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底層邏輯理解世界及其趨勢_風聞

百年變局之際，人們對時局的理解，對未來走勢的看法充滿分歧，矛盾很多。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除了利益衝突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們理解世界的邏輯不同。邏輯不同就會“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因此，尋找能夠被大多數人接受的底層邏輯，以之作為思想的共同基礎，將容易推導出具有廣泛説服力，能被多數人接受的結論。這將有助於統一認識，協調行動，減少摩擦和內耗，保護好人類發展已有的成果，儘快踏上新的發展之路。

本文也是對前面一系列文章的階段性總結，意欲梳理世界運行的底層邏輯，對人類歷史的過去和現在進行新的解讀，然後再對未來做一些展望。文中的一些觀點和論據在前面的文章中已有分析，因此在本文中不再展開論述，但會提供參考文章的題目，讓想了解詳情的朋友檢索。下面開始我的闡述：

一、總論

對底層邏輯的闡述非常需要一個“公理”做前提。所謂“公理”，是指依據人類理性，不證自明的基本事實，是經過人類長期反覆實踐的考驗，不需要再加以證明的基本命題。

雖然公理不一定能達到所有人類成員都接受的程度，但是它能夠統御的人口數量是非常可觀的。我想依據的公理是：

這個世界是由“能量”推動運行的。能量運行以“效率”和“豐富性”為其目標。

這個公理的含義是，無論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無論人的肉體還是精神，一切運動和變化都是能量推動的結果。沒有能量，一切運動變化都不會發生。理解世界，包括人間的一切，都可以從這個公理開始。

能量運行雖然複雜多變，但總結起來，它始終追求更高的效率和更豐富的形式。人們的研究已經證明，自然進化的過程就是從低效到高效，從單一到豐富的過程。人類歷史包含在自然進化中，因此也走了同樣的路徑，把“效率”和“豐富性”作為僅有的兩個目標。

能量運行要想“高效”和“豐富”，必須依賴“方法”。也就是説，有什麼樣的方法就有什麼樣的能量運行過程。能量對“效率”和“豐富性”的更高追求，通過“方法”的創新得以實現的。可以説，人類歷史，甚至整個自然歷史，就是一部“方法史”。“能量”與“方法”的聯合，“效率”與“豐富性”的攜手，共同講述了世界歷史的過去和現在，也將在未來長久地發揮決定性作用。（詳見我的文章《人類文明的秩序》）

公理作為一個被反覆驗證過的事實，已經達到了不言自明的程度。由它衍生出來許多理解世界的邏輯。這些邏輯都以“底層邏輯”的面目示人，但只有在實踐中被反覆驗證過的邏輯，才最接近真相，最具有基礎性，最能覆蓋廣闊的事實和人心。我認為這個“底層邏輯”是：

世界的運行過程是以“能量”為核心，“方法”為關鍵， “效率”與“豐富性”二者為僅有的兩個目標的。“能量”須臾不能離開“方法”，不能離開這兩個目標。因此，“方法”必須是靈活的，在“效率”和“豐富性”兩者之間變動。它必須包容，不能僵化死板。

因為“能量”有兩個目標，所以世間的一切才表現出“鐘擺效應”。但“鐘擺效應”及其提示的“對立統一”思想，不是歷史給予人類的最終啓示，“靈活”和“包容”才是更基礎，更底層的提示。

舉個例子。能量就像監獄裏關的囚犯，他們都想越獄。如果打開一個出口，他們就會從這個出口逃離。如果打開多個出口，他們就會分別逃離。哪個出口最大，從那裏出逃的效率就最高，大部分囚犯就從那裏逃走。這就是“效率”與“豐富性”的關係。它們看上去是並列的關係，實際是“對立”的關係。“效率和豐富性”分配了人間的所有能量。當出現高效的方法時，能量就匯聚，集權就產生，豐富性就降低。反之，效率停滯甚至下降後，豐富性就會升高，自由就來臨，能量會四散而走。

集權與自由、專制與民主對歷史發展來説，沒有好壞之分，只有合適不合適之別。有高效的方法出現時，財富快速增長，無論人們願不願意，最後都會形成集權。此時，強加民主和自由，只會搞得一地雞毛。反之，沒有高效的方法出現時，財富增長停滯甚至下降，此時強行維持集權與專制，就會導致人民的反抗，追求民主自由，即要求實現豐富性。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實際上就是效率與豐富性的循環替代。它們誰也不可能永久取代另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它們都是能量不可或缺的目標，只能協調共處。

