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大何以非偶：鄭國霸業背後的外交對策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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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國註定只能採取智謀上的較量而不是絕對實力上的抵抗。

　　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先生的“衝擊－回應”模式的理論，大意是説在華夏文明面對外來衝擊，尤其是當步入近代受到西方的影響時，會有一個基於自身固有體系下的回應。這種回應在進行一系列的改變以適應新局面的同時，又保留原有傳統中象徵着文明本源的內核，以確保華夏文明的獨立性，這種“衝擊－回應”模式，實際上就是我們數千年文明得以留存至今，卻依然充滿生命力的關鍵因素之一。

　　當我們審視整個春秋歷史的發展脈絡時，這種“衝擊－回應”模式依然可以簡單地套用。西周王朝所打造的實際上是一個微縮版的華夏國際，當維繫着這個華夏國際的宗法制度崩潰後，受到衝擊的絕不僅僅是擁有至高地位的姬姓天子嫡脈，依賴宗法制設立政治規則以穩定自身地位代代傳承的各諸侯及士大夫們也同樣失去了自己天然的法統正義性。對他們來説，沒有了周天子這個終極威懾，力量強大的諸侯國固然可以隨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意圖擴張領地和掠奪人口，但弱小的諸侯國得以在政治和軍事舉措上失敗後也能有所緩衝的生存土壤也被清理拔除，温情脈脈的面紗被撕裂，弱肉強食的現實被鋪展開來了。

　　春秋早期各諸侯國疆域示意圖，來源必應

　　在新形態、新情況下，如果某個諸侯國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意識到，新時代的衝擊具備何等能量，並且以最快的速度對其回應，轉變應對模式，那麼這個國家才有可能從眾多列強中脱穎而出，佔據最有利而成為強國。

　　令大家感到意外的是，最先做到這點的，既不是老牌大國齊，也不是傳統強國晉，更加不是南邊那個遊離華夏秩序外的所謂蠻夷的楚，而是一個享國日淺，且位居四戰之地的中等國家鄭國，完成轉變與應對的是鄭國的第三代君主鄭莊公。那麼，為什麼是鄭莊公？他和他的鄭國又有着那些得天獨厚的優勢呢？

　　勃興的邦國

　　宣王的謀劃與鄭國的建立

　　父親是推行強力改革，結果丟失天子之位的厲王。哥哥是被視為“王室中興之主”的宣王。鄭國初代國君鄭桓公姬友，在兩位血親的光芒映襯下，顯得非常默默無聞。但是在西周後期政局動盪，天子與諸邦國關係緊張的大環境下，看上去平平無奇的姬友，為何會被雄才大略的宣王冊封為諸侯，難道僅僅因為是兄弟身份的緣故嗎？

　　事情當然沒有這麼簡單，首先鄭桓公被封為諸侯的時間點很值得玩味：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

　　——《史記·鄭世家》

　　這個時間點非常微妙，如果我們去查閲《史記》等權威史書，會發現宣王中興的大部分成果幾乎都在二十二年之前完成，包括軍事上的進擊戎狄，政治上的復興禮制，外交上的會盟諸侯，可以説在宣王的四十六年執政時間，只有前二十二年才能作為有效統治期。

　　周天子冊封，歷來都是在內外政局穩定，天子權威得到充分認可的情況下才會施行，而宣王自以為自己的二十二年執政，已經實現了前幾任天子所不具有的成功，那麼在這個時候讓自己的弟弟作為新的封國國君，作為鑑定他政治成果的風向標，對自己威望是一種全方位的鞏固和儀式性的認可。否則，則起到試金石和的作用，能夠看出來究竟是哪些人在對抗自己的執政方針和改革舉措，藉機對這些人進行篩選和清理，可謂是正反兩面都有好處的完美謀略。

　　另外，在西周諸代天子更迭中，厲王的倒台是最不體面的。他並非死於王室內部的政治鬥爭，而是遭到卑微的平民，即“國人”聯合起來驅逐，在“國人暴動”的這場危急中，厲王倉皇出逃到彘地。宣王則被重臣召公用自己的兒子以身相替，才僥倖保住了自己的生命。

