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以來歷代傳世之秘傳國之寶的分析考證_風聞
张新泉-观察这个世界-洪范禹碑蝌蚪文解读者2021-11-05 12:46
副題:河圖洛書、八卦蝌蚪文符、金冊玉牒夏鼎、《尚書》《周易》與禹碑之關係
一、關聯
傳世之《易》經,又名《周易》,是姬昌姬旦父子在傳錄伏羲八卦、夏《連山易》、商《歸藏易》基礎上,推演六十四卦,整理上古及夏商《易》經之卦辭附證,增添商周以來自然社會歷史現象、規律內容,重新編纂而成。春秋中晚期孔子韋編三絕,再述而不作、筆則筆削則削後,又增加了自己的理解思考以及武王伐紂以來若干新內容附證錄入。
傳世之《尚書》與《周易》,都是孔子"述而不作"筆筆削削、重新釋讀後整理彙編上古至西周早期經典而成。兩部經典也就不可避免都有孔子個人風格及春秋中晚期典籍時文特色滲入。雖然具體文本內容中都以上古至夏商周舊典籍為主而各有其專屬領域類別,摻雜孔子個人與春秋中晚期因素都甚微且有差異,但風格相似也是極清楚地。
在內容上,《書》與《易》雖各有專屬領域,但也有一些聯繫。比如在涉及上古及夏商周具體歷史人物、事件、制度、社會風俗等等內容時,就有一些可以互相印證之處。尤其地,《尚書》中的《洪範》篇中,本來就有專講"卜以稽疑"佔問吉凶的段落。在某種意義上,把從伏羲八卦、夏《連山》、商《歸藏》直至《周易》,上古至夏商周以來由巫、祀階層歷代傳承的職守、技能,從整體系統角度給予概括總結,並納入洪範九疇之內。
由此,《書》、《易》既各自獨立又有了更緊密聯結。也因此,不但《尚書》《洪範》文本已與夏鼎金冊玉牒、禹碑蝌蚪文字、河圖洛書相互聯繫,《易》經亦然。
由此,金冊玉牒夏鼎及其上所鐫刻、範鑄的四十五或五十四或七十七個蝌蚪文字符,它們之所以能成為歷代之傳國至寶,不但是因為其可演繹的《洪範》文本所包羅的字典政典百科全書性質內容,都自然具有文明文化精華保存傳承意義。也還因為它們又與《易》經也可相關聯,也就必然與祭祀宗教相關聯,尤其是由卜筮所關聯到的所謂"天命"“氣數"“吉凶″之類,更是直接牽涉到合法性、穩定性、持久性、連續性等方面內容。
國之大事,惟祀與戎。
無論是從殷墟甲骨文的龐大數量、具體內容與實際標示出的最危時刻保護等級,還是從秦漢以來史書中的魚腹書、隕石字符、讖緯、政治童謠、推背圖……等等,都足以證明這些涉及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現實及未來時勢判斷的歸納總結、演繹應用乃至方式方法"技能技巧”,都是歷代帝王必須牢牢掌控於己手的傳國至寶傳世之秘,而不容漏泄操於他人之手,否則極易謠言四起人心動搖乃至渙散分崩傾覆瓦解。
二,舉證
《易》經卦爻辭中,有不少涉及重大歷史事件之概括、規律之總結,具有傳國之秘傳世之寶性質。茲舉二例。
其一,發現夏《連山》、商《歸藏》與"東北喪朋西南得朋"之解讀
夏《連山易》、商《歸藏易》之卦爻辭,涉及到的社會歷史乃至一些自然事件、現象、規律,都有當時特殊性。這些事件、現象、規律往往極其著名、重要。而非阿貓阿狗諸如李四家婆姨丟了銅飾,可以到隔壁王六家炕底找尋,被祭司占卦卜算出來了並預斷以"兇″之類的事情。
比如《坤卦》之"東北喪朋、西南得朋”,在數十百件都能與之可類比掛鈎的事件中,只有顓頊"絕地天通″,才更可能作為附證。它導致了原始公天下時代至夏王朝建立時,牛河梁祭祀宗教中心與三星堆祭祀宗教中心之間的各種變遷與後續影響,以及夏族部落國與商族部落國由此而來的系列變化與長遠後果,甚至直接關聯、深刻影響到華夏文明發展路徑、方向的選擇。只有這樣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事件,才更有記錄附證以衍解卦象的價值。
