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交生涯從翻譯隊起步_風聞

作者：李家忠，自1956年起，先後就讀於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北京大學東語系和越南河內綜合大學；1961年進入外交部工作，1994年3月至2000年7月，先後任駐老撾和駐越南大使。

1963年春，我去外交部人事司報到，我記得是李強同志為我辦的入部手續。

那時候，外交部辦公廳屬下有一個司局級單位叫翻譯室。那裏集中了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語五種外語的高水平人才，職責是擔任中央和部領導的口頭翻譯和正式外交文件的翻譯。由於我們這些亞非語言的年輕翻譯一時還達不到那麼高的外語水平，部領導便決定新成立一個單位叫翻譯隊，劃歸外交部教育司管理。當時的外交部機關在東單外交部街（即老部），房子有限，容納不下我們幾十人。所以在西郊魏公村北京外國語學院翻譯隊騰出一層樓，兩人一個房間，既作為工作和學習的地方，又兼作宿舍。

1958年冬，東語系越語班全體同學在北大西校門前合影。

翻譯隊成員基本上都是北大“高級翻譯班”畢業的大學生。起初分為東北亞和東南亞兩個組。東北亞組的組長是後來擔任過外交部副外長的徐敦信，東南亞組的組長是後來擔任過全國政協外事局局長的夏厚宏。那時我國同亞非國家的關係尚未完全打開，平常翻譯任務不多，大家主要的事情就是自訂學習計劃，通過自學的方式，繼續提高外語水平。教育司也不時派人到翻譯隊，瞭解大家的學習情況。

一次，一位翻譯隊的人向教育司同志彙報了他記憶外語單詞的方法，叫作“五連動”。意思是説，只要遵循五個步驟，即一聽、二看、三讀、四寫、五記，便可記住一個單詞。教育司下來的同志認為這是先進經驗，便向翻譯隊全體人員推薦。大家嘴上不説什麼，心中卻覺得好笑，認為這是最淺顯的道理，不管任何人學習外語單詞，都必須經過這樣的過程，還用得着總結、上升到什麼“五連動”嗎？與此同時，翻譯隊的政治學習也抓得很緊。除每週例行的政治學習外，還不時集中幾天，組織大家學習毛主席的《矛盾論》和《實踐論》。所有人都學得非常認真，討論更是十分熱鬧。

經過一段時間，大家普遍感到缺少外語書報、工具書和實踐機會，外語水平的提高受到很大限制。於是，翻譯隊又把我們送到國際廣播電台去實習。

六十年代初，中蘇兩黨圍繞國際共運一系列問題展開激烈爭論。中方先後發表了九篇批判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文章，簡稱“九評”，引起越南廣大幹部、羣眾的廣泛關注。越南聽眾紛紛給國際廣播電台寫信，索要外文局翻譯出版的越文“九評”文章。

國際廣播電台越語組便讓我們翻譯隊學越南語的幾個人，逐一造表登記這些越南聽眾的姓名、地址、索要文章的題目，然後用打字機打成名單，油印出來，貼在信封上，並和臨時工老大媽一起將這些文章的越語單行本裝進信封，再彙總裝入麻袋。有時還要幹體力活，幫助把麻袋抬上汽車。而平時電台對越廣播稿件的翻譯，則不讓我們參加。我們幾個人實際上沒有什麼實習外語的機會，幾乎成了國際廣播電台的臨時工。

部裏教育司瞭解到這種情況後，便設法為我們聯繫有翻譯任務的機會，主要是借到有關單位，為來訪的越南代表團當翻譯。

1964年，是我借給外單位當翻譯頗為繁忙的一年。春天借給水電部，為越南水利部長何繼晉訪華做翻譯，前後一個多月，還榮幸地為周總理當了翻譯。夏天借給中國科學院和對外文委，為這兩個單位聯合在西郊友誼賓館舉辦的北京國際科學討論會做翻譯，任務是接待越南科學家代表團。這期間有幸出席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歡迎各國代表團招待會，見到了劉少奇主席。7月借給對外友協，為越南代表團前來出席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10週年紀念活動當翻譯。

