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當發言人_風聞

作者：李肇星曾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中國駐美國大使、外交部部長、中國翻譯協會會長等職。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寫完一首詩，總是先念給不識字的老婆婆們聽。如果對方有聽不懂或不喜歡的地方，他就修改，一直改到對方能聽懂又喜愛為止。白居易的詩通俗易懂，受普通百姓歡迎，不是偶然的。

外交有類似的道理。好的外交政策不應該曲高和寡，而應該既得到本國民眾的理解與支持，也得到國際社會的理解與認同。公共外交是服務大眾、大眾參與、走向世界、贏得民心的橋樑。

説來又是緣分，我好像註定了這輩子要與記者打交道。我小時候是個不愛説話的孩子，用山東老家那邊的話就是“不叫人”，嘴不甜、不乖的小子。後來，上小學三年級時，張環藻、張敦蘭老師硬逼我去參加了一次全鄉三個小學的演講比賽，我才開始膽子大了點兒。在膠南一中，我的代數老師程容和蔣樹勳都説：“李肇星説話不是很流暢，沒發現他説話好像舌頭大嗎？”我有自知之明，後來對香港學生開玩笑説：“我一開口人家就知道我絕對是鄉下人。”後來敢説話，是被工作逼出來的，是在逆境中學的。

1963年，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法國記者要採訪中國大學生，系裏通知我去。我和記者在未名湖邊見面。一開始，想到要與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打交道，心裏緊張，但想起毛主席的教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就有了信心。那次採訪很順利，記者問我：“你作為一名大學生，對核武器有什麼看法？”我就按照當時的口徑説：“第一，我們反對使用；第二，我們不怕。”這是我第一次與記者打交道。

第一次到使館工作，我注意多與外國朋友交流，上至總統下至老百姓都聊過天。回國親歷了外交部設立發言人制度的過程。

1982年3月，前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發表長篇講話，話中有對中國的攻擊，但也傳達出願意改善對華關係的信息。鄧小平同志捕捉到這一信息，指示外交部正式回應勃列日涅夫。3月26日，新聞司司長錢其琛舉行新中國外交部第一次新聞發佈會，也是外交部歷史上最不正規的一次新聞發佈會。當時外交部沒有專門發佈新聞的場地，也沒有一把供發言人或記者坐的椅子。幾十位記者簇擁着錢其琛，聽他新聞發佈，我有幸擔任翻譯，歷時約7分鐘。

此後，外交部發言人制度正式啓動，一般由新聞司司長和兩位副司長輪流擔任。我作為主管新聞發佈工作的副處長曾在籌備會上提出：“是否把司長叫發言人、副司長叫副發言人？”老錢（當時我們對領導的稱呼就這麼親切隨便）説：“算了，越簡單越好，都叫發言人。”外交部是我國最早設立發言人制度的國務院部委。錢其琛可以説是我國第一位政府部門發言人，或者説是第一位正式的發言人，之後有齊懷遠、馬毓真、金桂華、李金華等，他們是發言人制度建立後正式的發言人。當然，建國初期，新聞司首任司長龔澎女士在出席日內瓦會議期間當過中國代表團發言人。

1985年春，我從駐萊索托使館回國，先後任新聞司副司長、司長，直到1990年任部長助理，在發言人的崗位上一待就差不多6年，成為外交部任職時間最長的發言人之一。我本來對發言人這一崗位不熟悉，沒經驗。為了儘快熟悉工作，我注意學習，經常工作到很晚，不知道什麼是週末和假日。晚上回家，我常讓老外交官——我的岳父岳母充當記者問我問題，我來練習回答。當發言人必須熟悉新聞，我沒有時間看中央台《新聞聯播》時，便強制地要求我在讀小學的兒子記錄每晚《新聞聯播》的要點。他最多一次記了30條，他記得越多，我便“表彰”越多。

除在部裏向記者吹風外，我經常參加黨和國家領導人會見外賓的活動，任會見的發言人，即負責寫會見的新聞稿，向中外記者宣讀；説得更明白點兒，大體相當於為國家通訊社起草新聞稿的初稿。

記得第一次任鄧小平同志會見外賓的發言人時，我拿着新聞草稿向他請示，他笑了笑，擺擺手，用濃重的四川話説：“消息稿？不用唸了。責任制嘛，這是你的事。”新聞稿經在場的外交部領導審閲，於當晚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第二天在各大報紙刊登。我深受鼓舞，覺得只要好好學，發言人也不是不能當。

我也常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出訪代表團的發言人，參加過李先念主席、楊尚昆主席、喬石委員長等領導人出訪的代表團。那個時候，代表團中新聞司只有一個名額，什麼活兒都幹，做記錄、給領導讀外文報、管理記者、發言……現在發言人只管吹風，另有一個小團隊分擔其他事情，真令我羨慕。

我邊學邊幹，慢慢明白，發言人必須準確把握方針政策，並能用公眾聽得懂的話對外介紹；發言人上電視，但不是演員，也不像有的抱有僥倖心理參加考試的學生，不會的可以“蒙”——“蒙”對了，白撈兩分；“蒙”錯了，最多扣幾分。發言人是一種機制，代表國家，應以如履薄冰的心態，字斟句酌，只説可以説和應該説的實話。

外交部發言人是老百姓比較熟悉的外交官。我當副外長時，有一天與發言人沈國放在街上散步。小沈常上電視，一個行人認出了他，驚喜地對同伴説：“看，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同伴看了一眼説：“不可能，他旁邊的那個人根本不像保鏢！”我的老同事吉佩定大使提拔為部長助理後，成了家鄉蘇北的名人。鄉親們勉勵他：“好好幹，爭取再提拔提拔，當外交部發言人。”

有些事情似乎真有輪迴。2009年3月，我在離開外交部發言人崗位近20年後又成了發言人。這次是讓我出任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兼大會發言人。重操“就業”，我注意學習人大老發言人曾建徽、姜恩柱等的好經驗，學新華社前總編南振中求真務實的作風，老戰友楊潔篪關於國際形勢的公開報告、潔篪和我同是外交部京劇協會會長，還共有一位外國會員朋友——前韓國駐華大使李揆亨。不同點是：潔篪會唱京劇，我不會。

我時時保持警覺，注意與傳統中不太好的東西劃清界限，如“文人相輕”、“同行是冤家”等糟粕。

◆ 2004年，第二輪北京六方會談舉行閉幕式

我特別重視向年輕同事學，包括向全國人大的傅瑩、全國政協的呂新華、各部委的發言人學。好例子寫不完。記得關於朝鮮半島形勢，王毅在北京説：“希望任何一方都不要在中國家門口惹事兒”——全面客觀、有理有節。關於釣魚島問題，崔天凱在華盛頓説：“希望美國朋友不要搬起日本這塊石頭砸自己的腳”——入木三分，實實在在。孫玉璽在新德里應詢給我個人講過豬八戒的“八戒”——極為難得，我都不捨得輕易對人講。

更有翟雋能用五句話就把中東形勢講清楚，而我講50分鐘，人家還説聽不明白。朱邦造則在半個小時內把南歐國家安道爾的民風民俗講得令我印象深刻，儘管我對該國只訪問了兩個小時。

◆ 在莫斯科和當地的孩子們玩耍

作文説話，簡潔是一種美。我的英文老師許國璋和周珏良這樣教過我。五大洲的外國領導人和發言人同行可以作為老師。普京總統多次接見過我。記得他説過：“俄羅斯土地遼闊，但沒有一寸是多餘的。”好得令人拍案叫絕。

— END —

文章來源 |《説不盡的外交》

作者 | 李肇星  圖片 | 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