由此,在商、周時期沒有更著名更重大事件可與之比擬時,這句卦辭就是對"絕地天通"系列事件及其影響的歸納總結、概括。由於這句卦辭只在顓頊、夏族部落國立場上成立,而若站在商族部落立場上,甚至後果、結論相反。
據此,此則記錄大概率為夏代《連山易》的坤卦之附證卦辭,而非後來商、周人所總結或旁觀之結論。
由此,亦可證周代《易》經,卦數固然推演擴大為六十四卦,伏羲易連山易歸藏易也因之消失,但前三易之附證卻也已然融入《周易》。
以前所認為的夏《連山》商《歸藏》均已失傳,周《易》是文王被囚羑里推演伏義八卦而另行重新撰制。現在看來,是錯誤地。
《易》經之中,如"東北喪朋西南得朋"這類夏代《連山易》原有附證和其它應屬商代《歸藏》易原有內容者,應該還有不少。它們能保存傳承錄入到《周易》,或是因為所揭示關聯歷史人物、事件極重大,或涉及王權與宗教祭祀神權、重商抑商等等之類影響深遠意義重大決策。
這些上古至夏商數千年經驗總結、規律性質的論斷及其吉凶成敗判斷,當然就有傳國之寶傳世之秘的地位、身價。
其二,孔子筆削《易》經及嫡長繼承製度
春秋時孔子韋編三絕、重新編整、述而不作筆削《易》經時,除直接撰寫《易傳》附入,還在卦爻辭裏,也摻入了一些自己個人理解思考及文王之後若干事件附證。
以《損》卦六三爻之爻辭"三人行,則損一人″為例。
“三人行,則……",這種文句習慣,顯然並非佶屈聱牙之夏商周代早期之文字風格。類似此句之文風而更有名到婦孺皆知者,即孔子語錄《論語》中那句"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兩句文字,在熟悉春秋時代典籍、尤其是儒家經典之後來其它學習者眼中,甚至有如文字密碼。更廣為人知淺顯易懂易熟記的"三人行必有我師",能提醒孔子之後某些特別選定的閲讀、研究《易》經者。能幫助他們從佶屈聱牙的幾百則卦爻辭中,迅速注意到這句"三人行,則損一人",關注到這個《損》卦六三爻。能讓他們意識到這則卦爻的極端重要,以至於讓孔夫子不得不採用了"明碼呼叫"的直白手段。
當然,這顯然尚不足以證明它就必然為孔子所書自家之理解思考心得。
這句爻辭之理解,同樣不能以阿貓阿狗諸如陳五埋銀三百兩被人偷挖,須到隔壁王二家找尋之類事件去附證釋譯。
《損》卦是《泰》卦之變卦,其六三爻是《泰》卦九三爻損上益之下而變得的。
《泰》卦卦象是上坤下乾而天地交泰,是革故鼎新之後出現的首卦,往往指示着開國建國百廢待興萬象更新局面,其乾、坤也可以直接象徵着開國君主夫婦。
《泰》卦其九三爻如為主爻,則需與六四爻、六五爻合為《震》卦。此爻也可與九二爻、六四爻合為《兑》,但《兑》卦主爻就不是它九三爻了,而是六四爻了。
故《損》卦裏六三爻所謂之"三人行",即指其變卦《泰》卦卦象所包含的乾(父)、坤(母)、震(長子)三人也。以《損》卦六三爻指示的《泰》卦九三爻,則此《震》卦主爻所象徵指示的就是長子、太子、儲君之類。這句爻辭其實也就是總結歷代開國君主繼位者的特殊規律。
《泰》卦九三爻損下益之上,就變成了《損》卦六三爻。而其爻辭所謂的"三人行,則損一人",被損掉的就正是《震》卦主爻。
即開國君主,其繼承者大多不是長子、太子。上古至夏商周,延及秦漢至元明清,乃至古今中外,大多如此。
這則《損》卦六三爻"三人行,則損一人",究竟是誰寫的附證呢?所據為何?
