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安高樂 陳利君 宋海嘯：印度何以成為全球第三恐襲對象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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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印度是目前全球第三大恐怖襲擊活動的對象國, 恐怖主義對印度的國家安全構成了比較嚴重的威脅。**在對恐怖主義根源分析的研究中, 多數學者從經濟的視角來分析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但從社會建構的視角來分析可以瞭解涉印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穆斯林受到有別於印度教教徒不公平的差別待遇, 使其產生被剝奪感, 這種不平等的社會建構是導致一些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報復社會的根源之一。

關鍵詞：涉印恐怖主義 社會建構 納薩爾主義 預防恐怖主義活動法

圖源網絡

“九一一”事件以來, 儘管國際社會開展了史無前例的反恐鬥爭, 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並取得一定成效, 但恐怖主義活動仍然較多, 其根源遠未消除。同時, **恐怖主義呈現出國際化、網絡化、小型化、草根化等特點。**南亞作為中國周邊的重要區域和“一帶一路”覆蓋的重要區域, 恐怖活動仍然十分猖獗, 且未來遏制反恐活動的前景並不容樂觀。印度作為南亞大國, 其國內政治、宗教、民族、語言、意識形態等情況十分複雜, 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活動頻繁, 綁架人質、自殺式襲擊、破壞或炸燬道路、攻擊宗教場所與政府部門人員、暴力衝突等給印度造成巨大損失與危害,**特別是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與印度東北部成為恐怖主義的重災區。**儘管莫迪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打擊恐怖主義和暴力極端主義, 印度安全形勢有所好轉, 但仍然十分嚴峻複雜, 需要採取更加切實有效的措施來打擊恐怖主義, 積極消除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

一、涉印主要恐怖主義組織及威脅

目前, 學術界對恐怖主義的定義有上百個。《韋氏大詞典》的定義是, 恐怖主義是指系統地使用恐怖主義行為作為強迫手段或製造威脅、暴力的氣氛。《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的定義是, 恐怖主義是對各國政府、公眾或個人使用令人莫測的暴力、訛詐或威脅, 以達到某種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1974年英國《防止恐怖主義法》界定的恐怖主義是為了政治的目的而使用暴力行為。1986年美國對恐怖主義的定義是, 為了達到政治或社會目的而對人或財產非法使用或者威脅使用暴力。1994年聯合國大會將“企圖引起公眾恐慌的犯罪行動”列為恐怖主義。2004年聯合國秘書長將“意圖恫嚇人民或脅迫政府實施或取消某些行動的行為”列為恐怖主義。目前, 學界普遍認為**絕大多數恐怖主義活動是指通過暴力、破壞、恐嚇等手段, 危害公共與人身財產安全, 製造社會與民眾恐慌, 或脅迫國家機構與相關組織, 以實現其政治等目的的主張和行為。**由於國際社會對恐怖主義未形成統一的認知, 各國主要從本國安全利益為基本出發點, 對恐怖主義組織做出各自的認定。

**印度由於民族、宗教等問題十分複雜, 各種矛盾錯綜複雜, 已成為世界發生恐怖主義活動最為頻繁的國家之一。**據2017年11 月澳大利亞經濟與和平研究所發佈的《2017年全球恐怖主義指數報告》, 南亞2016年因恐怖主義活動死亡的人數達到5949人, 是2002年的7倍。77印度面臨來自左翼激進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和東北部分裂勢力的恐怖威脅, 2016年恐襲次數較上年增加16%, 致死人數增加18%。據澳大利亞經濟與和平研究所發佈的《全球和平指數》報告, 2018年南亞和平指數為2.401, 比2017年下降了0.002, 説明南亞和平狀況和安全形勢稍有好轉。其中, 印度的和平指數為2.504, 比上年下降0.025, 説明莫迪政府打擊各類暴力犯罪有一定成效, 恐怖暴力事件減少, 和平狀況和安全形勢比上年有所好轉。但印度的和平指數在南亞及全球的排名並不高, 在南亞國家中排名僅高於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居南亞倒數第三位, 在全球排名第136位, 説明其反恐形勢仍不容樂觀。

**（一）**涉印主要恐怖主義組織

印度根據對自身安全的威脅, 將30多個團體列入恐怖主義組織名單。這些恐怖主義組織給印度的穩定和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威脅, 不僅惡化了印度的安全局勢, 耗費了其大量人力、物力、財力, 也影響了其經濟發展。

1.“先知軍” (Jaish-E-Mohammed, JeM)

**“先知軍”又稱“穆罕默德軍”, 是活躍於巴基斯坦和克什米爾地區的一個“聖戰”組織, 屬遜尼派激進組織。**該組織的恐怖活動起源可追溯到20世紀末。1999年新年前夕, 印度為了交換印度航空公司飛機上被劫持的155名人質, 被迫釋放“聖戰者運動黨” (Harakatul Mujahideen, HuM) 的重要頭目馬蘇德·阿茲哈爾 (Maulana Masood Azhar) 。馬蘇德·阿茲哈爾被釋放後, 並沒有回到之前的伊斯蘭民兵組織“聖戰者運動黨”, 而是於2000年在本·拉登、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其他遜尼派激進組織的幫助下, 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成立了“先知軍”。該組織由武裝人員和傳教士組成, 由六七個部門負責管理。儘管無法確定其成員的確切數字, 但估計“先知軍”有數百名武裝分子和數千追隨者, 他們大多來自巴基斯坦和克什米爾地區, 也有部分來自阿拉伯國家和阿富汗。

“先知軍”主張將克什米爾地區從印度分裂出來, 將其合併到巴基斯坦。而且, “先知軍”與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組織保持着緊密的聯繫。印度認為, “先知軍”的成立得到了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 (ISI) 的支持, 並稱巴基斯坦將其作為在克什米爾地區實現國家利益的工具。事實上, 自2002年以來“先知軍”在巴基斯坦已被列為非法組織, 但它還是以其他名稱重新出現, 並且繼續在巴控克什米爾地區和印控克什米爾地區開展活動。由於其經常開展活動, 印度將其視作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頭號威脅。

