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憑什麼敢排家長“三六九等”? 北大教授揭示一個潛在的巨大差別｜文化縱橫_風聞

✪ 張靜 |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 董彥峯 |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導讀】近日，中部某市某小學幾個班級對學生家庭情況進行調查，調查表中將學生分為11類，包括“企業老闆子女”“領導子女”等，引發輿論關注。儘管我們強調“有教無類”，但事實上，近年來各地紛紛曝出個別學校或教職工對學生貼“三六九等”標籤的現象。這僅僅是部分人員的“頭腦發熱”，還是某種深層變化的結果？

本文認為，過去數十年的社會變遷，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組織分化。其中最基本的現象，是出現了體制內外的組織類別，不同組織的人羣，在獲得社會地位方面迥然不同，更重要的，他們與國家中心體制的制度化關聯不同，以至於形成了政策資格、資源利用、利益分配、應責組織、代表通道的內外差別。

作者指出，這一狀況正在改變基層社會利益組織化的格局，一個表現是，體制外從業者對公共議題的看法，與體制內從業者有所趨異。而現有的制度架構，吸納的主要是具有同質特點的體制內人羣。作者認為，提升社會的政治整合度，應當是新時期社會治理的主要目標，這需要廣泛吸納組織關聯較弱的體制外人羣，建立他們和中心體制的結構關係。這是一項關涉長治久安的系統建設——“國家政權之所以建立、能力之所以增長，原因在於多個精英及非精英階層，出於不同目的，被成功集合到了國家制度之內”。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原題為“組織分化、政治整合與新時代的社會治理”。**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供諸位思考。

組織分化、政治整合與新時代的社會治理

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一項重要不同，是社會成員的同質性降低，這意味着社會類別（羣間差異）的多樣性增加。中國的情況也不例外。準確辨別這些類別的表現形態，認識它們的特徵，對於我們理解當前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極為重要。因為，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依賴於國家體制整合多種社會類別的制度化能力。

認識這一問題需要合乎實際的標尺——即社會類別的劃分框架。目前學界採用的主要劃分形式，是“階級”（如工人階級、資產階級）、或者更温和的細分形式“階層”（如中產階層、新社會階層），政界多用的是“黨派”與“社會團體”。“階級”框架關注團體力量的政治對抗現象，“階層”則強調地位聲望、生活方式、資源分配的社會等級現象，而“黨派與社會團體”以黨團作為派別之分，重視的是黨內和黨外的“團結”關係。這些分類框架對於認識中國狀況，包括改革開放後的若干新變化，有一定的價值，但是對於理解一些關鍵問題，仍缺乏準確對焦的敏感性。

階級和階層區分社會差異的基礎標準，是經濟指標，假定的是經濟地位決定利益和價值信念。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並不完全符合中國現實。中國社會利益的組織化結構有異，和我們的歷史和制度有關。黨內和黨外分類，是1949年初期“政治協商”的傳統延續。但“政治協商”的前提，是不同黨派確實要代表不同派別。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組織同化，如今八個民主黨派雖然分別具有職業特點，但是作為“派別”的差異已經大大降低。

因此，如何認識那些尚未被整合的系統分歧，需要採用基於現實、貫通過去與未來的動態體察，尋找能夠敏感反映差異線索的新框架，以便認識一些關鍵區別，幫助我們精準定位新時代的社會治理需要重視的社會成分。