也許,它是周文王推演《損》卦《泰》卦時,傷感長子伯邑之死,又總結前代歷代類似事件而作,還有若干其它文字附證。
當然,它更大概率是孔子自己所思考而後作。
一則,隨後之"一人行,或得其友"卦辭,更可能就是指周成王得周公輔政以及桐葉封弟這些事件。雖也有夏之少康失國中興亦可附證同解,但更大概率是以成王周公及封弟為例證。而周成王這些″一人行"事件作附證,那就不是姬昌能知道的了。
二則,變卦、對卦這些規則,是孔子在《易傳》中所詳細總結講解闡發地。雖然文王推演時就必然使用了(否則六十四卦出不來),但孔子完整總結系統闡發,卻是在文王之後四五百年間經數代十幾代人反覆運用後集體經驗智慧之凝結,而非文王一人初創初演時之生澀乃至或有謬誤可比。
這三方面的理由,文王推演時,或許也能有一、二亦可成立。但三者均能成立,則出自孔子之手概率顯然就更大。
但最致命證據尚且並非這些理由,而恰恰是這句爻辭所指示的規律本身。
周文王周公旦時,如果就已總結出了這個規律,並將它看作《損》卦六三爻最明顯的説明、附證,他們又怎麼會改變商代"兄終弟及"這一穩定傳承了六百多年的繼承製度?為什麼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代之以"立嫡以貴不以長,立子以長不以賢"的嫡長子繼承製?他們明知嫡長子繼承結果,大概率不是被"則損一人″,就是甚至"克父克母克賢"才能偶爾"或得其友",為何還要知其不可而為之?
這根本説不通。
所以,周文王周公旦父子要麼都對這個規律認識不夠,只是抄錄了《歸藏易》原有附證這一爻的標示"太康失位,伊尹放太甲"之類文句,添加了商周以來諸如標示"太伯遷吳"、“伯邑被殺"之類文句作為新附證,但還沒有上升到王權繼承規律高度給予重視。
要麼,文王姬昌或許已知其真義,但死前交待給武王姬發時並沒有講清楚其關鍵。武王姬發去世倉促,攝政周公旦只能從文王所遺文字(應當並非"三人行"之類)字面揣測,且又誤解了文王本意。他以為父親姬昌是遺憾伯父(吳泰伯)、長兄(伯邑)當年之失位不立,為解決這個遺留問題,他就立下嫡長繼承製這一宗法規矩。同時,“恐懼流言"的周公旦當時確立這個制度規則還有現實背景,既是對周成王地位進一步的強化,也是明示自己盡心輔佐的本意以安撫"流言"之下的人心。
基於這些理由,這句甚具孔子個人特色的"三人行"爻辭,可以確定是孔子後來所補充,而非文王易中原本所具有。
而且,更有甚者,孔子讀《易》經,韋編三絕、“述而不作”、“筆則筆"地加入了這句爻辭時,極大概率還"削則削”,也砍掉了夏《連山易》商《歸藏易》所原有及文王推演後所加寫的附證。把這句"三人行,則損一人"變成"三人行,必有我師"這句明碼語錄所標示的,僅為殷商後裔、儒家所挑選出的核心成員才能知曉掌握其中真義的不傳之秘。
問題來了,同樣地,孔子明知了、掌握了這個規律後,卻還一再頌揚讚美周公,把周公所確立的典章制度吹捧得無以復加,並隱藏其中真義只留下密碼文字供特定人員掌握,他又所為何來?歷代儒家更是將"嫡長繼承"當作不可更易的周、孔憲法,違背者就是"非湯武薄周孔″的亂臣賊子,帝王欲更改就會動搖國本天下不寧生靈塗炭。豈非更是荒謬?
拋開這些,單以《泰》卦九三爻《損》卦六三爻互變,附證的這則"三人行"爻辭所指示的規律極端重要性而論,《易》經成為儒家最重要經典也就理所當然了。這樣一條關係王朝根本的制度"規律”,也當然具有成為傳世之秘傳國之寶的價值。
《周易》裏,還有多少這樣的規律、總結?
三,釋疑
上述疑問其實包括幾個方面。
首先,“三人行則損一人"的繼承現象、規律是否成立?其次,造成這些現象、規律背後的原因是什麼,本質或要害又是什麼?第三,孔子、儒家核心成員知曉掌握這些現象、規律後,反其道而行之,原因又是什麼?最後,這一規律與後世儒家所做所為,實際結果、後果如何?