**進入21世紀以來, “先知軍”在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發動了多次重大襲擊。**2001年, 襲擊印控克什米爾立法會議和印度聯邦議會大廈, 同年10月被美國列為外國恐怖主義組織 (FTO) 。2016年, 襲擊了印度帕坦科特 (Pathankot) 空軍基地、印度派駐阿富汗馬紮裏沙里夫市的使團, 以及印控克什米爾的烏里鎮, 並造成19名印度士兵死亡。2019年2月14日, “先知軍”在普爾瓦馬 (Pulwama) 襲擊了印度從查謨克什米爾駛往斯利那加的準軍事車隊, 造成40餘人死亡。據稱, 從2000年到2019年2月, 印度至少遭到“先知軍”8次重大襲擊。每一次襲擊不僅造成印度較大的人員傷亡, 且使印巴關係處於緊張態勢。

2.“伊斯蘭學生運動” (Students Islamic Movement of India, SIMI)

**該組織於1977年4月在北方邦的阿里格爾 (Aligarh) 大學成立, 其使命是在印度復興伊斯蘭教, 並將該國變為伊斯蘭國家。**1992年12月印度教狂熱分子破壞巴布裏清真寺一年後, 與“伊斯蘭學生運動”有關的恐怖分子在整個印度發動恐怖襲擊。1996年, “伊斯蘭學生運動”領導人在一份聲明中宣稱, 由於民主和世俗主義未能保護印度的穆斯林, 唯一的選擇就是為哈里發而鬥爭。“九一一”事件發生後, “伊斯蘭學生運動”成員曾舉行示威活動支持本·拉登, 由此印度政府將其列為非法組織。據有關資料, “伊斯蘭學生運動”可能擁有大約400名全職積極分子和2萬名正式成員, 而且該組織的成員經常與位於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的“虔誠軍”和“孟加拉國伊斯蘭聖戰者運動” (Harakatul-Jihad Islami Bangladesh, HUJ-B) 共謀開展活動。

3.“基地”組織在印度的分支機構

“基地”組織於1988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成立, 是一個伊斯蘭教軍事組織。過去二十年來, “基地”組織主要在中亞、中東國家開展活動。其最高領導奧薩馬·本·拉登2011年死亡後, 扎瓦希裏 (Al Zawahiri) 成為“基地”組織領導人。“基地”組織被聯合國安理會列為世界恐怖主義組織之一。

“基地”組織像跨國公司一樣, 在若干國家設有多個分支機構, 但之前從未在印度經營, 也沒有在印度建立分支機構。但後來“基地”組織開始與包括印度在內的一些國家的恐怖主義組織有直接或間接聯繫。例如對印度施暴的恐怖組織“虔誠軍”和“先知軍”就被認為間接與“基地”組織發生了聯繫。2008年孟買恐怖主義襲擊事件的主謀之一大衞·哈德利 (David Hadley) 向情報機構承認, “基地”組織在印度的許多恐怖襲擊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另外, 2002年美國安全部隊在襲擊伊拉克期間發現了“基地”組織涉及印度的一些文件。2014年9月4日, “基地”組織頭目扎瓦希裏通過網絡視頻表示, 將在包括印度多個地區的南亞創立“基地”組織分支。2014年9月, 號稱為印度“基地”組織成員的人員到卡拉奇附近海域襲擊一艘巴基斯坦海軍軍艦, “基地”組織聲稱“他們都是‘基地’組織成員。”但有人對此懷疑, 認為是“基地”組織為了扭轉頹勢, 謊稱對此負責, 搶個“名頭”而已。

但由於沒有直接證據且“基地”組織從未直接攻擊過印度, 人們認為“基地”組織與印度毫無干係, 其恐怖主義活動是印度及西方情報機構的猜測或道聽途説。然而, 2016年扎瓦希裏的錄影帶強調了“基地”組織在印度的未來戰略。他在錄影帶中提到, “基地”組織不僅關注克什米爾、古吉拉特邦和阿薩姆邦, 而且宣佈要在這些地方發動聖戰並建立分支機構, 就像一家跨國公司的董事會一樣, 在印度也將有不同的策劃人, 負責針對巴基斯坦行動的恐怖分子阿西姆·奧馬爾將負責針對印度的行動。扎瓦希裏還宣稱將組建一個獨立的分支機構“凱達特傑哈德” (Kaidat-Al-Jihad) , 負責在印度發動“聖戰”。這部錄影帶對莫迪政府來説是一個挑戰, 因為在莫迪宣誓就職的同一天, 印度駐阿富汗赫拉特領事館就遭到襲擊, 而與“基地”組織有聯繫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稱對此次襲擊負責。本次襲擊似乎是向印度莫迪政府發出警告。

4.“伊斯蘭國” (IS)

**“伊斯蘭國”原名“伊拉克伊斯蘭國”, 是一個活躍於伊拉克和敍利亞的國際恐怖主義組織。**2011年美國開始從伊拉克撤軍後, 該組織急速壯大。2013年4月伊拉克“伊斯蘭國”宣佈與敍利亞反對派武裝組織“勝利陣線”聯合, 稱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 (ISIL) 或“伊拉克和大敍利亞伊斯蘭國” (ISIS) 。2014年6月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將其更名為“伊斯蘭國”。2014年10月巴基斯坦塔利班發表聲明, 宣佈效忠“伊斯蘭國”。2017年11月伊朗總統魯哈尼宣佈“伊斯蘭國”已經被剿滅。2018年11月敍利亞軍方發表聲明, 宣佈已完全消滅敍利亞南部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武裝。但實際上其殘餘還在活動, 且活動範圍擴大。例如2019年1月8日, “伊斯蘭國”還在敍利亞東部發動襲擊, 導致32人死亡。儘管“伊斯蘭國”經常在伊拉克和敍利亞開展恐怖活動, 但它也從未放棄對包括印度在內的南亞以及其他地區的襲擊。其中, 最有影響的是2015年11月對巴黎實施的恐怖襲擊。

