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不美，温習《“美利堅合眾國”譯名的由來》_風聞

按：這是Dr.Faustus讀研時寫的一篇小文，後來發在《中外文化交流》。現將原文貼上，聊供大家一哂。

       美國的國名是“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文通常譯為“美利堅合眾國”。其實，這個譯名是在二十世紀初才確定下來的。在此之前，由於中美兩國在語言和文化方面的重大差異，以及譯員自身的原因，導致他們在翻譯美國的國名時，竟然出現了十多種譯法。這無疑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一個有趣的現象。那麼，這些譯名經歷了怎樣的變遷？“美利堅合眾國”這個譯名又是如何確定的呢？

       一、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最早接觸，發生在1784年。那時，美國才剛剛獨立，一些雄心勃勃的商界人士開始嘗試與中國進行通商。他們漂洋過海，把商船開到了廣州，給中國人帶去關於美國的信息。廣州人此前還不知道有這麼個國家，但對這個新國家的國旗和人蔘留下了初步的印象。他們把美國的星條旗稱為“花旗”，把美國稱為“花旗國”，把美國的人蔘稱為“花旗參”。由於美商當時不懂中文，他們聘用的譯員也不瞭解美國，所以美國的國名最初通過譯員傳達給中國官方時，留下的記錄是“咪唎堅國”。這顯然僅是對“America”的音譯，完全忽略了“United States”的部分。無獨有偶，1820年，曾隨葡萄牙商船遊歷歐美的廣東人謝清高將其海外見聞由同鄉楊炳南錄成《海錄》一書，其中提到一個“咩哩幹國”，“海中孤島也。疆域稍狹，原為英吉利所分封，今自為一國。風俗與英吉利同，即來廣東之花旗也。”這個“咩哩幹國”就是美國，“咩哩幹”就是“America”的音譯，也省略了“United States”部分的翻譯。據楊炳南稱，“所述國名，悉操西洋土音，或有音無字，止取近似者名之，不復強附載籍，以失其真雲”。顯然，對那時的中國人來説，美國無疑是一個遙遠而陌生的異邦。通過來華美商和旅外華人的口頭描述，很難令人對這個國家產生多少深入的認識。而且，在有限的相關信息中，還往往夾雜着一些錯誤的認識。例如，《海錄》中將美國稱為“海中孤島”顯然是不對的。這也令人不免懷疑，謝清高是否真的曾經到過那個遙遠的異邦。

        二、十九世紀初，西方基督教傳教士陸續來中國傳教。這些站在中國“大門口的陌生人”文化水平較高，而且主動學習並掌握了中文。在向中國人積極傳教的同時，他們還介紹了不少關於西方國家的地理和歷史知識，其中也包含了一些關於美國的信息。例如，1819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馬六甲出版的《地理便童略傳》這本供小學生使用的教科書中，就對美國的歷史和政治概況進行了簡介。該書稱美國為“花旗國”，看來是沿用了中國民間對美國的傳統稱呼。1821年，另一位英國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在其主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中也對美國的情況作了介紹。和他的同事一樣，米憐同樣稱美國為“花旗國”。荷蘭傳道會的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在其主辦的《東西洋每月統紀傳》（1833-1838）中，曾有專刊介紹美國的政治制度。不過，與他的英國教友不同的是，郭實臘將美國稱為“亞美利加兼合國”，這是我們見到的最早對“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全譯。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感於時局，開始組織翻譯有關西方國家的資料，以增進國人對外部世界的瞭解。在這些譯作中，有一部《四洲志》，是梁進德等人根據英國人慕瑞（Hugh Murray）1836年編著的《地理大全》（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摘譯而成。書中將美國稱為“彌利堅國，即育奈士迭國”，這顯然是對“America”和“United States”的音譯。譯者梁進德即梁植，又名亞秩，是中國第一個基督教新教徒梁發的兒子。1830年，年僅十歲的梁植被父親介紹給第一個來華的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學習英文。1838年，裨治文曾以中文著《美理哥國志略》一書，目的是讓更多華人瞭解美國的概況。由於當時中國官方嚴禁外國傳教士在華印刷和散發書籍，裨治文只好將該書郵寄到新加坡的傳教士印刷所出版。1839年，林則徐聘請梁植翻譯《地理大全》時，《美理哥國志略》似乎尚未傳入中國。梁植曾參與《美理哥國志略》的審校，但為林則徐工作時，他似乎隱瞞了這一情況。而在翻譯《地理大全》時，梁植也沒有采用裨治文的“美理哥國”的譯法，僅將美國的國名音譯為“彌利堅國”和“育奈士迭國”。裨治文從1830年開始學習中文，在創作《美理哥國志略》時，已“領略華書七八載”，具有一定的中文水平。但在翻譯美國國名時，裨治文自己似乎也拿捏不定，以致書中出現了“美理哥國”、“美理哥合省國”、“美理哥兼攝邦國”等多種譯法。1844年，裨治文重新修訂該書，改名為《亞美利格合省哥國志略》並在香港出版。同年，裨治文受聘為美國使團秘書兼譯員，參與了中美《望廈條約》的訂立工作。在訂約之前，美國公使顧盛考慮到中國人對於美國的情況缺乏瞭解，不利於談判，於是寫了一篇介紹美國的長文，由裨治文譯成中文，散發給中國官員和其他人士。裨治文將其譯為《亞美理駕會邦國紀略》。而顧盛遞交給欽差大臣耆英的漢字國書中，美國的國名又被裨治文等人譯為“亞美理駕合眾國”。在短短五六年中，裨治文就製造了五六種美國國名的譯法，其中文水平不免令人生疑。而據當時的史料記載，裨治文的中文水平確實有限。耆英在與美方代表談判時，發現裨治文等人“所識漢字無多，僅能為粵省土語，以致兩情難一互通，甚為吃力。”不但口語如此，美方的文字資料也是“譯漢不明，字句澀晦”。雖然在《望廈條約》之後，“亞美理駕合眾國”成為清朝官方文件中對美國的正式稱呼，但裨治文本人似乎並不喜歡這種譯法。1861年，裨治文再次修訂了他於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國志略》，改訂為《大美聯邦志略》，由上海墨海書館出版發行。書中將“United States”統統譯為“聯邦”，而將“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譯為“大美聯邦”。直至裨治文1861年在上海病逝，他也終未能為世人留下讓人信服的美國國名譯文。

