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李澤厚——【救亡壓倒啓蒙】錯在哪兒？_風聞

　　李澤厚去世了。這是一位對中國思想史有巨大影響的人物，值得寫篇文章討論。

　　李澤厚的思想來源比較複雜，既有馬克思主義，也有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各種流派。他作為美學家的成就無可爭議，而且馬克思主義是其美學理論的重要來源。但他在思想史上的一個影響巨大的論斷——“救亡壓倒啓蒙”——卻頗有爭議。

　　這個論斷於80年代提出，迅速受到中國（及海外華人中的）自由主義知識精英的追捧，甚至可以作為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一種元敍事。後來這一觀點遭到左翼的批評，李澤厚也曾被官媒定為“歷史虛無主義”的代表人物。

　　李澤厚的論述大概是這麼個意思：

　　救亡和啓蒙是20世紀中國的兩大主題。五四運動是啓蒙的一個標誌性事件。但後來，中國內憂外患加劇，中華民族有亡國滅種的風險，於是，“救亡”壓倒了“啓蒙”成為中國的主旋律。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救亡圖存”而非啓蒙民眾，啓蒙的進程就這樣在中國被打斷了。另一方面，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本質上就是一次農民革命，而農民是前現代的，是非常落後的。中國化的Marxism就是農民化的，甚至封建化的Marxism。在革命過程中，農民意識影響越來越大，將五四僅做出的一點啓蒙也毀了。這種封建意識發展到巔峯，就是那十年。所以，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要做的首要工作，就是繼續啓蒙。讓80年代直接和五四對接，把五四被社會主義革命打斷的進程接起來。

　　對李澤厚的批評很多，主要就是説他錯誤地把“救亡”和“啓蒙”對立了起來。實際上，救亡也是啓蒙，啓蒙也是救亡，不救亡圖存就無法啓蒙民眾，不啓蒙民眾也無法救亡圖存。我黨對中國民眾進行的大量啓蒙的工作（如掃盲）都被李澤厚，以及那一代知識精英忽視了。

　　但其實，這種批評也不完全準確。並不能説李澤厚“忽視了”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對民眾做出的大量啓蒙的工作。在這一點上，北大李楊老師的論述最深刻：李澤厚的錯誤在於，他對“啓蒙”的理解是錯誤的。

　　西方的“啓蒙運動”有兩個最重要的主題。第一個是資產階級個人意識的覺醒，第二個則是作為一種集體意識的民族國家觀念的構建。

　　西方國家崛起的思想因素，並不是，或至少可以説並不僅僅是由於資產階級個人意識的覺醒，民族國家觀念的出現要重要得多。

　　民族國家是一種先進的現代組織形式，能夠最大限度動員一個地區的所有政治經濟軍事力量完成某一個目標。與之相比，封建國家的組織形式實在太過鬆散。這也是為什麼清政府看似擁有廣袤的領土，鉅額的財富，數以十萬計的士兵，卻屢屢被遠道而來的幾千侵略者打得毫無還手之力。這本質上並不是船堅炮利的問題，事實上，鴉片戰爭時期鐵甲艦還沒發明，英國入侵者是坐着木船來的。只有前現代組織能力的清政府根本無法調動自己領土上的資源對抗侵略者，他們對基層毫無掌控能力，需要依賴鄉紳才能完成税收，他們的士兵只是烏合之眾，完全不知為何而戰。

　　後來的國民黨也是如此，完全是前現代的組織程度，戰爭時期只能依靠瘋狂提高關税鹽税來獲得軍費，國民黨士兵也不知為何而戰，一旦被擊潰建制就散了。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是這片土地上第一個現代的政治組織，第一次實現了基層的管理，讓這片土地上的人有了“國家”“民族”的認同感。連農村的小孩子都知道“抗美援朝保家衞國”。紅軍八路軍解放軍志願軍是全世界組織程度最高的軍隊，可以隨時化整為零再化零為整。這是極為深刻的啓蒙，也是中國得以擺脱殖民、擺脱落後最關鍵的思想因素。

　　李澤厚與80年代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錯誤正是在於他們只理解了第一點，把啓蒙完全理解成（資產階級）個人意識的覺醒，完全忽略了更重要的第二點，民族國家觀念，以及在此基礎上更加現代（或超越資產階級現代性）的社會主義觀念的構建，也就是天安門城樓上的兩句話。

　　兒童畫《我愛北京天安門》 。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啓蒙理念深入每一箇中國人心中

　　而中國對於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也是必然的。因為對這樣巨大的落後國家而言，只有超越資本主義的現代，才有可能實現自身的現代。

　　對這一話題感興趣的可以直接在知網搜李楊老師的原文《救亡壓倒啓蒙？對八十年代一種歷史“元敍事”的解構分析》，星球用户可以等我在羣裏分享。本文只是加了大量自己理解的簡化版和通俗版。

　　當然了，李澤厚有關美學的著述還是值得閲讀的。這部分可參看朱羽老師在《社會主義與自然》中的相關討論（學術術語較多，只推薦給非常感興趣的讀者）：

　　自然美、教養與“解放”：1950-60年代中國美學討論中的李澤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