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自己專業——人類學的幾句無聊廢話_風聞

        人類學在歐洲與美洲作為一類學科，派生眾多，研究法紛繁複雜。近代以來人類學經常被其子項文化人類學所誤指。在這個系統中，文化學、比較文化學是文化人類學進一步發展演化的產物。西學東漸至今，不僅東西方文明，即使基督教文明自身對文化內涵的解讀也依然存在着眾多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當今大國競爭中，文化利益是國家重要的核心利益之一，故此值得注意的是人類學天生具有政治導向與海洋文明特徵。它的誕生動機並非是純粹對於知識與真理的追求，而是在地理大發現時期在哲學領域“他者”概念的萌芽的初顯作為底層動機，以及在殖民主義浪潮下對歐洲與北美不同發展道路做出的關於人與社會、文化的批判與反思。雖聽來理性客觀，但文化人類學西方殖民主義擴張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出於對殖民地管理需求的智囊而發展起來的。在實踐上，以文化人類學親屬管方法論推動的分而治之政策，遠看如英屬印度通過制度構建大力推崇印度教，強化種姓制度影響；比利時以“種族科學”區分盧旺達種族便於階級性管理而最終導致的震驚世界的盧旺達大屠殺[推薦之後閲讀]。近看有嘟囔着脱亞入歐，依仗工業優勢打着高等大和民族旗號的日本人對亞洲的荼毒，即使戰敗後，其思想遺毒留害至今。更遑論台灣、英屬香港當今青年的身份認同問題，以及西方世界對新疆、西藏的整體性分裂戰略背後，無一不有史學與文化人類學的理論支撐。

        近代以來的文化人類學在時代的變遷中逐步演化，把眼光着重投向了自己所屬的社會，主旨為通過異文化的研究來反思我們習以為常的觀念，以異文化的角度與大眾文化做對話，但其學科階級性質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如其全貌觀的研究法（親屬，政治，經濟，宗教）省略了哲學與科學技術為最根本的社會發展因素，骨子裏刻着對“低等文明”的傲慢。人類文化學必讀書目，如最成功的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28個名譽教授，被時代週刊評為世界之母），在不懂得薩摩亞語，居住在當地美國家庭的條件下，於女性禁止參與政治、宗教、經濟聚會的東薩摩亞（至今為美屬薩摩亞）社會中做田野調查，並很快出版了風靡美國的《薩摩亞人的成年》。書中所描繪的世外桃源般和諧的社會面貌以及薩摩亞文化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所針對的乃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美國社會非常突出的青少年焦慮與叛逆的熱點。直至十五年後另一位新西蘭學者德里克弗里曼踏入了這片土地做田野調查後，米特的造假方被揭露，多年後此書被移出人類學課綱教材，但並不妨礙其流行至今。

Margaret Mead，1901－1978（圖片源自維基百科）

        世界之母另一部重磅鉅著則是50年代成書的第二本民族誌《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描述了巴布亞新幾內亞三個相距不到百里的不同原始部落的文化特質——阿拉佩什人的性格完美契合了西方社會臆想中的紳士社會，對女性關愛有加；蒙杜古馬人則不論男女皆性情暴烈，足以作為為完美平權的典範。德昌布利人則是由女性主導的社會。米德在結尾提出了性別文化決定論：性別的區別取決於文華，而不是生理。毫不意外的是其結論為60年代初起始於美國後波及整個西方地區的第二波女權主義提供了理論支持。而諷刺的是，與此同時的遙遠東古國已然方認識到女性的自由只能來源於勞動的解放而不是文化的表面工作，提出了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勞動解放思想。在科技為第一生產力，信息成為第一生產要素，社會的高價值勞動從體力轉為腦力的進程中，女性的權利問題在發展中才可以得到解決。問題在於西方的女權主義根基是制度性、宗教式的。如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和美國的《獨立宣言》中，“人權”的含義只是男人的權利，不包含女人。詭譎的是，在中國這個完全不同土壤，體制，文化的社會中，秉持典型西方思想的女權主義者卻大行其道，這其中我們的學者實在功不可沒。

某些學者（圖片源自網絡）

        在美蘇冷戰時期，蘇聯體驗了美國在文化戰爭和信息戰爭領域的強大，以哲學，社會科學與藝術學包裝的整體性文化戰略無孔不入，致使蘇聯與中歐地區部分國家歇斯底里的進行了極端的文化審查，反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社會矛盾，加速瞭解體過程。在此期間五六十年代文化學的形成便是文化學家們嘗試把目光聚焦于于文化本身，在對西方國家文化研究特性的警惕下，蘇聯籍亞美尼亞科學家馬卡良首先在 1960-1970 年代對文化學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為蘇聯科學開闢了新的方向，並在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得到官方承認併成為高等教育的獨立專業。而在西方社會，文化學概念早在30年代就被提及但並未成為獨立學科，目前文化學在歐美的學術方向普遍被認為是文化人類學的分野。

        文化學研究和文化人類學研究有眾多的內部共通的方法論，也同樣強調民族誌等研究，但其本質區別是前者的目光重點放在了文化的特性，特質，其本身的歷史發展特點和文化取得動態平衡的內在邏輯上，交叉於藝術，自然科學，工業，社會，行政管理等等。要説社科的背後必然有推動其發展的動力，文化學的政治動力以及學科活力，主要在為以文化為中心的的社會發展趨勢提供理論依據。為什麼強調發展文化？一言以蔽之，被打怕了，知道弱了，亡羊補牢，然而最終能補成什麼樣還是得看造化。此間不難看出社會科學發展背後紛繁交錯的鬥爭，政治與學術密不可分的關聯。因此當俄羅斯和歐美人類學家對某些文化事物做出了近似相同的描述，其背後的理論動機也可能大相徑庭。

你瞅啥！就瞅你咋地！（圖片源自生命的誕生）

        六中全會以後國家開始正式把文化強國戰略搬上台面，核心價值觀與文化自信成為了學術政策建設主要方向之一。今年年中，工信部發布了《推進工業文化發展實施方案（2021-2025年）》，其中所列舉的，開展工業文化教育實踐與健全工業文化發展體系的重點任務也或多或少體現了對今日文化戰爭的警惕性。我們是文化大國，有着極強的文化韌性與厚重的文化實踐傳統，但如何在新時期真正的建設並運用適應中國本土文化複雜性的理論，構建文化話語體系以及高效的傳播平台依然是十分艱鉅的任務，也給中國年輕的文化學者提出了挑戰。遑論擺在我們面前的不是一片廢墟，而是鋪滿了琉璃瓦的聖保羅大教堂。

        出於個人的弱小和對困難的畏懼，繼續拿着為殖民主義服務的課本，擺好人家好心幫忙列好的經典必讀文化人類學書目，正襟危坐，也能過日子，畢竟咱就吃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