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記者們註定要做一個艱難的探索羣體_風聞

今天是記者節。老胡幹了一輩子新聞，我為自己的職業感到驕傲。它給了我見識，我得以經歷這個世界上各種各樣的人和事。我個人做的事情、所思所想能夠與這個社會的主流關切保持緊密聯繫，很多時候覺得活得挺充實的，有對這個時代挺強的融入感。我覺得這些是我個人幸福的重要源泉。

不過我也經歷了傳媒業的變化，深感做媒體越來越難。社會對媒體的要求、寄予的希望很高，但很多人對媒體的根本性質、它為推動社會進步所應扮演的政治角色並不瞭解。

▲資料圖：記者使用多媒體設備進行採訪。中新社記者 張婭子 攝

為什麼這麼説？大家知道，從報紙到廣播到電視再到互聯網，都是西方發明的，其中自帶了西方的體制因素和價值觀。傳到中國，我們一方面要使用好它們的傳媒屬性，一方面又要將它們“中國化”，使之契合中國的政治體系和價值體系。這意味着中國的媒體人必須是一羣探索者，而且他們承擔的是中國探索最艱難的部分之一。

有人説，你們就學着紐約時報、CNN、BBC那樣做，不就成了？但這樣説太不過腦子了。媒體與一個國家的政治和價值體系註定是量體裁衣的結構關係，中國的基本現實與美歐不同，我們的媒體怎麼可能按照他們的路數亦步亦趨地走？如果中國媒體都變成西方的媒體那樣，那麼中國肯定就不是今天的中國了。

▲2020年5月，明尼蘇達州白人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暴力執法致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這一悲劇引發的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在美國多地持續進行。在亞特蘭大，抗議者爬上了CNN總部大樓，高舉“黑人生命一樣重要”的標語。另外一些示威者則在CNN標誌上用噴漆塗鴉。

探索註定是中國媒體人的集體擔當，怎樣做得讓中國媒體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在中華民族波瀾壯闊的偉大復興中扮演一個積極有作為而且恰當的角色，這是中國媒體人獨有的使命，世界上沒有經驗讓我們模仿。改革開放以來，媒體人一直與國家的偉大探索同步，而且經常站到了時代潮的潮頭。

很顯然，媒體人羣體以及領導他們的宣傳部門應當是實現這種探索的主體，作為一條戰線，他們應該得到信任，擁有對應時代需求開展業務創新的自主空間，這對充分調動我們這些媒體人的積極性、形成我們服務國家利益保護人民根本利益的強大能力至關重要。然而坦率説，一段時間以來，媒體從業者受到的限制在增多，這些干預絕大部分來自宣傳部門之外的政府職能部門和各地政府，以及有影響力的各種機構。他們出於各自工作的考慮，要求媒體對他們的工作給予服務式的緊密配合，不斷提出媒體該報道什麼，不該報道什麼，特別是他們遭遇負面輿情時希望媒體沉默，幫着事態降温。

並非這些要求都非合理的，媒體對各地治理予以配合在原則和價值取向上都不成問題。然而老胡的感受是，這樣的具體要求總體上呈增多之勢，對媒體的工作形成了越來越大的干預力，壓縮了媒體自我探索支持國家推進路線方針政策的空間。我個人認為，這樣的趨勢很值得商榷。

**宣傳戰線要向黨中央負責，向國家整體利益負責。**雖然國家利益很多時候在相當程度上通過具體部門和各地的工作來體現，但它們畢竟不是劃等號的。媒體過多沉溺於服務各地各部門的具體工作，就會衝擊媒體自身的新聞屬性，損失公信力和戰鬥力，它的實際結果是國家體系性的功能損失。受到的干預多了，“犯錯誤”的壓力大了，新聞從業人員的積極性就會跟着受到挫傷。一些人會受到一些部門和地方不出事的心態感染變得保守起來，穩妥為先。

**其實只要政治大方向堅定，媒體出嚴重錯誤的可能性就很小。**出錯主要是技術性的，造成不好的觀感和影響，但一般不會產生嚴重的實際後果。有個別媒體的價值取向出了偏差，是另一回事。多數情況下是政府部門或地方上某個不嚴謹的表態或者某個不當決定捅了簍子，媒體犯的“錯”往往是報道了該事件，形成了所謂“炒作”。我認為，這個時候應當承擔責任的是差錯的源頭，而不是媒體。

**我們的社會有必要更加尊重媒體和媒體從業人員，但現實中這樣的尊重顯然不夠。**前不久，我看到一個政府部門“約談”媒體的公開報道，按説即使約談媒體，也應當由宣傳部門來做，這不是政府某個職能部門的權力。背後的原因恐怕是有的職能部門對應當尊重媒體的意識不夠強。

記者節，老胡多説了兩句。作為在傳媒幹了一輩子的老記者老編輯，我真心希望我們這個羣體能夠不辱使命，在探索中國特色的媒體之路方面不斷有所作為，這是難度高也超級重要的工作。我們的社會是黨領導下的共同體，媒體乃“公”字當頭，非私營機構，我們的分工不同，但守衞的是黨交給我們的輿論陣地。希望包括政府在內的整個社會不斷給予我們支持、包容和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