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識】浩瀚蒼穹的競逐：新時代太空安全博弈（下）_風聞
钢铁沧澜-2021-11-04 11:17
作者：蘭順正首發自：《世界知識》
**“**軍事化”和“武器化”——太空安全核心挑戰
美國是“太空軍事化”始作俑者
當今時代，“太空軍事化”與“太空武器化”是事關太空安全的頭等話題。
“太空軍事化”是指通過運用太空資源增強傳統軍事力量的效率，或是為了軍事目的使用太空資源，這些軍事目的包括通信、電子偵察、空中照相偵察、氣象監控、早期預警、導航等。依此推論，只要太空運用於軍事領域或軍事力量進入太空，就可稱之為“太空軍事化”。
太空的軍事化很早就已開始，因為太空事業從起初就帶有軍事競爭的意味。“太空軍事化”的歷史起源可以追溯到世界上第一顆洲際彈道導彈發射成功。1957年8月21日，蘇聯從位於哈薩克斯坦的拜科努爾航天發射場成功試射“P-7”洲際彈道導彈，導彈飛行了6000千米，從這一刻開始人類正式擁有了外空打擊手段或通過外空來進行武力投送的能力。此後，蘇聯、美國先後成功發射衞星（多與軍事用途有關），由此“太空軍事化”大幕逐漸拉開。
“太空軍事化”已是不爭的事實。根據專業網站統計，從1961年7月12日到2013年12月6日，全球一共發射了422顆專門用途的軍事衞星。軍用衞星大約佔所有航天器的8%左右，但在這段時間裏在太空遊弋的全部5000多個航天器中，70%與軍事用途有關。
眾所周知，美國是目前在“太空軍事化”方面步子邁得最大也最快的國家。不僅擁有數量最多的太空資源，而且長久以來通過對於太空的軍事利用在各種衝突中佔盡優勢。第一次海灣戰爭被稱為首次“太空戰”，當時美國為首的聯軍充分利用各類衞星，完全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在短時間內以摧枯拉朽之勢打敗了薩達姆的伊拉克軍隊。在此後的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第二次伊拉克戰爭等軍事行動中，衞星都大顯身手。
但是，美國對此並不滿足，企圖長久獨霸太空。特朗普任內，在航天領域推動了一系列改革。2019年12月20日，特朗普簽署《2020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人類歷史上第一支“天軍”誕生。太空軍成立後，美國相關動作一環扣一環。在2020年11月，美國太空軍成立了“第九太空三角洲部隊”，專門負責在太空實施監控，甚至必要時發動太空攻擊。12月，美國副總統彭斯在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角舉行的一次航天會議上表示，美軍位於佛州的兩處基地將更名為“航天基地”，成為美太空軍首批基地。當月，白宮在美太空軍成立一週年之際將其正式命名為“守護者”。拜登上台後，美太空軍建設繼續向前發展，據其負責人雷蒙德上將稱，在實現成為世界首支“完全數字化部隊”願景方面取得了進展，該計劃分為創建數字總部、建立數字熟練度、實現數字工程三個部分。這些表明，美太空軍正向具備實戰能力急速靠攏。
“太空軍事化”趨勢已不可逆
在美國的“示範”下，其他國家紛起效尤。法國於2019年7月宣佈批准在法國空軍內部成立太空司令部，同年制定了“國防太空戰略”，並決定在《軍事計劃法》生效期間（2019～2025年）投入近50億歐元，其中36億用於改善提供光學監視及保障通信的軍事衞星能力。2020年秋，法國空軍改名為“法國航空與太空軍”。同年，日本自衞隊成立了首支宇宙作戰隊，主要任務是監視隕石、人造衞星、太空垃圾等，今後或會增加任務範圍。英國今年4月初也建立了太空軍司令部，並從陸海空三軍和民間招募人員。德國也認為太空對國家繁榮、人口發展和軍隊建設有着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其國防部今年7月宣佈成立太空司令部，主要任務是保護為軍隊提供關鍵通信服務和偵察數據的衞星免受外部干擾，並在戰時破壞敵方衞星。該司令部還將應對衞星數量增長速度過快、太空碎片過多等威脅。澳大利亞等國軍方也在籌建太空司令部。
美國還在推進太空結盟。在美看來，在太空層面推進軍事化甚至部署太空軌道武器，需要耗費大量資金、人力和物力，如採用“眾籌”模式，將更多盟友強行拉入太空博弈戰場，不僅能實現資源和技術優勢的最大化，還可分散輿論壓力。目前，美正在“五眼聯盟”基礎上拓展與盟友的太空軍事合作，主要包括“施裏弗”“全球哨兵”“太空旗幟”等太空軍事演習，以及以北約、美印日澳四國合作等為主要平台的天基情報監視偵察信息共享與合作，等等。今年6月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表示，希望就“襲擊北約成員國衞星行為將被視為攻擊北約”達成共識，以便將集體防禦原則的適用範圍擴至太空。美國還積極開展太空外交，利用商業衞星出口和遙感衞星數據服務，尋求與發展中國家建立更緊密的利益關係，換取他們對美方發起的相關國際規則議案的支持，以推行“美製”太空規則。