      三、在傳教士向中國人介紹西方文化的同時，中國人也逐漸“開眼看世界”，開始主動了解歐美國家的情況。許多志在“師夷長技”的知識分子發奮修習了洋文，帶着一種學以致用的現實關懷去審視西方文化。在國人眼中，美國和船堅炮利的英、法等國一樣，無疑是西方列強之一，值得考察研究。於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不斷有介紹美國概況的中文作品問世。然而，由於著者英文水平不一，在翻譯美國國名的過程中，見仁見智，言人人殊，結果又出現了好幾種新的譯法。早在林則徐編譯《四洲志》時，譯者就注意到了美國國名譯法的多樣性。為此，在介紹美國概況之前，他特地加了一則按語，“彌利堅國即育奈士迭國，粵人鹹稱曰彌利堅國，又曰花旗國。其實彌利堅即墨利加，又作美理哥，乃洲名，非國名也。……育奈士迭亦非地名，故仍以彌利堅稱之”。 1844年，梁廷枏在裨治文《合省國志略》的基礎上著成《合省國説》，書中雖然將美國稱為“合省國”，但認為沿用廣東人的習稱“米利堅國”更為合適。“粵人呼曰米利堅，是誤以洲名其國矣。核其來市在合省國之先一年，時洲名久定，意其人初來自述，止舉洲名，而未及細聽，粵人因以呼之，相沿不改耳。”1848年，徐繼畲在其《瀛寰志略》中將美國國名譯為“米利堅合眾國”，同時也指出造成西文一詞多譯現象的原因，“外國地名最難辨識，十人譯之而十異，一人譯之而前後或異。蓋外國同音者無兩字，而中國則同音者或數十字；外國有兩字合音、三字合音，而中國無此種字。故以漢字書番語，其不能吻合者，本居十之七八，而泰西人學漢文者，皆居粵東。粵東土語本非漢字正音，展轉淆訛，遂至不可辨識”。十九世紀中葉之後，隨着中美文化交流的逐漸深入，一些旨在培養翻譯人才的學術機構陸續成立，清政府也開始選派學童赴美留學，國人的英文水平明顯進步，對美國的瞭解也日益深入。特別是在清末民初，革命風潮盛極一時，志在救亡圖存的愛國知識分子大力宣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經驗，其中就有不少是介紹美國獨立革命的作品。其中包括譯書彙編社出版的《美國獨立史》（1902年）和作新社的《美國獨立戰史》（1904年）等。當時革命口號之一就是“要學那，美利堅，離英獨立”。隨着這些政治宣傳的深入人心，國人對美國的稱呼日趨簡捷，“美國”、“美利堅合眾國”逐漸成為美國國名的固定譯法。在辛亥革命之後，隨着清王朝的覆滅，那些對美國國名的許多舊譯法也被棄置不用。1913年，中美重新建交，在外交文件中，民國政府沒有沿用清朝的“亞美理駕合眾國”一詞，而代之以“美利堅合眾國”的新譯法。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沿用了民國時期關於美國國名的譯法，只是在書寫上將其由繁體字更換為簡化字。這樣，在新政府的規範下，“美利堅合眾國”一詞最終成為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十餘種中文譯名中的權威用語，並一直沿用至今。

       故：美國不美，乃花旗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