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章 | “鄉土中國”的現代出路：費孝通與吳景超的分殊與匯合_風聞

王小章 | 杭州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應該説，社會學這門學科與生俱來地具有一種“都市意識”，特別是在它的誕生地歐美。這是因為，從根本上講，社會學是對現代性問題的知識反應，而都市無疑是現代性表現得最集中、最顯著、最充分之所在。不過，社會學在中國的情形卻有所不同。儘管“鄉土中國”是費孝通先生的用語，但是，從社會學引入中國到20世紀末，中國社會學者的本土性研究所關注的重心一直是鄉土社會，關注都市社會和都市生活的研究並不是沒有，但總體上顯得鳳毛麟角，直到最近20年，都市才開始吸引越來越多的中國社會學者的目光。中國社會學的這種“鄉土意識”自然與中國社會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農業社會(至少到改革開放前)、農村人口占據了絕大多數(至少到20世紀90年代)這一國情有關；就像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都市，與這一國情改變亦存在必然聯繫。

當然，説中國社會學具有一種濃厚的“鄉土意識”，只是就其研究對象而言，並不意味着中國社會學就不是對現代性問題的“知識回應”，更不意味着中國社會學者缺乏現代意識。這種現代意識體現在以現代性為透鏡對“鄉土中國”所作的診斷上，更體現在以現代化為目標對“鄉土中國”現代出路的追尋上。換言之，中國社會學家(當然不是所有的中國社會學家)，有一種立足於中國特殊國情的普遍歷史意識。2020年是費孝通誕辰110週年，2021年是吳景超誕辰120週年，本文就是對這兩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社會學前輩關於中國現代化之路的思想的比較考察。目前，這方面比較的系統研究極少，對此有所涉及的文字，一般也只是簡單地將費孝通與吳景超看作觀點對立的雙方：前者立足於發展鄉土工業，後者則主張以都市化、工業化為核心。本文意欲通過對他們的比較考察，分析這兩位中國社會學前輩對“鄉土中國”之大體相同的診斷，以及對“鄉土中國”現代出路既有分殊又有匯合的探索，在此基礎上，揭示出他們的研究和思想的共同旨趣，即如何從“鄉土中國”的特殊國情出發進入有普遍方向的現代化進程，而這顯然又聯繫着如何從普遍的人類歷史進程來看待中國特殊國情的問題。

國情診斷與路徑選擇

在晚年回顧總結自己一生為學的經歷和志向時，費孝通説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志在富民”。從早年的《江村經濟》《雲南三村》，到晚年獲得“第二次學術生命”後在“行行重行行”中寫下的一系列文字，關於如何使生息於“鄉土中國”的老百姓，首先是“中國農民富裕起來”這一主題，貫穿了費孝通一生的思考。而若以最簡明扼要的方式概括費孝通所思考闡發的富民之路就是：由於人多地少的矛盾，傳統中國農民單靠農業生產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更不可能養得起整個地主階級並支撐繁榮的城市消費經濟，因此，雖然農村是傳統中國的生產基地，農村經濟是整個社會經濟的基礎，但農村經濟並不是單純的農業經濟。相反，農工結合的混合經濟才是中國農村經濟的特徵:“只有農工混合的鄉土經濟才能維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態，同時也使傳統的地主們可以收取正產量一半的地租，而並不引起農民們的反抗。”不僅如此，農工並重的鄉村經濟在維繫了傳統的土地分配形態和租佃制度的同時，還形塑了傳統城鄉經濟關係的基本形態:傳統的城市(鎮)不是生產基地，但需要消費，其消費品則來源於農村。也就是説，在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勢力進入之前，城市(鎮)的消費品是在自己區域內生產的土貨，這使得那些生產土貨的農村工業有了活路，農民有了貼補家用的收入來源，從而得以維持那種“不飢不寒”的生活。

