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衡 | 法家學説該為秦朝短命負責嗎？_風聞

來源：中華讀書報

秦自孝公任用商鞅變法以來，奮六世之餘烈，歸天下於一統，卻僅曆始皇、二世兩朝而亡。在後世反思中，這一歷史經驗多與法家思想緊密關聯，“成也法家，敗也法家”之説幾成定論，走出秦政痛詆法家者至今不絕。研判法家思想與秦政興亡的關聯，遂成為思考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無可迴避的話題。

10月16-17日，中國先秦史學會法家研究會、湖南理工學院政治與法學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法家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了“法家學説與秦政興亡”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先秦史學會法家研究會第四屆年會，來自哲學、法學、政治學、歷史學和文學等領域的54位專家學者共同探討了在當今時代語境下該如何重新審視法家學説與秦政興亡、法家學説的多元內涵以及當代價值等熱點話題。

一、重新檢視法家學説與秦政興亡之關係

在以往的研究當中，學者們往往因法家思想與秦政牽連頗深，而將秦朝短祚的原因歸咎於法家所倡導的嚴刑峻法，這一觀念背後的理論邏輯是，某種佔據主流的思想與其時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實踐之間存在着實質性的關聯，也即思想需對其社會化的實踐負責。這一觀點在本次會議中，受到了不少專家學者的挑戰與批判。

暨南大學法學院教授馬騰（《秦朝發思想形態的構建與瓦解——以“儒法競合”為線索的意識形態話語解釋》）認為，秦以法家立國稱霸，構建了一套從思想學説到現實政制法家化的意識形態。他明確區分了作為一種理論思想的法家，以及在秦政實踐中被意識形態化的法家，前者與後者存在明顯區別。

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系教授Paul R. Goldin（金鵬程）在其文How Realistic Was Early Chinese Legal Philosophy（《早期中國的法律哲學有多現實？》）中通過比較《商君書》《韓非子》等法家傳世文獻與睡虎地、張家山、裏耶等地出土的簡牘資料中關於“孝”“法”以及法的應用等內容，指出法家理論與真正實行於秦國/朝的政制之間，有着巨大的差別。思想與社會之間並不始終保持一種完全契合的關係，二者之間有互動也有背離。

北京師範大學博士生張倩茹（《〈商君書〉與秦政治的關係》）則進一步將法家思想與秦政實踐的關係歸結為五個具體的層面：思想指導實踐、思想總結實踐、思想在總結實踐的基礎上再次指導實踐、思想未落實到實踐、思想未直接形成政策。可見，思想的社會化是一個充滿多樣性與複雜性的過程，這提示了法家思想作為一種思想理論的獨立性，它拒斥着在與秦政的糾纏不清中被要求負擔一些本不屬於其自身的歷史責任。

以上都是專就法家思想與秦政的關係而言，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賈坤鵬（《論秦始皇與諸子百家的關係》）則從分析秦始皇執政所採納的思想資源入手，指出秦始皇不是任何思想的信徒，而是根據形勢需要對諸子百家進行選擇、改造，他的思想因時而異，具有鮮明的思想個性。這意味着法家並不是指導秦政走向的唯一思想原則，或説法家思想並不能為秦始皇所有的政治行為負責，雖然它可能在實際上確比其他思想更深地出入於秦政之中。

一些學者則從理論上反思了以往學界將秦朝短祚歸因於法家的主觀原因，並對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思考。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蔣重躍（《商鞅和〈商君書〉》）指出，一直以來對商鞅和《商君書》的研究都是在傳統學術範疇，即儒家或法家的敍事之中進行的，它不可避免地受到預設的學派及價值立場的影響。因此應當首先懸擱掉某些平面化的敍事，採取較為中立的立場來進行客觀的、立體的分析，在歷史的脈絡中同情地理解歷史人物及其思想。

四川師範大學倫理學研究所教授唐代興也認為“秦亡於暴政”源於漢初儒生基於自身利益欲求而迎合新朝尋求合法依據和正義來源而共同製造出來的污秦的語言暴政史。也即漢初的儒生們在對秦亡經驗進行總結時，已然摻入了主觀色彩，欲以滿足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後世學者在回溯這段歷史時，往往不加省察地引用漢儒的論斷，遂至於積重難返的境地。因此，唐代興指出欲建構一種嚴肅的考信歷史真實、辨別歷史真偽、探求歷史真相、發現歷史真知、揭示歷史真理的研究方法，需要我們反思前人的歷史觀，還原事件發生當下的歷史語境，發現歷史本體，再予以關聯證明。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碩士生孫舒葦（《商鞅變法“秦民大悦”的虛與實》）就是具體地通過對史書中“秦民大悦”這一表述背後實際隱含的社會背景與社會基礎的分析，指出史書評價不能輕信的觀點。