“伊斯蘭國”的出現及擴張雖然有多種因素, 但其中有三個因素十分重要。

**一是美國撤軍伊拉克後留下權力真空。**在歷史上, 無論是哪一個超級大國撤出某個地區或次大陸時, 都會產生權力真空, 這些權力真空隨後都會慢慢被填補。但由於各方利益不同, 各派各勢力在填補權力真空時往往會產生激烈衝突。2003年北約以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暗中支持恐怖分子為由, 對伊拉克展開軍事行動。七年後的2010年, 美國戰鬥部隊撤出伊拉克, 至2011年12月美軍全部撤出, 這造成了權力真空。於是, “伊斯蘭國”開始彌補這一權力真空。同時, 2015年北約大多數部隊也從阿富汗撤出, “伊斯蘭國”試圖填補南亞權力真空。而阿富汗與南亞的巴基斯坦、中亞的烏茲別克斯坦、西亞的伊朗邊界接壤, 是連接南亞、西亞和中亞的樞紐, 地理位置在戰略上至關重要。誰控制了阿富汗, 誰就可以對南亞、西亞和中亞地區形勢產生重要影響。這也是“伊斯蘭國”恐怖組織將注意力從西亞轉向南亞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且, “伊斯蘭國”已宣稱對過去幾年發生在阿富汗境內的一些恐怖襲擊事件負責。

**二是印度一些地區社會混亂, 存在恐怖活動。**目前, 在印度國內特別是克什米爾地區社會不穩定, 其中的一些人受國內外極端思想的影響, 採取極端行為甚至恐怖主義活動。克什米爾地區的部分印度人受極端化思想影響更嚴重, 經常出現“伊斯蘭國”組織的旗幟。印度也一直將巴基斯坦描繪成恐怖主義的培訓地和天堂。而現在少數印度人加入“伊斯蘭國”並準備在世界其他地方參與襲擊的這一事實證明, 印度也是恐怖主義的出口國, 其完全將恐怖主義的責任推給巴基斯坦是有偏見的。

**三是“伊斯蘭國”將注意力轉向印度主要是為了尋求更多“自願者”和鬥士。**由於“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之間存在權力爭奪, “伊斯蘭國”擴大地盤引起“基地”組織的不滿, 2014年“基地”組織表示斷絕與“伊斯蘭國”的關係。現“基地”組織正大力攻擊“伊斯蘭國”, 阿富汗塔利班也加大了對“伊斯蘭國”的反對力度。作為回應和擴大自身組織的影響, “伊斯蘭國”從這些組織中招募普什圖戰士, 並要求這些組織不能再繼續使用其招募的這些戰士。在車臣, 普什圖人被視為恐怖主義的主體, 他們曾經為“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效力, 但這兩個組織現在都反對“伊斯蘭國”。因此, “伊斯蘭國”為尋找新成員和新的領地, 已開始把目標轉向印度和東南亞。

5.納薩爾主義組織

**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曾説, 納薩爾主義是印度面臨的最大內部安全挑戰。**納薩爾主義又稱左派極端主義分子, 來自西孟加拉邦納薩爾巴里村, 他們於1967年從印度共產黨中分離出來, 並首次進行“納薩爾巴里運動”, 鼓動無地農民暴動。這次暴動雖然被政府平息, 但該組織分裂成若干小的派系, 包括人民戰爭組織和毛派共產主義中心等, 並繼續開展活動。2004年上述兩個組織合併成立“印度共產黨 (毛派) ”。“納薩爾派”善於利用政府的薄弱環節, 向最需要的羣體提供政府不能提供的援助來獲得支持, 以幫助無地貧民、部落民和低種姓人羣來挑戰國家權力。“納薩爾派”主要活動區域是經濟落後的印度中部和東部農村, 尤以“紅色走廊”最為著名。這些貧困地區為“納薩爾派”提供了庇護場所和人員補給。印度安得拉邦、比哈爾邦、西孟加拉邦、賈坎德邦、恰蒂斯加爾邦、奧里薩邦等都曾遭受過“納薩爾恐怖主義組織”的襲擊。該組織大約有2萬名武裝人員, 經常發動恐怖襲擊活動並綁架安全部隊人員。近年來, 印度政府一直在加強對該組織的清剿, 但直到今天也沒有消除。英國《經濟學人》發佈的一份特別報告指出, 印度政府打擊該組織不力的原因在於未能制定一貫的“反恐”政策, 而是將納薩爾問題留給當地警察部門處理。

6.“虔誠軍” (LET)

**“虔誠軍” (LET) 的創始人是哈菲斯·穆罕默德·薩義德, 該組織是當前南亞地區最為活躍的伊斯蘭恐怖主義組織。**其成立地點為阿富汗庫納爾省, 但現在的據點在巴基斯坦拉合爾附近的一個小鎮, 招募年輕的巴基斯坦男子參加聖戰。“虔誠軍”不僅對印度發動恐怖襲擊, 也對巴基斯坦發動過恐怖襲擊。2001年美國國務院將其列為“外國恐怖主義義組織” (FTO) , 2002年巴基斯坦政府將其列為非法組織, 英國、印度等也將其列為恐怖主義組織, 但該組織仍然繼續在巴基斯坦活動, 並在2005年巴基斯坦遭受地震期間曾向受害者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但2008年11月26日發生的印度孟買連環爆炸恐怖襲擊案震驚世界, 且相關證據證明是“虔誠軍”所為, 作案的恐怖分子曾在巴控克什米爾“虔誠軍”的訓練營受過訓練。印度政府要求巴基斯坦打擊“虔誠軍”, 甚至聲稱其獲得了巴基斯坦情報部門一些勢力的支持, 但巴基斯坦對此予以否認。雖然“虔誠軍”目前的側重點是在克什米爾發動“聖戰”, 但已將其目標與“基地”組織的反西方議程結合起來, 要求攻擊美國人和以色列人。由於近年來印美關係逐步發展成為戰略伙伴關係, 印度越來越擔心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將國內不滿與泛伊斯蘭主義結合並對印度構成威脅。