但是，近代以來，中國傳統的鄉土工業由於無法與侵入中國的西方工業競爭，而走向崩潰。鄉土工業崩潰使農民失去了重要收入來源，但地主卻並不因此減收或不收地租。相反，由於洋貨奢侈品的進入刺激了其消費慾望，提高了其享受水平，因而地主變得更加不能放鬆對地租的攫取，農民和地主於是發生了嚴重的衝突。與此同時，自西方資本主義勢力進入以後，中國都市依舊沒有成為自立的生產基地，反而淪為“洋貨的經紀站”。“洋貨”的市場固然主要是都市裏的居民，而沒有大量地流入鄉村，但用來換取“洋貨”的資源卻幾乎全靠鄉村供奉。於是，都市對於鄉村來説，成了徹頭徹尾的異己物。

如何應對鄉村破產、民生凋敝的局面?費孝通的思路是：第一，變革土地制度，解決農村土地問題，實現“耕者有其田”，而原先不事生產的地主，如果不想成為傳統的土地制度陪葬品，那麼只能放棄地租而“在土地之外另謀出路”。但問題是，即使實現“耕者有其田”，土地上的產出也至多隻能勉強維持農民“不飢不寒”的生活，從根本上講這依舊是一種生活程度低且“沒有發展的機會”的自給自足的“匱乏經濟”。因此，要真正實現“富民”，還必須有進一步的出路。第二，現代工業(包括現代科技)下鄉，以鄉村工業化帶動小城鎮發展，同時在城市成為生產基地的基礎上，實現城鄉良性互動。費孝通這樣評價20世紀80年代我國興起的鄉鎮企業:這是“植根於農工相輔的歷史傳統的”，它開創了“我國工業化的新道路”，這一道路的前景，是農工互補、城鄉互惠、人民富裕。而此後對於諸如“蘇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各種經濟發展模式的探討總結，以及關於“中國龍”如何實現經濟騰飛的構想，則是這一“富民”思想的延伸拓展。

從上面簡短的概括可以看出，在費孝通對於鄉土中國之富民之路的思考探索中，鄉村工業的發展是非常關鍵的環節。他復出獲得“第二次學術生命”後所抓的第一個課題，即小城鎮研究，實際關注的是鄉土工業的發展，而小城鎮的復興與發展，只是鄉土工業發展的自然結果。在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道路上，費孝通給鄉村工業、小城鎮賦予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認為從中國的國情特別是農工相輔的歷史傳統出發，中國應該走一條有別於西方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新路”。這條“新路”的核心內容，筆者曾概括為，“工業下鄉—農村工業化—小城鎮發展—農村城市化—城鄉協調發展—社會現代化”。

所謂“無工不富”是指，要想讓中國老百姓過上富足的生活，必須發展工業，走工業化、城市化的道路，在這一點上，吳景超與費孝通並沒有什麼不同，與當時那些堅持認為中國應該以農業、農村為先為本的學者(如梁漱溟)區別開來。吳景超與費孝通觀點的不同之處，主要在於對實現工業化、城市化之路徑的認識不同。如上所述，費孝通認為中國應該走一條有別於西方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新路”：“我們得從土地裏長出鄉土工業，在鄉土工業長出民族工業。”在現代化、都市化方面，“説中國不能例外”是“值得考慮”的。而吳景超在探求中國社會的現代出路時，則在立足於當下中國國情的同時，更多地着眼於現代世界各國，特別是先進國家現代化的歷史經驗和普遍趨勢，揭示提升中國百姓的生活程度、實現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所必走的、繞不過去的關隘，即通向現代化之路的普遍性一面，用他自己的話來説，就是“我們沒有歧路”。

