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有海南，北有雄安”，這次調研海南自貿港後，令我甚為感嘆_風聞

十月下旬，作為中國人民大學貨幣體系變革跨學科研究平台的首席專家，我帶着人民大學的多位老師和博士生們，一起來到了海南進行調研考察。海南自貿港，是習總書記親自策劃和部署的新一輪開放的橋頭堡。海南獨特的區位優勢、自然稟賦與適中的體量，使其成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與高水平開放的絕佳的實驗田。

在海南，我們先後走訪了海南省委深改辦、海南省政府政研室、中國人民銀行海口中心支行、海南綠色金融研究院等多個重要機構，也與海南本地的銀行家、企業家進行了交流。建設海南的一線“將士們”可謂冒險與務實精神兼備，與他們深度交談後，我們深感海南建設和探索之不易，同時也對海南的未來滿懷期待。綠色發展與高水平開放是本次海南調研之行的兩個主題詞。

先説綠色發展。綠色發展是這個時代的新潮流，也是中美歐三大經濟體的領導人較容易達成共識的極少數話題之一。

習總書記十分關心海南生態文明建設，多次表示希望海南為全國生態文明建設當個表率。作為一家立足海口、胸懷全球的獨立智庫，海南綠金院近年的異軍突起，無疑為海南的生態文明建設貢獻了新的思想力量和國際化支撐。綠金院圍繞“綠色發展，金融創新”這一主題系統佈局、深耕細作，發佈了多份重磅研究報告，集聚了一幫精通綠色發展、具有頂級教育背景和豐富政策經驗的高端人才，快速成長為中國新型智庫的標杆。更難能可貴的是，綠金院所有的研究報告都非書齋裏的文字遊戲，而是可以落地的，面向市場檢驗的科研成果。他們近期正在開發的綠色發展系列課程和綠色金融評級體系，可以填補相關領域知識空白、實踐空白和標準空白，並與歐美同行機構並駕齊驅。

回想起2005-2007年，我曾有幸在歐洲參與了（據説是）中國在海外的第一家智庫BICCS的創建與運營，故而深知智庫建設之艱辛，也深知其對提升政府的決策水平和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性。中國智庫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仍有提升空間，以海南綠金院為代表的專業型國際化智庫的努力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再説説自貿港建設的進展與挑戰。

南有海南，北有雄安。作為習總書記親自定調、親自策劃的大事，海南自貿港改革雄心之大、設計理念之新，都令我們甚為感嘆。其作為新時代對外開放的窗口、可持續發展的典範已初具雛形，諸如“6+1+4”等政策構想已經有了較為完整的方案，海南省正緊鑼密鼓地為其落地而努力。但另一方面，海南自貿港建設也面臨一些現實困難和挑戰。

第一，建省三十餘年以來，在新冠疫情等因素的衝擊下，海南的改革經歷了一些挫折，錯過了不少機遇；條塊式的管理也增加了政策創新和落實的制度成本。海南因為歷史原因錯過了改革開放後迅速融入全球市場體系的機會，農業社會向工商業社會的轉型進程明顯滯後於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海南的多數地區到現在依然是一個“大農村”，沒有過硬的可貿易品產業發展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目前，海南自貿港的整體規劃是發展非金融的高端服務業。但是從全球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從農業社會跨越式發展到後工業化社會，這個過程極其罕見，除非像迪拜那樣依靠巨量外來資金堆出一個經濟奇蹟。海南靠自己的力量在農業經濟基礎上，依照綠色發展的高要求，實現經濟結構升級轉型，恐怕難度很大，中央應該大大加大對海南財政和金融支持的力度，才有成功的希望。

第二，海南自貿港的建設也面臨着來自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上海自貿區等開放試驗區的競爭，並且在資金、人才等方面與後兩者存在一定差距。如何在政策設計上揚長避短，開闢出各有特色的發展道路，需要學界、政策界、企業界共同探索，羣策羣力。

第三，海南自貿港的規劃中下了大力氣吸引國內外的高端人才來瓊，包括極低的個人所得税率、户籍制度改革等內容。其緊迫的現實背景是相比其他改革試驗區，海南在本土人才的培養和國外人才的招徠方面遠遠落後。

雖然面臨着諸多挑戰，但我對自貿港的未來依然是樂觀的。我相信二十大之後，海南的發展將更上層樓。為此，在小組研討中，我和調研團的師生們為海南接下來的發展提出幾點不成熟的構想，供海南的朋友們批評參考。