除國家行為體外，各種民間行為體也開始參與“太空軍事化”進程。SpaceX的“星鏈”計劃雖是商業衞星星座計劃，但其軍事應用潛力巨大。有分析認為，“星鏈”計劃可以大幅增強美軍的寬帶通信能力，助其實現全天候無縫監視偵察，甚至可以提供天基目標探測和打擊能力。美軍方也曾表示，太空系統司令部將會改變太空部隊與商業航天工業的合作方式，希望能利用它們建立“更具彈性”的空間能力。空間系統司令部已經設立了採購商業衞星通信的辦公室，現正擴大其職能，更廣泛地關注商業服務。
事實已經證明，擁有先進太空技術的一方，在軍事行動方面會具備相當的優勢，未來“太空軍事化”趨勢將難以逆轉。
難以界定的“太空武器化”
如果説“太空軍事化”概念已不存在爭議，那麼與之相比，究竟什麼是“太空武器化”現在仍是一個讓國際社會爭論不休的問題。“太空武器化”與“太空軍事化”相伴而生，然而目前所有關於太空的國際法律機制都沒有明確界定何謂太空武器，也很難達成共識。1985年中國代表在國際裁軍會議上提出反對太空軍備競賽時，曾對太空武器做出界定，係指“建立在太空（包括月球和其他星體上）的所有裝置與設施，設計用來攻擊、破壞空中、陸地、海洋上的物體”。
1998年聯合國裁軍研究所（UNIDIR）試圖把太空武器界定為“放置在外層空間（包括月球和其他星體）上的或者地球環境上的裝置，用來摧毀、破壞或干擾其他物體的正常功能”，任何其他裝置如具有被用於上述所界定功效的能力，也被視為太空武器。加拿大政府則認為，“任何裝置或一個系統的組成部分，通過質量或能量用來對其他任何物體施加物理傷害”，均應被視為太空武器。
2008年中國、俄羅斯聯合提出《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和防止處理或使用武器反對太空物體》草案（PPWT）。2014年6月兩國再次聯手向裁軍談判會議提交更新的PPWT。在有關草案中，中俄把太空武器（更準確講是“在太空的武器”）界定為“位於外空、基於任何物理原理，經專門製造或改造，用來消滅、損害或干擾在外空、地球上或大氣層物體的正常功能，以及用來消滅人口和對人類至關重要的生物圈組成部分或對其造成損害的任何裝置”。
以上這些界定或從技術、或從功能（意圖）方面做出，但沒有任何一種能為國際社會成員普遍接受。美政府認為中俄提出的太空武器界定明顯是針對美國彈道導彈防禦系統設計的，指責這一界定放手讓中俄發展地基、空基、海基反衞星武器。正是因為對太空武器的界定無法形成共識，因此很難對太空武器的發展做出限制。
筆者認為，“太空武器化”應被定義為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常態化，太空武器則是指長期部署於太空，用於攻擊太空、地面、海上、空中目標的武器系統。成為太空武器的前提必須是“長期部署於太空”，而不是在發揮作用時短暫經過太空或在太空停留。部署於大氣層以內用於攻擊太空目標的武器系統不能被劃入太空武器範疇。若非如此界定，平時部署於地面，用於打擊地面目標，但發射時主要軌跡經過太空的彈道導彈就可以稱為太空武器。而部署於岸上用於攻擊海面目標的岸艦導彈，以及部署於地面用於打擊空中目標的地空導彈等，就可以被形容為海上武器或空中武器。
“太空武器化”的巨大危害
一旦“太空武器化”成為現實，對全世界都會產生巨大影響。
首先，“太空武器化”會削弱太空軍力處於弱勢一方的核威懾力。一旦戰端開啓，太空軍力弱勢方的核力量在發射前就會受到強勢方太空武器的威脅，而發射後，在強勢方太空系統的有力情報支援下，其反導攔截系統的效率將大為提高，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太空力量會直接參與反導攔截作戰。要看到，一些擁核國奉行的是最低限度的核威懾戰略，所擁有的核武器本來就不多，再加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一原則，就意味着其只能承擔敵方的第一波核打擊，並被摧毀一部分核武器，如再被太空力量強勢介入、此消彼長，核威懾力將受到極大削弱。
其次，“太空武器化”會對全球太空產業構成威脅。“太空武器化”的表現之一，是反衞星技術和能力的發展，進而對在軌運行的航天器構成直接威脅。在他方強大的反衞星能力面前，各國太空產業會成為其手中的“人質”，未來會否發生以太空資源為目標的“太空恐怖主義襲擊”也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第三，“太空武器化”直接威脅弱勢方國土安全。天基常規對地打擊武器對地實施打擊，準備時間短，反應速度快，適應未來信息化條件下一體化聯合作戰對作戰單元進行快速作戰的需求。另外，天基常規對地打擊武器對地實施打擊，隱蔽性好，突防能力強。同時，此類武器對地打擊作戰範圍廣，能滿足全球作戰需要。因此，“太空武器化”會直接影響太空弱勢方的國土安全利益。