實際上，在對作為中國現代化之出發點的中國最基礎性的國情(即那些主要得之於“天”的客觀外在條件，如人多地少等，其“可變性”與諸如文化、制度等其他“國情”是不同的)的診斷上，吳景超和費孝通並沒有什麼根本性的不同。當然，吳景超沒有使用“鄉土中國”這個概念，而是將世界上的國家劃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人口密度高，在農業中謀生的人佔比低；第二類，人口密度低，在農業中謀生的人佔比低；第三類，人口密度低，在農業中謀生的人佔比高；第四類，人口密度高，在農業中謀生的人佔比高。第一類國家以歐洲的英德為代表，第二類國家以美國為代表，它們雖然分屬兩類國家，但都是先進的現代化國家。俄國是第三類國家的代表，不過吳景超認為，自蘇聯開始實施五年計劃以後，其已隱約顯示出向第二類國家轉變的端倪。從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角度看，困難最大的無疑是第四類國家：在經濟形態上，它們尚屬生產技術水平低下的傳統農業國，但同時人口密度又很高，由此必然導致投入單位面積農地的勞動力的大量增加，而每個勞動力的平均產出則非常有限(這也就是黃宗智指出的“內卷”或“過密化”)，從而制約“生活程度”的提高。不幸的是，中國正是第四種國家的典型。

顯然，吳景超對中國基本國情的這一診斷，與費孝通認為“農村經濟是整個中國經濟的基礎，而人多地少是制約中國農村經濟的基本矛盾”的認識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不僅如此，吳景超認為，傳統中國農民並不是單純的以農業為生，也即中國農村經濟並不是單純的農業經濟。他在分析近代以來中國農民生計困難的原因時指出，“副業”的衰落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以前這些副業，是農民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現在因為許多副業的出產品，與外國工廠中的出產品或外國農場上的出產品相競爭，受優勝劣汰原理的支配而被淘汰，以致農民喪失了一筆重要的收入。”

可見，在對中國要走向現代社會所必須面對的最基礎性國情的診斷上，吳景超與費孝通並沒有實質性的不同。但是，相同的診斷並不一定開出相同的處方，後者既與診斷有關，也與對社會歷史發展之機理走向的認識和把握方式有關。在1988年紀念吳景超的學術思想討論會上，費孝通這樣比較自己與吳景超的不同：“他(吳景超)的研究是宏觀的，用全世界各國的材料來做比較，去找中國社會的出路，去理解中國社會。……我走的路子，表面上講是一條相反的路子。我是微觀的，從中國內部實際情況去理解中國社會。”費孝通的“從中國內部實際情況去理解中國社會”的視角到了晚年更加強化，他認為不能停留於“從農村裏邊看農民生活的現實”，還要進一步“多讀讀中國的書，熟悉我們的歷史，知道我們是怎麼走過來的，中國文化的形成過程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要“尊重歷史”。這種視角使他更容易看到並強調特定社會歷史發展中的路徑依賴，比如農工相輔對於中國農村工業化的影響；而吳景超對於現代世界各國發展之宏觀大趨勢的把握，則使他更多地關注到通向現代社會的道路上普遍性的一面。換言之，費孝通總是傾向於從中國歷史以及這一歷史中形成的當下現實出發謀劃中國的發展路徑，這使他的思路具有務實性的一面，但有時也不免顯得遷就現實；而吳景超更多地從現代世界發展基本而普遍的潮流出發，來反觀中國當下該務之事，這使得他的見解在具有借鑑性的同時，有時也顯得頗有理想主義色彩。

