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雲| 諾貝爾和平獎背後，敵人的掌聲，帝國的砒霜_風聞

前言：戈爾巴喬夫是個有爭議的人，有人説他是叛徒，也有人説他是改革先驅。為了更多地瞭解他，我連啃了幾本寫戈爾巴喬夫的書，包括他的兩本自傳。

我忽然有種體會，就組織而言，他無疑是背叛者，無論他的主觀意願如何（直到現在他也不承認自己背叛了社會主義），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親手葬送了紅色政權，並把信任他的人民交到磨刀霍霍的劊子手手裏。

可就個人而言，他只不過是時代浪潮裏的可憐蟲。他活在一個虛幻的理想中，一廂情願地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為了這個國家，他忘記了一個歷史人物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把成功歸為自己，把失敗歸為陰謀。這是他註定成不了偉人的關鍵，也是蘇聯註定走向末路的關鍵。

歷史讓蘇聯選擇了他，而他選擇讓蘇聯覆滅。

01

重回莫斯科

正文：1990年10月15日，當戈爾巴喬夫戴上那個政治意味十足的獎牌——諾貝爾和平獎時，他沉浸在為人類帶來和平的快感中，他認為這一切與政治無關。

在曾經的對手歡快的掌聲下，他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堅信，西方承諾中的自由、民主、發達的蘇聯時代即將到來。

戈爾巴喬夫用一種自殘的方式讓世界結束冷戰，他以為這樣能換來西方的理解，給予蘇聯經濟上的支持，政治上的包容，幫助這個搖搖欲墜的帝國走出泥潭。

可是，僅僅過了一年，也就是1991年12月25日，他被迫辭去蘇聯總統，蘇聯解體。

很多人不清楚為什麼會這樣，戈氏自己也認為是葉利欽為代表的的陰謀家們篡奪了改革成果，只有歷史會告訴世人，這是一個迷航的引領者錯誤抉擇後造成的必然結果。

1978年的冬天很冷，莫斯科的氣温一度降到零下40度，冰冷的霜凍令人們呼吸困難，蘇聯大地被一層頑固而堅硬的東西包裹着。

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妻子賴莎來到莫斯科郊外一座面積不大的鄉村住宅——這裏是他們的暫時住所。

他們沿着別墅外的小路，一邊散步，一邊回憶25年前在莫斯科求學時的點點滴滴。

戈爾巴喬夫剛剛接到任命，進入中Y書JC工作，並接替庫拉科夫主管農業部。

我知道俄羅斯人的名字挺拗口，但有兩個名字大家最好能記住，一個是1978年死去的庫拉科夫（阿庫），另一個是安德羅波夫（安哥）。

這兩人對戈氏有知遇之恩，也是在他們的運作下，戈氏官運亨通，一路走向權力之巔。

阿庫是戈氏的老領導，也是戈氏在仕途上的恩師。

戈爾巴喬夫從莫斯科大學畢業後，曾試圖進入蘇聯檢察院，但沒能如願，因為當時新出規定，應屆生不能進入中Y司法機關工作。不得已，戈氏選擇去了家鄉斯塔夫羅波爾地區任職（我叫這裏“死大的蘿蔔”，簡稱“死蘿蔔”）。

正是在那裏，戈爾認識了恩師阿庫，後者當時是死蘿蔔地區一位領導人。

阿庫對這位從莫斯科回來的高才生非常重視，想方設法讓其擔任當地團委官員。

戈氏也很爭氣，早在學生時代就從事團委工作的他，在家鄉如魚得水。很快，後生仔脱穎而出。

1960年，阿庫成為死蘿蔔地區一把手，而年僅29歲的戈爾巴喬夫也成了該地區團的最高領導人（相當於省團委書記）。

僅僅過了4年，也就是1964年，蘇聯迎來官場地震，勳章收集達人、貼面禮偏執狂、十級美男子——吻王（勃列日涅夫）發動“宮廷政變”，“玉米大帝”赫魯曉夫被迫退休。戈氏的老師阿庫，是發動政變的重要成員。