無論什麼種族、國家、宗教和文化，都是在“能量”和“方法”的共同支配下，演繹他們追求“效率”和“豐富性”的歷史。當然，有些辯證關係需要説明。比如，對效率的追求有時候是以“休息”甚至“死亡”的方式呈現的。這就是短期與長期，局部和整體的辯證關係。再比如對豐富性的追求，有時也表現為對效率的提升和更新。

總之，一切對立統一的範疇，如陰陽、男女、善惡、集權與自由，公有與私有，計劃與市場……幾乎都在“效率”和“豐富性”的辯證關係中。而“辯證統一”想要提示的，不僅是“對立”，也不僅是“統一”，更重要的是“靈活”和“包容”。 因為整個世界處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過程中。“一、二、三”是“左、右、中”的關係。我更傾向於不把“三”理解為“中”或“中庸”，而是理解為“靈活”、“多樣”、“包容”。靈活與包容的“歷時性”能比“對立統一”的“共時性”更好地描述世界的“過程性”，屬於一個更高級也更基礎的描述。

“靈活”是歷史發展的本質規律和底層邏輯，而“包容”是實現“靈活性”最大化的必然選擇。

二、經濟

“能量”推動世界。“方法”駕馭世界。

“方法”可以分為以“效率”為主要目標和以“豐富性”為主要目標兩種；或者分為，“自然科學方法”和“社會科學方法”兩種。

經濟，簡單説就是“價值”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活動。

其中，價值（或者説財富）的本質，是“能量”。（詳見我的文章《世界的運轉機制》）

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中，“生產”主要受“自然科學方法”控制，追求效率。其它環節主要受“社會科學方法”控制，包含更多豐富性。

人類不能創造能量，只能轉化能量，把自然界不能利用的能量轉化為人類社會可以利用的能量。這就是價值生產，有時候被叫做“創造財富”。

“生產”過程受自然科學控制。自然科學有創新時，就有新的自然能量被轉化進入人類社會。社會的財富、價值、利潤就增長。反之，當自然科學停滯甚至倒退時，人類社會的財富、價值、利潤就停滯不前，甚至減少。

因此，經濟運行受自然科學發展的影響，產生了“有新增財富”和“無新增財富”兩個大週期。在大週期內，社會科學控制的分配、交換和消費環節，塑造了更多的小週期。

“價值”的本質是能量。能量運行遵循守恆定律，即交換前後不增不減，只有形式的變化。這就是財富分配要遵循“公平”原則的源頭。

財富生產之所以有“利潤”，有“剩餘價值”，是因為“方法”使得創新和生產過程中投入的能量，小於被轉化的自然能量。這個差額就是利潤和剩餘價值的來源。

因為“方法創新”決定了財富的有無以及增長的快慢，所以財富分配除了遵循“公平原則”外，還要遵循“科學原則”。也就是説，財富雖然要誰生產就屬於誰，但還是要拿出相當部分交給創新能力強的人“代持”，以便更好地、更長久地實現財富增長。這是“私有制”產生的源頭，即“能人”掌握更多財富。

但是，“私有制”在千萬年的人類歷史中給人留下了嚴重的錯覺，使人們誤以為私有制的目的是要保護私人財產。實際上並非如此。如前所述，能量是始終奔着“方法”而去的，所以財富只屬於“好方法”。私有制只是為了讓“好方法”不受干擾地生產財富，駕馭財富，並不是要保護財富始終屬於某個人。只要好方法在別處誕生，財主家的財富遲早會以各種方式“流走”，不是被敗光，就是賠本，要不然就是被改革甚至革命剝奪。總之，財富是“只屬於”方法的。

生產包含“方法”，“勞動力”和“資本”三個要素，對應“創新者”、“勞動者”和“資本家”三類人。其中“方法”是財富產生的根本原因，但“方法”不能自己行動，需要藉助勞動力為“手腳”才能生產財富，所以在財富分配時，創新者是可以多拿財富的，勞動者次之，可按照勞動量進行分配。而資本家不生產財富，因為土地、廠房、機器、資金等資本都是“死物”，不能創新和生產，即便牛馬驢騾等“活物”屬於資本，但它們的“行動”能否變為“勞動”仍取決於人類的勞作，所以分配利潤時，資本家應該排在最後。除非資本家自己也是創新者或勞動者，那麼他可以多拿，或者像農民、工人一樣，按勞分配。