吳景超與費孝通的這種區別，還表現在許多具體的方面。比如，對於手工業特別是農村手工業的態度，費孝通認為，機器工業固然是高效率的(在這一點上他和吳景超並無不同)，因而並不反對發展機器工業，但在發展機器工業的過程中，不可放棄甚至要着力保護手工業。而吳景超則非常明確地指出：“機器生產，是效率高的生產，手工業生產無法與之競爭，因之在中國工業化的過程中，手工業一定是逐漸衰微，而終於消滅。”再如，對於外國資本(包括商品)的進入，費孝通客觀地指出它導致了中國傳統農村工業的破產，但缺乏進一步的分析和評論；而吳景超則在看到它對中國傳統農村工業的影響的同時，從現代市場和企業經營的一般情形出發，指出“國貨”在“外貨”面前未必盡是劣勢，“外貨競爭”並不一定導致民族工業的衰敗，反而還能錘鍊民族工業……“利用外資”是解決中國工業化過程中資本缺乏的重要途徑。又如，針對當時有人基於中國是“以農立國”，因而主張鄉村教育、反對都市教育的觀點，吳景超指出，這種觀點所反對的所謂“都市教育”並不是真正的都市教育，而是“遊民教育”，因為“現在的學校，特別是中學，只製造出來一批一批的遊民”。但立足於傳統上與西洋不同的城鄉關係，着眼於城鄉之間的“社會有機循環”，費孝通20世紀40年代在關於教育的觀念上，顯然對吳景超所批評的那種觀點有着更多的同情；而吳景超則着眼於社會現代化的一般潛趨勢而明確指出，“在創造新中國的過程中，我們要發展農業，同時也要發展其他的實業”，因此，“都市教育在中國應當提倡，正如鄉村教育應當提倡一樣”。

吳景超與費孝通在這些具體觀點上的差別，最終體現為對於“鄉土中國”或者説作為“第四種國家”的中國之現代出路，特別是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道路認識上的分殊。費孝通側重於“從中國內部實際情況去理解中國社會”，吳景超更強調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一般的、普遍的機理，並將鄉村工業納入這一普遍性中進行考察。在《近代都市化的背景》一文中，吳景超根據歐美一些發達國家近代以來工業化、城市化的資料分析指出，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以及商業的發展，是近代都市化的主要原因。農業革命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使大量農業人口轉移到其他產業。工業革命一方面使傳統手工業和家庭工業式微，另一方面由於新式工業自身規模、對工人的需求、消費市場等方面的特點，不得不集中於都市。而與交通技術的發展緊密相連的現代商業的發展同樣導致這些商業在都市的集中，同時降低了傳統市鎮在工商業中的地位。在該文的結尾，吳景超總結認為：“一個國家裏面，鄉村與都市的人口分配，一定要有一個適當的比例，然後國家可以富強，人民的生活程度可以提高。……中國的窮，中國人的貧與弱，這種不合適的人口分配，要負一大部分責任。中國今日，需要更深的都市化……行之數十年，中國自然也有像德國或美國那樣都市化的一日。”

都市發展了，反過來可以救濟或者説反哺農村，從而使城鄉人民的生活程度共同得到提高。在吳景超看來，這是一條各國社會走向現代的基本的、共同的、“自然”的道路，“並無別條新奇的路”，當然也是中國要發展所繞不過去的路。針對當時種種不願走這條路的反對意見，吳景超旗幟鮮明地認為：“中國人現在應該積極努力，用機械的生產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產方法。朝這一條路走下去，自然是工業化，自然是商業發達，自然是農業方面的人口減少，而別種實業方面的人口加增。”當然我們還可以再順着説，“自然是都市化”，“假如在這些成績之外，還採用一種公平的分配製度，使貧富的距離不致相差過甚，那麼，工業化的結果一定是大家的生活程度都能平均地增加。這是我們所看得清楚而且願其早日在中國實現的”。簡言之，如果只着眼於經濟形態的變革，那麼，從吳景超的視角出發，“第四種國家”的現代出路或者説前景，很可能就是轉變成為“第一類國家”。

現代化轉型：分殊中的匯合

對社會歷史發展之機理走向的不同認識把握方式，使費孝通和吳景超在對中國要走向現代社會所必須面對的基本國情作出大體相似的診斷的基礎上，為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路徑開出了不同的處方。吳景超1968年去世，沒有看到自己設想的工業化、城市化在中國的實現。費孝通相對幸運得多，迎來了“第二次學術生命”，並且在20世紀80年代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以及與之緊密相連的小城鎮復興和發展中，似乎看到了自己設想的道路變成了現實:這種“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不正説明了“我們得從土地裏長出鄉土工業，在鄉土工業長出民族工業”嗎?當然，我們也不妨猜想，假如吳景超還在世，也許他會説，“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並非像費孝通説的那樣主要植根於農工相輔的歷史傳統，而是與我國當時的制度格局，特別是剛性的户籍制度聯繫在一起，農村剩餘勞動力難以正常地實現異地轉移，從而不得不就地“解決”，因而它並不是一種“自然”的進程；一旦户籍制度鬆動，人口隨產業向城市集中就是一個更自然的趨勢。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諸如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大都市區的飛速發展不正説明了這一點嗎?