憑藉從龍之功，阿庫來到莫斯科，成為核心大員。而戈氏，也水漲船高，成了死蘿蔔二把手，並很快升為一把手。

阿庫對戈氏有多上心，在戈氏自傳《孤獨相伴》中有講。

有一次戈氏作為地方大員到莫斯科開會，會議結束後，阿庫問戈氏。

“你去見吻王了嗎？”

“沒有啊！”直男覺得挺奇怪。

“你應該去的。”深諳江湖之道的阿庫提示道。

“為什麼，我沒什麼事找他啊。”戈氏一臉懵逼地問。

“你個地區一把手，到了這裏，不去跟老闆彙報一下工作，像話嗎？我聽接待辦的老弟説你從沒提出過這方面的需求，你挺拽 啊！”

常年混跡官場的戈氏這才反應過來。蘇聯太大了，不在吻王面前露臉，就算你是地方大員，也未必能進吻王法眼。

於是，戈氏終於上道，搭上了吻王這條線。

從中能看出，阿庫對戈氏有多重視。

02

蘇聯的頑疾

戈氏的另一位貴人是安哥。

安哥是戈氏後來的領導，他最終接替吻王成為蘇聯扛把子。他也是戈氏的引路人，並幫助戈氏成功登頂。

嚴格説來安哥和戈氏是先有私人感情，再建立的工作關係。

戈爾巴喬夫的家鄉位於蘇聯南部，這裏有個特點，不僅農業發達，而且風景如畫，很多蘇聯領導人喜歡到這裏度假。

也正是源於這一特點，戈氏有機會利用私人身份接觸蘇聯上層人物，其中就包括安哥。

1970年開始，戈氏主政死蘿蔔地區。作為地方大員，戈氏竭盡全力保障到當地度假的莫斯科高官，給莫斯科的老爺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戈爾巴喬夫有個優點，他口才極好，説話風趣，不失智慧。同時，作為年輕幹部，工作頗有衝勁，他推動農業現代化，推廣新生產技術，把當地農業搞得有聲有色。

在老氣橫秋的蘇聯官場，戈爾巴喬夫絕對是一股清流。

儘管安哥不分管農業，但骨子裏也是改革派，他非常認可戈氏的一些做法，對後者頗為欣賞。

戈氏也覺得安哥不錯，所以，每次對方休假的時候，他都會同步休假，以私人身份陪安哥在當地遊山玩水。就這樣，這對忘年基友在荒郊野外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

當然，戈氏命中的貴人並不止阿庫和安哥兩個，但總體而言，這兩位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1978年，當47歲的戈氏回到莫斯科時，蘇聯帝國看起來仍在巔峯。作為世界一極，它擁有着廣闊的土地和駭人的軍事實力。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幾乎一波流就把阿富汗軍隊帶走了。

可這都是表面現象，這個偌大的帝國其實早已千瘡百孔。

**一是幹部老齡化問題突出。**吻王上台後恢復了斯大林時期的幹部終身制，來到1979年時，包括吻王本人在內，帝國上層老齡化問題嚴重。

當時，上層平均年齡為70歲，核心成員的平均年齡高達75歲。

來看張照片。隔了半個世紀你都能體會到這個國家的呆滯。

大家都抓着權利不放，思想僵化，利益固化，一潭死水。

戈氏這種年輕幹部，如果不是沾了自己死鬼導師的光，再加上人品爆發，順利接班，根本沒有出頭之日。

**二是腐敗橫行，從上到下，追名逐利、特權橫行。**這裏面有個段子。吻王曾請他的母親到他全國各地的行宮參觀。轉了一圈後，他問自己的母親有什麼看法。

他母親説：“是的，列昂尼德，我很喜歡所見到的一切。但是 我想知道，如果共產黨重掌政權了，你怎麼處理所有這些家產？”

上行下效，在吻王帶頭下，蘇聯上下貪腐成風。對此，一些地方要員曾直言不諱對戈氏説：“從上到下爛透了”。

**三是經濟虛弱。**儘管蘇聯軍隊仍能摧枯拉朽地拿下阿富汗，但無法掩飾蘇聯岌岌可危的財政赤字。

而且，隨着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還切斷了先前已經簽署協定同意提供的糧食供應（這點我曾專門寫過“糧食戰爭”）。

