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田洋——外交官的特殊熔爐（上）_風聞

作者：王之棟，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

一個報告引起的

北京市順義與昌平交界的温榆河畔，有個叫南王路的自然村。1938年，我出生在那村的一間長工屋。10歲那年家鄉解放，我在新中國朝陽照耀下，相繼走進村小學、牛欄山中學、北京外貿學院。應試北大研究生招考未及第，在高教部和外交部一紙通知之下，進了外交學院，1966年研究生畢業分到外交系統。

在那個特殊年代，不論誰，出學校門進機關門都沒有工作做。這也難怪，連外交部的“喬老爺”都到“王府井賣小報”了，一般人還能有事幹嗎？能避開“打內戰”、不捲入無休止的漩渦已經不容易了。

“文化大革命”進行兩年，沒有結束跡象。包括外語院校在內的全國大專院校都沒有復課希望，更別説招入新生。於是，外交部結合本部門需要，預感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向周恩來總理報告，説國家今後幾年之內將沒有外語院校畢業生，為外交事業計，急需對1966屆畢業的部分學生集中管理、進行培訓。報告引起重視，有關方面開始落實和經辦。顯然，當時進行這項工作最合適的地方是解放軍“大學校”，那裏一般不搞運動。

1968年6月15日，中央下達《關於分配一部分大專院校畢業生到解放軍農場去鍛鍊的通知》。8月，外交部凡屬1966屆畢業的大學本科生、留學生、研究生，一律下放牛田洋解放軍生產基地。

◎ 1970年2月，0489部隊政治部部分牛田洋戰士合影，前排左五為政治部負責人朱毅鼎，左四為作者。圖源：《我這個外交官》

牛田洋位於廣東汕頭的韓江入海口。1962年9月起，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州軍區根據中央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部署，派部隊在韓江口築堤，圍墾牛田洋海灘，開發農業生產基地。

1963年1至4月，四十一軍一二二師經過四個月苦戰，築海堤34華里，造田8.67平方公里，當年圍墾當年插秧，平均畝產稻穀1000多斤。牛田洋基地大海奪糧的喜訊傳到北京，毛澤東主席非常高興。

1966年5月7日，老人家在關於牛田洋的典型報告上批示：“人民解放軍應該是個大學校……”這就是後來家喻户曉、在全國範圍產生熱烈反響的“五·七”指示。那之後陸續建立的幹部勞動場所，稱做“五·七幹校”。後來，“幹校”遍地開花。

外交部到牛田洋鍛鍊的人共183名，我是其中一個。大家聽説是根據毛主席和周總理指示辦事，都興高采烈，百分之百地擁護，很快搭京廣線特快列車啓程。

人人精神抖擻，個個心花怒放。在火車包廂顯身手，行程萬里歌萬里。那革命歌曲和樣板戲的演唱，高昂嘹亮，此起彼伏，即使用餐時間也不曾停止。青春的交響，壓下車輪撞擊鐵軌的轟鳴。什麼恩怨呀，派性呀，極左呀，這些“文革”灑在青年身上的污物，似乎被歡樂的海洋之水盪滌乾淨。當一響長長的笛聲過後，車輪咯噔地停住，這才發現已經到了廣州火車站。

牛田洋生產基地派的車隊已經在車站等候。我們魚貫而行，興致勃勃地登上清一色的解放牌卡車。

那時候，從廣州到汕頭行車需4小時。山道彎彎，熱浪滾滾。人們臉上、身上充滿濕乎乎的汗水。“解放牌”顛簸着行進，比京廣線的火車慢多了。大家有時就公路兩旁的山丘景色議論幾句，似乎誰都不想唱歌了，有人眼皮已經開始打架，想睡一覺，所有的人都累了。司機有時停下車，拿着毛巾走近路旁水溝，蹲下身子，狠命地搓幾把臉，提提精神以後，又回到駕駛室，繼續行進。

◎ 1971年，牛田洋喜獲豐收。

牛田洋終於到了。“解放牌”一直把我們送到營區。

營房的支架用毛竹搭成，封着竹蓆，房頂蓋的是厚厚的稻草。這種房子防震性能好，擋風遮雨也行。它作為臨時住處，生活一段時間是可以的，若談“紮根邊疆”，將來拉家帶口地住下來，恐怕不夠條件。

生產基地由東牛田洋、南牛田洋和西牛田洋組成。分別由四十一軍一二二師的五團、六團、七團、炮團駐紮管理。據説，四十一軍還有別的部隊，在牛田洋以外執行任務。

外交部的男學員分成三個連，編號是“學一連”“學二連”“學三連”。這三個連隊分別派進野戰部隊五團第一營、六團第一營、七團第一營。外交部的女學員沒有被編成“學四連”，而是突出一個“女”字，編號是“女子連”。由於條件艱苦，學員中的幾對夫妻被暫時分開，平時無機會見面了。部隊對“女子連”特殊照顧，將這一連安排在炮團。炮團由師部直屬，駐在離大海較遠的地方，生活條件也好些，平時沒有多少農活兒。

我們學英語、俄語、西班牙語的男性被分在“學一連”，駐東牛田洋，各方面條件適中。學法語的男性被分在“學三連”，在西牛田洋，條件差多了，那是新圍墾的土地。學小國語言如馬來語、印地語、尼泊爾語的，以及晚來部隊報到的人，多數編在“學二連”，在南牛田洋，那裏的條件最好。