(圖為引起爭議的小學生家長職業背景調查表）

▍ 尋找新框架：體制內外

過去四十年是中國發展最快的時期，社會組織的基本成分發生了不少變化，大量的人從定居職業變化為頻繁流動人員，各種新型職場從業者出現：自僱業主及合夥創業者、網商和獨立零售户、房地產開發及租賃組織、市場經紀人、物流業主及僱工、金融股市、證劵分析、第三方認證、商業智庫、電子遊戲業、旅行健身業、電子傳媒平台等，他們廣泛分佈於民商企業和服務業，涉及商業金融、法律服務、社會教育領域。**這些在原有社會中很少、甚至基本不存在的行業組織，如今卻正在吸納越來越多的勞動人口。**這符合市場經濟的定律，哪裏出現需求和機會，人力資源和新職業就出現在哪裏。在這些人中，大老闆和決策者是少數，普通勞動者和一般管理或技術人員是多數，但他們的共性是：都必須自己養活自己，其事業更依賴市場競爭，其生存取決於是否存在社會需要，或者是否能夠為公司帶來效益。可以説，這些人生活在新出現的、與從前有所不同的組織關係和制度環境中。我們常用“體制內外”説明這種差別，意指轉型社會的兩大基本體系並存——資源分配的市場體系和行政再分配體系。

（一）體制內外的差異

體制內外的差異並不僅僅是經濟性的。體制外新的職場工作機會多，財富增長較快，但競爭激烈，行業風險高，缺少穩定保障。雖然不是全部，但多數人的地位獲得，源於自致因素（行業性質和個人能力），而不是組織依賴和地位繼承（和行政組織的關係及身份）。當前，由於非農、户口、公積金、公務員、子女上學、醫療和勞動保險等和體制內身份有很大關係，很多公共制度資源，必須進入體制才能使用。“要身份在體制內，要掙錢到體制外”，這樣的認識廣泛存在於城鄉勞動者中間，很多城市家庭選擇“一家兩制”就業，來儘可能多地獲得體制內外的不同優勢。

體制內外雖有部分融合——個人和組織層面的規則滲透和資源交易時有發生，但整體上，兩個體系的資源分割仍屬常態：一個有較多等級分配、壟斷和保護特點，另一個則有較多的交易靈活性迴避制度障礙，前者可以依靠資源繼承、組織保護和再分配控制權的庇護，後者主要得依靠自己尋找資源、市場和發展機會。從社會學角度看，**兩個體系中勞動者的 “地位上升機制”不同：繼承機制和自致機制。**這可以解釋，中國為何相繼出現下海潮、進外企潮、考公務員潮，以及進國企潮，它們分別反映了人們對資源分佈和利用制度機會的行為。

“體制內外”現象使很多問題呈現變異。比如，研究者發現，中國社會的收入差異狀況，與所有制類型和行業部門顯著相關。人們的家庭收入不一定僅僅來自勞動工資，“美國的窮人沒有任何財產，而中國的窮人沒錢卻可能有房產”。這意味着，**人們的財產擁有及變化情況，不完全取決於個人勞動能力，部分甚至很大程度上，與其從前具有的組織身份有關。這是轉型社會特有的現象。**曾在單位分配有房、村莊分配有土地的人，通過市場交易和用途轉換，獲得財產性收入的概率大增。隨着臨近城市或鐵道公路的房產價值不斷提升，人們的收益差異拉大，而這些財產狀況，來自於他們原先與體制內組織的歷史關係。

利用2010年至2012年的追蹤調查數據，可以看到，是否在體制內工作，對家庭財富存量和增量積累有作用。“全國有64.8%的家庭擁有的財產都有增長，而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財產發生增長的比例為71%，高出在體制外工作的家庭5個百分點。同時，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財產增長幅度達到36%，高於在體制外工作的家庭的增長幅度（30%）”。

顯然，改革前後的“新舊”身份和組織狀況，共同創造了社會羣體的分類差異。其中特別關鍵的是社會身份“新”等級的再造。“新”等級在中國之“新”，除了經濟收入之外，更有資源利用資格和組織關聯的方面。比如體制內外職工養老金體系的差異，是一種結構變遷和政策運行的宏觀結果，並非完全可以經由個人或機構努力、或者單純的收入提升來改善。

利用資源的資格優勢不是單純的經濟現象，它和社會的組織結構特徵有關。比如，對於公共（國家）資源的利用資格，體制內的普通勞動者，可以比體制外的高級管理人員優勢更多。這種情況很難用單一的經濟指標來概括。中國人民大學新近公佈的CGSS2015數據顯示，分別處於高中低三類不同收入水平的羣體，定位自己在“中間階層”的人都是最多的，而且，他們的訴求排序同質性也很高：排在前三位的都是提高收入、穩定保障、受人尊敬。這説明，僅根據收入差別，無法預測人們的訴求差異。

