是他們的人生目標又和美國青少年一樣：要賺錢和出名。他們能獲得真正機會的可能性極為渺茫——每個月有100萬印度人進入就業市場，他們當中大概只有0.01%能找到穩定的工作——但他們對於成功卻有着最不切實際的幻想。

他們是最具全球視野的印度年輕人，但他們基於語言、地域、宗教，以及對於國家前殖民地時代輝煌的誇大認知而形成的“何為印度人”的看法也最為狹隘。他們中的大多數對印度的舊政治很不滿，對他們來説那就是國大黨死板、嚴格的自由主義的代名詞。然而他們對於新政治的認知就是如今掌權的印度人民黨，一個主張排他的民粹主義和教派隔離的政權。他們是自獨立以來最絕望的一代印度人——86%的人曾對未來感到“焦慮”——但他們也是最執迷於統治世界的一代。

不管現在的處境有多麼困苦，他們組成了世界上最龐大的志趣相投的年輕人羣體，而且他們堅信世界就應該按照他們的規則運轉。這些印度年輕人的決心，將給印度內外帶來不只經濟上的影響。他們心中的一切只能靠自己的想法，導致這一代印度人以自己的觀點重新定義一切：工作、成功、道德。這也會以一種我們還不能預見的方式改變我們的世界。

開始的時候，我以為自己瞭解在時刻變化的印度做一個年輕人是怎樣的。我瞭解找不到自己定位的沮喪和尋求天翻地覆的變革的慾望。作為一個從新晉自由主義印度的小城鎮中產家庭長大的女孩，我也常常要重新調整種種想法，包括我是誰、我對世界的看法，以及我想從這個世界得到什麼。我很幸運，對我而言最難的部分就是説服自己要有更遠大的志向。我不需要為了成功或生存奮鬥，只要追求個人自由就行了——離開家，做喜歡的工作，為愛結婚，自己的生活自己説了算。我的鬥爭對象不是國家也不是某個系統，而是傳統。我被高種姓和高階層的殼保護着，不用像其他人一樣面對殘酷的現實，我唯一需要鬥爭的就是我的家庭，而且這也算不上是硬仗。

和現在的印度年輕人不同，我當時對這個世界憤怒不起來，因為我找不到足夠的理由，我被世界吸引還來不及呢。那時印度剛剛在鐵門上開了一個洞，讓人得以一窺外面的世界，而我就被它的五彩斑斕深深吸引了。我接觸到只有世界上最幸運的一羣人才擁有的好東西：有線電視、流行音樂、校園漫畫。我對於它給我日常生活帶來的諸多選擇心懷感激，比如至少能有不止一個牌子的香皂可以選。我長大過程中所經歷的印度，比我父母年輕時候的印度在各方面都好太多了，很難想象誰會覺得它有什麼問題。從我的角度來看，印度就是在崛起。

當時所有人都是這麼説的，包括那些憤世嫉俗的人。V.S. 奈保爾在1990年代初遊歷印度的時候看到，這個國家雖然面臨着很多挑戰，比如“極端的團體、教派、宗教、地域矛盾”，但同時也在擁抱“自由的觀念”，達成“精神上的自由”。那個十年裏，《紐約時報》每五篇關於印度的報道里就有一篇講的是印度又和某外國企業簽訂了令人激動的商業合同。從太空科技到私人電腦，所有在造的東西都將印度送往美好的未來。

作為“夢想家”的當代印度青年

和我現在遇到的年輕人不同，20歲的我並不想讓印度統治世界，看到我的國家成為世界的一部分我就已經很開心了。我的政治理念和我父母一樣，我們都是所謂的國大黨支持者。我父母的父母也支持國大黨，除此之外也沒有其他政黨可以選擇。國大黨不但為印度贏得了自由，也是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和他的後代所建立的政黨，它奠定了印度民主、世俗主義、社會主義的內政方針和支持自由與公正的外交方針。沒有人覺得國大黨是完美的——腐敗、裙帶關係和威權主義也在其中滋生——但它同時也將印度塑造成一個現代的、技術進步的、科學領先的國家，至少在它執政前期是這樣的。更重要的是，人們把它看作一個懂印度、面對各種極端主義仍然能夠帶領國家繼續前行的政黨。我長大的過程中聽到的都是，國大黨是屬於所有人的政黨：不管是印度教徒還是穆斯林，窮人還是富人，老人還是年輕人。現在的我會質疑這一點，但當時我深信不疑。

