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俄聯”喚醒蘇聯? 中美相持, 普京的操作耐人尋味 | 文化縱橫_風聞

✪ 張昕 | 華東師範大學

【導讀】據俄羅斯衞星通訊社報道，當地時間2021年11月4日，俄羅斯和白俄羅斯聯盟國家最高國務委員會舉行視頻會議，期間簽署“落實聯盟國家一體化的法令”，使沉寂20年的“俄白聯盟國家”方案有了實質推進。有分析指出，這一“大動作”，延續了普京時代俄羅斯內外政策導向和治理方式日益高度政治化的風格。

本文分析，冷戰結束和新自由主義盛行，不僅沒有縮小不同國家之間和一國內部各階層之間的差距，反而不斷拉大差距，擠壓部分國家和社會羣體的生存空間，加劇了國家內部的社會分化和衝突，俄羅斯則尤為典型。普京掌權後，逐步改變此前非政治化的操作手法，以政治化的方式應對外部壓力和內部矛盾，由此主導近20年的俄羅斯政治轉向。尤其在對外方面，克里米亞事件不僅成功幫助普京轉移部分國內矛盾，也意味着俄羅斯正成為打破後冷戰時代美式秩序的大國羣體中的主導者，由俄羅斯牽頭或參與的許多平行國際體系，也逐漸成型。

作者指出，這一代俄羅斯政治精英已形成4項清晰的對外原則：（1）俄羅斯作為“俄羅斯世界”的中心；（2）西方是“俄羅斯世界”的“反題”；（3）俄羅斯是“俄羅斯世界”的保護者；（4）高於國際法的道義原則。在俄羅斯推動下，國際社會的主要議題，不排除可能迴歸冷戰時期的對立主題，只是人們還不清楚其中的意識形態將是什麼。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供諸位思考。

俄羅斯的再政治化——從“蘇爾科夫模式”到“普京原則”

2012年初，普京開始了自己作為俄羅斯總統的第三個任期，此後的任期註定不會是2000年到2008年他前兩個任期的簡單重複。俄羅斯社會在過去二十多年的結構性變化是他和整個俄羅斯統治精英集團都必須面對的現實，在普京的前兩個任期期間，**俄羅斯國家的政策導向、治理方式與新的社會現實之間出現的一系列衝突不斷髮酵升級，其對內和對外都重新表現為高度政治化的形態，**曾經試行的非政治化、“後現代”的政治操作手段必須重新直面俄羅斯現代政治的現實。

▍ 俄羅斯社會結構變化 與2012選舉週期以來的內政局勢

1991年以來私有產權、市場體制和憲政民主的引入構成了俄羅斯社會迅速分化的基礎。走出了上世紀90年代“非常政治”時期的動盪之後，俄羅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前八年裏，無論是在經濟總體成長和人均收入絕對增長，還是絕對貧困人羣數量的減少上，都有不俗表現。但同時，新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日益呈現相互重合的特徵，其在控制資源上的優勢進一步擴大，精英階層的代際固化和俄羅斯式的“拼爹”現象日趨明顯，經濟領域內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收入差別、種族民族和性別間的收入差別也在不斷地被拉大。

此一社會分化的進程得到了2000－2008年間普京政府政策的有力推動。除了被媒體經常曝光的對大資本的約束和調整以及不斷的中央集權之外，普京在前兩任總統任期內通過的一系列推動資本主義基礎制度建設的重要政策法規卻經常被人遺忘：2000年俄羅斯議會通過了出奇慷慨的13％的單一所得税；2001年通過進一步便利土地私有化和土地交易的土地大綱，以及進一步自由化勞動力市場的勞動法；2005年開始實施對實物福利補貼和住房分配一次性買斷的市場化方案等。最後這項措施曾經引發了俄羅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規模最大和地域分佈最廣的一輪社會抗爭。

在資本化程度加深和社會分化加劇的同時，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這一輪經濟高速增長也開始全面塑造俄羅斯的中產階級。和成熟資本主義社會中起到“穩定器”功能的階級屬性不同，俄羅斯中產階級在2011年末開始的新一輪社會運動中恰恰表現出最強烈的改變現狀的意願。最新的這一輪社會運動開始於2011年底杜馬選舉前的一系列反對普京和現政權的遊行示威，其訴求集中於公平選舉和反貪腐。這兩者針對的都不是社會財富本身，而是獲得財富的方式。

