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擊碎了“美國夢”的男人——羅伊·鮑邁斯特_風聞

提到心理學家，大眾能説出的名字不過是弗洛伊德、榮格，或是斯金納、馬斯洛，對他們的生平、成就大概也所知甚少；而對仍然在世、學術生涯尚在壯年的心理學家，瞭解得就更少了。

對其他學科而言，不瞭解科學家的生平，並不妨礙公眾去理解和應用他們的研究成果。但心理學卻有所不同——心理學家研究的很多問題本就是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會遇到、思考的問題，因此，瞭解心理學家的一些學術歷程，對我們看待問題的方式也許有所啓發。

撰文 | 向睿洋（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心理學碩士）

他是當今最負盛名的社會心理學家之一。

他是著名的“自我控制力量模型”的提出者，巧妙地將自控力比作肌肉，使用後會損耗，鍛鍊後可增強。

他將“歸屬需要”看作人的基本心理需要，這篇發表在1995年的論文被引用了多達18000次，是引用量最多的心理學論文之一。

最重要的是，他擊碎了“美國夢”，挑戰了全美國對提升自尊的盲目信仰，挑戰了在各領域只鼓勵、誇獎而不懲罰、批評甚至不比較的社會規範。

而如今，他又站在了社會心理學界諸多爭議的風口浪尖。

他就是——羅伊·鮑邁斯特（Roy Baumeister）。

Roy Baumeister（1953~）

一個服從的叛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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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伊於1953年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他的父親，魯迪，曾在二戰期間為納粹德國服役，參加東區戰事並且被俘，在蘇聯的戰俘營住過幾個月。後來，魯迪移民到美國，成為一家石油公司的中層經理。他十分易怒，有着極右的保守的政治傾向，信奉權威與服從，有強烈的控制慾，凡事都要按照他的方式來。

羅伊在父親極為嚴格的管束下長大。他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但生活中卻沒有什麼快樂。父親認為孩子不應該參加體育活動，也不該參加舞會或party。但在父親看重的方面，他一定要是最好的。父親甚至希望他是班上個子最高、長得最好看的。

家庭灌輸給羅伊一整套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模式。孩提時期的羅伊相信父母告訴他的一切。但隨着年齡的增長，他漸漸發現，父母的某些看法是有問題的，他內心裏出現了反叛的聲音。究竟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對的、錯的觀念是從哪裏來的？這些問題讓他迷惑不解。一開始他求助於宗教，遍覽聖經，但仍然沒有找到答案。

羅伊的本科是在普林斯頓大學主修數學，期間，他參加了一個到海德堡大學的交換項目，在那裏他選修了哲學，並第一次讀到了弗洛伊德的作品。這為他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羅伊發現，心理學可以讓他更接近“人的觀念從何而來”以及“人待人處事的規則”的答案。

於是，等交換結束回到美國，羅伊向父親提出想轉修心理學。父親對此不屑一顧，全然反對，“學這些沒用的東西只會浪費了你的聰明才智！”

後來，父親發現自己公司裏的心理學顧問的工資竟然比自己還高，才勉強同意了讓羅伊轉修心理學。他一定沒想到自己的兒子之後會成為一位鼎鼎有名的心理學家。

他也一定沒想到，羅伊在學了心理學以後首先想做的事，就是分析自己的父親。不過羅伊開始理解他的父親，畢竟魯迪17歲就參軍了，沒有正常的青少年期來發展社交，軍旅生活讓他變得冷酷，一個德國家庭長子的身份也讓他習慣於做一個發號施令者。

他擊碎了“美國夢”

人本主義思潮興起於20世紀50年代。創始人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宣稱人性本善，孩子們應該被養育在一個“無條件積極關注”的環境下，遠離各種限制，以充分發揮他們的潛能。

人本主義思潮之所以能夠興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正好與“美國夢”相契合——每個人都是好的，每個人都需要自由，以實現最好的自己。