我基本上繼承了我父母的偏見，很少對階層、種姓、地域和宗教發表觀點。但和2017年那些20歲的年輕人不同，我有幸在後真相時代前就成長為一名有思考能力的成年人——我閲讀書籍和文章不是為了驗證我的觀點，而是為了挑戰我的觀點。所以大多數時候都以尷尬收場。

剛開始為這本書做功課和採訪的時候，我以為這些印度青年人就是年輕版的自己——不到十年前我還是個焦慮的18歲的孩子呢——但是和2010年代這些18歲的孩子待上幾天，我就意識到他們和我太不一樣了。

和年輕時的我不同，他們非常堅定地相信自己生來就是要成就大事的——事實上，這常常是他們認知自己的第一步。他們的問題是，沒有人關心他們的自我認知。一般情況下，不被重視會導致人對自己的想法更謹慎，對自己的預期更沒把握，但奇怪的是，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他們被丟在自己的幻想裏，並把這種幻想不斷拉伸，直到這些幻想變成一道牆，將他們和漠不關心的世界隔絕了起來。

我在遠離印度中心地帶的德里思考我們國家的嬰兒潮一代時，並不知道這些。那時我唯一知道的就是，瞭解他們（將近6億人），是瞭解現代印度的關鍵。所有人都同意當時國家正在經歷轉型中最艱難的階段—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轉型—而要承擔最大風險的就是開始成年的這羣人。我最關注的選題就是印度年輕人們如何試圖理解和適應這個脱軌的世界。

2014年中，我開始到小村鎮去，想要弄清楚印度年輕人們想要什麼，他們想怎麼得到它們，以及他們的夢想將會如何改變他們和我們的世界。那一年是能否建立一個新印度這個問題的一次關鍵考驗。“夢想家們”在那一年選出了他們的總理，這個人能理解他們對於就業、進步和榮耀的焦慮與希望。這個國家最難滿足的選民終於有機會把他們的理想投射落實。印度的年輕人們把納倫德拉·莫迪推上了總理之位，現在他們就指望他信守諾言了。他知道他們想要什麼，但他能幫助他們完成夢想嗎？如果他成功了，這個國家的未來會是什麼樣的？如果他失敗了，又會是什麼樣呢？

我首先去了我的家鄉蘭契。在當地，如果你生於一箇中產家庭，那你們家認識的所有人不是公務員就是經營家族企業的。大概十年前，印度東部以外還很少有人聽説過這個地方，直到這裏突然出了位印度板球隊隊長。多年來，蘭契所有能離開的年輕人都走了，想要有所成就，當個醫生、工程師、律師、記者，或者公司職員，就唯有離開。

離開的不只是我和我的朋友們。所有人在快到工作年齡的時候都會這麼做，到大城市去做工人或者快遞員，由此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分子。在德里或者孟買，隨便某一天我遇到的人裏，來自比哈爾邦我祖父那個村子裏的人可能會多過大城市的本地人。多年來，我問了很多人為什麼離開家鄉。不管他們做什麼——在德里南部教瑜伽，還是在班達爾幫僑民買東西——答案都是一樣的：人往高處走。

2014年之前，我偶爾回蘭契都是為了灑紅節或者排燈節的家庭聚會。我父母和姐姐現在還住在那裏。和所有規模相仿的城市一樣——人口幾百萬且還在增長的“二線城市”——蘭契也在過去的十年裏從印度地圖上的一個點發展成了一個有作為的“國際化”城市。每次我回去，城市都有巨大的變化。二線城市的現代化標誌在過去幾年慢慢出現：機場、公寓樓、典型的連鎖酒店、購物中心。二線城市標誌性的混亂也同時出現：堵車、污染、犯罪、污水。我作為當事者見證了城市變化的過程，卻希望自己是個旁觀者。改變城市的面貌總比改變它的觀念容易，對於後者我不抱什麼希望。