接下來，我們將吳景超與費孝通在工業化、城市化路徑上的分殊暫且放下，進一步追問他們之間是否存在相通或匯合的地方?答案自然是存在。前面已經指出，吳景超與費孝通的分殊只在於對實現工業化、城市化具體路徑的認識上，而在要實現工業化、城市化這一點上則並沒有什麼不同。必須指出的是，他們的相通匯合之處遠不止這一點。實際上，關於費孝通和吳景超對於“鄉土中國”或者説“第四種國家”之現代出路的思想，説到工業化、城市化還只是説了一半。學界對於費孝通“鄉土中國”概念的一個常見的誤解，就是把它理解為只是一個關於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概念，費孝通用這個概念所描繪的其實是與歷史序列上的“現代社會”(而不是空間序列上的“城市社會”)相對應的整個傳統中國社會的特徵，它包括經濟形態、社會關係形態、政治—社會治理形態以及文化心理形態等多個方面。因此，“鄉土中國”的現代出路必然也包括除了主要屬於經濟形態轉變的工業化、城市化之外的其他方面的現代轉型；而當涉及其他方面的現代轉型時，費孝通與吳景超的相通匯合之處，已遠遠超出了他們之間的分殊。撇開枝節性的方面不算，其突出的相通匯合之處有：

第一，都認為國家(State)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在討論傳統中國的“雙軌政治”時，費孝通指出，傳統中國防止權力濫用所採用的是一種消極的方式，即“皇權無為，衙門無訟”的“無為主義”。這種“無為”既源於“無力”，即國家權力由於財力、組織、技術等原因而無力有效進入社會基層，也是由於“無需”，即在自然經濟、社會相互依賴性極低的傳統社會，人們的生活無需國家更多的介入。但是，今天這種“無為主義”已經不可行了，因為“現代生活中我們必須動用政治權力才能完成許多有關人民福利之事”，無論是經濟建設、民生保障，還是社會治理、文化發展、教育科技、國家安全等，都有賴於國家的有效參與。實際上，費孝通的許多文字，特別是晚年在“行行重行行”中寫下的那些篇章，許多是提給國家或者説各級政府的建議，正所謂“老來不慕歸天樂，隨眾奔波為國謀”。

與費孝通一樣，吳景超認為：“以前的地方政治，是‘消極’的，是‘無為’的，而現在的新政，卻是‘積極’的，是‘有為’的。”針對當時各地的農村運動(鄉建運動)，他還指出，中國農民的生計問題，不是這種運動所能解決的，“只能靠政治的力量”，才能與中國各界的生計問題，一起得到根本的解決。他批評有些人短視地反對工業化、都市化，而主張國家(政府)必須……制定適當的法規、政策和措施扶助“工業界”，激勵工業的發展。國家應該採取新税制(開徵所得税、遺產税)來調節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積極舉辦各種社會福利事業。國家還應該在控制人口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總之，他認為“富源”“生產技術”“分配方式”“人口數量”是影響人民生計的四個主要因素，而現代國家應該在這些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第二，都強調國家權力必須受到更加有效的限制和約束。國家(政府)所承擔的責任越多、越趨於“有為”，其權力如果得不到有效規範和約束，所可能產生的危害也就越大。實際上，費孝通在説“無為主義”時，就是把它作為傳統上對於皇權的一種與“紳權緩衝”並行的約束方式來看待的。但在國家(政府)日趨“有為”和鄉紳式微沒落的現代，這種限制約束方式已經不可行了，因此必須更弦易轍：“政府權能的增加必須在人民控制得住的範圍之內。……集權的中央必須是向人民負責，而且要直接負責。那是説行使政權的職位必須由直接代表人民的組織決定它們的存廢。簡單地説，我所希望的是：皇權變質而成向人民負責的中央政權，紳權變質而成民選的立法代表，官僚變質而成有效率的文官制度中的公務員，幫權變質而成工商業的工會和職業團體，而把整個政治機構安定在底層的同意權力的基礎上。”