這一系列社會抗爭運動的具體人員組成尚沒有系統的統計，但根據各種現場目擊證據可推斷，走上街頭人羣的主體恰恰是過去十多年收入的絕對水平有穩定上升的階層（包括大量的新興城市中產）：他們的年齡低於全國人口的平均年齡；大多受過比較良好的正式教育；其職業與龐大的國有經濟沒有關係；其收入上優於“平均”意義上的俄羅斯人。這樣的人羣在自己收入絕對提高的同時，亦對現有體制阻礙自己的進一步發展日益不滿。

藉助國際能源價格上漲和1998年經濟危機帶來的改革刺激效應，俄羅斯政府在新世紀的前八年，通過日益豐厚的財政資源來緩解全面市場化帶來的衝擊。但2008年金融危機後俄羅斯經濟復甦乏力，能源依賴型經濟的發展後勁不足，加上俄-格戰爭的負面影響，導致其經濟增長放緩，最近的烏克蘭事件和西方制裁則會在今後進一步加劇俄羅斯國家控制資源的負面效應。基於此，俄羅斯國家和社會各主要階層之間的潛在社會契約開始承受新的壓力，分配問題和圍繞產業升級的“現代化”政策的分歧也在進一步政治化。如何維持公共支出和福利政策以有效地消減資本化對於社會的負面衝擊，同時又有效地推進產業調整和技術創新，且不過多地觸動現有精英階層的既得利益，這是2008年以來俄羅斯國家面對的政策難題，也是俄羅斯社會生活和公共政策重新政治化的社會基礎。

▍ 2012年後“兩個俄羅斯”的進一步分化

2012年3月的總統大選之後，俄羅斯聯邦政府通過了一系列關係國計民生的政策和立法，其中包括：提高住房費用和水電費；設立誹謗罪；對於網絡和社會組織（尤其是接受國外資金的社會組織）更加嚴格的管制；威脅關閉YouTube網站；更加嚴格保護宗教觀點等。對於這一系列有些出人意料的政策組合，一種可能的解釋是聯邦政府正利用這種被部分人稱為“精神領域的反動措施”來恫嚇在剛過去的選舉週期中日趨活躍和不滿的城市中產階級，提醒他們必須意識到自己的利益和國家利益的高度重合。

同時，**各種反對派主導的社會運動開始不斷嘗試新的抗爭組織模式，**比如2012年夏在莫斯科出現的莫斯科文化精英主導的“散步莫斯科”行動和“佔領阿拜”運動（阿拜·庫南巴耶夫是哈薩克著名詩人，莫斯科市中心庫南巴耶夫塑像周邊廣場一度成為莫斯科佔領運動的露營地）。但是進入當年秋季之後，這一類型的社會抗爭運動迅速失去了活力，其中的主力——城市中產和知識羣體——開始迴歸日常生活。而運動的組織者也意識到了運動走向的變化，入秋之後在莫斯科等地的集會遊行中打出的旗號出現了向更加具體的社會議題靠攏的趨勢，體現出組織者希望吸引更廣泛的羣體支持的意圖。這個被稱為“左轉”的趨勢也試圖將一些被邊緣化的極端左翼力量吸納進以城市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運動中，此過程也導致反對派運動內部出現一系列新的爭議。

城市中產階級雖然對現狀不滿，但也有其固有的脆弱性和侷限性，尤其是他們對局面過於激化以至於失去控制的擔憂。而聯邦政府在普京重回總統寶座之後的一系列政策法律變化亦是在提醒中產階層：改變現狀的替代方案並不美好。有趣的是，這些政策法律變化雖然在大城市和知識階層中飽受詬病，但根據多項相對可靠的全國性民調，其在大城市以外其實有頗為廣泛的社會支持。可見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和知識階層的政治偏好和俄羅斯全國意義上的中位選民的偏好之間已然存在差別，“兩個俄羅斯”的社會形態更顯清晰。

2012年以來，以大城市為背景、去工業化的俄羅斯和兩個首都城市之外廣袤土地上的俄羅斯之間的分歧有進一步固化的態勢。反對派只能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兩個大城市裏組織起有一定影響的社會活動，在這兩個地區之外的羣眾運動則還沒有堅實的社會基礎。而這兩個地區也恰恰是歷次主要地方選舉中投票率較高、“統一俄羅斯”黨得票率較低的地方。甚至在遠東邊疆——一直被認為對莫斯科政權有相當牴觸情緒的地區——“統一俄羅斯”也保持了相當的選票優勢。

▍ 蘇爾科夫模式的起落： “後現代”政治運作還是重回現代政治?