此外，體制內外的組織身份，也顯示在人們對“社會公正”的評估差異上。社會學統計表明，此二者之間存在顯著相關。認為“社會不公平”的受訪人，存在明顯的行業特點：體制外的就業人羣比體制內的就業者，有更高的不公平感。雖然人們普遍的印象是體制外組織的收入高於體制內，但對社會公正評估最低的，正是體制外就業人員。這些事實提示我們，經濟指標不一定代表真正的社會地位，對於制度資源佔有的身份資格差別，往往不能夠僅僅通過經濟標準得到準確反映。

（二）異質內聚

因而，我們在觀察中國社會結構時，引入兩個指標可能會使上述問題更清晰：其一，觀察具有共同利益、共享價值的羣體，看其成員是否存在同質性的社會結構屬性，看這些屬性的共性是什麼；其二，觀察社會價值觀衝突和利益競爭，主要沿着什麼樣的類別邊界展開，衝突的主要議題是什麼。

中國人民大學CGSS2015數據顯示，對於“公職人員是否清廉”問題，肯定最高的是國有控股企業受訪人（45.3%），最低的是私有、民營企業受訪人，後者比前者低10個百分點以上（34.9%）。對於“違法幹部是否能夠獲得問責處理”問題，國有企業受訪人有27.87%給出肯定回答，而私有/民營受訪人的肯定回答也是最低的（16.02%）。認為“老百姓打官司立案難”的受訪人當中，自由創業、民營或民營控股企業受訪人，比國有控股受訪人高約11個百分點。認為“政府徵地補償太低”的受訪人當中，來自民營機構就業者比國有企業就業者高約13%。認為“法律規定不符合實際情況突出”的受訪人當中，私有及民營組織僱員，也明顯高於國有或集體企業僱員。

事實上，不同於階級階層分類的“同質性內聚”現象，中國社會轉型的特有現實是，社會利益和價值的趨同呈現“非同質性內聚”特點。**人們的共同利益和價值觀，較少來自階級出身或經濟收入，較多來自他們的工作性質、教育和組織身份，特別是體制內外的不同身份。**價值標準趨近和他們的生存環境有關。階級分類雖然可以區分財富佔有和生活方式，但無法區分其意識形態、規則信念和生存環境。正是生存面臨的制度環境，不斷“再生產着”利益和價值訴求。即使在美國社會，階級和階層説也很難解釋來自資產階級的川普，為何會受到工人階級的廣泛支持。為何來自不同階級的人會產生相同的價值觀？正是因為生存環境面臨的挑戰和問題，重新型構了他們的利益和價值觀。

▍中國組織關係的歷史變遷

理解體制外人員的疏離感，需要進入組織關係的變遷歷史。宏觀地看，個人和組織關係的大規模改變，在中國現代歷史中有一次，目前正經歷着第二次。

（一）作為社會整合系統的“單位”角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重組了中國社會的組織結構。大量新的國家行政組織、企事業組織、農業生產集體組織，在城市和鄉村建立起來，中國人稱“行政單位”或“工作單位”。通過參加工作、户口登記所屬的行政單位，社會成員大部分進入了某個組織中，成為其中的成員。在城市，這些單位主要是行政事業機構或企業組織，在鄉村，它們是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行政村。

這些單位的角色並非僅僅是組織生產，它們還是 “社會機構的生產者”，負責管理職工或社員的行為，處理糾紛，提供社會福利。這些組織具有治理機構的涵義，它們“代表”組織內的不同羣體，其組織級別和國家體系形成一體，可以影響職工的地位、權利和政治升遷，決定他們獲得生存資源——晉職、機會和各種福利的途徑。由單位組織起來的人羣，形成了和國家體制聯通的等級序列，廣大社會成員以這種方式和公共制度發生關係，分享公共資源的組織化分配。