正是因為不同的社會科學方法在“創新、勞動和資本”之間進行不同的財富分配，才導致了經濟大週期裏的各種小週期。當財富被主要分配給創新者和勞動者時，經濟發展就充滿活力，至少社會能平穩安定。當財富被資本家不合理地拿走太多時，經濟發展就失去活力，社會就動盪不寧。因為財富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不公平、不科學，生產者失去能量（財富），導致經濟循環被破壞，經濟運行無法繼續。

在“有新增財富”的大週期裏，因為社會總財富在增加，所以財富分配不科學容易被糾正，階級矛盾不會激化到崩潰。但是，到了“無新增財富”的大週期裏，分配不公、不科學就會引起山呼海嘯的憤怒。一切市場經濟下的經濟政策都將失效。因為私有制市場經濟的“私有”加“競爭”模式，在社會總財富不增加的大週期裏，依然不能停止對利潤的追求。這必然導致在“存量博弈”中通過“此消彼長”來獲利，而且利潤不合理地歸屬資本家，這就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惡性擴大，經濟循環被破壞，經濟運行停止。社會財富不但停滯不前，更難以維持現狀，掉頭向下栽去。這就勢必引發改革甚至革命。

三、政治

政治是經濟的體現，而經濟是能量或者説“方法”演變的體現。所以政治説到底也在“方法”的範疇裏。

正是由於自然科學“方法”創新十分活躍，所以誕生了資本主義及其市場經濟。那麼當自然科學創新放緩時，社會能量就會被已有的最好“方法”，或者説掌握這種最好方法的資本“壟斷”。

壟斷一旦出現，效率與豐富性的協調關係就被破壞，能量必然要衝破沒有創新的“效率” 的束縛（它導致災難深重的奴役、剝削、內卷），去尋求豐富多樣的、新的可能，表現為對自由的欲求在增加。於是，社會革命不斷醖釀，社會科學的創新呼之欲出。這給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誕生打開了方便之門，成就了社會主義。

然而，社會主義革了資本主義的命，不是為了消滅市場經濟，因為自然科學創新在經歷低谷後還會恢復。所以，社會主義需要改變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不靈活”。

當社會主義革命不明白這一點，在革了資本主義的命之後，把市場經濟也消滅時，它自己的靈活性也丟失了。於是，社會主義在自然科學的創新得到恢復後，也走向了失敗，被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代替。

“新自由主義”也不明白革了社會主義的命到底是為了什麼，於是在恢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後，也一樣不合理地壓制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這導致自然科學創新再次進入低谷時，經濟又陷入泥潭。左翼力量再次崛起，國家又面臨社會主義革命。

歷史不斷在鐘擺、波浪、螺旋上升中發展，無言地等待人類明白“靈活”的重要性，以及為了實現“靈活”而必須採用“包容模式”的重要性。在這個等待的過程中，人類血流成河，屍積如山，為“失智”付出了慘痛代價。然而即便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生之後，“公有和私有”，“計劃和市場”都出現在一個國家制度裏，人們依然對“靈活和包容”缺乏認識。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崇拜，或者對“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的迷信，仍然有大量擁躉，呈現出如以前迷信“計劃經濟”一樣的情形。歷史又出現要重複的危險，又要吃二遍苦，遭二遍罪，在同一個地方摔倒。

人們把千萬年來社會制度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演變，始終看做是自由與專制的分裂、對抗、鬥爭，而不是自由與專制的妥協、聯合、包容。人們沒有深刻思考，如果自由那麼好，為什麼遠古人類會走向“專制”，也沒有深刻思考，如果專制那麼有效，為什麼獨裁者常常在自己製造的災難中毀滅。

這背後的原因其實是，專制源自“效率”，而自由來源於“豐富性”。效率和豐富性都是能量的目標，所以專制和自由都不可消滅。它們只能妥協、靈活、融合。

人類歷史中社會制度的發展，是從“效率”到“專制”，再到“集權”，以及從“豐富性”到“絕對自由”，再到“相對自由”。“效率與豐富性”、“專制與絕對自由”、“集權與相對自由”的變化過程，就提示出一個妥協、靈活、包容的趨勢。這個趨勢就是歷史發展的唯一方向。

四、文化

“文化”即“方法”。（詳見我的文章《人類文明的秩序》）

從經濟到政治，能量追隨“方法”在艱難中曲折前性。無論週期怎麼轉換，人們最應該做的就是讓人類已經取得的財富，不在政治鬥爭中被消耗掉，要讓制度跟上方法的變化，儘量採取改良，最多是改革來解決問題，不應惡化到革命的程度。