由於“太空武器化”會導致未來戰爭規則的改變，如果不加有效管控，就很可能破壞全球戰略穩定，並引發太空軍備競賽。屆時，有能力的國家——無論是出於稱霸世界目標還是維護自身安全目的，都會主動或被動地捲進去，從而導致全球緊張態勢升級。
中美太空博弈——新時代大國競爭的重要表現
中國作為太空強國的崛起
儘管一直面臨他國的阻撓和孤立，中國仍在航天領域成功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中國的太空事業起步於1956年。那一年，成立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1970年“東方紅一號”衞星成功發射升空，中國成為繼蘇、美、法、日之後第五個走向太空的國家。此後經過60年發展，中國航天取得了一個又一個驕人的成就，成為崛起中的太空大國，擁有較完善的太空基礎設施、太空工業基礎和四個衞星發射場，以及可與歐美相媲美的衞星測控能力。
從軌道發射能力來看，中國的“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已處於世界先進水平。整個“長征”火箭家族現已具備向低、中、高軌道發射輕、重有效載荷的能力。在衞星技術方面，中國已能製造和發射絕大多數種類的衞星。中國是世界上第三個掌握返回式衞星技術的國家，成功回收率為100%。“北斗”衞星導航系統作為中國自行研製的全球衞星導航系統，是繼美國“全球定位系統”（GPS）、俄羅斯“格洛納斯衞星導航系統”（GLONASS）之後第三個成熟的衞星導航系統。中國的“天宮”作為中國迄今為止研製的最大航天器，將成為“國際空間站”退役後人類唯一在軌空間站，一旦徹底建成將是中國在太空領域的閃亮“名片”。
在對外星球探測領域，中國的“嫦娥”探月工程進展順利，已經完成“繞、落、回”三個階段，併成功帶回了月壤。2020年7月23日，“天問一號”任務成功發射，邁出中國火星探測的第一步。2021年5月15日，“天問一號”探測器攜“祝融號”火星車，成功軟着陸於火星烏托邦平原南部。截至2021年8月30日，“祝融號”火星車在着陸點以南方向累計行駛1064米，所有科學載荷開機探測，已獲取約10GB原始數據，目前狀態良好、能源充足，將繼續向南部的古海陸交界地帶行駛，進行科學探測。
美國視中國為首要太空競爭對手
可以想象，中美在太空領域如能合作，對於兩國乃至全世界都將是福音，但事實卻大相徑庭。
長期以來，美國以冷戰思維看待中國崛起，認為中國會挑戰美國的霸權，兩國衝突不可避免。為了儘可能保住“世界第一”位置，美國想方設法遏制中國，在一些關鍵技術領域更是嚴防死守。甚至連中國自力更生研發的成果也被美一些機構和媒體指控是“竊取自美國”。在美看來，太空領域作為未來世界戰爭和軍備競賽的“主戰場”有着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所以中國航天技術的發展必然會給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挑戰”和“威脅”，所以太空技術也是美國的重點封控對象。
20多年前，美國竭力阻止中國加入“國際空間站”項目，導致“國際空間站”上缺乏“中國元素”。2011年，美國國會出台“沃爾夫法案”，禁止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及與NASA有合同關係的美國航天企業同中國航天領域進行任何接觸和合作，該法案至今仍是中美太空合作的“壁壘”。隨着探月熱再次興起，2019年5月美國宣佈了“阿蒂米斯”計劃，稱要將“首位女性宇航員和下一位男性宇航員送到月球”，迄今已有日本、意大利、英國、澳大利亞、阿聯酋、歐洲空間局等八個國家或國際組織宣佈參加該計劃，中國同樣被排除在外。拜登剛勝選之際，其高級顧問曾提出美中在有限範圍內合作，以緩解兩國緊張關係並降低發生不穩定太空競賽的可能性。很快，這種微弱呼聲被對華戰略競爭的強勢觀點淹沒。
現在的美國，幾乎到了“逢太空必提中國”的地步。美將中國塑造成太空假想敵並誇大競爭挑戰，可為自身進行太空軍事發展爭取更多撥款及“合法性”，還可以迷惑國際社會，誤導不明真相者，引發其他國家一同攻擊中國的太空政策，為中國發展自身太空力量設置障礙。2020年6月，五角大樓提出了新的國防太空戰略，要求在面對俄羅斯和中國不斷提升的太空行動能力時，始終保持美太空軍事優勢。這也是繼特朗普2019年12月宣佈成立太空軍後，美官方公佈的第一份太空戰略文件，提出了“保持戰略優勢”“整合作戰能力”“確保太空穩定”三大目標，以及為實現目標需要做到的“打造太空全面軍事優勢”“將太空納入國家聯合作戰”“改變戰略環境、與盟友、夥伴、行業及美國其他政府部門和機構合作”四項行動方針。有分析指出，該戰略進一步反映出美軍把太空領域作為一個認真備戰的方向，而不僅是其他戰場的輔助。該戰略稱“發展、測試和部署太空對抗能力的中國和俄羅斯構成了最大戰略威脅”，“中國和俄羅斯都已將太空武器化，因此降低了美國及其盟友的軍事效能，挑戰了我們的太空行動自由”。