那麼，除了詳審史料背後是否糅有敍事者主觀立場之外，如何才能儘可能地還原歷史語境呢？本次會議提到的一個可行的方法就是進行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對比。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力（《關於考古資料與先秦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初步思考》）指出，我們應當藉助出土文獻來重新審視過往我們引以為研究基礎的傳世文獻，將研究建立在堅實的史料之上。

在這方面，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王晨光通過對比《成人》與此前刊佈的清華簡，指出多數先秦文獻中出現的“型”應釋作典範，絕非刑罰之“刑”，從而對“目前所見唯一一篇先秦法制史文獻”的定位提出質疑的做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研究院博士後宋磊（《禮法轉捩與治道轉型：子產鑄刑書與國家治理模式的轉變》）則進一步指出，當出土文獻也並非一手材料，而是後人的追述乃至時人的評價時，它的史料價值也值得重新審視，因為它同樣可能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與個人情感。另一個方法則是先將思想與社會的關係錯落開來，迴歸先秦法家本來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再來思索其與秦政之間的關聯。這一方法已被與會學者有意或無意地應用到了研究當中。

基於對法家理論的整體性把握，不少學者重新審視其與秦政的關係，認為秦朝二世而亡恰是其沒有完全根據法家思想來設計政治制度的結果。

曲阜師範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林敏（《最低限度的德性之治——〈商君書〉中的“聖王治國”論及其德性追求》）從德性的視角，指出《商君書》與傳統儒家一樣，同樣重視德性問題，同樣存在着政治正當性的理論建構，只不過是要通過與儒家不同的“法治”來實現最低限度的德性之治。而導致秦政滅亡的正是當政者拋棄法治、濫用刑罰，這是對《商君書》的背離。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院博士孟兵強（《論韓非學説與秦亡關係——以韓非君臣觀念為例》）從韓非子思想中君主虛靜無為的原則入手，認為秦二世對宗室、李斯等人的誅殺以及窮奢極欲、濫用刑罰等違背了這一原則，並最終導致了秦的滅亡。這樣的思考與結論顛覆了以往人們有關法家思想與秦政興亡關係的認知，很有啓發意義，不過似乎也有將秦亡的因素簡單化約之嫌，還需進行更為深入的分析與討論。

二、法家學説之多元呈現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白彤東（《韓非子為何重刑輕賞？》）對於韓非子提倡輕罪重刑、重刑輕賞的原因進行了細緻的分析，他指出韓非子之所以重刑輕賞，是認為避害更有剛性與普適性，迴避痛苦是人類行動的更根本的驅動。這提示我們韓非子思想有其深刻的理論脈絡，對它的研究應當着眼於整體，而不能抱執某個單一的面向以偏概全。

如一般認為法家思想慘刻少恩、否定道德，孕育了秦的暴政傳統，但若從學理層面進行整體性分析，就會發現法家思想的複雜性與深刻性。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助理教授曾暐傑（《譬喻中生存——韓非基進法刑論述的道德內涵》）指出，韓非子的理論系統，是在面對“爭於氣力”的戰國亂世中殘酷的現實而發展出的激進詮釋學，這是一種放棄了形上學的慰藉以及擱置了道德論述的詮釋，它試圖從根本去解決無有道德的民性以及無法迴歸“競於道德”的困境與焦慮。因此，這不意味着他在根本上否定道德，只是認為至少在戰國末世，道德不可能。也就是説韓非子對於道德論述的暫時擱置，是基於他對其所處時代的根本體認，這種擱置不意味着反對或拒斥，因而也不是持久不變的。

而另一些學者則從“民”的角度指出，法家雖然總是擱置相關的道德論述，但其思想中卻也是藴含着道德的因素的。如三江學院教授徐克謙（《試析先秦法家的人民觀——以〈韓非子〉為例》）指出法家思想中國家/君主與人民的互動包含兩個層面，一方面，民並非政治的主體，“民智不可用”，統治者需要藉助法對民眾進行教育與引導，這也就是一般認為法家嚴苛的一面；另一方面民是國家之本，符合人民的長遠利益是法治措施的根本目的，這是常常為人忽視的一面。