隨之而來的就是歷時幾十年的、轟轟烈烈的“自尊運動”——在馬斯洛（Abraham Maslow）將自尊需求列為僅次於自我實現的第二高層次的需求之後，1969年，一本名叫《自尊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Self-Esteem by Branden, Nathaniel）的書出版，列舉了心理學研究的各種發現，提出：高自尊——也就是自我感覺良好——對人有各種積極的作用。此後，社會各界都全心全意地相信，高自尊對人各方面都有所助益，能促進人的思維能力，讓人有更好的情緒，總之百利而無一害。所以，應該把提升自尊作為第一要務。

在學校裏，為了提升學生的自尊，不應批評、懲罰學生，不應進行排名，老師應該變着法地鼓勵學生，甚至考試分數都應該能多給就多給，還經常讓學生給自己寫信誇自己，要讓每一個學生都認為自己是最棒的，是獨一無二的。

甚至對罪犯，也應該採取鼓勵為主的方式來對待，癮君子如果能戒毒一段時間也應該對其進行獎勵。法官都認為“應該用愛和關懷來幫助他們重新獲得自尊。”

正在學習心理學的羅伊也相信高自尊的積極作用。部分原因可能是回想自己的童年，他對自己沒能參加體育、社交活動來獲得更高的自尊感到耿耿於懷。但他對《自尊心理學》有些失望，因為這本書裏更多的是故事，讀起來很有意思，但科學的證據並不充分。因此，他將高自尊者和低自尊者的差異作為自己的本科畢業論文題目，試圖用自己的研究證明高自尊的積極作用，並從此開始了對自尊的研究。

然而漸漸地，羅伊對“自尊運動”越來越不滿，因為高自尊的作用被越來越誇大，他覺得就像“高自尊的人掙了更多的錢，交了更多的税，所以研究結果偏向他們”。讓他最終和“自尊運動”徹底決裂的時刻，是人們開始普遍認為低自尊會導致暴力行為。但是根據自己的研究，羅伊知道低自尊者通常都是害羞、自我懷疑的，他們不想當出頭鳥，總是別人叫他們做什麼就做什麼，這些聽起來和暴力、攻擊性沒有一點關係。

羅伊想要看一看，究竟是哪項研究表明了低自尊會導致暴力行為。但當他查文獻的時候，他發現每一篇做出這一論斷的文章總是在引用別人的文章，但查來查去，竟沒有一篇原始的研究，沒有任何真正的證據。

震驚之餘，羅伊開始仔細研究這個問題。他發現，攻擊性高的並不是低自尊者，而往往是一些高自尊者，或者説是“虛假高自尊”或自戀者，當他們的自尊受到威脅時，就會表現出高的攻擊性[1]。

這一“離經叛道”的發現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自尊運動”的擁護者羣起而攻之。面對他們的張牙舞爪，羅伊毫不慌張，反手就開始對以往所有的自尊研究進行整理總結。他認為自我報告式的自尊測量並不可靠，而對他認為可靠的研究進行梳理後，他發現，高自尊和人們堅信的很多積極效果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因果關係，高自尊不會讓人在多數任務中表現更好，也不會讓孩子更少地抽煙、酗酒。高自尊和好的學業成績之間確實有很強的相關，但卻並不是因為自尊更高讓學生取得了更好的成績，而是相反，取得好成績提高了學生的自尊[2]。

而對於那些有問題的高自尊者，羅伊用“自戀”來描述他們——一個健康的高自尊者，比如愛因斯坦，在別人説他愚蠢的時候，不會因此生氣；但是一個自戀者認為他們理應被別人崇拜，時刻都想要感覺高人一等，在別人不認可他們時，他們可能會因此而失去控制。

自戀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對自尊的成癮。羅伊用自己的研究，將矛頭直接指向了“自尊運動”——那種靠“提升自尊”建立起來的假大空的自尊，難道不更像是自戀嗎？

1950年時，10個美國青少年中只有1個會認為自己是“一個很重要的人”，但是到1990年，這個數字變成了8個。“美國夢”的實質是個人奮鬥，要靠奮鬥讓自己感覺自己很好；但“自尊運動”卻忽視了奮鬥，只讓人沉迷在空無的自我感覺良好之中。通過羅伊的研究，美國人終於認識到了這個問題。