不難看出，只要美國冷戰思維不變，中美在太空領域就很難開展實質性合作，未來還有爆發太空衝突的可能。對此，我們在不放棄合作希望的同時，更應未雨綢繆。“未雨綢繆”關鍵是要繼續煉好“內功”。根據規劃，2030年左右中國會實施首次載人登月，2033年左右實施第一次火星採樣返回，2035年左右實現木星以遠的行星、衞星及小天體探測；2040年左右建立首個短期有人值守的月球基地，2050年左右實施首次載人登陸火星，深空探測器可到達太陽系邊緣……
除練好“內功”外，在太空領域廣結善緣也很重要。美國正在太空領域拉攏盟友，中國同樣應該擁有自己的“朋友圈”。
在與美國等力量的太空博弈中，中國、俄羅斯這對組合具有舉足輕重的分量。論航天實力，中俄僅次於美國。而從太空合作層面講，中俄在太空領域的合作原本就最為緊密且歷史悠久。早在中蘇關係“蜜月期”，蘇聯就向中國提供技術援助，發展彈道導彈，“長征”系列運載火箭正是在此基礎上研發起來的，蘇聯可謂中國航天的“啓蒙老師”。冷戰結束後，繼承了蘇聯“太空遺產”的俄羅斯儘管技術和實力明顯下降，但基礎還是相當堅實的。1992年，中俄簽署政府間太空合作協定。2000年，雙方在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框架下成立航太合作分委會，開展太空領域的交流合作。到2015年，中俄航太合作分委會舉行了16次會議。2017年10月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兩國聯合啓動“衞星導航聯合監測評估服務平台”，中國“北斗系統”與俄“格洛納斯系統”將能夠互相監測對方數據，並根據監測結果共同提高精度。今年3月9日，經兩國政府批准，中國國家航天局局長張克儉與俄國家航天集團公司總經理羅戈津簽署《關於合作建設國際月球科研站的諒解備忘錄》，為兩國共同開發月球鋪平道路。
中俄兩國時刻關心太空安全，先後於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4年向聯合國裁軍大會提交了多份關於太空問題的工作文件，致力於防止“太空武器化”。2008年，中俄兩國正式向裁軍大會提交《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對外空物體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條約草案》（PPWT) 。此後，兩國發起廣泛外交努力，就條約草案中的有關界定、內容與多國進行磋商。
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太空合作也在穩步展開。2018年5月28日，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與聯合國外空司聯合對外發布合作機會公告，邀請聯合國各成員國參與未來中國空間站的空間科學應用國際合作。目前已有來自17個國家的九個項目成為中國空間站科學實驗首批國際合作項目。在首落月背的“嫦娥四號”上，裝有四台用於科學探測的國際合作載荷，分別來自沙特、荷蘭、德國、瑞典。“嫦娥五號”任務也與國際合作息息相關，如在探測任務中阿根廷、納米比亞允許中方設立兩個測控站，作為該任務監測網絡的一部分；巴基斯坦和歐洲空間局也提供了幫助，歐洲空間局利用庫魯航天發射中心（位於南美洲）傳輸信號，幫助確認“嫦娥五號”探測器順利抵達目的地。
以上種種都充分展現了中國開放、和平、共贏的外空理念，很明顯，未來在航天領域中國不但會與俄羅斯等國強強聯合，並且將合力帶動其他國家一起步入太空新時代。而這一切再加上中國自身的太空實力，對於制衡美國的太空野心、維護太空秩序平穩發展都將會大有裨益。
中國航天的發展宗旨是：探索外層空間，擴展對地球和宇宙的認識；和平利用外層空間，促進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造福全人類；滿足經濟建設、科技發展、國家安全和社會進步等方面的需求，提高全民科學文化素質，維護國家權益，增強綜合國力。同時，中國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和平發展、開放發展。相信在未來，我們一定能全面建成航天強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支撐，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