在上述背景下，從普京的第三任期開始，一位曾經位居高位的俄羅斯官僚的命運起落，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俄羅斯國家對自身定位的調整，以及其應對危機過程中所出現的遊移搖擺。

**現年50歲的俄羅斯副總理弗拉季斯拉夫·蘇爾科夫曾先後效力於俄羅斯的三位總統，其被媒體稱為“普京理論體系的締造者”和“克里姆林宮的灰衣主教”。**早年曾經夢想成為話劇導演的蘇爾科夫擅長開發各種創造性的公關攻勢：以靈敏的嗅覺捕捉競爭對手的弱點，充分利用媒體打擊對手，且可以根據主人的需求不斷調整自己的策略，加之其在整合政界和商界資源上能力出眾，因此，在1990年代以來俄羅斯政治精英集團內部的多次洗牌過程中，蘇爾科夫始終沒有倒台。

**蘇爾科夫的主要職責是重建和經營俄羅斯的公共政治空間：**他通過各種干預方式介入政黨制度的立法，微觀調控選舉過程並對媒體實行軟性控制。他還是組建“統一俄羅斯黨”、“公正俄羅斯黨”以及包括“我們的（納什）”在內的幾個青年政治組織的主要幕後推手。另外，他也是普京時代被提出的最重要理論概念“管理民主”、“主權民主”的主要構建者。蘇爾科夫幫助推廣的“主權民主”概念強調，所有現存的民主形式都是被“管理”的民主，而政治人物的職責在於影響公眾，使公眾產生身處自由的幻覺，儘管實際上他們都處於被管理狀態中。

蘇爾科夫的政治策略和手段成功把俄羅斯政治（尤其是在聯邦層面）轉變成一個壯觀的後現代劇場，**在這個變化多端的政治秀場上，作為導演的蘇爾科夫不斷嘗試着新舊各種政治模型：**既會支持極端民族主義團隊，又能在下一刻去會見人權組織的代表，從而將反對勢力長期置於一種猜疑和困惑狀態。這種後現代和威權政治操作的巧妙結合，使得法國後現代哲學家（利奧塔、福柯）的文本成為俄羅斯政治操盤師培訓課程的新寵，因而，很多杜馬議員會在政治集會上不止一次地引用德里達和拉康。

**在蘇爾科夫幫助創建的這個後現代秀場裏，導演或者公關經理能和任何一個必要的權力中心進行合作：**莫斯科的高級畫廊可以在指導克里姆林宮的宣傳影片的同時，展出反政府的藝術作品；某知名導演可以在拍攝了諷刺普京政權的賣座大片之後，又加入普京的政黨；蘇爾科夫本人也會寫諷刺當下腐敗的小説和搖滾樂歌詞。蘇爾科夫導演的秀場裏充滿了各種面具和各種姿態，儘管色彩斑斕但是除了對赤裸裸的權力政治與財富積累的追逐之外，其核心價值的空洞無味正在日漸凸顯。

在2011年底的議會選舉中，“統一俄羅斯黨”表現不佳，蘇爾科夫隨後離開克里姆林宮、轉任負責創新現代化的副總理。蘇爾科夫是否成為統一俄羅斯黨競選失敗的替罪羊尚不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2012年總統選舉前後的俄羅斯社會已經出現了重大轉變，蘇爾科夫曾經擅長的**“後現代”的政治操作——公關策略、意識形態訓導以及“一切都是政治遊戲”的態度——在無情的俄羅斯政治現實面前碰壁了**，往日政治秀的天才導演被賦予了新的角色。