總之，當時蘇聯絕對是個外強中乾的虛弱胖子。

這一切，早在死蘿蔔工作的戈爾巴喬夫就有體會，只是到了核心圈後，體會更深了。

當然，此階段唯一的利好是，吻王已時日無多。

03

安哥革新

作為排名靠末的小透明，來莫斯科的頭幾年，戈氏儘量做好自己的事。他的低調贏得了同事們的好感。

1982年11月12日，幾度昏迷的勃列日涅夫終於撒手西去，兩天後，戈爾巴喬的好基友，安哥成為蘇聯話事人。

安哥是第一個登頂權利巔峯的前克格勃領導人（後面當然是普帝）。他是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信奉列寧那種清廉政治。

因此，他上台後，第一件事就是整頓紀律、改進作風。他出手狠辣、剛正不阿，從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僅蘇共中Y、政府部長和州黨委第一書記以上的高級幹部，因貪污受賄或瀆職而被撤換的就有90多人，包括吻王的女婿丘爾巴諾夫等人。150個州級領導人中，47名被撤職。

這種洗牌讓蘇聯官場煥然一新。

他還十分重視經濟體制改革，反覆強調蘇聯改革勢在必行。安哥有手腕，有魄力，改革得到了民眾大力支持，效果也是立竿見影。

1983年蘇聯工業總產值超額完成了年度計劃，扭轉了多年來增長速度不斷下降和完不成計劃的狀況；農業生產也有發展，農業總產值比1982年增長了5%；整個國民經濟的效率指標有所改善，社會勞動生產率增長了3.5%。此外，職工和莊員的工資和勞動報酬均有較多增長，市場供應也有了明顯改善。

一切看起來都在變好。

安哥因此被蘇聯人民看作是當代的彼得大帝。時至今日，安哥在前蘇聯地區國家的評價仍然很高。

這期間，戈氏鞍前馬後，把農業搞得風生水起，還為安哥的改革提了不少意見。

更重要的是，在安哥有意安排下，戈爾巴喬夫出現在各種關鍵場合，儼然成為安哥改革政策代言人。

看完這段，你大概能感受到我對安哥的敬仰之情。

沒錯，在我看來，這位在中國幾乎沒什麼名氣的領導人，足以和歷史上大多數偉人並肩，他的漸進性改革，理應挽回蘇聯。

我甚至一度感性地認為，歷史選擇他，本身就有讓蘇聯走出泥潭的想法。

但歷史有時候又挺調皮，它給蘇聯送來了一個病秧子。安哥的青春被吻王耽誤了，上任時，已經年近70，而且患有嚴重腎病。結果，執政僅有一年零三個月的安哥於1984年2月9日病逝，享年70歲。

安哥的突然離去導致帝國出現權利真空，蘇聯上層上演了爾虞我詐的權力遊戲。

戈爾巴喬夫向安哥的遺體深深地鞠了一躬，隨後搓了搓手，準備接棒。

這時，他身後一位老人伸出虛弱的手，拉了拉他的衣角，那是契爾年科。

這位比安哥更年長的老人不甘退出歷史舞台，在簇擁者的支持下，繞過戈爾巴喬夫，接過了安哥手裏的權杖（戈氏認為自己才是安哥指定的接班人，安哥的指示被人篡改了——多熟悉的劇情）。

當然，73歲的契爾年科並沒有堅持多久。事實上，他的上台更多應歸功於蘇聯內部保守勢力的反撲。可契爾年科確實年事已高，且身體狀況一直不好，根本無法正常履職。結果，僅僅幹了13個月，就因病去世。

從吻王，到安哥，再到契爾年科，在短短的幾年內，蘇聯換了好幾個舵手。

頻繁地更換，導致帝國動盪不安，精英們意識到，必須要找個年輕人了。

終於，戈爾巴喬夫整了整西裝，走向前台，這是歷史的選擇。

04

戈氏禁酒令

1985年3月11日，戈氏正式成為蘇共一把手，9天前，他剛剛度過54歲生日。

這個年齡，幾乎比自己的同事年輕20歲。年輕有年輕的好處，但年輕也會付出很多代價，對此，安哥生前曾對戈氏表達過自己的擔心。

“你要知道，米哈伊爾，我在這裏要告訴你的是，當缺乏經驗的年輕人尋求躋身於最高領導層的時候，他們會左突右撞地向上努力，這樣的領導人就會犯錯誤。一匹老馬是不會踩壞犁溝的。”