這意味着建立起了一種特有的個體與公共的組織關係：**人們只要成為單位的成員，就在公共體制中獲得了位置，並得到相應的權利——比如使用、分配、或佔有公共資源的資格。**單位對其成員負有全面“責任”，它成了多數人生存必須依靠的組織。

**與傳統社會不同的是，單位雖然處於基層，但在組織上是官制體系的一部分，類似於公共組織在基層的代理機構。**單位不是自發成立的“民主”機構，但對於普通人來説，有單位才意味着有制度渠道，通過“組織”關聯上國家的資源分配和政府決策機構。在單位之間，存在等級分明、管轄區分包、跨階級、宗族和民族的組織關係；而普通個人權益的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所隸屬的單位，很簡單，它才是組織承認的正式“辦事”方。人們生存中的多數問題可以在單位得到解決，而政府工作則“對組織不對個人”。單位的社會覆蓋廣闊，位於關鍵的社會中介位置，結構上保證了普通人和國家的組織化關聯。

對於社會整合而言，單位的作用重大。儘管單位組織自己並未意識到，但它們實際上具有幾種角色：**連接——**負責社會成員訴求的“有組織上達”；**協調——**負責單位內部及單位之間的糾紛解決；**應責——**負責回應並解決單位成員的需求；代表——負責代表單位全體成員的利益，向外爭取政策，競爭權益；**庇護——**負責篩選上報信息和內部糾錯，降低本單位人員面臨的外部風險。這幾個角色並非明文規定，但其政治作用非常關鍵：**通過應責、代表、庇護和協調，單位在基層社會起到了糾錯的功能。它實際上提供了最關鍵的公共品：通過解決局部問題供給社會公正，通過傳遞零碎的社會訴求，供給影響政策的代表通道。**這些角色表面上似乎和生產活動無關，但卻對社會利益的代表、傳遞和平衡至關重要。

從社會整體看，上述組織結構意味着，中國有一套特有的社會利益的組織化方式：**它實際上並不是階級性的組織，而是依靠工作組織來傳遞利益和解決問題。**從政治社會學角度看，這等於重構了社會成員的利益組織化團體，階級、民族、家族等原有組織的動員能力，也就大大弱化了。所以歷史上，在重大的利益紛爭和社會衝突事件中，我們較少看到階級、民族和家族作用的痕跡，相反，基於行政單位邊界的組織化利益爭奪卻是常態。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這一組織結構是社會整合得到維繫的基本原因。單位廣泛的覆蓋性及其在個體和國家之間的中介聯結地位，是國家“整合能力”存在的結構性基礎。這一結構，成功“消解”了社會衝突進入（單位以外）公共領域的動力。因而，即使在國家層面發生政治動盪時期，正是由於上述組織結構的作用，基層秩序的治理機能也沒有全面瓦解。也就是説，廣泛的社會類別，實際上轉化為單位組織的地位差別；廣泛的社會代表職能，實際上由大量單位作為中介機構來承擔了。

（二）組織分化與“單位社會”的解體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有兩項社會變遷推動上述組織關係發生了新變化。

**一是廣泛的社會流動：在城市和鄉村，離開典型“單位”的人數日增。1995年，在國有和集體企業就業的人數，占城鎮就業人數的60%左右；到2008年，在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就業人數，只是城鎮就業人數的23.5%；而2013年，這一數字又降到18%。截至到2012年，在機關行政事業單位就業的人數，占城鎮就業人數的4.5%。上述二者相加，也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城鎮就業人口，還處在較為典型的單位體制中。**在基層鄉村，2000-2010十年間，全國自然村由363萬個減至271萬個，有90多萬個自然村銷聲匿跡。與此相應，鄉村組織的傳統服務職能——比如協調糾紛的責任——大大降低，因而進入法院系統的鄉村民事糾紛訴案量大幅度上升。