**（二）**涉印恐怖主義對印度的危害和威脅

恐怖主義是當今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威脅, 不僅影響國家安全、政局、社會穩定, 而且嚴重破壞民族團結, 破壞地區和平環境, 阻礙經濟社會發展和進步, 同時還影響國家形象, 阻礙外資進入。對於印度來講, 恐怖主義也給其經濟社會發展及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危害和威脅。

1.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印度是世界上遭受恐怖主義危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無數次的恐怖襲擊, 給印度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作為世界上種族、語言和宗教信仰最多元化的國家之一, 印度在過去50年中不斷應對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和各種叛亂運動, 包括20世紀80年代在旁遮普邦的錫克教叛亂、1989年到現在的查謨—克什米爾的穆斯林分離主義運動, 以及東北各邦的各種民族分離主義運動等。1993年11月底, 孟買證券交易所發生爆炸事件, 造成250多人死亡。2006年7月11日, 印度西部鐵路線上的當地列車在11分鐘內7枚炸彈爆炸, 造成207人死亡, 714人受傷。同年7月, 孟買火車站發生襲擊, 導致180人死亡。2007年美國國務院發佈的《2007年國家恐怖主義報告》稱, 單是2007年恐怖分子、分離主義分子和極端分子在印度發動的襲擊致死的人數就有2300多人。2008年後, 印度國內的恐怖主義活動並沒有減少。當年11月在孟買發生的連環恐怖襲擊事件影響極大, 與之前不同的是, 持續時間長達三天, 且恐怖分子在酒店內使用武器和印度突擊隊員對抗到最後。2008年5月到12月, 印度國內至少遭受8起重大襲擊, 死亡人數超過400人。事後, “印度聖戰者”組織 (IM) 聲稱對這些襲擊事件負責。此外, 該組織還聲稱對印度國內多起襲擊事件負責, 如北方邦法庭爆炸案、齋浦爾和艾哈邁達巴德連環爆炸案。印度安全機構認為“印度聖戰者”是“虔誠軍”和“伊斯蘭聖戰運動”恐怖組織的庇護組織。

近年來, 印度安全形勢有所好轉, 但恐怖活動仍然較多。2016年1月2日, 恐怖分子襲擊旁遮普邦的帕坦科特空軍基地, 炸死8名安保人員和1名平民, 印度安全部隊擊斃了五名襲擊者。隨後, 印度內政部對“先知軍 (JeM) ”領導人馬蘇德 (Maulana Masood Azhar) 和另外三名涉嫌參與襲擊的嫌疑人進行了缺席審判。2016年6月25日, “虔誠軍”恐怖分子襲擊了位於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的中央後備警察部隊 (CRPF) 車隊, 造成8名軍官死亡, 20人受傷, 印度安全部隊擊斃了兩名襲擊者;8月5日, 恐怖分子襲擊了阿薩姆邦的一個市場, 造成14人死亡, 15人受傷;9月18日, 恐怖分子襲擊了查謨和克什米爾的印度陸軍旅總部烏里, 打死了19名印度士兵, 打傷30多人, 印度安全部隊擊斃了“虔誠軍”的四名襲擊者;10月3日, 恐怖分子襲擊了查謨和克什米爾巴拉穆拉區的一個印度軍營, 造成一名軍官死亡, 印度安全部隊打死了兩名襲擊者;11月29日, 武裝分子襲擊了納格羅達 (Nagrota) 、查謨和克什米爾的軍事基地, 打死7名印度士兵。根據多蘭卡爾 (Shailendra Deolankar) 的研究, 1989年到2016年期間, 總計有多達10萬印度人在恐怖襲擊中喪生。

2.對社會、文化、政治以及外交造成負面影響

印度國內發生的恐怖主義活動不僅給印度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而且對印度民眾造成巨大的心理恐慌, 嚴重影響印度社會穩定, 還對其對外關係產生影響。特別是重大的恐襲活動, 對整個社會造成重大的危害和影響, 加劇社會裂痕, 影響社會安定。

雖然一次“抱恐”活動只侷限於某個比較小的區域, 但其影響遠遠超過這個範圍。有的影響了地區政權的穩定、造成了社會動盪, 有的妨礙人們正常的工作與生活, 或影響印度多元社會和文化的和諧。例如印度東北部的分裂主義, 不斷揚言或動用非法暴力手段來實現政治、經濟、宗教或社會目標, 對印度東北部的社會、文化、政權建設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如2013年5月國大黨車隊在切蒂斯格爾邦遇襲, 包括資深政治家在內的20多人被叛亂分子射殺。又如2016年9月18日, 位於印控克什米爾烏里地區的印度軍隊司令部遭到一夥武裝分子的襲擊, 造成了19名印度士兵死亡, 30多名士兵受傷。印度政府認為該襲擊與“穆罕默德軍”有關, 並得到巴基斯坦政府支持, 但巴方對此堅決否認。這不僅惡化了印巴關係, 印度對巴基斯坦進行了一系列“以牙還牙”的行動, 而且在國際社會孤立巴基斯坦, 使原定11月在伊斯蘭堡舉行的第十一屆南盟 (SAARC) 會議泡湯。同樣, 2019年2月14日“穆罕默德軍”對印度發動的恐怖襲擊事件又加劇了印巴關係。印度出動戰機深入巴基斯坦境內, 印方宣稱打死300名激進分子, 雙方都稱擊落對方戰機, 巴方還俘虜一名印度飛行員。印度宣佈列城、查謨、斯利那加、帕坦科特進入高度戒備狀態, 巴基斯坦一度關閉全境空域。這進一步造成了印巴雙方的互不信任, 也導致雙方邊境地區社會凝聚力下降以及社區騷亂。