◎ 熱火朝天的農作大學生們

“學一連”不是清一色外交部的人，還包括來自中聯部的外語幹部，他們主要插在“學一連”三排七、八、九班。後來，聽説又組建了其他“學生連”，開始一段時間來的人是學外語的，以後學中文、學歷史、學理工的都有了。因為中央下達的文件是“關於分配一部分大專院校畢業生”到解放軍農場鍛鍊，只要是大專院校畢業生，不論學什麼、屬於哪一屆的，都可以來。牛田洋農墾農場執行中央指示，來者不拒。最後，學員總數達2183名。

按規定，一個“學生連”的連長副連長、指導員副指導員、三位排長，至少七個幹部從部隊調任，學生自己只擔任副排長以下職務。我當過副班長。我們連長宋勇軍同志是個好帶頭人，然而在對很多知識分子的“再教育”中，也不是很得心應手。

大家最不滿意的是他沒能保證每天的外語學習。周總理明確指示，保證每天安排一定時間學習外語，但連裏就是不予重視。除了種稻子，還是種稻子；除了挖海泥，還是挖海泥；除了挑擔子，還是挑擔子……一天過後腰痠腿疼，誰還有精力打開書本學外文呢？學員為不能落實周總理指示乾着急。

後來意識到，這責任不在宋連長，他哪裏有這麼大的權力？大家只好“服從命令聽指揮”，在雨天不能出工時抓緊複習外語。共同心願是：不辜負總理和外交部領導的初衷。

使用外語的機會幾乎等於零。全連只有李肇星等兩三個外語基礎好的人，有時被借到廣州參加接待外賓的工作，算是沒有完全離開本行。然而，幾天後還得回連隊勞動。

當時，李肇星是我連炊事班長，每天起早貪黑地幹活兒。清晨，他提着籮筐去地裏割空心菜，飯後又揹着簍子到池塘打豬草。那黑臉膛兒上的汗珠很少幹過。炊事班任務很重，一方面要保證人吃得飽吃得好，一方面還要保證豬養得大而多。

◎ 青春留在牛田洋

其餘人每天都是幹農活。我最發怵的是挑擔子。挑擔不用扁擔而是用竹槓，有時是用鋤把子。用這種物件挑擔子沒有顫悠感，死死地壓在肩上，很難承受。我以前因為挑擔少，只會用右肩挑，左肩不能吃勁兒。

在牛田洋稻田挑一趟肥水要走二三里路，一個肩膀怎能挑得了呢？我只好有意識地練習左肩。説説容易，真練起來像是要把人疼死。有幾次，我疼得摔倒在水田裏，人糞尿灑到身上……但終於堅持下來。經過一次“雙搶”（搶收早稻和搶插晚稻）的鍛鍊，我的脖頸子壓出一個茶碗似的肉疙瘩，左右肩膀都可以挑東西了，對那與扁擔完全不同的圓竹槓，不再望而生畏。

牛田洋冬季不種稻子，但要開挖或修整水渠。冬閒實際是在冬忙。人們天天忙着與海泥打交道。海灘地不是黃土而是黑泥，一鍬挖下去就出水，開渠不能用鐵鍬，要靠人的兩隻手伸進水裏挖。

打油詩描述挖泥人的形象是：“上身穿棉襖，下身打赤腳；每天都負傷，不治也能好。”前兩句意思很明顯，後兩句是説，海泥裏貝殼多且鋒利，幹活過程中手腳弄傷流血是常事。但不必害怕，因海水裏有鹽分，不會感染，無需治療。因此，牛田洋人經常是老傷口剛好了又出新傷。這當然指的是小傷口，大傷時也得去醫院。我記得1968年冬，中聯部一位同志腳板被貝殼傷得厲害，抬到醫院縫好幾針，很長時間才康復。

由於生產勞動中成績突出，“學一連”不少人受到嘉獎。如學英語的肖華山、許軍等多次受獎。學西班牙語的王成家、張沙鷹、許昌才、翁景升等，不僅田間勞動不怕苦和累，還積極地編演文藝節目，鼓舞大家鬥志，活躍連隊生活。學西班牙語的同志多屬於“小字輩”。別看年齡小、學歷淺，他們的思想覺悟可不比別人差，論在牛田洋生產基地的貢獻，他們比我們大。這些人來自江蘇、上海，種稻子十分內行，插秧、田管、收割、晾曬，樣樣精通。

◎ 1983年，從小礐石山上眺望榕江出海口及牛田洋。

在東牛田洋廣闊的稻田裏，有一條橫貫東西、高出田面的水泥曬場，很寬，很平展。那上面，除了部隊各連的營房分別一字排開，還有幾個籃球場、操場和養殖地。稻田的80%在這大曬場和第一道海堤之間。其餘稻田則在大曬場和第二道海堤之間。

在稻的海洋當中，還有一條與海岸垂直走向、不寬，比大堤稍矮的土堤，它橫穿第一、二道海堤和大曬場，稱做“小橫堤”。人們上工或下工都願走在它的上面。北面山腳幾個小村的漁民下海和孩子到海灘撿牡蠣，往返走的也是“小橫堤”。時間長了，它表面雖説不是水泥的，但是又硬、又平。“小橫堤”和第一道海堤交接的“丁”字形地方很寬敞，幾十人可以坐在上面休息。

聽人説以此為界，便是東、西牛田洋的劃分。站在“丁”字口無論向左望，還是向右望，攔海大堤都像一條龍似的伸延，影影綽綽看不到盡頭。

聽老牛田洋戰士説，建造牛田洋大堤動用的土石方如果以一立方米為單位排列，自北京能夠排至武漢，約1303公里。它是軍民的血和汗建立起來的，是“五·七”指示的豐碑，是生產基地的保障和牛田洋人的生命線。

未完待續……

文字 | 《我這個外交官》 

作者 | 王之棟

圖片 | 除標註外來源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