與之類似，吳景超在主張國家(政府)責任擴張的同時，同樣強調必須對國家(政府)權力加以約束。他偶爾寄希望於為政者的道德自律，但終究還是把希望安放在民主政治上。在《中國的政治問題》一文中，他指出，為了民主政治能夠早日在中國生根發芽，應該努力去培植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吳景超還特別強調“經濟自由”，並且在肯定和推崇社會主義之於剷除貧困、實現(經濟)平等的價值和意義的同時，認為“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是可以分開的”。這種對於經濟自由的堅持，同樣包含着防止和約束國家權力的濫用，以免損傷人民自由和福利的考量。

第三，都反對“全盤西化”。不可否認，英美等西方國家是現代化的先行者，是國人探索傳統中國現代出路參照的“榜樣”。也正因此，在20世紀上半葉，“全盤西化”是一種雖顯激進並時受批評卻一直不乏市場的聲音。如果説，上述的兩點表明，費孝通和吳景超都認為在現代社會“國家能力”必須強化、而“國家權力”必須限制的話，那麼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中西接觸、交流、碰撞中，在文化上反對“全盤西化”則構成了他們第三個主要的匯通方面。晚年的費孝通倡導“文化自覺”。他一方面指出，“文化自覺”只是指人們對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而“不帶任何‘文化迴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他同時申明，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他並不懷疑在現代化進程中各國有可能會形成某種與各自的特殊性並存的普遍共享的文化，但那隻能是不同文化交流、互動、融合的產物，而不是西方文化的一統天下。實際上，費孝通的這種觀念並不是到了晚年才有的，早在20世紀40年代的《初訪美國》中，他即表示：“我很希望世界上有一天所有的人類會真的成為一家人，一家人的意思是指文化上大家相同，但這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人(西方人)要向我們靠近，我們也要向美國人靠近。而當下要做的，則是相互瞭解、相互容忍。”

同樣，在《答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一文中，吳景超明確反對陳序經的全盤西化主張，並從學理邏輯和價值取向兩個層面論證了自己的觀點。在學理上，他批駁了認為文化是各部分緊密聯繫的、“分不開”的整體，因而向西方學習只能是要麼全盤地接受、要麼全盤地反對的觀點，主張在西化的過程中我們有“選擇”的餘地；在價值取向上，他認為西方文化中，既有值得我們讚賞的，也有不值得恭維的，因此不應該照單全收。由此，吳景超主張，對於西方文化的不同部分，我們應該採取四種不同的態度：第一，對於某些西方文化，可以整個地接受，並用以替代中國文化中相對應的部分，如自然科學、醫學等；第二，對於某些西方文化，也可以整個地接受，但只是用以補充中國文化中相對應的部分，如哲學、文學等；第三，對於某些西方文化，可以用做參考而不抄襲，如資本主義等；第四，對於某些西方文化，應該不客氣地加以摒棄，如迷信的宗教、兒戲的婚姻等。

鄉土中國現代化的目標、路徑與國情

對於最基礎性的國情，費孝通和吳景超作出了基本一致的診斷，這是中國現代化的出發點；對於社會歷史發展之機理走向的不同認識把握方式，則使他們在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路徑選擇上呈現出彼此的分殊；當“鄉土中國”或“第四種國家”的現代出路問題涉及政治、文化層面時，他們的觀點又呈現出明顯的趨同匯合。費孝通與吳景超的這種同與不同、分殊與匯合，使筆者進一步聯想到如何認識現代化的方向目標、路徑選擇和特定國情之關係的問題，以及相應的特殊與普遍的問題，這當然也是一個多年來聚訟不已的問題。