市場經濟要在提升私人財富後明白，財富分散才有市場經濟。財富越集中就越專制，越“計劃”。

而計劃經濟也要明白，她要做的是“哺乳”，是在自然科學低谷期裏把財富的“乳汁”有計劃地、科學地奶給全體社會成員，維護好整個“花園”的穩定。這樣才能避免財富被浪費在階級衝突中，才有更多的財富用於澆灌“智慧之花”。計劃經濟不能誰聽話就給誰奶水，把財富的計劃分配搞成封建分配、專制分配。那樣只會培養“奴才”，而奴才要麼因為順從，少了創新，沒了力量，要麼就在對自我提升的追求（即能量對“豐富性”的不可遏制的追求）中，集合人心，“反僕為主”。

意識形態的發展，無論創造出神、聖人、賢人還是祖宗，始終都逃不出“能量與方法”，“效率與豐富性”圍成的人類發展時空。無論拿什麼作為旗幟，當作經典，最後都要落實到能量（財富、價值）、方法、效率和豐富性上來。意識形態要完成的目標，就是培養靈活、協調、包容的思想。這是所有文明興盛的原因，做不到就是所有文明衰敗的原因。

五、總結與趨勢

綜上所述，一言以蔽之，“靈活”才是歷史發展的方向。其它任何東西都不是方向。

靈活是有原則的，即“效率與豐富性雙原則”，或“雙目標”。它們需要協調、兼容。

缺少靈活性的國家遲早會失敗。在自然科學創新放緩的時期，資本主義容易失敗。在自然科學創新活躍的時期，傳統的社會主義容易失敗。（詳見我的文章《新中國被“污名化”的內在邏輯》）

目前，世界像是處在一個自然科學創新放緩的時期。各主要國家的GDP數據都不樂觀，債務高企。也就是説，人類的新增財富在減少，賺錢難度在增加。以私有制市場經濟為主的地區，企業如果不是奔向壟斷的話，它被淘汰的可能性將大增。這意味着，以“私有”加“競爭”為主要經濟特徵的地方，其市場會在“存量博弈”中，由於“此消彼長”不斷為資本的壯大做積累，而導致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而且難以回頭。經濟循環將加速惡化，經濟衰退會愈發明顯。除非自然科學創新恢復，否則社會科學的創新就將展開。

自然科學創新放緩意味着財富生產的效率趨向停滯，而不合理的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又會加重這一趨勢，由“停滯”轉為“下降”。“效率”降低意味着“集權”將瓦解，自由會增加，也就是能量要從原有的高效之地向外分散轉移，去尋找更多的可能性，實現豐富性。

也就是説，全球財富將轉移。從城市向鄉村轉移，從高收入羣體向低收入羣體轉移，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財富將被用於照顧更多低收入人羣，讓已經勞累的人休息，讓失業者有工作，最後使經濟循環得到恢復，也讓創新獲得更多“頭腦”的智力支持。財富、知識不被資本和特權封閉在小圈子裏，降低創新概率。

這個歷史大趨勢意味着，資本主義將因為其“私有”加“競爭”的本質特性而不能很好地適應財富分散轉移的趨勢。因此，它被歷史“摁下去”的概率在增加，而社會主義復興的可能在上升。

當然，這裏會有變數。一來因為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越來越市場經濟化。二來，社會主義曾經的僵化印記還未完全消除，甚至有些社會主義國家還出現了世襲現象。所以，資本主義及其領導的世界秩序會不會瓦解，與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領悟“靈活”和“包容”的重要性有很大關係。社會主義國家不要吃到市場經濟的甜頭就忘了計劃經濟的好處，不要迷信市場經濟，被帶進溝裏。更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要能夠靈活使用“計劃”與“市場”兩個工具，再輔以健全的人民監督，這樣才能有更明朗的未來。

科技，將成為資本主義的救命稻草。它會被資本“牢籠”，變成競爭的“武器”和統治世界的“權杖”，使知識產權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巨大障礙。然後，隨着經濟危機的加深，發達國家內部難以實現財富增長，資本的桎梏開始鬆動。這時，科技將會掙脱束縛，與資本一起去貧窮的地方，欠發達的地方，發揮它們未能施展的作用，在“共同富裕”中尋求財富增長。也就是説，世界各強國將學習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發展中國家會成為“香餑餑”。科技與資本將成為進入發展中國家的“入場券”。各強國將開始科技輸出，資本輸出，跑馬圈地。圈地的模式會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模式。資本主義模式會包含美國模式、歐洲模式等。社會主義模式則主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

最後，科技會在人心所向的地方，也就是最靈活、最包容的地方，在財富能夠公平、科學分配的地方，開出更美麗的花朵，將人類推向下一個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