離經叛道的基礎

擊碎“美國夢”是羅伊“離經叛道”特質的一個集中體現。他始終扮演着“局外人”的角色，當別人都認同一件事時，他卻偏要來質疑它。在女性地位越來越高，女權主義越來越興盛之時，羅伊卻站出來（儘管他自己其實支持女權），指出總體來説男性的地位不比女性高，因為雖然社會上層男性更多，但底層同樣也是男性佔多數。心理學研究越來越關注弱勢羣體，羅伊卻對過多地從外界尋找原因（貧窮、上癮等等）感到不滿，“我有時候覺得我們心理學家的工作就是在幫人找藉口”。

羅伊的這種“離經叛道”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被他的家庭所塑造的。他的成長曆程充斥着服從與反叛兩股激流的碰撞。他的父親就是一個“局外人”：作為一個右翼分子，魯迪不斷反對流行的左翼觀點。羅伊多少會受父親的影響。更重要的是，父親要求羅伊對他完全服從，羅伊雖然表面上不反抗，但反叛的衝動不斷在心中鬱積，直到有一天他徹底脱離父親。

但羅伊並沒有成為第二個魯迪。他的“離經叛道”被心理學的科學訓練武裝了起來，他的反叛完全建立在實證的基礎上。他是一個絕對“不站隊”的人，甚至連大選他都不去投票——他堅信自己不應該有立場，才能避免各種偏見，對所有觀點持開放態度，只用數據説話。

羅伊的第二個心理學思維武器是“辯證地看問題”。他拒絕簡單的“對”或“錯”的陳述，在他眼裏，凡事都是一種權衡，而不是非黑即白，正如不良行為可能是出於良好的目的，不下對錯的定論，才能更好地看清背後的真相。例如“自尊運動”，並不是羅傑斯、馬斯洛錯了，而是對高自尊的過度追捧會導致自戀的問題。

這就是羅伊“離經叛道”的基礎。他看不慣主流的觀點被當作“對的觀點”，但他也不是與主流觀點完全相反，他只是用數據説話，深入研究這些主流觀點究竟合理在何處，不合理在何處。

當反叛者被當作權威

最近幾年，羅伊成為社會心理學界備受爭議的人物。這些爭議不是因為他“離經叛道”地提出了什麼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卻是因為——這個一直以來的反叛者似乎成為了權威。

自2011年起，心理學，尤其是社會心理學，開始了一輪研究實踐的自我反省。大量之前的研究結果被發現並不可靠，很多研究不能被成功重複。在審查過去研究成果的可靠性時，風靡一時的“自我損耗效應”首當其衝。

“自我損耗”（ego depletion）的現象由羅伊與其夫人（同為社會心理學家的）戴安妮·泰斯（Dianne Tice）共同發現，並提出“自我控制力量模型”對其加以解釋。據説某一天晚上，羅伊和戴安妮在家裏烤了一爐曲奇餅乾，突然就想出了這個idea。“自我損耗”的經典研究範式就是，在一個瀰漫着烤曲奇香味的房間裏，桌上放着一盒巧克力曲奇和一盒胡蘿蔔，一半被試被要求吃胡蘿蔔，而另一半被試吃曲奇；前一半被試吃完胡蘿蔔後，在解一個無解的迷宮遊戲時，堅持的時間會更短，因為抑制想吃曲奇的衝動消耗了他們的自控力[3]。

“救命！這盤蛋糕在引誘我！”

在這項研究發表後的十幾年裏，產生了幾百項基於“自我損耗”的研究。且不説“自控力資源有限”是不是對“自我損耗”最好的解釋，至少“意志力任務會損耗自我調節能力”這個效應應該是存在無疑的。然而，2016年的一項大型重複研究卻並沒有重複出“自我損耗效應”[4]。