首先，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海南可以提前一段時間，先於大陸其他地區對外開放，成為外國人進入中國的唯一通道。隨着疫情的改善，美歐等地的國際人員往來漸次恢復，中國何時及如何實現國際人員開放目前尚無定論，有人擔心中國會因此而被隔離於全球性的人員交往。入境隔離28天的時間成本和外籍人員極難獲得的簽證條件，使得國際人員往來大幅縮水。海南島周圍的若干離島，其中一些建有賓館和住房，其氣候和地理條件最適合作為入境人員的專用隔離區，為國際人員往來的開放提供了緩衝地帶。如果我們做好充分的準備，比如完備齊全的醫療設備、足夠多的應急物資、經驗豐富水平高超的醫護團隊等，在這些離島上為入境人員提供較現在便利許多的隔離程序，那麼能否考慮海南先於大陸其他地區開放，成為外國人進入大陸的唯一通道呢？當然，這既需要綜合權衡其風險、收益和技術條件，也需要中央政府為海南所提供的這一特殊公共產品提供專門的財政支持和政策支持。

其次，可以積極運作各國到海口設立領事館。目前來説，海南還僅僅只有柬埔寨一國的領事館，所以積極邀請各國到海口設領事館，對於提升海南國際化程度、建成自貿港作用重大。

再其次，海南應打造國際人才聚集地，招攬海外人才迴流，吸引國際高校在海南設研究生院、實驗室等。我的“民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一貫主張：人是財富的源泉，發展是人的能力的提升。海南正在與一批國外優質大學合作設立分校區與研究院，既滿足國內學生對國外優質教育的需求，又能夠在海南形成高水平學術交流的圈子。海南應解決海外人才，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以來出國留學、留在國外的華人華僑，回到海南後一系列的如子女教育、養老社保等生活需要，讓其沒有後顧之憂。

最後一項思考，則要跳出短期的功利考量，我認為應用心謀劃新海南人和新南海文化的建構與塑造工作。海南人口結構比較特殊。中部的山區是黎族，外圍沿海地區則以兩千多年來從粵閩等地逐漸移民到此的南方漢族，而最近四十年來，又有很多內陸人口尤其是北方漢族來到海南發展或養老。其中不可避免會存在文化、利益乃至身份認同的差異。過去十年來，我多次到海口和三亞等地講課，與新老海南人兩個羣體都有不少接觸，發現他們之間存在某種文化隔閡。老海南人認為這些北方人如候鳥一般，冬季聚集海南抬高了物價帶來擁堵，而夏季則不見蹤影。新海南人則看不慣老海南人（尤其是男人）的懶而好賭，讓女人包攬養兒育女和下地勞動的各種艱苦工作，而一幫大老爺們聚在榕樹底下或者茶店裏整天喝“老爸茶”神侃，或者沉迷於各種彩票。

在我看來，這其中存在着很有趣的文化差異與誤解。華北平原和東北平原都是沃野千里，只要不是兵荒馬亂的時期，農民靠勤儉節約是可以過上豐衣足食的日子的。因此，北方農業文化的傳統是勤儉節約，安土重遷。但是在福建、浙南、粵東以及他們所遷來的海南等地，耕地有限但有山海之利，要想靠勤儉耕地過上好日子恐怕難度很大，而成功者往往是靠海上的冒險，比如漁業和下南洋。海南和雷州半島的居民其實有很大比例是當年下南洋的福建人後裔。他們的文化中，男女之間其實是一種分工，男的負責冒險獲取高收益，女的負責生存底線。與之相比，北方農民的思維方式相對保守、缺乏冒險精神和開拓精神。

這兩種文化，各有其產生的地理和歷史根源，誰也不應該歧視對方。在開放市場經濟條件下，也都需要做一定的調整和變革。如果海南政府能從政治和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認真對待一下這個問題，就需要搞一個海南本地的特色文化建設工程，把新舊海南人的不同文化傳統和價值觀融合起來，並予以適當的更新和昇華，以此來重塑新舊海南人的文化與觀念，使之更好地適應海南在全國乃至全球的獨特定位。這個工作做得好，就能為海南國際旅遊島和自貿港的建設錦上添花；而如果無視這個工作的必要性，那麼文化隔閡與身份認同上的衝突，將會在未來醖釀出很大的問題來。

向海南的一代又一代的建設者們致敬，更祝願海南自貿區的建設在新時代更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