　　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史記·周本紀》

　　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宣王，很難對除自己血親以外的諸侯和僚屬有什麼信任感和安全感，他一定非常清楚地記得厲王在被國人暴動驅逐時，那些分封多年的所謂“姬周宗親”“王室近臣”幾乎都在作壁上觀，沒有人主動出面援助。因而對於這些人，宣王在表面團結之餘，想辦法進行遏制和打擊才是符合他心理和王室根本利益的舉動，這點推測也絕非是空穴來風，宣王統治中葉的主動干涉魯國內政，不顧嫡長制度強行立魯懿公為君這一事件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對於那些實力更強、威脅更大的諸侯，宣王自然會採取更多手段，將弟弟分封到鄭恐怕也包含了這個因素。鄭地在今天的陝西華縣一代，非常靠近強大的晉國，晉國實力的飛速增長已經讓數代周天子感受到不安。宣王讓自己的弟弟姬友在晉國周邊再建立一個新的藩國，就像釘子一樣嵌到晉國的擴張版圖中，從而威懾晉國，令其收斂。

　　另外，這個地區周邊的戎狄異族也數量眾多，在宣王的預想中，弟弟也可以通過討伐這些異族獲得於晉國相似的力量積累，在威懾晉國的同時，又可以為王室開疆拓土，是個一舉兩得的考量。

　　就這樣，鄭國被冊封和建立了起來，而周宣王統治時代，鄭桓公也確實安分守己，盡心盡力地為哥哥效命，終宣王一世，根據出土的青銅器銘文和《清華簡》記載，桓公多次率軍擊退入侵周王朝北方邊境的獫狁部落，展示了自己出色的軍事能力，而上文提到的 “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也從側面印證了桓公同樣擁有傑出的政治才能。

　　然而這一切在宣王死後，幽王統治時代發生了變化。

　　擴張與振興

　　桓公的內遷與武公的開拓

　　幽王繼位後，桓公被冊封為王室的司徒，也就相當於今天的國土資源局局長和民政部長。成為了周王室內部的重臣，然而根據《史記》記載，這個時候的桓公反而更加憂心忡忡：

　　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

　　——《史記·周本紀》

　　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襃後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

　　——《史記·鄭世家》

　　這話的可信度實際上只有二分之一，幽王重用奸臣，寵信褒姒固然是事實，但是在早期這些表現並不明顯，而桓公之所以會憂心忡忡，其實跟所謂的“忠勤國事”關係也不大，更重要的原因其實是自己的封國鄭國此時在領土擴張和國家安全方面雙雙進入了瓶頸：領土上，鄰近地區的戎狄已經被清理得差不多乾乾淨淨，但是所獲得的人口卻顯得寥寥無幾，甚至出現了領土廣但沒有有效人口控制的情況；國家安全上，桓公發現晉國的雄厚實力的確不是自己拼命發展就可以與之相比的，反而是晉國對鄭國所擁有的人口土地，一直以來都虎視眈眈，哥哥宣王在世時晉國尚且對天子的威權有所畏懼，但是當侄子上台後，一幅享樂主義的做派讓天子的權威大幅度喪失，已經無法為自己提供庇護了。

　　在這種條件下，桓公開始考慮將國土東遷的舉措，他將這件事與另一位掌管王室典籍的重臣太史伯商議：

　　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

　　——《史記·鄭世家》

　　太史伯這段話，可以看作是一個綱領性的總結，其中從政治和外交兩個方面入手，為鄭國規劃了後來的發展方向，而事實證明鄭國之後的戰略規劃，完全是按照這個定位進行的：

　　在政治方面，採取了東遷河、洛一代的政策，因為相對於西方的戈壁荒原，南方的路途遙遠，河、洛地區經過西周兩百年的充分開發，已經充分實現了人口的聚居和交通往來的便利，是一塊資源充分，擁有發展潛力的根據地。而鄭桓公作為周王室的司徒，擁有充足的執政經驗以及威望，在這塊土地的治理上也具備得天獨厚的人望優勢，當東遷至河、洛地區後，依靠鄭國原有的人口，再加上土地的承積量，必然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建立起一個體系化，規則化的政治，恢復和增強鄭國的實力。