印度小城裏最有限的不是它的面積或者人口——蘭契的面積和人口比很多主權國家還大還多——而是它的想象力。我回去就是為了挑戰自己的觀念。我也去了其他的小村鎮，有的地方小到讓蘭契看起來有如一個巨大、發光的天堂。我當時在找新印度的那些可以讓年輕人追求成功的地方，那些你不需要過往經驗、學歷背景或者重要人脈也可以進入的機會之地。

我在蘭契認識的第一個年輕人是位26歲的電台主播R.J.山奇。他主持的節目《喬希工廠》是當地電台最受歡迎的節目——“四成消息，六成娛樂”。山奇給他的受眾（將近100萬聽眾）提供的不是新聞，而是對新聞所持的情感：驕傲、寬慰、羞恥和憤怒。大學一畢業，山奇就跟着很多朋友一起去了德里，最後在一家大型IT公司的接線中心找了份工作。一年都沒做完他就回來了。“如果我沒回來，我就是德里一個普通的接線員。”在那次頓悟的八年之後，山奇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名人，把大部分的時間花在建立個人品牌上。閒暇時候，他也像其他人一樣，忙着為如何治理國家獻計獻策。

不管是新印度還是舊印度，人們總可以通過從政追求金錢或者權力。但現在，一個想要成為議員或者立法者的年輕人並不想要這種設定。他不需要一個票倉或者選舉基金，他甚至不需要有把5000人聚集到一場政治集會上的能力，他只需要有足夠的自信， 認為自己比任何一個當權者都懂得多。已經數不清有多少年輕人告訴我管理國家應該像管理公司一樣。當然了，他們中的大多數夢想着能管理他們自己的公司。

這是新印度夢嗎？它看起來確實和過去是分割開的。之前世世代代的印度年輕人都沒有其他選擇，只能賺工資；現在每秒鐘都有一名年輕人萌生一種創業的想法。也許他們需要這樣的想法——畢竟他們也知道獲得一個賺月薪的工作太難了。但更重要的是，他們諮詢了自己的智能手機，發現人們不需要有錢就可以擁有自己的公司了。他們瞭解到，世界各地很多像他們這樣的人都用憑空的想法和希望建造着夢想中的公司。

現在的政府很樂於用承諾鼓勵這種夢想，讓印度聽起來像是年輕企業家們的終極目的地。2017年5月，因為擔心“就業末日”，印度人民黨主席、莫迪的副手阿米特·沙阿説，“這個國家給超過10億人提供就業崗位是不可能的。”三年前，印度人民黨通過承諾就業贏得了政權，如今他們説要給印度人“自我僱傭的機會”。在這套鼓勵建立一個聰明、自食其力的印度的漂亮話背後，是目標受眾們還沒空想明白的潛台詞：“我們管不了你們的夢想了，但是我們很高興讓你們自行解決。”

我身邊從來不缺夢想家，他們像鬼片裏的殭屍一樣從各個角落爬出來。但我只被其中的一些吸引。我選擇跟訪的對象有些明顯的共同點，首先，他們擁有最遠大的夢想。每個人的終極目標都是三者之一：有錢、有名，成為舉足輕重的大人物。他們的野心似乎已經超越了理性——和他們其中的任何一個待上一天之後，我翻看筆記時就會吃驚地發現，像“瘋狂”“瘋癲”這樣的詞被我用了多少次。大多數時候，這些詞都是他們對自己的形容，或者別人對他們的形容——但有些時候，我確實找不到更合適的詞來形容他們了。

除了少數幾個只想成為大人物的人以外，大部分我跟訪過的人想要的都是錢和影響力。但在所有我接觸的個例中，我都很難明白或者理解他們是如何在自己所處的環境裏生出那些夢想的。我很難跨越他們的現實和夢想之間的那條鴻溝；他們則正相反，對此毫不在意。他們除了靠自己，完全沒有別人的幫助，這點對他們來説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他們痴迷於自己的夢想，我則痴迷於他們為實現夢想付出的諸多努力。

而且，雖然我沒有預測未來的能力，我的直覺告訴我，觀察他們能否實現自己的夢想也能看出印度未來的一些影子。我好奇什麼樣的人有機會實現夢想，而什麼樣的夢想又有機會被實現；我也很好奇那些完全沒有機會實現夢想的人會變成什麼樣

本文節選自 司妮達·普拉姆著 《印度青年狂想曲》（上海人民出版社），轉自“羣學書院”，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 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