1964年春，越南水利部長何繼晉率團訪華。周總理在中南海西花廳會見越南客人，這是我第一次為周總理做翻譯。

9月底、10月初，外交部第二亞洲司讓我參加越南總理范文同訪華的接待工作，平生第一次出席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盛大國慶招待會，見到了毛主席。我記得宴會廳有一個很長的貴賓席，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同志和重要外賓都在貴賓席面對大家的一側就座，翻譯們就坐在他們的對面，背對着大家。我坐在越南副總理黎清毅和賀龍元帥的對面。記得賀龍元帥還問我是在什麼地方學的越南語。

國慶節當天，我還作為越南副總理黎清毅的翻譯，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觀禮台。國慶期間還有幸在人民大會堂觀看了大型歌舞《東方紅》。11月又借給最高人民檢察院，為張鼎丞檢察長訪問越南當翻譯，第一次見到了胡志明主席。另外，這一年還曾為譚震林、陸定一、烏蘭夫三位總理和作家巴金、何其芳以及漫畫家華君武做過翻譯。

胡志明主席在主席府與中國檢察院代表團合影。左3為張鼎丞檢察長，左2為駐越大使朱其文。

記得何其芳同志會見越南文聯主席鄧泰梅時，雙方發生了爭論。當時中國剛剛批判過巴人的“人性論”，強調要用階級觀點看待一切事物，凡是資產階級喜歡的東西，對無產階級都格格不入。鄧泰梅則認為不應該把階級觀點極端化，説“有些東西，比如餐桌上的紅燒肉，資產階級喜歡，無產階級也可以喜歡”。何其芳同志則寸步不讓，強調需站穩階級立場，搞得宴會氣氛頗為緊張。客觀上倒為我提供了練習外語的機會。

通過實踐，我的翻譯能力得到了鍛鍊，膽量也大了許多。記得譚震林副總理會見越南水利部長何繼晉時，我心情極為緊張，剛剛登上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便覺得兩手發涼，手心直冒冷汗。但幾個月過後，我可以為越南代表團團長在西安師範學院向幾千人發表講演做現場翻譯，也不感到害怕。而且因為工作關係，這一年我還有機會去了天津、重慶、成都、武漢、昆明、上海、廣州、西安、延安等地，大大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對外交部的業務工作也有了一點點接觸。

記得10月初，越南總理范文同在上海向陪同前往的羅貴波副部長談了一些兩國關係方面的問題，當時是我做的翻譯。由於我尚未在地區司工作過，以為羅副部長已經知道了范文同所談內容，我的任務就算完成了，不懂得還要寫簡報，而且也沒見過簡報是什麼樣子。隨團的領導同志讓我把范文同所談的內容寫下來，待報回北京後，部領導認為我寫得不符合要求。

在范文同專機從上海飛往南寧的途中，韓念龍副部長親自打電話到專機上對我講，范文同總理所談的內容很重要，要我把詳細內容寫下來，關鍵內容要寫原話，還説不要緊張，文字方面只要寫出普通句子、條理清楚就行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對簡報的要求，而且是部領導親自對我説的。幾十年來，我始終記着韓副部長所説的話。

可以説，1964年是我在翻譯隊收貨不小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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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越南大使館是河內最漂亮的大使館之一，這是我（右）和同事在大使館前的合影。

1965年春，組織上派我到駐越使館工作。臨行前，翻譯隊開了一個座談會，為我送行。當時美國侵越戰爭正逐步升級，妄圖把戰火擴大到越南北方。與會同志都為我有機會到駐外使館工作感到高興，同時也認為到一個戰爭環境去工作確實任務很艱鉅，希望我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好好提高自己。

我記得江培柱同志用“任重道遠”這個詞來鼓勵我。當時我十分激動，一方面感謝翻譯隊領導和同志們兩年來對我的關心和幫助，特別是過去一年中給了我那麼多實習和鍛鍊的機會；同時也表示一定不辜負黨組織對我的期望，到使館後努力工作，在戰爭環境中接受考驗。

1970年我結束駐越使館的5年任期回國時，翻譯隊已經解散。回顧近40年的外交生涯，在翻譯隊的兩年是一段重要經歷，為我開始熟悉翻譯工作和外交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礎。幾十年來，當年翻譯隊的同志在外交部各地區、業務司和駐外使、領館勤奮工作，為我國外交事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貢獻，不少同志都擔任了重要職務，有的還當了部領導。現在我雖已退休，但見到當年翻譯隊的同志還是感到格外親熱。在翻譯隊的短暫歲月永遠值得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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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中越關係四十年親歷》

作者 | 李家忠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