▍ 普京的個人轉向

**作為最高領導人，普京的工作態度和治理策略也在發生變化。在其第一屆任期的前三年裏，他更多地倚重設定一般規則的工作手段，**較有代表性的是主動鼓勵大資本與聯邦政府進行定期制度化的交流。**2003年後半年起，他開始更多地直接介入不同的利益衝突，並且有意識地對已有的正式制度進行改造，**比如總統辦公廳的實際權限不斷擴張，幾乎形成另一個內閣；在檢察院體系之外，普京還建立了新的獨立調查委員會。2003－2007年間，俄羅斯聯邦政府成立的一批特殊的“國家公司”，以及此後成立的“東西伯利亞和遠東發展國有企業”，其都是依照特別立法成立的幾乎不受其它機構監管和約束的獨立王國。在現有正規體系之外設立的這些機構，曾經有效地強化了總統個人和總統周圍核心團隊作為矛盾衝突最終裁決者的地位，但在資源匱乏、社會分化進一步加劇且社會分配日益政治化的新形勢下，其則有可能起到負面作用。

**普京個人的另一個重要變化則發生在2011－2012年總統競選期間，其在價值觀上出現的明顯的保守轉向，對以文化多元主義為代表的西方價值體系表達了日益明確的批評。**他在2013年的瓦爾代俱樂部上的演講中説：“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歐洲－大西洋國家實際上正在拋棄他們的根基，包括那些構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價值觀。他們在否認道義標準和所有的傳統身份認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別的。”這一保守轉向，部分是針對俄羅斯國內社會結構變化所做出的反應，調動俄羅斯國內所謂“沉默的大多數”的保守價值取向，來消解2000年日漸活躍的城市中產階級、知識階層和民族主義者的力量。同時，俄羅斯國家對外也開始試圖扮演西方世界中“沉默大多數”的代言人。歐美世界中這個羣體秉承的傳統價值觀在當下歐美的民主體系中無法得到體現，因此，普京和俄羅斯國家在過去兩三年時間內的保守主義轉向也贏得了歐美世界部分保守勢力的支持。

在經濟領域，以俄羅斯議會於2013年7月通過的《經濟犯罪赦免法案》為代表，以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一系列國家對於受危機和制裁衝擊企業的財政救助政策為核心，普京和俄羅斯核心政治精英用“胡蘿蔔和大棒”並用的政策手段試圖“重新民族化”本國的大資本，構建新的俄羅斯民族資產階級，讓後者不僅僅是把自己的祖國視為撈取短期利益的取款機。

▍ 烏克蘭危機與“普京原則”

2013年11月開始的烏克蘭危機從最初的烏克蘭國內政治危機迅速演變成為包括美俄在內多個大國盡逐角力的國際衝突事件。**整個事件將俄羅斯國內政治層面的諸多爭議和壓力迅速轉移到外交和國際事務領域，而俄羅斯正式接受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加入俄羅斯聯邦這一標誌性事件，將成為21世紀世界政治的分水嶺。**以2011－2012年普京在準備總統競選過程中發佈的系列競選綱領為起點；以2014年3月18日普京關於接受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的重要演講為高峯，俄羅斯政治精英開始逐漸勾勒出俄羅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新原則，而且這套原則有可能全面挑戰冷戰後的世界秩序。

這些原則並不僅僅是普京的個人信條，而是一代俄羅斯精英相對穩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體現；這些原則並非全新，其中相當部分建基於俄羅斯的歷史-文化傳統之上，但是以接受克里米亞入俄的演講為高峯，這一系列原則以更公開、更系統、更清晰的方式得以被重新敍述和總結，而且還囊括了此前沒有被提出或者僅在特殊情況下被提出過的內容。

（一）俄羅斯作為“俄羅斯世界”的中心。“普京原則”的起點是一個特殊的、統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體的“俄羅斯世界”，以俄羅斯為中心，而“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則是這個世界的基礎。這個共同體的成員不管其各自的民族背景，都認同東正教信仰，並珍視共同的文化傳統，而普京自2012年以來極力推動的政治項目“歐亞聯盟”就是建立在這個文明共同體的基礎上。

（二）西方是俄羅斯世界的“反題”。與“俄羅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對應的則是作為阻礙“俄羅斯世界”實現統一的敵人：“西方”。西方國家的行為已經喪失了道義上的合法性，而且“普京原則”中已經全面體現出對於歐洲文明先進性的質疑。普京自2012選舉週期開始的保守轉向，對以文化多元主義為代表的“後現代”西方價值體系表達了日益明確的批評，而普京眼中的“俄羅斯世界”恰恰能給現在的歐洲提供自我拯救的文化基因。