羅伊對這項重複研究的方法提出了諸多批評，其中重要的一點是認為，該研究所使用的引發“自我損耗”的方法未能奏效。有反對者寫了一封公開郵件，要求羅伊提供一個最有效的引發方法，以進行進一步的重複驗證，這時羅伊被激怒了：“你的名聲不好，我不想和你合作”[5]。

目前，學界對“自我損耗效應”是否存在還沒有一個定論。

不只是不斷反駁對自己研究的批評，羅伊也表達了他對社會心理學研究實踐總的看法。社會心理學研究正在發生一個很大的轉向：要求有更多的被試數量，以使結果更可靠，避免巧合性的顯著結果或誇大研究的效應；並強調研究過程、數據的公開透明和重複研究的重要性。

但羅伊對此有不同的意見[6]。對於重複研究，羅伊發表了極具爭議的言論。他認為從事心理學研究需要天賦，在他自己的實驗室裏，有天賦的學生總能重複出他的研究成果，那些不能成功重複的，一定是能力存在什麼問題。對於現在很多失敗了的重複研究，他也認為是進行重複研究的研究者對研究缺少某些必要的瞭解。

而對被試數量問題，他的觀點也同樣富有爭議性。他説在他還是個學生的時候，常規的研究方式是想一個好的研究問題，只需要招募10名被試就能取得顯著結果；如果不能顯著，就説明提出的問題還不夠好，要招募20名被試是在浪費寶貴的被試資源。現在一個實驗動輒要招募成百上千的被試，那麼很微弱的效應也能取得顯著的結果，雖然結果可靠，但這些效應並沒有什麼意義，將會使社會心理學變成一個“嚴謹但無聊”的學科。羅伊認為，想出好的研究問題本來就是心理學研究者必備的天賦，現在堆被試數量的方式將會讓心理學研究越來越沒有技術含量，成為體力勞動。

羅伊的這些觀點看起來都像是一個精英主義權威的諸多牢騷，一個保守的老派研究者對新研究實踐的反動。那個曾經的離經叛道者，真的成為了他曾經不斷反叛的權威了嗎？

每一個科學家總是相信自己的數據是最好的，羅伊也無法擺脱人的這種天性。堅持自己的觀點，在有足夠的證據駁倒自己之前絕不輕易妥協，本來也是科學家的傲骨。尤其是當自己的一項研究成果或一種研究實踐已歷經多年，要被徹底推翻，肯定會有強烈的牴觸。

或許，可以換個角度看，現在新的研究實踐已經成為了主流觀點，大勢所趨，羅伊所做的不過是和以前一樣，提出他對新的主流觀點的質疑。

如今，羅伊已經68歲了，他的學術生涯從來不乏爭議。反叛者也好，權威也罷，他始終勇於質疑主流觀點，只相信數據；始終辯證思考，儘量不站隊；也始終堅持自己，絕不輕易妥協。

這就是社會心理學家羅伊·鮑邁斯特。

本文編譯並補寫自 https://medium.com/matter/the-man-who-destroyed-americas-ego-94d214257b5

參考文獻

[1] Baumeister, R. F., Smart, L., & Boden, J. M. (1996). Relation of threatened egotism to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The dark side of high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review, 103(1), 5-33

[2] Baumeister, R. F., Campbell, J. D., Krueger, J. I., & Vohs, K. D. (2003). Does high self-esteem cause better performance, interpersonal success, happiness, or healthier lifestyl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4(1), 1-44.

[3] Baumeister, R., Bratslavsky, E., Muraven, M., & Tice, D. (1998). Ego depletion: Is the active self a limited resour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5), 1252-1265.

[4] Hagger, M. S., Chatzisarantis, N. L., Alberts, H., Anggono, C. O., Batailler, C., Birt, A. R., … & Calvillo, D. P. (2016). A multilab preregistered replication of the ego-depletion effect.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4), 546-573.

[5] https://replicationindex.com/2016/04/18/is-replicability-report-ego-depletionreplicability-report-of-165-ego-depletion-articles/

[6] Baumeister, R. (2016). Charting the future of social psychology on stormy seas: Winners, losers, and recommenda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66, 153-158.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PsychologicalChamber”，有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