3.嚴重影響經濟發展

“抱恐”襲擊不同於一般的刑事犯罪, 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巨大。一方面, 政府為了應對恐怖襲擊必須在反恐與防恐方面加大人力和資金的投入, 增加財政壓力; 另一方面, 發生恐怖襲擊的地方往往造成交通中斷、工廠停工、涉事羣體流離失所, 甚至家破人亡, 導致商業、旅遊、製造業等經濟活動遭受巨大的損失。**同時,**還影響受襲地區和國家的營商環境和國際形象。所以, 恐怖襲擊活動多的地區 (如印度東北部及查謨—克什米爾) 往往是經濟落後、社會不穩定的地區。因為恐怖襲擊破壞商業環境, 既影響各邦互聯互通、商品質量提升、商業活動持續、商品交付的準時, 也影響國內外投資者到當地投資及當地羣眾的就業與收入, 既給當地政府帶來巨大的反恐壓力, 增加了政府開支, 也極大地阻礙了經濟發展。

二、社會建構的偏差與社會裂痕的產生

恐怖主義襲擊給印度造成了重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為了應對恐怖主義, 印度政府、智庫以及各方面的專家學者都對其進行了深入研究, 力圖找出恐怖主義產生的主要根源, 並做好應對措施。在眾多的研究中, 多數學者從經濟因素進行研究。但筆者認為, 從社會建構的視角來探究恐怖主義的根源是一個重要方面。

建構主義其實是一種關於知識和學習的理論。社會建構主義產生於西方心理學。社會建構需要文化力量, 知識生產的決定因素是社會文化, 而建構知識和知識類型需要從心理學中尋找, 所以心理學中的認知結構成為社會建構的重要內容。這也是建構主義注重以心理學為基礎, 把心態、期望、知識、信念等作為主要因素來解釋各種行為的重要原因。建構主義還認為, 學習是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 藉助其他人的幫助而實現意義建構的過程。社會建構主義理論強調, 不能僅按經濟 (物質) 的思維與方法去探尋原因, 還要努力尋找現象背後的心理和文化因素, 然後觀察瞭解現象和原因的互動關係。之後, 該理論被引入國際關係研究領域, 用社會學的視角來觀察國際政治。社會建構理論大師、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亞歷山大·温特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 強調了觀念的重要意義, 闡述了建構原則的中心要求——重視國際關係中的社會結構。而國際關係中的結構主要由共有觀念決定, 而不僅是物質力量。所以, 社會的共有觀念、相互依存、共同命運以及自我約束扮演重要角色。

**在印度, 由於民族宗教因素, 人們對恐怖主義以及其他活動的界定往往大不相同。**同樣的事與行為, 穆斯林與印度教教徒就持不同看法, 這使得整個社會出現了許多“區別對待”的政策。例如同樣的犯罪, 如果是穆斯林, 其罪行可能被界定為恐怖主義, 而印度教教徒可能只是刑事行為。這種社會建構上的偏差經常導致被歧視的個人和羣體採取報復行動, 使社會更加不安全, 從而危及國家安全。

**（一）**理性和非理性建構上的差異

目前, 許多學者在探尋“新恐怖主義”根源時, 往往強調恐怖分子的“狂熱主義”及其宗教性質的作用。他們的一個重要觀點是, 特定的宗教會導致宗教動機的恐怖主義。由此, 承認宗教恐怖主義的理論家在“狂熱主義”的內在非理性與暴力行為方面建構了一個似是而非的理論。他們認為, 受宗教激發的恐怖主義依賴於極不理性的宗教狂熱情緒, 但在組織暴力活動時是完全理性的, 這種理性與非理性的結合被認為非常危險。

在印度, 也存在這種理性和非理性觀念建構上的差異, 特別是在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衝突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印度教民族主義將自己描繪為理性、寬容的, 而將穆斯林描繪為非理性、好鬥、霸道和不寬容的。**這種認知差異導致國家及社會在對待問題與處理方法上存在嚴重不同。很多時候, 印度的法院和調查委員會認為, 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所組織和實施的暴力事件是屬於非理性的, 但這些非理性行為屬於自發性的大眾心理問題、病理性的爆發、癲癇發作行為。印度的《預防恐怖主義活動法》 (POTA) 將恐怖主義暴力定義為秘密的暴力行為以及有明確的預謀性。在印度, 穆斯林的犯罪行為被認為具有預謀性和政治意圖, 因此更容易被界定為恐怖主義行為。但印度教教徒的犯罪行為往往被認為是自發的、非理性的和情緒化的行為, 因此很容易從反恐怖主義法的範圍中去除。

由此可以看出, 在印度, 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暴力活動在社會建構方面存在差異, 前者是關於集體暴力的大眾心理假設的社會建構, 後者是關於“非理性”的特殊威脅的概念化, 即有預謀的以暴力為基礎的危險與伊斯蘭極端主義結合的社會建構。

**（二）**判別不同羣體的暴力行為存在嚴重差異

**印度社會普遍認為, 穆斯林的暴力目標大於印度教教徒的暴力目標。**由於穆斯林武裝力量缺乏明確的絕對敵人, 其暴力活動常被理解為不是針對特定人羣或針對國家的暴行。而相比之下, 印度教民族主義暴力以明確的敵人為目標, 只針對少數羣體, 首先是穆斯林, 其次是基督徒。因此, 在社會建構上, 即使暴力活動可能被認為在目標和實踐中會破壞印度民主的基礎, 但不是以同樣的方式針對國家。這種對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暴力的評估以及對國家危害差異性的評估進一步加強了“我”和“他者”的二元對立。

