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李澤厚“救亡壓倒啓蒙”論的思考_風聞

      回顧中國近代史，救亡始終是最根本的底色。無論改良還是革命，以及啓蒙都是救亡的需要激發出來的。救亡如果不成功，一切都沒有意義。正是救亡成了不同道路的衡量標準，也正是救亡決定了中國啓蒙的內容。因此怎麼啓蒙，啓蒙什麼，註定了與西歐十八世紀啓蒙的不同。西歐十八世紀的啓蒙是另一種社會歷史背景，另一種社會變革的產物。從嚴復到五四，中國人為了救亡而產生的啓蒙思想既走到了生搬硬套，全盤西化的高峯，也是逐漸受中國內在發展脈絡的制約，最終走到了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可以讀讀嚴復的思想變化過程，嚴復可謂中國啓蒙的開啓者)。説什麼“救亡壓倒啓蒙”，這是沒有認請中國近代史本質的本末倒置，是對西歐十八世紀啓蒙的教條化應用，也是力圖把啓蒙限制在知識分子書齋中，使啓蒙成為思想玩物，思想遊戲的表現。這樣的“啓蒙”與社會經濟基礎相割裂，與歷史相割裂，與廣大人民的社會實踐相割裂，註定走向空洞化，喪失生命的活力。事實上二十世紀的奮鬥史不是“救亡壓倒啓蒙”，而是為了救亡，中國人最終走向了廣大人民的“覺悟與解放的攜手並進”。

    這套個人主義的自由運用理性，激發權利意識的説辭，本質上是西歐社會生產關係變革要求的提煉，也是一種基於具體的社會實踐的思想動員。而作為真實的實踐效果和這個思想動員實際上是有很大距離的。但來到中國，它就被抽空了任何現實性的社會內容，實際上變成了超時空的理想主義説辭，忘記了這種思想動員只是針對一種特定的社會生產關係而發，而對於中國的另一種社會生產關係而言，並不具有對症下藥性。比方説向阿Q啓蒙個人自由觀念就可疑。阿Q難道不是象鳥一樣自由嗎？對於阿Q的個人行動和個人生活，有誰去幹預嗎。在未莊不單阿Q如此，所有人對於自己的謀生都是自負其責，這種個人自由啓蒙對於他們的實踐又能增強什麼新的革命性內容呢？同時這種啓蒙也抹殺了處在特定社會歷史環境中的人的差異性，將他們預設為高度同質化的，沒有任何利益衝突的原子，而不知道處於不同社會地位的人的權利要求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沖突，互相否定的。此外，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來説，個人自由是個本然狀態，處於空氣中的人是不會意識到空氣的存在的，併產生對空氣的迫切需求。

  新文化運動產生的知識羣體為什麼會分裂？歸根結底是兩種啓蒙的分裂。中國到底需要什麼啓蒙，哪種啓蒙更有針對性？中國自宋代以來其實就是世俗化的，一盤散沙似的平民社會。“一盤散沙”也就意味着碎片化，個體化，這個是中國傳統以個體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私有制社會的特點。中國傳統市井社會的“世故”，正是世俗理性對情慾精密計算的體現。因此中國人並不需要什麼自由主義的世俗理性個人主義的啓蒙，這本來是傳統中國人的精神常態，這種精神常態在國民黨身上，在港台海外傳統華人身上不是常見的嗎？這種各人只掃門前雪，只著眼於個人世俗小天地中的精神狀態，還要用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來啓蒙，豈非是用錯對象，以水濟水，雪上加霜嗎？因此新文化運動留給今天的人一個思考，那種西歐十八世紀的啓蒙是否就是這個世界上惟一標準正確的啓蒙？實際上世界上的真理從來不只一條。天冷穿厚衣當然是對的，是普世真理，但是天熱穿薄衣不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嗎？某些自由主義者只是抽象談論真理不分東西，放之四海而皆準。卻懶惰地不去探究每條真理的具體運用環境，這就好比只表面地抓住“穿厚衣”這個特徵，不加區別地，教條地運用於任何環境。而無視到底是處於“天熱，還是天冷”的具體環境。因此，你説“天冷穿厚衣”不分東西，這沒有錯。但是否意味着，這就是全世界能通行的唯一真理呢？如果遇上天熱的地區，怎麼辦？還要穿厚衣嗎？“天熱穿薄衣”同樣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就是他所認識不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