**二是職業組織的多元化發展。**就業人數更多的市場型組織廣泛出現，它們在角色上與傳統的單位相去甚遠。**市場組織的特點在於，在利益和目標不同（甚至是競爭對抗的）、但地位（相對）自主、權利（相對）對等的行動體之間，通過合約同意與資源交換展開合作。**這不同於原本具有行政等級的單位組織架構，後者是在利益和目標一致（至少是非對抗的）、權屬級別分明、地位不自主、權力亦非對等的行動體之間，通過指示和分配展開合作。**這兩種組織形態的重要差別，在於組織間的權屬（權力與隸屬）關係差異。**在責任和使命方面，市場組織各自分立，相互競爭，它們不是一個整體，更不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標。除了付給勞動者報酬，它們基本不承擔“政府代理”的義務，不再是勞動者身邊的應責和代表組織。市場組織獨立於行政體系，與行政組織不存在上下隸屬關係，也不享有這種組織關聯帶來的資源分配特權。

這意味着，勞動者個人與組織的關係，在這些新的經濟組織中和原來單位體制差別巨大。和處於單位中的體制內成員相比，大量在體制外工作的社會成員，身邊不存在可以“應責、代表和傳遞利益”的組織依靠，他們聯結國家體制的制度化通道不在。結果必然是體制外的大量勞動者，依賴組織解決社會問題的效能普遍降低，他們的很多訴求找不到解決渠道，他們的利益也缺乏傳遞和影響途徑，對社會不公正的感受也就逐漸積累而成。

對比早先的數據，個人和組織關係的變化趨勢更加明顯。1987年的調查顯示，單位在所有備選渠道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它是受訪人表達和解決問題的主要渠道，有72%的城市社會訴求通過單位提出；1999年的同樣調查中，受訪人選擇單位渠道的數量有所下降，但相對於其他渠道，單位還是第一位的，“工作單位”和“黨政部門”渠道，共同高居人們選擇的前列。但**到2015年，這一項已經落到受訪人選擇的第六位，只有大約13%的選擇找單位組織解決問題。**如果對有單位者和無單位者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巨大的差距：“那些在黨政機關單位工作的人，比沒有單位的人，解決個人問題的能力高8.5倍”。沒有責任組織可以依靠的人，更多的選擇公共渠道——媒體、網絡、上訪或政府，來解決問題。

從政治整合的角度去看，在單位社會中，單位作為中介處於社會利益傳遞的中心，它是社會分類、多級代表和權益應責的實施組織。作為“政府代理”中介的角色，單位的關鍵作用有二**：一是橋樑作用——負責將個體和更大的公共體制連接起來，**個體的信息可能經由“組織化通道”得到順利上達，從而通過有組織力量的博弈影響政策修訂，增加本組織成員的收益；**二是利益平衡作用——負責在基層零碎糾錯、協調和解決利益衝突。**這兩個作用對於構建社會整體非常重要，它使個體有了自己的責任組織，為社會成員提供了體制認可、方便可用的制度通道，使之能夠間接得到公共制度的回應。**對於社會成員而言，能否擁有並使用這一渠道，是一項重要利益，如果他的訴求事項，能夠順利進入常規處理的公共程序，其改善生存的能力就大為不同。**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單位員工找領導解決問題，通常會要求單位“以組織名義”打報告，向上反映自己的問題，或者尋找“特批” 的方式繞過壁壘解決問題。**組織出面和個人出面，分量絕對不同。**這是因為，在中國體制中，上級部門更接受組織名義上達的報告，通過“組織代理”上達訴求，能夠受到較高程度的重視，較容易進入處理程序。

（三）組織關聯與制度認同

如果我們承認，傳統的“單位”職能在體制內保留較多，在體制外存在較少，就可以理解體制外組織，為何與國家中心體制的關聯很弱。我們從當前不同所有制類別的就職比例可以發現，“缺少組織關聯通道”的人羣規模，實際上已經相當可觀。