第一，“鄉土中國”的現代出路有沒有一個基本一致的方向？對此，費孝通和吳景超顯然持肯定立場。這倒不是因為他們都主張工業化、城市化，都認為現代國家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都強調國家權力必須受到有效的限制和約束，實際上所有這些歸根結底都是手段而非目的。之所以説費孝通和吳景超都肯定“鄉土中國”的現代出路有一個基本一致的共同方向，是因為他們都不言而喻地認為，現代化的根本宗旨是要提升人民的福祉，或者説是為了人民擁有更美好的生活。而這種美好生活，離不開富裕、安全、自由自主等基本要素，也就是費孝通説的“富民”，變革四種權力以保障人民的權利、安全；吳景超説的提升人民的生活程度，保障人民的自由與福利。實際上，費孝通曾經明確指出：“如果原子能征服了月球，吳景超先生和我一同去設計一個建設月球的方案，我相信我們不會有什麼不同的意見的。每個人所想象的天堂離不開樹上長滿葡萄，河裏淌着牛乳那一套。”“天堂”當然只是一種修辭，費孝通晚年對此有更加明確的表達：“如果用比較的方法具體分析人類各羣體所向往的美好社會，基本上總是離不開安全和繁榮這兩項基本願望。”

事實上，關於現代化是否有共通的價值追求的問題，説到底是不同的個體、人羣作為“人”有沒有共同的價值追求的問題。而只要肯定馬克思所説的“類存在物”，肯定人類這個物種有屬於這個物種普遍的基本需求，那就必然衍生出一些普遍的存在於不同社會、不同文化中的共通的價值追求，包括物質性的、社會性的、精神性的追求。一般都能理解的對於富裕、生命、健康、安全等普遍性的追求自可不論，實際上，一些相對更為抽象的價值比如自由，同樣也是一種普遍性的追求；否則，為什麼自古以來所有的社會都以限制自由作為懲罰罪犯的方式呢?而現代化的進程，從根本上講，就是努力趨近和實現這些基本價值的過程，這也是“鄉土中國”現代出路的基本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肯定現代化共通的價值追求，並不意味着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必須放棄各個國家、民族在各自的歷史中形成的獨特文化價值或偏好，民族文化在現代化的進程中自有其生命力。這也是費孝通、吳景超一致反對“全盤西化”論的根本原因。

第二，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使鄉土中國走向現代化，走向現代物質、制度和精神文明，也就是發展路徑的問題。這個問題同樣牽涉普遍與特殊兩個方面。從特殊方面而言，每一個具體國家的現代化都是從它自己具體而特定的國情出發並受到這種國情約束的，因此它聯繫着各個國家各自特殊的國情。像任何在具體的自然和歷史環境中形成的特定社會一樣，中國社會無疑也有其特殊的性格特徵，是一個“具有獨特的特徵的社會”。這種“獨特的特徵”必然給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路徑帶來特殊性，這也是“中國道路”的基本理據。側重於“從中國內部實際情況去理解中國社會”的費孝通，就更加強調從特殊性一面去認識和探索中國的現代化之路。除了特殊性的一面，也不能完全否定先發現代化國家的經驗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後發現代化國家的示範作用。更加關注現代世界發展之大趨勢，並從這種趨勢反觀中國社會境遇的吳景超，就更重視普遍性的一面。

