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管教授的【核酸且慢，先查抗體】論，到底錯在哪？》_風聞

       這文章本身就明顯帶節奏。管軼的話是説目前全國疫苗接種覆蓋率超過60%了（注：筆者根據官方統計的估算值），還多次發生本土感染的情況，而且都是疫苗接種率比較高的地區發生本土感染。所以管軼的看法就是要對疫苗接種後的有效性進行臨牀核查進而作出評估。這是對的。中國現在疫苗產能達到80億計次，在短期數量增長這麼快，疫苗的有效性也該進行一次相對集中的普查不是嗎？起碼像國產青黴素的問題-純度偏低。所以臨牀注射治療中要多次做藥物過敏性試驗，而德國進口的就不用這樣。

      也正因為所有的疫苗由於人體體質各異，所以沒有一種疫苗的有效率可以達到100%。所以疫苗的免疫能力需要較長時間的臨牀觀察和統計分析。特別是新冠病毒的變異，德爾塔病毒傳染率更高。所以繼續對現有的疫苗產品進行跟蹤調查更有必要——因為國產疫苗畢竟臨牀研究的時間太短（而且都是“有條件批准使用”）。什麼是“有條件批准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對治療嚴重危及生命且尚無有效治療手段的疾病以及公共衞生方面急需的藥品，藥物臨牀試驗已有數據顯示療效並能預測其臨牀價值的，可以附條件批准，並在藥品註冊證書中載明相關事項。而目前的國產新冠病毒疫苗都是“有條件批准使用”藥品，也就是説這些疫苗尚需來臨牀使用中需要繼續觀察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不是嗎？所以，管軼教授説的不無道理。

       文章作者也承認：“作為最主要疫苗研發與生產國的中國，對其疫苗接種後的人羣抗體監測，怎麼可能漏過呢？而且，用抗體抽樣監測的結果，來推斷整個接種疫苗人羣的抗體水平變化，原理上相當靠譜，也是國際通行的做法”。但作者接下來的這句話就文不達意了：**“所以，當COVID-19疫情發生後，當務之急是阻斷傳播，而不是查抗體。”作者這句話應當這樣講才對：在初期沒有疫苗和疫苗接種率很低的情況下，當COVID-19疫情發生後，當務之急是阻斷傳播，而不是查抗體。”****接着作者又承認“疫情發生地的人羣抗體水平，通過當地人羣的疫苗接種率和前述的抽樣監測結果，完全可以準確推斷。**當前，無論何種技術路線的疫苗，經過半年後保護效果降低，需要接種第3劑已經是一個基本的共識。” 由此可見，文章作者的思維邏輯存在明顯的錯誤。       

       已接種羣體的人體抗體數量本身是直接表明羣體中人體免疫的水平。新冠病毒感染的程度進行核酸檢測只是表明核酸檢測檢查核酸蛋白的數量，並不是直接表明人體的抗體數量。所以假陽性肯定是存在的。羣體的抗體數量需要普查統計分析，而核酸檢測可以直接到人。所以兩者都有用，但兩者又各有側重。管軼教授説的出發點是這樣的：在全國疫苗接種劑次超過23億計次了，最近本土病例的增加，確實需要從抗體的角度考量抑制病毒傳染的效果，進而採取新的措施。實際上現在世界上任何一種新冠疫苗都還是需要在臨牀上繼續觀察疫苗接種後的有效性。中國疫苗研發速度很快，真正用於臨牀時中國疫情最危險的時候已經過去，所以大多在國外合作進行三期試驗，從去年到今年也不過一年多的時間。這對於疫苗而言，顯然臨牀驗證時間還比較短。所以疫苗接種覆蓋率達到60-70%時，抽取一定的行政區劃進行抗體水平的普查對今後的防疫工作有重大意義。這也是為後期防疫工作尋找科學依據。

       所以我們不要學美國人的自由——“不戴口罩”，冠狀病毒是不分國籍和種族的。

      近幾個月以來，全國本土感染者明顯增加。以河北河南為例，發現感染者馬上進行幾百萬乃至上千萬人連續多次進行核酸檢測，耗工耗時消耗大，而且還有明顯的成年人密集感染的風險·。所以，確實有必要進行“接種羣體的人體抗體數量”的普查。即使核酸檢測是沒有發現陽性個體，也不能表明羣體的抗體水平達就到了預設的免疫的效果。所以，至少在本土疫情發生地進行抗體的檢查進而研判落實防控措施已經顯得非常緊迫——不謀全局不足以謀一域。    

      實話實説。實際上，管軼教授説話不是對媒體大眾而言，而作為專業學者是對防疫管理和專業人員的建議或者説提醒。有人以此侮辱管軼教授，太不道德。自己不懂還罵人家。如果想聽假話，你們就看這樣的廣告：“莎普愛思滴滴滴”、“鴻茅藥酒喝喝喝”。

      管軼是搞病毒研究的，不是臨牀大夫。去年年初，也就是1月22日之前，全國支援武漢抗疫的國家行動啓動之前，武漢由於對疫情不明，所以是被動的。連武漢市場也坦承：“我雖然是市長，但封城這樣的大事也要服從組織按程序辦事”。在那樣的情況下管軼到華南海鮮市場取樣沒有成功，而一江之隔的武漢病毒所為什麼不能提供工作方便，管軼在旅館裏能搞合作研究嗎？現在社會上一些人不明真相，只相信媒體的一家之言大放厥詞實在是沒有道理。

       這裏我不想牽涉“政治站位”或是“擔當責任”之説，只想作為旁觀者實事求是地説説事實和科學道理。管軼説的當然相當直率，但道理沒有錯。我能體會到管軼先生心中的焦慮：一個科學工作者的職系所在和良心。離開“文革”30多年了，我們的思想上和道德評判上是不是還有“殘餘”？我們本來就都應該在科學問題上要講真話不講假話，不是嗎？

       “謙受益滿招損”。尤其是在科學真理上聽不得不同觀點，你就不會變得聰慧變得強大。此外，一個作者如果拿自己的評判標準去“綁架”別人也是很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