可戈爾巴喬夫並未理會安哥的擔憂，而是回應道：“需要新的犁溝的時間仍然會來到的，而老馬卻仍然會以舊的方式犁田。”

顯然，他認為，當泥溝需要推倒重來的時候，理應毫不猶豫地換種犁田方式。

這就是他對待蘇聯改革的態度。

今天，我們很多人認為戈氏是西方打入蘇聯內部的刺客，蘇聯解體後，有記者甚至直言不諱的問他，是不是替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

但熟悉這段歷史後我們會清楚，他不是刺客，他只是出軌了。

戈爾巴喬夫對舊模式的反感緣起於他少年時期的經歷，以及大學時代受到的思想衝擊，關於這點，我曾寫過“精英背叛的底層邏輯”。

但真正促使他徹底放棄舊模式的，卻是經濟改革的一再失敗。

對於改革，當時的蘇聯社會是有共識的，尤其是經歷過安哥的鋪墊後，“不改不行”已深入人心。

可對於怎麼改，大家卻是一頭霧水。1985年3月，在初步穩定政權後，戈氏開始琢磨從哪改起。他左思右想，決定開小口，挖深井——禁酒。

於是，上任不到一個月的戈氏，專門就禁酒問題召開ZZ局會議。戈爾巴喬夫指出喝酒造成的後果，提出要與酗酒和酒癖問題作鬥爭，並以此為出發點，推動個經濟改革。

所有人都沒想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竟然從禁酒開始。雖然禁酒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俄羅斯喝酒有幾百年歷史了，突然斷絕這種民族傳統顯然不符合實際。會上有人提出異議，對此，戈氏強硬懟回。

1985年5月，在戈爾巴喬夫的堅持下，蘇聯頒佈《關於消除酗酒的措施》，從而成為蘇聯歷史上第一個下令禁止飲用伏特加的領導人。

新官上任三把火，本來以為這是極好的突破口，可沒想到，戈氏一腳踢在了鐵板上。

禁酒令直接導致的結果是，財政收入下降，違法賣酒屢禁不止，老百姓怨聲載道。禁酒令其實並不新鮮，西方也搞過，美國早在1920年就通過禁酒令，但問題很多，最後都不了了之。顯然，戈氏對此研究不多，或者他過於自信，認為憑藉蘇聯強大的執行力可以搞定問題。

結果，地下酒業瘋漲，圍繞酒產生的違法問題不斷髮生。斯拉夫人太喜歡喝酒了，根本禁不了，倒賣伏特加成為暴利產業。有的人為了壟斷，不惜鋌而走險，於是就產生“酒業黑手黨”。所有這些，戈爾巴喬夫並沒有預想到，也沒辦法解決，老百姓怨聲載道。

當時有個廣為流傳的笑話。

莫斯科街上，排隊買伏特加的隊伍長度超過了一公里，人們都在罵當局，罵得最多的是戈氏。其中有個人氣憤不過，大聲説道：“我現在就要到克里姆林宮去把他幹掉。”

“好吧，你去吧。”排隊的人們嬉笑着慫恿。

這個人真的奔克里姆林宮去了，一個小時之後，他回來了。隊伍向前推進了一點，但離商店仍然很遠。

“這麼説，你把他幹掉了？”人們問道。

“沒有，那兒也排着隊呢。”

這種蘇聯式笑話反應了當時老百姓的心聲，也傳到戈爾巴喬夫耳朵裏。

可是，戈氏並沒有反思自己的行為，反而認為是有政治力量在阻撓改革。面對這些阻力，他沒有從歷史角度去思考，只是片面地歸結為體制原因。

05

自殘療法與帝國坍塌

年輕的戈爾巴喬夫曾去過很多西方國家，在那裏，他看到了資本主義國家光鮮靚麗的一面，他幾乎看不到缺點。回國後，反觀內部，卻看不到優點。在他的自傳裏，你讀到最多的是，“陰謀”、“利益團體”。這是他的歷史侷限性。