防禦是自我針對“他者”的一種應對措施, 而法律和秩序是一個國家內部控制的問題, 但是《預防恐怖主義活動法》 (POTA) 規定“必要的自我防禦”將威脅建構為“他者”:不完全合法的外國人。由於法律規定了對特殊宗教羣體的懷疑, 使得印度成為印度教教徒的國家, 而對其他族裔來説國家認同就比較淡泊。對這種暴力解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戈德拉事件。2002年2月28日, 一節特快列車的車廂在古吉拉特邦的戈德拉城鎮被燒燬, 造成57人死亡, 其中大多數是激進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這次火災是由車廂內的電爐引發的, 但事件發生後根據《預防恐怖主義活動法》131名穆斯林受到指控, 另一説法是287人受到指控, 其中286人是穆斯林。最初, 警方根據《印度刑法》 (IPC) 提起訴訟, 但到2002年9月, 古吉拉特邦政府 (納倫德拉·莫迪當時任該邦首席部長) 決定將襲擊定為恐怖主義行為。有學者認為, 莫迪指使警察從“有預謀的暴力案件”角度來調查火災, 以便根據《預防恐怖主義活動法》將火災列為恐怖主義事件。火災事件後, 印度教教徒對穆斯林進行了報復性的大規模屠殺, 導致2000多名穆斯林死亡, 至少有15萬名穆斯林被趕出鄉鎮, 其房屋、商店和財產遭到搶劫和破壞。在這場由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策劃和實施的暴亂中, 莫迪管轄的邦政府沒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這場暴亂, 相反, 莫迪被認為縱容了暴徒們72小時的泄憤屠殺, 因為警方沒有對印度教暴徒的行為採取行動。用當地警方的話説, 警察還接到不得介入的命令。而被逮捕的少數騷亂分子僅根據《印度刑法》受到指控, 沒有任何印度教教徒兇手根據《預防恐怖主義活動法》受到指控。隨後, 古吉拉特邦政府聲稱, 由於缺乏證據, 對1600多起案件不予理睬。

這起縱火案和隨後的報復性屠殺事件在處理上的重大區別表明, 印度《預防恐怖主義活動法》對待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執行的是雙重標準, 對穆斯林採取了更嚴酷的標準, 而對印度教教徒實行了綏靖政策。儘管21世紀以來印度重新頒佈《預防恐怖主義活動法》, 以取代1987年頒佈的《恐怖主義和破壞活動預防法》 (TADA) , 但穆斯林仍然完全被排除在普通法律領域之外。同樣的暴力行為, 印度教教徒實施的暴力被認為是“自然反應”或自發的行為, 只受到《印度刑法》的指控;而穆斯林的暴力和抗議活動被認定是恐怖主義行為, 因而要受到《預防恐怖主義活動法》的指控。這就導致了“我”與“他者”暴力認同的差異。

“認同”是建構主義的重要概念之一, 是指某行為體 (“我”) 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個性及區別性形象, 而這類形象是通過與“他者”的關係而形成的。亞歷山大·温特認為, “認同”有兩種類型: 整體認同和社會認同。前者指構成行為體個體化的內在本質, 強調行為體在整體上與“他者”的區別性特徵, 如行為體的整體意識和經歷、物質資源、分享的信仰價值或知識等。社會認同是指行為體在看待“他者”時賦予自身的一組含義, 社會本體具有個體的和社會的結構特徵, 行為體在一定的環境或是在共享理解和期待的社會角色結構中, 確定自己的身份或者自我定位。印度古吉拉特邦政府在處理暴力事件時, 對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暴力評級實行雙重標準的做法, 導致兩大族羣社會認同出現差異, 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族羣的整合。

**（三）**法律與政策出現的偏差

**朱莉婭·埃克特 (Julia Eckert) 認為, 印度《預防恐怖主義活動法》的頒佈和通過就是將對印度穆斯林少數羣體的普遍懷疑制度化, 用有色眼鏡看待穆斯林羣體。**在印度, 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經常通過各種方式排擠國內的穆斯林、基督徒等羣體, 以建立“印度教國家”。這使得社會對可疑主體的建構有一個扭曲的認識:對所謂動機的關注往往植根於對穆斯林社區的暴力報復。不少人認為2002年的教派大沖突是印度教極端民族主義者在古吉拉特邦精心策劃了針對穆斯林的屠殺, 並得到了社會各界印度教教徒的廣泛支持。一些人權觀察家通過調查還認為, 印度教教徒的偏見和歧視激發了穆斯林武裝分子的報復情緒。

2002年至2006年間, 孟買發生七起爆炸事件, 造成約250人死亡。在幾乎所有對這些炸彈爆炸事件的調查中, “抱恐”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都被認為是對古吉拉特邦針對穆斯林的暴力行為進行復仇。2003年在孟買郊區發生一起炸彈爆炸事件後, 有媒體報道稱, “是古吉拉特邦印度教教徒屠殺穆斯林的錄像煽動了孟買爆炸嫌疑犯”, 其理由是警方在被告人的財物中找到印度教教徒屠殺穆斯林的錄像帶。馬哈拉施特拉邦內政部部長布帕爾 (Chhagan Bhujpal) 2003年3月在另一次炸彈爆炸事件後説:“你可能會將受古吉拉特騷亂影響的人列入可能的肇事者名單。”在另外一次炸彈爆炸事件發生後, 三名“虔誠軍”成員聲稱對爆炸事件負責, 據稱他們有復仇所激發的動機。儘管難以想象警方如何識別這些人的動機 (因為三人在被訊問前已經死亡) , 但有可能是在死者身上再次找到印度教教徒對古吉拉特穆斯林犯下罪行的錄音帶。

這一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古吉拉特邦的“大屠殺”是否是穆斯林武裝復仇的真正原因, 而是在調查過程中忽略了一些關鍵因素, 因為警方在調查過程中注重的是穆斯林犯罪的頻率, 而不是尋求犯罪的動機。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的教派大沖突之後, 穆斯林暴力行為的頻率和規模的確在印度大都市地區有所增加, 顯然, 《防止恐怖主義法令》並沒有減少印度穆斯林犯下的恐怖襲擊事件, 相反, 恐襲事件在那一時期變得更為頻繁。警方認為, 持有古吉拉特邦記錄暴力事件的材料證明了復仇的動機, 並將這一動機 (通常沒有其他證據) 列為馬哈拉施特拉邦若干案件中恐怖分子陰謀的證據。