（三）俄羅斯是“俄羅斯世界”的保護者。“普京原則”詳細界定了俄羅斯國家和不同意義上“俄羅斯”族裔個人之間的關係，這個羣體的邊界遠遠超越現在俄羅斯聯邦公民和單純族羣意義上的“俄羅斯人”。而且“普京原則”還主張俄羅斯軍事力量是保護海外“俄語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俄羅斯對周邊國家主權的尊重必須以後者對俄羅斯的友好關係作為前提，即俄羅斯對周邊國家提出了實質上的“有限主權”。

**（四）高於國際法的道義原則。**克里米亞事件以來，俄羅斯對於自己烏克蘭政策的論證越來越少地訴諸國際法，而是一方面引證西方大國類似情況使用武力介入別國內政的事例來論證自己在烏克蘭危機中採取類似行為的正當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賴“超法律”的論述，即真相、正義、國家利益和人民意願等因素高於國際法準則。“普京原則”的潛台詞是，俄羅斯現在有能力來行使美國和西方慣常使用的“雙重標準”，而俄羅斯提出的標準有比現行國際法有更高的道義合理性。

**這些標準是對冷戰後美國單邊主義國際體系的直接回應。如果這套原則從話語落實為政策，那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作為基石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原則將受到重大挑戰，**在實踐上可能只適用於有自我保護能力的大國和得到大國保護的盟國。國際政治將重現部分20世紀初期的特徵：“勢力範圍”的概念在事實上回歸和強化；結盟政治的重要性上升；民族國家獨自決策的空間和能力趨於下降；現有國際法和國際制度的作用下降；在世界多個地區出現重新調整國家邊界的努力。同時，“普京主義”原則中對建立在包括族羣、宗教、語言等標準上的身份認同，比對民族國家政治實體成員的身份賦予更高的重要性，這對傳統民族國家內部公民對於國家的忠誠和民族國家對外的獨立性都是重要的修正。此外，對於烏克蘭建立在文明原則上的干預主義，也超越了現有的法律基礎上的干預原則，雖然後者在實踐中也經常被西方大國所違背。

**在西方國家於克里米亞事件之後對俄羅斯實施的多輪經濟制裁之後，俄羅斯也在積極回應西方的制裁：**在國際金融、國際儲備和支付體系尋找“去美元”的可能；在歐美傳統貿易伙伴以外加速建立新的貿易渠道和自由貿易區；在能源領域建立自己主導的交易體系等等。這些嘗試預示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一系列國家對於冷戰後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不滿，並逐漸開始用政治化的方式主動擺脱現有國際經濟體系的對他們的制約，一組與現有體系平行的替代性體系可能由此出現。

▍ 再政治化世界的俄羅斯底色

新世紀以來，俄羅斯國內“兩個俄羅斯”的分割形態也映射到世界局勢當中。**冷戰的結束和此後新自由主義的全面推行並沒有縮小不同國家和國家內各階層之間的差距，相反，國家間和國家內部經濟差距的擴大卻在迅速擠壓部分國家和社會羣體的生存空間，並增加了國家內部的社會分割和衝突。**普京和俄羅斯政治精英應對國內兩個世界的內在差別和分歧時的難題，也同樣映射在他們處理對外關係和國際秩序上：曾經嘗試過的蘇爾科夫式的後現代政治操作手法在2012年之始就走到了盡頭，在俄羅斯經濟資本化和社會分化加劇面前，資源控制能力不斷下降的俄羅斯統治精英不能簡單地把資源分配的艱難選擇完全推向所謂中立自由的市場，而自己僅僅扮演一個仲裁者的身份。另外，以克里米亞事件為標誌，俄羅斯正在成為打破美國主導的冷戰後秩序的大國羣體中的主導者，由俄羅斯倡導或者參與的諸多建立平行體系的努力也已初見成效。如此形勢下，“新冷戰”出現的可能性雖然被誇大：因為俄羅斯本身的實力不復如蘇聯時期那般強大，其無力單獨對峙“西方”這個“反題”，但世界政治的走向卻很有可能重回冷戰時期基於不同意識形態的各大陣營之間的對立，只是我們還不清楚這種可能產生對立的意識形態本質究竟是什麼。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5年第1期 ，原題為“ 俄羅斯的再政治化 ——從‘蘇爾科夫模式’到‘普京原則’ ”。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 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