河北科技師範學院文法學院講師丁義娟（《從“民”的地位角度看商鞅法家理論》）也指出法家思想在涉及“民”的問題時的複雜性。她認為雖然民在“上-官-民”的社會結構中具有被動性，但他是法家整個治理理論的出發點，民眾生活改善和國家富強是其目的。通過文本的細讀，法家思想的豐富面貌得以展現。

希伯來大學孔子學院院長尤鋭（《從〈商君書·徠民〉看“商鞅學派”等思想變遷——兼論戰國晚期秦國人口及軍事變化》）指出《徠民》篇在某種程度上對《商君書》其他篇章主導思想的背離，恰恰體現了《商君書》思想的革新性特徵。在此，他向我們揭示了這樣一個悖論，即當一種本身具有極高革命性的思想成為主流思想之後，就容易丟掉這種革命性，而被奉為一種一成不變的定論，從而走向它的反面。

這提示我們，《商君書》的思想乃至整個法家思想，並不是亙古不變的，它具有隨着時代語境變化而變化的靈活性與革新性，因此，在後人思考法家思想時，也不能採用一種靜止的眼光與思維，而應從現實的眼光去動態地看待法家思想，如此與法家的對話才成為可能。

法家思想作為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參與了我們文化身份的構成，在當下的時代語境之中，如何在正視其理論缺陷的基礎上合理吸收其積極的成分，重新激發出古老思想的內在活力，也是不少參會學者關注的話題。

三、法家思想對於現代社會的啓示

湖南理工學院政法學院教授週四丁（《論韓非的誠信觀及其對當代誠信管理的啓示》）認為韓非子的誠信觀可以為治理當代的誠信危機提供一些啓示：誠信管理要以解決具體誠信問題為依歸、依法治國是加強誠信管理的重要保障、需要完善市場誠信監管體制、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帶頭踐行誠信、要認識到誠信管理的長期性與艱鉅性。

山東理工大學教授王玲（《管仲法治思想與營商智慧的現代性轉化研究》）認為管仲在法治建設和營商環境方面的思想和智慧，對當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優化營商環境仍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和當代價值。

雲南大學法學院教授何永軍（《論商鞅的德法重治思想》）指出商鞅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並舉理論圖景的政治思想家。因此，他認為對商鞅相關論述的回顧及學理性説明，可以揭示中國最終選擇“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思想文化基礎和歷史必然性。

嶺南師範學院法學系副主任孟慶吉（《韓非子法治思想及其當代價值》）認為韓非子的“以法治國”、賞罰及變法革新理念對今天的法治建設提供了堅實的理念借鑑，其科學民主的立法思想、“賞信罰必”的法治原則、“法不阿貴”的法治精神、“循名責實”的法治工作方法、於普法教育的重視對我們的立法、司法、執法等提供了很好的借鑑，而其思想因在執行過程中反映出的不足也成為我們今天進行法治建設所應吸取的教訓和經驗。

當然，有學者也指出，對於法家思想的某些理論缺陷，我們既不應當苛責處在兩千多年前戰國亂世中的古人，甚至也不能強求今人給出完滿的解決方案。法家面臨的問題，本質上是人類政治面臨的普遍困境。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宋洪兵（《一種新解讀：論法家學説的“政治”視角與“法治”視角》）就認為在法家學説中以“君”的“術”“勢”為核心的“政治”與以“法”為核心的“法治”的並行不悖，雖然飽受詬病，但它恰恰是人類政治的宿命，政治的隱蔽與詭詐和法治的公正與光明，必然同時存在，並非某種倫理立場或道德傾向可以改變。所以，當我們在揚棄法家思想以為今用時，要時刻關注法家思想的邊界以及我們自身的境遇，也應看到人類政治在通向光明境地的過程中依然面臨着巨大挑戰。

可以看到，法家思想在當今的政府管理、經濟發展、法治建設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啓示意義，而如何能夠真正將法家思想從與秦亡教訓的緊密關聯中解救出來，作為一種獨立的思想資源被學界及大眾同情理解，不可能一蹴而就，這仍有待於學人們的繼續努力。本次會議的成功召開，讓我們看到了以公允立場和嚴肅態度深入開展法家研究的美好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