由於印度教民族主義暴力事件不是單獨而是集體地針對穆斯林, 所有穆斯林都高度同情受害者, 他們都可能懷有復仇的情緒, 這使得**印度社會將穆斯林認定為潛在的復仇者和對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如果按照這個邏輯與假設, 認為穆斯林都有合理的復仇動機, 將穆斯林都列為復仇的嫌疑對象, 並將他們集體建構為潛在的恐怖主義活動的支持者, 實際是不公正的。但現實又相反, 將穆斯林犯下的一些恐怖主義行為與古吉拉特邦“大屠殺”所造成的復仇動機的假設聯繫在一起, 這進一步加強了穆斯林“嫌疑主體”的建構, 也加深了印度社會對印度穆斯林的普遍懷疑。當社會分化與各邦的風險和潛力類別相一致時, 懷疑越來越多地擴大到大部分穆斯林。

印度不少恐怖主義專家和政府官員認為, **印度穆斯林社區的疏遠導致了本土恐怖主義的產生。**他們還進一步指出, 印度日益繁榮並不一定會導致各民族宗教團體之間的融合進一步加深。印度財政部部長帕拉尼亞潘·奇丹巴拉姆 (Palaniappan Chidambaram) 表示,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分歧出現了新的形式, 並指出印度穆斯林被疏離的感覺越來越明顯, 這對印度社會來説是十分危險的。

印度發生的一些恐怖襲擊事件顯然是由針對穆斯林不恰當的言行所引發的, 比如1992年由於印度教狂熱分子拆除巴布裏清真寺, 2002年在古吉拉特邦發生社區騷亂, 導致至少1000名穆斯林被殺等事件。為了減少穆斯林社區的不滿情緒, 並尋求解決矛盾的方法, 2005年印度總理辛格成立了一個高級委員會, 起草了一份關於印度穆斯林社會、經濟和教育狀況的報告。該報告以委員會主席司法部部長薩沙 (Rajindar Sachar) 的名字命名為“薩沙委員會報告”。該報告稱, 印度穆斯林在識字率、就業率和收入方面落後於印度其他人口, 並且印度穆斯林的社會經濟狀況出現普遍的相對下降。為了解決此問題, 報告提出在就業、教育等方面確保穆斯林平等和機會均等的建議。之後, 儘管印度財政部部長帕拉尼亞潘·奇丹巴拉姆成立了少數民族發展和金融公司 (NMDFC) , 但很多穆斯林仍然抱怨政府採取的後續行動少, 且在跟進報告的其他方面進展緩慢。

以上事實表明,**以印度教教徒為主體的印度在社會建構時, 自覺和不自覺地將族羣劃分為“我”和“他者”, 將印度教教徒羣體視為“我”, 將穆斯林劃為“他者”。這一觀念差異導致在社會建構上出現了一些歧視性政策。**例如相同的犯罪行為, 對印度教教徒而言是一般刑事犯罪, 而對穆斯林而言則是恐怖主義罪行。警察在對“抱恐”襲擊事件進行調查時, 首先根據犯罪率將穆斯林確定為懷疑對象的“他者”, 而不尋找印度教教徒的原因。如果這一狀況持續下去, 像2002年古吉拉特邦政府和一些警察縱容印度教教徒對穆斯林的“屠殺”和報復行動, 勢必會讓穆斯林反過來將印度教教徒視為“他者”, 並對其採取一定的報復行動。**這樣的冤冤相報將使印度社會永無寧日。**儘管古吉拉特邦的情況不能代表全印度, 但極端印度教勢力散佈的言論與行為已給印度社會帶來了嚴重後果。

三、印度族羣整合面臨的挑戰

印度由於民族、語言、宗教眾多, 自獨立以來就一直強化國民的政治與文化認同。印度憲法貫徹了人人平等的理念, 以期消除種姓等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印度在政策方面採取了完善反恐機制、組建反叛亂武裝力量、建立反恐和反劫機部隊、加強情報收集與分享、禁止公民擁有爆炸物和某些武器等措施, 但實際上印度的分離主義、恐怖主義等問題仍然較為嚴重, 其原因包括政治、經濟、宗教、民族、語言、意識形態、等級制度等差異引起的不滿; 社會經濟管理混亂、資源與財富被少數人壟斷、民族主義興起、宗教極端主義、政治和宗教領袖不負責任的言論; 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緩慢、貧困問題突出、對資源的爭奪、非法移民、青年高失業率; 政府治理水平低下、法律制度及執行拖沓、官僚主義與腐敗嚴重等。這些因素為印度的恐怖主義和暴力極端主義提供了土壤。

從外部環境看, 南亞地區國家在反恐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印巴反恐存在爭執、邊境管控薄弱等。具體看, 印度宗教極端主義、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問題突出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因為印巴分治埋下的仇恨種子長期不能消除, 相互發動攻擊; 二是國際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異常活躍, 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伊斯蘭極端分子不時向印度滲透, 印度政府十分不滿; 三是阿富汗戰爭後的恐怖主義沒有根除, 國家治理能力有限, 南亞國家恐怖分子相互勾結; 四是印度存在大量教派主義政黨或組織, 為了選票及自身利益相互利用, 違背世俗主義原則, 使得教派勢力不斷發展; 五是不同教派及羣體為了利益而發生衝突; 六是民族宗教眾多, 又實行西式民主體制, 各種言論、主張自由發揮, 不同民族和宗教的偏激、狹隘意識膨脹, 情緒化活動增加。例如印度教民族主義興起, 它產生於印度獨立運動時期, 獨立後受到抑制, 教派衝突也較少, 但近年來隨着印度經濟的崛起, 印度教民族主義開始復興, 教派衝突增加。

目前, 印度正處在改革開放加快推進的時期, 傳統與現代相互交錯, 保守與開放思想交鋒激烈, 各種矛盾相互交織, 而這一轉型時期不僅相對漫長, 而且極為痛苦。例如執政黨印度人民黨與“國民志願服務團”關係密切, 而“國民志願服務團”是一個帶有強烈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的組織, 其活動常帶暴力。在1992年的“阿約迪亞寺廟之爭”和古吉拉特邦大規模流血事件中, “國民志願服務團”的成員實際就發揮了“衝鋒陷陣”的作用。該組織提出了“穆斯林印度化”和“基督教堂本土化”等口號, 其實質是以印度教文化去同化其他宗教。“國民志願服務團”的這些做法其實是一條極右的思想路線, 不符合印度的國情, 也不符合印度社會發展的需要, 引發其他宗教信徒的不滿。

