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文化看待我國的外交理念_風聞

80年代初，國內有些單位會給出國訪問的人員發一本名叫“訪美指南”的冊子，其中詳細列出了各種注意事項，其中有一項忠告是這樣的內容：當你在國外看到有人因為意外事故受了傷，千萬不要站在一旁圍觀看熱鬧，這種情況下西方人期待你的同情並伸出援手，所以遇到這種情況你應該過去幫忙而不是無動於衷。

儘管幾十年過去了，但是遇上交通事故之類的突發事件時，多數民眾依然習慣於圍觀，上前幫忙的人總是少數，對此我們也有一個無懈可擊的理由：幫忙可能被傷者訛詐。這個理由會讓人以為是某些碰瓷者導致了這種無動於衷行為的增多，但是魯迅應該不這麼認為，或者翻看清末民初的老照片，就發現這種圍觀不出手的現象一百年前就有。

我們對這種現象早就習以為常，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但是西方人看來，這種現象無法理解，中西方差異如此之大，一定是有原因的，於是他們從歷史和文化中尋找答案。

開頭那個“訪美指南”的例子來自美國學者李侃如的著作《治理中國》，他在那本著作中也公佈了他找到的關於中美差異的答案：美國人信仰基督教，認為每個人都有靈魂，大家都有與生俱來的共同人性，因此每個人都對他人負有社會責任，有人遇到麻煩出手幫助是常識。我們中國當然沒有那種宗教文化，自然也就沒有那種社會責任，那我們是什麼樣的社會責任呢？

李侃如也公佈了答案，中國人幾千年來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強調每一層社會關係中恰當的行為舉止，導致一個人的社會責任是由特定的社會關係決定的，人與人首先是朋友、親戚、師生、夫妻、子女、同鄉之類的關係，人們通過這些社會關係相互交往和存在，一個人在社會中安身立命嚴重取決於這些個人關係網，他的社會責任也強烈地存在於這些社會關係網中，關係網之外的事兒他不負有責任。

（李侃如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

用這種責任觀來解釋社會現象就通了，假如摔倒的人是自己的朋友、親戚、老師、同鄉等跟自己有關係的人，那麼一定會過去幫忙，有時候甚至不惜代價不圖回報；但是如果那個人跟自己沒關係是個陌生人，那就表現的無比冷漠不近人情，唯恐自己跟關係之外的人產生未知的聯繫。由於歷史太過悠久，這種觀念早已寫在我們的基因裏，很難用道德去評價，都快成了我們的本能行為。

當然儒家學説裏不好的東西我們從建國之後就一直在否定，在目前這個新的時代，我們每個人都要成為成熟的現代公民，得同步提升社會責任感，因此助人為樂和見義勇為一直被提倡，誰要是這麼做了並有幸被拍成小視頻發到網上，一定是萬人雙擊點贊做一段時間網紅，點贊量高説明這種行為還是很稀缺，因為大家不會對習以為常的行為點贊。這意味着70年來多數人還是沒有擺脱那種傳統文化的影響，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不止影響了個人，也影響了我國的外交理念。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他的著作《論中國》裏，這樣描述中美兩國在外交理念上的差異：美國人相信每一個問題都有解決辦法，中國人則認為一個問題的解決只會引起新的問題；美國人對眼前的形勢一定要拿出結果，中國人注重的則是大局的發展；美國人制定實際可以做到的計劃，中國人只確定總的原則，然後分析它的走向。

相比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我們在國際事務上表現的確實比較謹慎保守，有時候不積極也不主動，比如對於發生在中東、非洲、中亞的地區衝突，我們的外交政策一直謹言慎行，既擔心參與後讓問題更復雜，又擔心參與後給自己帶來麻煩，我們提倡用談判而非武力解決問題，我們尊重當地人民自己的選擇，不干涉他國的內部事務。

（基辛格是美國著名外交家）

基辛格在描述美國的外交理念時説，美國相信自己在道義上有義務超越國家利益並在全世界傳播自己的價值觀，所以美國的外交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外交，而是它傳播價值觀的工程，它認為其它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國的價值觀，美國堅信自己的原則具有普適性，在它看來世界上絕大部分地方都生活在不盡如人意的暫時性安排下，終有一天會得到救贖，同時這些國家與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間肯定有潛在的敵意。

美國的外交總給人“多管閒事”的感覺，因為愛管閒事它確實給自己惹了麻煩，比如因為愛管閒事它遭受了恐怖主義，又認為恐怖主義一定有解決辦法，所以過去20年它在中東四處征討，併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為了解決一個問題，美國確實引發了大量的新問題，比如阿富汗迴歸過去、利比亞軍閥割據、敍利亞至今衝突、伊拉克派系林立。

美國在中東問題上的積極主動，給自己帶來的麻煩和產生的新問題，恰好是我們所擔心的結果，我們既擔心自己和中東國家產生複雜的負面聯繫，又擔心自己在中東引發新的問題。那麼回頭看美國在中東的20年經營，中美雙方究竟誰的政策更好呢？這是個立場問題和價值觀問題，從得失角度評價顯得狹隘。

我國推行的和平外交或者不干涉外交，可以從我國歷史悠久的儒家文化裏找到來源；美國習慣干涉他國事務甚至武力干涉，也可以從西方世界歷史悠久的宗教文化中找到來源。當然不止美國，整個西方世界都難以掩飾干涉的衝動，所以我們不可思議地發現：歐盟和美國都很積極地干涉我國內部事務，這也是拜登聯合盟友對抗我國的文化基礎。

當一個國家成長為世界大國的時候，就不可避免地要承擔起這個世界的公共責任，換句話説當某個地方發生了事故，大國要出面解決問題，要麼提供幫助要麼直接介入，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是積極參與，而以我國為代表的東方國家則是謹慎參與，到底該積極還是該謹慎，這是兩種文化的較量，局勢君認為還是得“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參考資料】：

李侃如.[治理中國].中國科學出版社.2010.p17

亨利·基辛格.[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p294，p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