這些數據傳遞的信息是，經過40年的社會變遷，體制內職業覆蓋的人羣事實上已經大大減少。傳統單位組織能夠“應責”和“代表”的人羣，自然就非常有限。而目前我們的人大和政協組織，仍然主要都是通過體制內行政渠道產生代表、成立聯繫機構，這些組織“覆蓋”的社會成分，較為單一同質。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脱離了變化的社會現實：體制外的就業者及其組織，已經在人數上佔據優勢、但在“組織身份”上屬於弱勢類別，**結構上因為沒有“單位”可以依靠，他們缺少和國家體制的組織化通道對接。**對這些人而言，體制內外出現了內外有別的關係。

作為一種環境，這一差別影響着他們的生存利益和資源利用。這也就是為什麼前述對政治和社會事務的評價，差異看法的類聚和職業機構高度相關。民營、外企、自僱者、創業者、新型的經濟機構——這些職業處於體制外的位置，缺少與行政體制的結構關聯；而各種競爭機會、資源分配及財政政策的受益鏈，主要沿着公務系統、或是與其有關聯的部門伸延。**對整個社會而言，這推動並加劇了利益獲得機會的結構不平衡。體制內的組織獲益多，體制外少，其潛在的政治結果，就是損害了政府代表“公共利益”的聲譽。**比如在我們的隨機訪談中，民營企業和外資合資企業，普遍抱怨自己面臨“不公平”的競爭環境，民營企業創業者認為，自己陷入經濟糾紛的概率最高，獲得的法律保護最少。因而，他們不得不以更大的競爭，付出更多的費用，甚至是通過賄賂，建立非正式的政治關聯（political connection），來爭取機會和保護，緩解不安全焦慮。這推動了民營商業和行政權力之間的資源交易，但同時也造成了腐敗的生態環境。

從整個社會體系中看，上述情況預示着一種新出現的社會組織化結構：在體制內，經由單位的社會政治職能，把社會成員組織到國家公共體系中；在體制外，大量的社會個體沒有組織渠道及連接國家體系的結構身份。**比如，事業機關的人到體制外下海經商，掙錢更多，但還是感覺“失去了什麼”，地位“掉價”了不少。**這不是指級別高低，而是和公共組織的關係發生改變：他們失去的是方便使用組織通道增進利益、獲得資源的社會身份。

社會組織化結構的變化，可以改變人們的生存能力，從而影響政治認同的再生產。根據社會學的研究，社會組織化結構通過三種方式，增強或者減弱個體的生存能力。構造成員身份(membership)：個體是否被納入團體成為其中一員；組織囊括(organization includes)：個體是否擁有責任組織；結構可及性 (structural access)：個體是否可以接近公共體制影響政策，並依靠其生存。

這三個方面都不涉收入差別，但卻關係到實現權利的機會差別。相對於那些擁有組織途徑較少（或根本沒有）的社會成員，擁有組織途徑的人之獲益能力明顯不同——因為他們有組織渠道可依賴，可以助其平衡利益，有效糾錯；他們有制度化的責任機構，可以協調自己和其他個體或羣體的關係；他們不需要自己行動，因為有應責組織反映問題，上達他們的利益訴求。這些實現權益的途徑由制度提供保障，可以不斷“生產”對制度的認同，或者相反，削弱對制度的認同。

所以，個人與組織的結構關係，由於關涉實現權益的機會，可以測度人們的制度認同。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説，能夠建立這一組織關係及途徑者，整合社會能力強，在爭取人們的認同方面具有優勢。

▍ 組織吸納與政治整合

通常人們認為，只有經濟平等，才能提升執政合法性以及社會服從秩序。經濟平等包含財產收入和經濟地位平等，但競爭性的商業社會來臨過後，經濟上的結果平等欲求已經變得不切實際——人們因為職業不同，工作能力不同，行事方法不同，面臨的風險及盈利率不同。正因為如此，經濟差別似乎正變得越來越成為可接受的。