　　在外交方面，虢、鄶兩國與晉國不同，國力弱小，且統治者政治能力低下，沒有長遠的戰略眼光和傑出的手腕，通過以金錢和財政對其進行收買賄賂，可以讓他們在短時間內不對鄭國的移民造成威脅。而當桓公有了充裕的緩衝時間，能夠在河、洛一帶立足後，大勢已成，即使這兩個國家醒悟，對鄭國的力量和威脅有了一定的警惕，實際上也不能在現實中對鄭國產生什麼影響了。

　　在接受了這段精彩的戰略謀劃後，桓公全盤依照太史伯的意見執行，在周幽王九年，即公元前773年，桓公向周幽王上書請求內遷。幽王不疑有他，批准了桓公的請求，桓公隨後又命令自己的長子掘突，也就是後來的鄭武公帶着禮物前去賄賂虢、鄶兩國的君主，而果然如太史伯所料，兩國君主興高采烈地接受了鄭國的禮物，並且還分別割讓出五座城市給了鄭國。這十座城池成為了鄭國立國的基礎，桓公於是率領着百姓遷移到了河、洛地區一個叫做京的地方，這件就是歷史上的“桓公寄孥”事件。

　　然而世事無常，桓公的遷徙計劃剛剛結束，還沒有來得及進行下一步的政治規劃，公元前771年，幽王因為廢立太子事件被岳父申侯勾結戎人弒殺，而桓公作為王室的近臣也同時死在了這場動亂中，繼位的是鄭武公，在父親的耳濡目染下，鄭武公繼位之時已經成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而他所貫徹落實的，也依然是上面所提到的，由太史伯所為其規劃的策略，而鄭武公在這個策略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加以進一步的改良和提升。

　　第一點，鄭武公可能是春秋時代最早意識到“尊王”這面大旗的諸侯，他繼承國君位置的第一年，即公元前770年，就派兵護送平王回到了洛邑，而也因此獲得了平王的信任，取得了卿士的朝臣身份：

　　元年辛未，王東徙洛邑，錫文侯命。晉侯會衞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

　　——《竹書紀年》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

　　——《春秋左傳》

　　這點對鄭國後來的發展影響深遠，因為東周初期，諸侯的朝臣身份尚有着相當程度的珍貴性，而鄭國在武公、莊公時代的一系列擴張，基本是依賴於天子冊封這面大旗進行的。這就從法理上確定了鄭國擁有大義名分，而當被麻痹的平王和桓王意識到了這點，鄭國已經擁有了足夠的實力對天子的壓力進行抵抗和迴旋，可以説這是鄭國在外交政策上的又一次成功，外交是鄭國得以建立霸業的重要因素。

　　電視劇《東周列國志》中的鄭莊公，來源必應

　　第二點，在對虢、鄶上，武公延續了“驕敵以疲”的戰略，並通過“金元戰術”，使兩國對鄭國放鬆警惕乃至於放棄自身的政治軍事建設。對另一個目標胡國，直接將自己的女兒許配其國君，甚至不惜殺死勸諫其進攻胡國的忠臣關其思，用姻親加苦肉計的雙重策略，使之產生了麻痹大意的態度，最終一舉將三個國家全部滅亡。結果，極大地拓展了鄭國的領土，將鄭國一舉打造成為一個能夠主導中原局勢的強國。武公的兩點舉措，為鄭國奠定了稱霸的基礎。其後的鄭莊公，將鄭國的霸業推向巔峯。

　　走鋼絲的技巧

　　“克段事件”與“齊大非偶”背後的外交策略

　　鄭莊公可謂是春秋早期的頭號玩家。關於他的故事，例如“克段事件”“ 繻葛之戰”，也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

　　鄭伯克段事件主要謀劃者，來源必應

　　先説姬段之亂。莊公母親武姜生他的時候難產，故為他起名為“寤生”，也因此不喜歡他而寵愛二兒子段。莊公長大後，武姜不僅屢次請求武公改立繼承人，並且在整個克段事件中極度偏心，甚至直接打算幫助二兒子廢掉大兒子。而莊公和姬段，一個沒當好哥哥百般縱容，一個沒當好弟弟恃寵而驕，三個人一起釀成了這次悲劇。