筆者想指出的是，如果説“目標”關乎現代化的“可欲性”，那麼，“路徑”則關乎現代化的“可行性”。着眼於“可行性”，現代化當然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由此必然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道路”；但同樣着眼於“可行性”，“可行有效”才是目的，因此沒有必要為了“特色”而一味排斥那些真正普遍有效的經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隨着社會本身的發展，人類的行動對於環境、對於特定條件的依賴性日益降低，或者説，外界環境對於人類的威脅、制約日益降低。由此導致的一個結果是，隨着外界環境對於人類行為之制約的降低，人們越有可能比較自由地借鑑、採擇其他社會文化中那些更有效地滿足人們需求、解決人類問題的方式，也即越容易發生新進化論所説的“一般進化”，從而在人類不同社會的發展上愈益呈現某些趨同的情形，這在今天這個全球化時代已經表現得非常明顯了。

第三，基於發展路徑由於受特殊國情的制約而產生的特殊性，以及這種制約隨着社會本身的發展而日益降低，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如何認識、理解“國情”的問題。一般認為，即使承認上面所説的普遍性，特殊“國情”也必然導致發展路徑的特殊性。但是，視“國情”為原因的思維方式也可能成為一個陷阱，那就是籠而統之地把“國情”當作一個既定的、穩定不變的前提。而事實上，只要承認任何一個國家都是處在歷史發展進程之中，那也就必然承認“國情”也是在不斷變化之中的，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個“國情”改進的過程。而從“可變性”的角度而言，常常被籠而統之地看待的“國情”至少可以分出三個層面：

一是自然條件層面，包括地理環境、領土疆域、氣候特徵、自然資源以及人口規模等，也就是前面所説的“最基礎性的國情”，這是任何一個國家、社會的發展所必須面對的初始約束條件。二是社會文化傳統層面，包括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逐步形成和沉澱下來的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文化性格、心理習性等。托克維爾在考察“美國的民主”時所強調的“民情”就屬於這個層面，而大多數文化人類學者則把對這一層面的考察作為其最基本的工作。三是國家運行的體制制度層面，包括經濟體制、政治制度乃至文化的、教育的、社會的等更為具體的現行制度安排。

“國情”的這三個層面在“可變性”上是不一樣的。第一個層面的“國情”就其本身而言是很難改變的。當然，自然條件雖然幾乎不可改變，但它對於生活於其中的人所具有的意義則是在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變化的：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其一，自然條件對人類活動的限制日益縮小；其二，原先沒有發現或不能利用的資源現在成了可以服務人類的資源。不過，從總體上説，這個層面的“國情”在“可變性”上是最低的，因此它對於特定國家之發展路徑的約束也是最明顯的，這從前述費孝通的思想中可見一斑。

在“可變性”上居中的是社會文化傳統層面的“國情”。作為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逐步形成、沉積下來的“傳統”，這個層面的“國情”無疑具有相當高的穩定性和強大的韌性，要改變殊非易事。但是，相比於前一個層面，這個層面的穩定性不再那麼絕對。比如，“士農工商”這一曾經持續了上千年的既是分工也是分層的結構如今早已成為明日黃花；“三從四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曾經的“天經地義”也成為被唾棄的“糟粕”，而這種變化的發生僅經歷了百年多的時間。

在“國情”的上述三個層面中，最具“可變性”的無疑是制度層面。關於這一點，只要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各項制度上所發生的舉世矚目的變革就一目瞭然。需要提醒的是，籠而統之的“國情”很容易成為拒絕變革的遁詞，但凡真切地希望推動改革者都不會贊同。從真正有遠見的改革者的角度看，一方面，特殊的“國情”當然是必須正視的，因而發展進程的“例外”“特色”自然是不容迴避的；另一方面，“國情”本身是可以並且也確實在改變的。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個從特定的國情出發，同時又着眼於人類一些共同追求而改進的進程。無論是費孝通還是吳景超，所持的無疑都是“改革者”的視角和立場。

綜上三點，所謂“鄉土中國”的現代出路，歸根結底就是在肯定人類作為“類存在物”所具有的價值追求，立足於“鄉土中國”的基本國情，充分地調動和利用本土一切積極的資源，充分地借鑑、採擇在世界現代化過程中形成的各種物質的、精神的等適用手段，推動“鄉土中國”以自己的方式進入現代化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