印度人民黨堅持了“印度教特性”的理念, 但與“國民服務志願團”又有所不同, 因為印度人民黨淡化了教派色彩, 體現了更多包容性, 以爭取更多選民支持。莫迪政府並不一味煽動教派主義情緒, 而是主張遵循憲法, 按憲法辦事, 堅持改革開放, 積極參與國際競爭, 建設“新印度”。這一世俗主義道路, 既發揮了印度教這一最大社會羣體的作用, 又兼顧了其他社會羣體和文化傳統, 特別是滿足了印度崛起後中產階級和普通民眾要求加快民族復興、把印度建設成為“有聲有色”世界大國的願望。莫迪政府的這些舉措不僅符合時代的要求, 更符合印度的國情, 而且有利於印度制止暴力衝突、推動經濟社會穩定發展。所以, 把印度人民黨理解為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政黨並不十分準確, 但這並不意味着印度人民黨就消除了教派主義思想。一些印度人認為, 莫迪政府和印度人民黨仍然把鼓動印度教民族主義作為贏得支持和加強權力的手段。例如近兩年印度將幾個邦的屠牛和食牛肉的行為定為非法, 就嚴重損害穆斯林的利益。

**如果從社會建構方面看, 仍然存在許多問題。**由於印度對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實行差別性的不公平政策, 人為地將族羣建構為“我”和“他者”, 對“我”採取偏袒的政策, 用有色眼鏡看待“他者”, 並在對恐怖事件進行調查時對“他者”採取先入為主的懷疑態度。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者”產生被剝奪感, 進而使“他者”中的一些極端分子採取報復社會的行為, 導致國內安全的威脅外化 (externalization of the threat) 。這種威脅外化不僅反映了把穆斯林作為外來者的建構, 也反映了印度將各邦整合為一個統一國家認同的困難。特別是在選票政治背景下, 這些思想往往成為“限制”某些邦政府履行法律賦予的職責、制止暴力衝突的阻力, 並使極端勢力不斷發展。例如古吉拉特邦官員就曾用無法控制印度教情感來為印度教教徒屠殺穆斯林的行為進行辯護。

歷史的教訓是深刻的。印度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 其先驅們把印度教民族主義作為動員工具, 宣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宗教”, 引起穆斯林對獨立後命運的擔憂, 提出了“兩個民族”理論, 相互鬥爭和衝突, 最終導致英屬印度獨立的同時分成兩個國家。在歷史上, 穆斯林統治者曾屠殺印度教教徒並破壞印度教寺廟, 但印度的一些右翼組織也曾煽動印度教教徒對抗穆斯林甚至屠殺穆斯林。直到今天, 印度的一些政黨、政客等也常煽動印度教教徒對抗穆斯林與基督徒。

值得關注的是, 印度的伊斯蘭運動並非都是要“去印度國家化”。在二戰時期, 印度穆斯林聯盟曾經與國大黨結成聯盟爭取國家獨立, 統一的國家主義號召得到許多穆斯林的同情和支持。獨立後穆斯林社區多次成為國大黨的“票倉”, 至今穆斯林社會仍然是印度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後穆斯林社區的“離心傾向”有被迫的成分。連印度著名外交家K.M.潘尼迦也承認, “大反叛 (指‘印巴分治’——筆者注) 以後的伊斯蘭教輿論, 是受到政治恐懼支配的, 是為自衞而組織的。”

現在的問題是, 由於在宗教上的分歧, 以及印度教社會的排擠, 印度穆斯林社會的印度國家認同越來越成問題, 特別是在印度教極端民族主義思潮不斷湧起的今天, 印度教社會的寬容度並沒有顯著上升。這種情況引起印度國內部分學者的擔憂, 他們甚至將印度教極端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稱為“納粹組織, 將印度人民黨的執政稱為‘法西斯統治’”。而在孟加拉國與巴基斯坦, 印度教教徒被歧視, 有人稱“印度教教徒是穆斯林的敵人”。在印度, 穆斯林又被歧視。由於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想的興起和傳播, 也使印度產生了許多極端思想。印度教認為, 所謂穆斯林存在的異質性及其本質上具有威脅性質, 在印度已成為一種普遍共識。在《預防恐怖主義活動法》頒佈後, 這一社會偏見還進入法律領域。雖然《預防恐怖主義活動法》的一些內容2004年被新當選的聯合進步聯盟廢除, 但該法所表達的邏輯仍然存在於很多方面。在實踐中, 對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仍然存在差別對待, 實行雙重標準。這實際上是一種不公平的社會建構。這種帶偏見的社會建構給族羣整合帶來負面效應, 也給社會的和諧帶來不穩定因素。因為它嚴重割裂了社會, 加劇了各族羣之間的對立, 而各族羣之間的對立、充滿宗教偏見和仇恨, 又往往以恐怖襲擊為手段來表達自身訴求或發泄不滿, 從而引發社會局勢動盪。在此情況下, 印度穆斯林社會被迫漸行漸遠, 這給印度族羣整合帶來越來越大的難度。

隨着印度改革力度的加強、經濟的崛起以及全方位的開放, 一些傳統的社會陋習將不斷改變, 各民族交往交流將進一步加強。而民族交往的增加會促進相互學習、相互借鑑、相互取長補短, 從而增進各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從長遠看, 印度的真正崛起取決於印度社會的進步和國家精英的智慧, 取決於印度宗教社會能否在更為包容、進步的環境下發展。

本文轉載自“反恐研究”微信公眾號2021年11月2日文章

本文載於《南亞研究》2019年第3期，原標題為《建構主義視角下的涉印恐怖主義》

作者安高樂為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印度所副研究員；陳利君為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宋海嘯為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印度所副研究員

本期編輯：陳安瀾 葉維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