從夏商周直至元明清,四千多年裏,大大小小或統一或分裂割據的歷代幾十個王朝王國,其開國君主的實際繼承者,高達九成以上的比例都不是長子、嫡子。唯二、三的兩三個,一是西漢惠帝,一是西晉惠帝,還有一個勉強也算的是明代建文帝。這三位以嫡子(孫)長子身份繼承開國君主皇位,作為各自王朝第二位君主,不但沒有其它王朝以非嫡非長子身份繼承皇位王位的第二位君主們都被尊為"太宗"的地位。史書中他們的存在感也極低,有其位而無其政,且全都在位短暫不得善終。這甚至已經不是統計學意義上有研究價值的現象,而是一種規律乃至必然。
“三人行,則損一人"作為一種規律總結概括,其結論從歷史實證角度,甚至可以説是完全成立,準確到精確地。
那麼,又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一普遍"歷史事實”、歷史"規律"呢?
嫡長子身份的唯一性、無可替代性,決定了他離王權皇權最近,欲戴其冠從他出生落地就註定確定。但最終卻是未戴其冠,先承其重,然後就是不得其冠,成"則損一人”。
開國君主革故鼎新,王權皇權威力往往也是各王朝內幾代十幾代帝王中最高者。但同時,也是各王朝諸帝王中承受風險最大者、處理危機最多者、承擔責任最重者。
身份唯一無可替代的嫡長子,往往未得其權、利,就先分擔了王權皇權帶來的責任、風險,代受各種危險直面各種危機。他們常常被王權皇權運行導致的各種矛盾、壓力交集於身,卻又無實際王權皇權抵禦護佑。責、權、利長期高度失衡不對稱,成為最危險的職業。他們成為被"損一人″的概率極高,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證明,概率高達九成以上。
王朝統治秩序穩定後,後來的君主在更和平安穩環境下交替權力,以嫡長子繼承者也常常被各種偶然危險、突發矛盾因素而成為被"損一人″(典型如明光宗、胤礽)。何況開國時期?
“三人行,則損一人"揭示的開國君主嫡長子繼承王權皇權風險極高規律,是成立地。這是由嫡長子唯一性、不可替代性所決定的"未戴其冠,已承其重”,是責、權、利長期極不對稱所必然導致的高風險性結果。而矛盾衝突更激烈更頻繁危機更嚴峻責任更重風險更大的各王朝開國時期,其嫡長子倖存機率更是低到可忽略不計。
這一規律本質或要害又是什麼呢?
本質或要害就是世襲制家天下取代原始民主公天下之後,在皇權王權繼承問題上,不應採取最極端最僵化最教條的嫡長繼承製度,其風險極高危害極大後果極嚴重。世襲制家天下已經將權力繼承限定在極小範圍,已經較大程度有效避免了統治集團整體上系統性階級階層層面層級的內部分裂、內耗內鬥風險。此時就不宜再繼續進一步限定在最小範圍乃至無可替代,那就喪失掉了最低限度的靈活性,變得教條僵化,反而成為最大的風險。
一言以蔽之,嫡長子繼承製是風險更高、危害更大的繼承製度,不宜採用。歷史實踐證明,王權皇權繼承,越具有某些王室宗族範圍內適度競爭優先的制度,越有利於王朝長期政治穩定。
嫡長子繼承製度斷絕了中國曆代王朝對於繼承製度的探索改進完善嘗試,使得中國曆代王朝都始終不必要地不斷反覆承受王位皇位更替過程中的最高程度風險。
西周僅傳承兩三百年,便王室衰微天下共主名存實亡,王室及姬姓諸候無不禮崩樂壞內鬥內戰日益激烈殘酷。秦代以後,歷代王朝即便一再層層遞進不斷強化君權,也依然避免不了繼承製度重大缺陷帶來的反覆衝擊嚴重內耗。沒有一個王朝能打破兩三百年治亂更替宿命。商代兄終弟及制度雖然未必最佳,但所創下六百多年強勢天下共主延續紀錄,甚至沒有一個王朝能望項背。
甚至"三人行,則損一人"大概率本就含有孔夫子對嫡長制的鄙夷嘲諷,而"一人行,則得其友"也藴含孔夫子對於殷商"兄終弟及"適當靈活繼承製度的肯定。