小馬最終決定換種方式犁田，它要徹底掀翻犁溝。

最終，他用三招將帝國掀翻在地。

搞“新思維”，推動指導思想多元化，不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D的指導思想，不再把共產主義作為奮鬥目標,要搞所謂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否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用別的思想或主義作指導。具體什麼思想，什麼主義，不知道，也不公開説是資本主義，反正不是以前的，大家討論一下，據説叫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為了配合他的“新思維”，大搞“全面公開”，揭蘇聯的老底。這個“全面公開”充分説明了戈氏在政治上的幼稚。他像一匹脱繮的野馬，如安哥擔心的那樣，橫衝直撞地衝擊蘇聯的根基。

公開性的本意是指將工作對人民羣眾公開，聽取羣眾意見，改進工作方法，以便得到羣眾的理解和支持。而到了戈氏這裏，口號挺漂亮，“讓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實際上成了專門揭疤晾短，甚至是歪曲與偽造歷史的工具。和他的“禁酒令”一樣，南轅北轍。

大量非法刊物湧入市場，所謂的內幕橫行，人們的思想陷入混亂。輿論風暴最終演變成否認歷史，否認英雄的狂潮，狂潮一度影響到東方某神秘大國。

最致命的是搞“軍隊改革”。戈氏按照自己理解的民主把蘇聯軍隊推上手術枱，從削減軍費開始，進而對軍隊使命任務和體制編制進行調整。他削減了約8萬名政治軍官，撤銷總政治部，並規定蘇共組織及其機構不得干預軍事指揮機關的工作，主動放棄對軍隊的領導。

沒有政治工作，沒有宗旨教育，放棄黨的領導，戈氏搗毀了這支軍隊的神格，最終導致軍隊迷失方向。

1991年“8·19”事件，進入莫斯科的空降兵部隊、克格勃“阿爾法”行動小組拒絕執行上級命令，調轉槍口，支持“民主”和葉利欽。

其實，當時間來到1989年時，戈氏已經對局勢失去控制，蘇聯就像一架在鐵軌上失去制動的高速列車，脱軌翻車是遲早的事。

從1989年後開始劇變。最先在波蘭出現，後來擴展到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家，一個個國家離蘇聯而去，最終，這個曾令西方瑟瑟發抖，曾將紅色革命帶向全球的龐大帝國，於1991年12月26日宣佈解體。

06

尾聲

很多人問，如果戈爾巴喬夫在1990年接受葉利欽的辭職結局會不會不同？

還有人問，如果1991年“8·19”，莫斯科發生的那場旨在推翻戈爾巴喬夫和保留蘇聯的政變取得成功的話結局會不會不同？

歷史不應該去假設，但我想即便假設的事發生了，歷史也不會有所不同。當時間來到1990年的時候，歷史的進程已由不得戈爾巴喬夫左右。

更何況，整個過程，戈氏享受着來自敵人內部的掌聲，他相信西方給他的種種承諾，包括經濟援助、放下敵對態度，也相信能通過所謂的民主改革帶領蘇聯人民走出泥潭。

他會倔強地沿着這條路走下去。

當然，結果並不美妙。

2008年，戈氏在接受英國媒體採訪時，大倒苦水：“美國人承諾，在‘冷戰’結束後，北約的邊界不會超過德國，而現在中歐和東歐的一半國家都是北約成員國，美國當初的承諾到哪去了？”

對於俄羅斯人民，2005年，普京總統在國情諮文中強調，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之一，這對於絕大多數俄羅斯人民來説是一場真正的悲劇……

1999年9月20日，在德國明斯特某個醫院，戈爾巴喬夫坐在牀頭，手裏握着一位病人的雙手——那是他的妻子賴莎，他用一生愛着的人。

在一聲嘆息之後，病人的手越來越無力，最終冰冷。

戈爾巴喬夫將頭埋入雙手，低聲地哭泣。

他的眼裏沒有敵人，他是一個好丈夫，但不是一個好旗手。

全文完，謝謝閲讀。

文章首發於個人公眾號“觀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