但組織通道平等屬於制度平等。這一平等意味着，不同的人享有公共資源使用的平等，不同的人擁有解決問題的渠道平等，不同的人享有回應訴求的責任組織平等，不同的人享有的競爭規則平等。這類的不平等存在，具有系統化的效應，它使利益平衡機制失效，使每個人可依賴的制度機會產生差異，因而屬於不可接受的差別。

所以，需要特別重視在體制外職業人羣中，建立組織化通道對於構建社會平等的作用；需要特別重視這些通道發揮的連接、庇護、協調、應責和代表機能的重要性。因為這些社會類別和國家組織制度關聯弱，擁有的影響政策及解決問題的制度通道較少，有“被排斥”在社會政治的外圍感，亟須將其整合進來。

但目前的組織分類架構，並不能準確辨認幷包含他們。比如，全國和地方政協代表的組成，是以黨派、工商聯、台聯、工青婦、文化文藝、科學技術、社會科學、經濟、教育、體育、醫藥衞生、新聞出版、農業、民族、港澳，特邀人士為界別提名。這些代表雖然遍佈各行各業，但成分的同質性高，異質性低，因為他們基本上對應的是體制內的機構，其本身就已經是國家體系的一部分。儘管其中的經濟界別可能包含部分體制外人員，但整體看，這種構成還是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社會成分：體制外職業組織。

目前官方文件和知識界常使用的“非公企業家”或者“新社會階層”，都無法反映體制外勞動者的整體面貌和多樣性。比如，“非公企業家”只佔體制外人羣的少數（約1.19%），而體制外人員的大多數，是由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等普通職員（約11.21%），以及建築、工礦、物流送貨、保安保潔等普通勞動者（約87.6%）組成。“新社會階層”關注的對象，主要是高端服務業或第三產業——金融、證券、法律諮詢、保險、互聯網等領域的人員，他們處於體制外經濟組織分化的高層。但體制外超過半數的人，“就業於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和中低端服務業”。所以，非公企業家和新社會階層，僅能覆蓋體制外就業者中的少數——那些中上層精英（約12.4%），而大量的普通勞動者、中低端產業從業者，無法涵蓋其中。

如果以“組織關聯強弱”為標準，就會發現，目前政協組織匯聚的，主要是體制內的精英成分。但來自共青團的代表，難以涵蓋大量尚未工作、還未進入體制的青年學生；來自官方組織三自教會的宗教界代表，難以涵蓋大量無（公開）信仰、或具有不同（教義）信仰、特別是非正式（家庭、城市）教會的成員（這樣的組織成員數目正在增長）；來自經濟界別的大中型國企或商業機構代表，難以涵蓋大量體制外私營民企的就業人員，特別是廣大自僱的創業者；來自工商界別的代表，難以涵蓋服務於市場活動的新型專業羣體——律師、會計師、經紀人、商品交易、市場數據分析、金融事務、認證評估、房地產等組織；來自文藝界別的代表，難以涵蓋社會中廣泛又活躍的商演中介組織和演員；來自社會組織的代表，難以涵蓋大量社會自發的服務團體（社工、社團、行業協會和公會組織）；來自各黨派的代表，難以涵蓋無黨派人員（他們是人口中的多數）。

這些有界別卻無差異、有黨分卻沒類派的情況，雖然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但真正的社會整合度非常有限。原因是**上述難以“涵蓋”的成分，基本上在現有的組織架構之外，他們和國家組織的關聯不同，而產生於體制內的職業代表，不僅無法代表他們，甚至和他們存在利益和價值的競爭關係。**在當前的界別劃分下，這一關係很難得到反映。

所以，提升社會的政治整合度，應當是新時期社會治理的主要目標。這需要廣泛吸納組織關聯較弱的體制外人羣，建立他們和中心體制的結構關係。這是一項關涉長治久安的系統建設——“國家政權之所以建立、能力之所以增長，原因在於多個精英及非精英階層，出於不同目的，被成功集合到了國家制度之內”。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8年第4期 ，原題為“組織分化、政治整合與新時代的社會治理 ”。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