周代以來三千年現實歷史中,兄終弟及制度被歷代儒家批評,嫡長制被頌揚受到極力維護。其根源當然有周公旦制定嫡長製作為周代宗法制度最關鍵準則的因素,也有周王朝在商周鼎革中是勝利者成王敗寇的原因。但是,孔子明知其不可,反其道而行之,也是後世儒家將此遺禍三千年之制度奉為萬世不易法條的重要根源。
孔子及後來儒家核心成員之所以明知嫡長繼承會承擔"損一人"高風險,卻一再維護反其道而行。原因有二:
春秋及戰國時代,孔子及儒家早期核心成員是殷商後裔,周王室及姬姓諸候越是因糟糕的繼承製度而內耗內鬥內亂加劇,尊尊親親名存實亡,禮崩樂壞,越有利於"打着周旗反周"殷商後裔們完成復興殷商。
秦漢之後,儒家核心成員雖然或許不再仍然堅持"反周復殷”,但繼續宣揚復周禮維護嫡長繼承製度,才有更多機會、更大把握在複雜鬥爭中持續選擇正確,確保自己更大概率站在勝利者一邊。只要嫡長制不廢除,站在看上去贏面最大的嫡長子對立陣營內,勝率往往總是更大地,回報也會更高。
比如,明初的政治投機賭徒姚廣孝,如果是讀透了《易》經、或各種原因知曉了總結出了這條"歷史規律″,他甚至會在朱元璋長子太子朱標還活着時,就在朱元璋其它幾個年長皇子中去觀察比較、挑選出末來的所謂"真龍"。他後來那些看似神奇的各種預知、算定,説穿了不過是預先知曉了概率最大的結果,再努力利用各種條件使之變為現實。難度當然會降到最低。
誰能想到朱標可能早死?但知曉嫡長子"則損一人"規律的姚廣孝,他卻很早就可以把這種可能性作為前提去制定一整套預案,隨時不斷完善補充。
後來歷代王朝不乏這種有先進之明的投機者,究竟又有多少隻是身不由己而"意外"撿漏,有多少卻是掌握了這條不傳之秘"歷史規律"而先有佈局?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嫡長繼承製大大加劇了秦漢以來封建制度整體系統性的僵化、教條程度,大大增加了歷代王朝內耗內鬥內亂風險發生的頻率、烈度。持續堅持這一制度,縮短了各王朝預期壽命,增加了各王朝治亂循環更替的頻率、發生概率。周秦以來,華夏文明發展陷入緩慢停滯、反覆循環的怪圈,這一延繼了三千年的重大制度缺陷即便不是最根本原因,也是極重要根源。
須知,繼承製度上多類殷商兄終弟及的趙宋王朝,後宮外戚宦官干政、父子兄弟相殘宗室內鬥內耗等等嫡長制王朝頻發多有的這類各種內亂,極其鮮有幾乎從未發生。少了皇權繼承高風險體制所致的嚴重內鬥內耗,面對遼夏金元外患雖然一個比一個嚴重,三百年王朝卻依舊能逐漸積累起擁有進入資本主義文明早期階段的最低限度資本、財富。
四,周延
範疇鐫刻有蝌蚪文字的夏鼎、金冊玉牒這些上古帝王世代傳承的實物,當然是傳國至寶。其上所鐫蝌蚪文符與《洪範》、《禹貢》等《尚書》篇目文本相對應,保存傳承歷代文明結晶文化精華,當然也是傳國之典。而它們內藴間接關聯之《易》經,卦爻辭更是附證有歷代大事件之吉凶卜佔總結和重大制度之規律結論,當然更是必須掌握在手中不容漏泄的傳世之秘。
然而,商周鼎革之際,金冊玉牒實物原件或已為殷商後裔秘藏。周秦交替之際,夏鼎實物亦沒入河淮波濤。《洪範》《禹貢》文本,箕子傳授解讀於武王姬發之時或已有刪減、歪曲,只講述字面文章而隱藏其中真義。歷代《易》之卦爻辭附證本據,亦隨數萬數十萬甲骨之秘埋而真意留存所剩無幾。
傳國之寶傳世之秘,數百年間皆失散無傳。殷商後裔、孔子所傳儒家或知其大要,世代隱傳其秘,或知其線索,隱其實情。周代世襲史官及其後裔所傳之道家,亦或又略知其中奧秘。
戰國之時,百家之學乘時而起,多系殷商之後裔。《洪範》五行之秘要真義,即演繹成陰陽家之學説。其餘兵家、名家、縱橫家……無不各據《洪範》文本表面文章諸段落背後之秘要而成其一家之言。此可謂殷商後裔掌握傳國秘要之證明。
趙宋王朝開國之首要功臣趙普,亦趙宋典章制度之主要創作者。他的名言"半部《論語》治天下",其中真意何所指?