　　“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春秋·隱公》

　　這個看法當然有道理，但是未免犯了把政治事件道德化和簡單化的錯誤。我們應當注意到一個細節就是，當武姜首次為姬段提出冊封地的時候，她要求的地區是制地，也就是原本虢國的領土，而莊公以虢國國君死在這個地方不吉利為理由拒絕了武姜。

　　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

　　——《春秋·隱公》

　　這個理由莊公當然不會信，而我們再來看武姜的身份，她是申侯國君的女兒，考慮到虢國滅亡不久，遺民們的故國之心還未曾徹底熄滅，莊公擔心的恐怕是申國藉由扶持姬段的機會直接伸手干涉鄭國的內政和國力整合，影響到自己的霸業發展，這或許才是莊公真正的想法。而當後來姬段作亂失敗後逃到了共國，莊公也沒有再進一步逼迫，與其説是莊公顧念兄弟之情，倒不如説是莊公的有限外交理念產生了作用，共國畢竟是當年“共和行政”時，代替厲王攝政的共伯和之母國，一旦對共國施行逼迫，鄭莊公難以承擔諸侯輿論所帶來的國際壓力，不如放任姬段苟活下去，反正他也沒有回天之力了。

　　如果説“克段事件”還不足以體現鄭莊公的外交策略，那麼“齊大非偶”事件包含的信息則更加巨大。魯桓公六年，即公元前706年，鄭莊公派出自己的太子姬忽前去援助齊國擊退進攻的北狄部落，當然這件事本身沒什麼難度，結果齊國的國君齊僖公為了感謝鄭國的援助，想把女兒文姜嫁給太子忽，誰知太子忽堅決拒絕了：

　　“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

　　——《左傳·桓公》

　　這個理由看上去就非常無厘頭，因為齊國太強大，所以我不能娶你家女兒，難道這個時候主導國際局勢的不是鄭國嗎？即使是齊國也要仰仗鄭國的幫助，而太子忽作為鄭國的法理繼承人，娶了齊國的公主不正是強強聯合嗎？然而，我們都清楚。如果一個正常人做了一個違反常規的決定，其中必然有着更加符合邏輯的原因，“齊大非偶”事件也正如此。

　　前面我們説過，莊公的母親，武姜是申國國君的女兒，而申國作為姜姓諸侯國，在春秋時代與齊國同出一脈，史官左丘明所著的《國語·周語》中就有記載曰：“齊、許、申、呂由大姜。”，意思是這四國代表了姜氏的權力巔峯，莊公與母親的關係可想而知，之前在“克段事件”中申國就有過不太光彩的表現，那麼如果太子忽再娶了齊國的女兒，兩個姜姓諸侯國會不會勾結起來一起影響到鄭國的基業呢？誰都不知道。所以考慮到莊公的態度，太子忽對於齊國的求親，必然會是更加謹慎的態度。

　　鄭莊公掘地見母事件插畫，來源必應

　　實際上從這兩件事我們可以看出莊公統治時代的外交風格，對大國如齊國，既拉攏又防範，拉攏是指在國際關係上密切結合，防範是指對於涉及到內政的因素，採取了對他國勢力排斥在外的態度。而對小國如申、共兩國，則按照不同的國際地位採取不同的手段，申國必然是要堅決抵制滲透的，而共國則國小力弱，無傷大雅，其名望和地位又格外崇高，因而便放任不管，正是基於這點考慮，莊公時代的鄭國才能遊刃有餘地行走在春秋時代的政治舞台上，取得“小霸”的地位。

　　總 結

　　從桓公、武公到莊公，鄭國的霸業被三代賢主推到了頂峯，這得益於種種因素乃至於也有運氣成分的考量。但是鄭國的先天不足依然呈現了出來，儘管經過遷徙，鄭國獲得了相對肥沃的土地和豐裕的人口，但是地理位置上處在四戰之地的華夏中心，周圍又面臨着齊、晉兩大強國的包圍，鄭國註定只能採取智謀上的較量而不是絕對實力上的抵抗。

　　春秋時期軍事作戰示意圖，來源必應

　　鄭國的外交政策也正是基於這點得以貫徹落實，可以説這種靈活在很大程度上一種基於無奈，更為重要的是，它高度依賴於後繼人的出色能力和穩定的政局，一旦後繼人不具備優秀的品質而政局也陷入了混亂，那麼鄭國的霸業也只能無可避免地衰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