以現在各種隱秘揭曉後的眼光來看,他其實是説世人所讀字面文章的《論語》,只是半部以"吾從周″為旗幟掩飾可明示世人的《論語》。還有半部透露寄託孔夫子反周復殷真意的《論語》,須憑"三人行"這類文字密碼,從孔子韋編三絕過的"述而不作″了的《尚書》、筆筆削削後的《周易》中去摸索找尋。
此亦可謂孔子及儒家知悉傳世秘寶真義之證據。
至此,從河圖洛書而伏羲八卦、蝌蚪文符而金冊玉牒夏鼎而《洪範》《尚書》《易》經傳而禹碑,諸般符號文字、文物之內在勾連,串成一線。其中秘密,亦大體捋清揭曉。傳國之寶傳世之秘,何以歷代帝王孜孜以求?亦可明悉其中最近真實最合情理之原由。
由此,對於現代研究者來説,夏鼎夏代文字金冊玉牒等等實物之真實情況,自然意義重大、研究價值非比尋常。無論是推進文字起源與甲骨文研究、上古夏商周歷史研究,還是重讀孔子儒家,兩三千年學術流變,都是以華夏文明文化之根基、主幹為對象,作發現性質探索研究,而非發現基礎上之發明創造創作。
經由禹碑蝌蚪文字解讀,溯源追蹤而得的上述這些隱掩三四千年之秘被揭示,可為相關歷史研究、文字文物研究及考古工作提供線索、指明方向乃至標示相關人、物、時間地理方位。
此外,《易》學研究發現夏《連山》商《歸藏》,揭示孔夫子筆筆削削刻入"三人行″明碼呼叫,自然有必要對《周易》之研究作根本改進,擺脱漢宋明儒字面考據舊窠臼,另起爐灶。以找尋上古夏商周重大歷史事件、變革之概括及重大典章制度運行運轉效果後果之規律總結為要,求其線索,判其年代。或歸入夏之《連山》,或納入商之《歸藏》,或斷之孔仲尼之述而不作筆削功夫,歸類分解。先易後難,積少累多,研究其中差異,再反向互證,求能終至盡皆復原。使孔子整編後之《周易》所掩所隱,大體都能顯現,還原傳世之秘數千年規律總結之本真面目,盡洗江湖術士《詐欺手冊》積年之塵垢。
複次,甲骨文研究。
一方面,剔除蝌蚪文字因為保密傳承權威神聖化需要而做的藝術"加工"、祭祀宗教因素"加持",還原其早期象形文字符號原面目,就可與甲骨文、大篆等後期常用文字作對比研究,找尋出早期上古至夏代文字傳承演進流變之線索。
另一方面,過去以為夏《連山》易商《龜藏》易均已散失無存,殷商占卜之甲骨文,與《周易》當然無涉。現在既然已知夏連山、商歸藏卦爻辭錄存於《周易》,那麼甲骨之歸類整理,當然可以依據《易》經,尤其是其中伏羲八卦部分來作大致區分。也可與《連山易》《歸藏易》之附證卦爻辭分析研究互相比證,互相發明,互相推進。
這兩方面甚至也是互相聯繫地。商代甲骨文字、占卜內容,與上古至夏代常用文字、伏羲易連山易也可能存在許多關聯。過去以為甲骨文字記載的全是商代之內容,現在看來,夏代之內容有一定概率亦可傳錄於商,複製保存於商之卜甲卜骨。尤其是無燒灼痕跡之摹刻紋孔及無刻紋孔純文字"仿製"甲骨,為傳錄夏代之概率當然更高。
此外,隨着《尚書》《易經》的發掘,上古至夏商周歷史研究亦可不斷有新的各種大發現。
尚書、易經、古史的新發現新讀新譯,諸子百家尤其是道家思想與《尚書》、《周易》之關聯,互相比較亦當有新發現得一新天地。道家與儒家之關係,亦可沿新方向開發新領域課題。
殷商後裔、孔子儒家思想及其潛流研究,當然也要重新開展。漢代以來圍繞《尚書》各種爭論、鬥爭研究,也將進入新階段獲得新角度給予新觀察帶來新發現。
《尚書》《周易》終究是華夏文明文化總根源,對它們分析研究所取得的任何"新發現",意義影響怎麼高估都不過分。
五,結語
此文立論之前提與預設有二,一是禹碑蝌蚪文字之解讀與《洪範》文本、金冊玉牒夏鼎進而周《易》之層次遞進重新閲讀,由此而來一系列建構於殘缺歷史信息、尚待定論之考古發現等等基礎上,以合理化推導為主要手段的"新發現",可謂假設、推斷之大集合,雖有合理化之框架,但終究尚待更多文史資料、歷史研究成果、考古成果去證實、證偽。
其二就是對孔子及其儒家早期學説,尤其是《尚書》《周易》及《論語》作了全盤解構。將孔夫子明言公示自我標榜的"夏無文商少典,……吾從周″根本立場,作了徹底解析推倒翻轉。
儒家學説、經典所繪製的上古及夏商周歷史,明顯與其它各家所述有異,也與實際考古所揭示歷史越來越顛倒。在漢武以來兩千年儒家"獨尊儒術"主導下的華夏文明現實進程中,儒家學術、經典在歷史實踐、實際運使過程中所表現的字面冠冕堂皇,卻理論脱離遠離實際乃至完全顛倒、背反,也是越來越顯明越來越嚴重。
追根溯源,不能不懷疑孔夫子之《論語》,傳世字面文本確實只是半部,內中還另有半部。
與儒家於華夏近兩千年文明進程中之地位、作用相較,基督天主教會於西方文明而言大體相近。字面意義上的《聖經》固然也立意良善、胸懷博愛仁慈,但究極本來,亦是猶太遺民復國理念意志內藴其中。
秦漢之後,周已覆亡四五百年,後世儒家弟子儒生儒士自然沒有什麼反周復殷之念念不忘。
尤其是西晉洛陽武庫大火之後,歷代文物典籍寶物付之一炬。五胡亂華中原沉淪衣冠南渡沉迷玄談佛經廣傳,秦漢之前古史舊事,均成過往雲煙。儒家經典也只剩下字面意思上可見之聖賢胸襟、理念,全無絲毫玩政治者皆骯髒的各種陰謀詭計之蹤跡。
一如《聖經》到了中世紀,已全都是代上帝立聖言,誰還知曉其原本為星散歐陸的猶太民族復國理念集成?
這兩個前提與預設,現在看來根基實在很淺,似乎一推就倒。相反的立論則延傳千年數千年,根深枝繁葉茂。
然而,隨着甲骨文字研究的深入、商周戰國文字文物考古與歷史研究的深入,兩者的證實與證偽,形勢必然越來越逆轉。
無他,凡存在必有其"合理"。反之,更"合理"者,其存在過、發生過,概率也會更高一點。
後記
自從己亥清明解讀禹碑蝌蚪文字,至今已有三十一個月九百多天了。常自謂撿到本世紀乃至數百年來文史領域最大一漏,亦常自吹其意義重大。
現在回顧起來,卻驚覺過去以為的高估了其價值,很可能還是低估了。過去以為的不無狂妄之語,很可能竟然還是偽作虛謙之詞。
當然,這篇文字寫完後,由禹碑蝌蚪文字研究開出的這片天地裏,最大的瓜果乃至較大的瓜果就已經採摘完了。作為"發現者",這也是當仁不讓理所當然地。
兩年多來的玩文字,大致分為三部分:
一是禹碑蝌蚪文字而《洪範》文本而金冊玉牒而夏鼎夏代文字而《易》經連山、歸藏而至此文各種關聯總結揭秘。
以《長沙嶽麓禹碑蝌蚪文字解讀思路》及《洪範禹碑解讀》,進而《洪範九疇金冊玉牒考證》《發現夏鼎夏代文字》,進而《略談夏無文商少典》《略談顓頊"絕地天通″》《略談"東北喪朋西南得朋"》,最後以此文《傳世之秘傳國之寶考證》作結。
一是孔子及儒家思想之解構重讀。以《儒本是商,商就是儒》作一小結集。
一是上古夏商周至明清之古史重構重讀。以《中國史上七個666年》《西晉洛陽武庫大火與明末王恭廠爆炸研究》等文字為框架,粗略試構一新範式。
九百多天了,且作一小記,聊備參考。
北大張新泉
2021.11.5
浙江杭州錢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