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真諦”=“無形權力”？馬斯克舌戰聯合國背後：超級富豪的慈善算盤_風聞

　聯合國氣候峯會COP26開幕前夕，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FP）點名Tesla行政總裁馬斯克（Elon Musk）“只要拿出2%財產就能解決全球飢餓問題”。馬斯克隨即在Twitter憤而回嗆，表明“只要聯合國以公開透明的會計形式説明捐款的實際用途”，他立即會賣掉股票捐錢。

　　馬斯克雖非大慈善家，但他通過反諷形式，直截了當提出：富人直接“捐錢”是否有實質成效？

　　這個質疑，確實令人深思。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全球經濟衰頹，貧富懸殊加劇。愈來愈多人呼籲富人捐錢，解決社會一時之急。富人做慈善這個財富三次分配方式，再度捲入大眾眼簾，成為熱議話題。其實一直以來，超級富豪“經營”慈善事業早已成為常態，他們並不熱衷於直接捐錢。他們不少認為，以私人資本經商的方式去營運慈善事業，會有更具效率的賑濟效用──或更準確來説，有更大的利己效用。

​　　疫情下捐錢　只是一時之興？

　　捐錢──尤其在疫情帶來的經濟社會衰頹之勢下，是很多普羅百姓希望鉅富們應該要盡的“社會責任”。民間出現極多呼聲，要求超級富豪捐錢，解決社會燃眉之急。

　　的確，這一年多以來已有不少富豪踴躍向醫療機構、政府部門捐錢，購買疫苗，擴建醫院醫療設備等等，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Google執行長皮柴（Sundar Pichai）、亞馬遜創辦人貝索斯（Jeff Bezos）都有直接捐贈款項，幫助地方政府渡過緊急難關。

　　在“財富第三次分配”的原則下，社會高收入人士在自願情況下以捐贈財產等慈善公益方式，幫助社會中低收入羣體改善生活，調整社會福利保障體系。

　　不過，觀乎近年經驗，“捐錢”其實是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非典型常態。**對於大多數富豪來説，“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而這個宗旨的確受到很多崇尚市場競爭，自食其力的資本家所遵循，**從而影響到他們長期慈善方式。

　　回顧近年，鉅富們現今回應普羅社會的財富再分配訴求，大多不單純只“捐錢”。與其直接將善款捐給各地慈善組織，反而通過不同機構管理模式、經營手段、資金轉移等五花八門的方法，配合他們自己的高效營商思維和手法，去實現他們所理解最具效率的慈善工作。

　　我們或許先以被認為是近代最具影響力的大慈善家，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作例子。

　　比爾蓋茨強調應該將商業社會的經營方式和管理技術應用到慈善工作之上，重視慈善事業的有機回報，達致最有效率地利用其所投入所資金，用於改進社會及改善他們所關注的議題。

　　比爾蓋茨的主要慈善渠道是其旗下的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這個私人基金會主要贊助改善公共衞生、疾病控制、貧窮、人口販賣等議題。它是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會，以美國西雅圖（Seattle）為基地，管理資金規模高達500億美元。

　　在2019年上映的Netflix紀錄片《蓋茨之道：疑難解法》（Inside Bill’s Brain: Decoding Bill Gates）中，比爾蓋茨便回顧了過去二十年來的慈善事業表現，影集中更多次展現比爾蓋茨與各地專家團隊開會，討論研究如何解決公共衞生、水資源短缺及女性權益的社會難題。

　　最新近的另一例子，也可以數到由貝索斯去年成立，為着應對全球氣候危機的“貝索斯地球基金”（Bezos Earth Fund）。這基金承諾在未來十年投資100億美元，藉以通過各種新創投資、資助研究等項目，解決氣候變化、森林過度砍伐、物種多樣性減少等迫在眉睫的地球難題。

　　慈善的“真諦”

　　然而，一眾鉅富們這種通過經營各類型“非即時性”的慈善事業，以商業模式試圖處理他們關注的議題外，換句話説，即是可以以經營私人公司的方式，自由掌控資金運用，甚至能夠藉着自身基金會（性質依然為私人企業）的強大影響力，影響某些範疇的公共決策，從而換取利己的政治及社會資本利益，例如遊説立法、制定議程的話語權。對資本家來説，這種“無形權力”，可能比單純奉獻一份慈善捐款，來得更具價值。

　　例如，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很早年就已經被世界衞生組織（WHO）等國際組織及各界監察人士批評在瘧疾等疾病研究的影響力過於強大：因為基金會擁有強大財力，**很多研究學者及科學家會出於基金會的財政獎勵制度而保護研究成果，不利開源促進研究多樣性，**反而扭曲了全球醫學發展的健康成長空間。

　　這佐證了基金會對於醫學範疇的“無形影響力”。同一道理，可以應用到教育、環保、平權等各式各樣的議題上：若然該基金會的強大財力，足以影響該贊助範疇的研究，甚至政策立法的進程，這豈不是等於民選政府背後的“無形之手”？

　　雖然我們不能假設超級富豪積極投入慈善基金會等工作的目的全是為了個人利益。面對社會輿論的制衡，超級富豪也需要積極回應回饋社會的訴求。對他們來説，“經營”慈善事業，能夠在履行社會責任之餘，又能重新塑造成具效率且符合個人利益的一盤生意，無疑是兩全其美的方案。

　　説回馬斯克月初回應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 （World Food Programme）的“捐錢訴求”。馬斯克背後的意思可能就是：聯合國提出的全球饑荒危機，不是以捐款購買糧食就能解決，因為饑荒從來都不是糧食不夠所導致，而是基於戰亂、官員貪腐等人為原因導致糧食分配不均，最後才致使大範圍饑荒。

　　對馬斯克來説，投入資源提倡科普教育，獎勵技術創新才是根治像饑荒這類貧窮危機的長遠辦法。馬斯克旗下的基金會專注於資助太空探索、科學和工程教育，惟該基金會官方網站只有數百字的簡單介紹，並沒有提供資產管理規模、贊助人或聯絡方法等資料。

　　這也説明了，為何近年來比爾蓋茨、貝索斯、朱克伯格等吃盡二十一世紀互聯網大潮果實的科技大亨，總是偏好向與自己有聯繫的私人基金會投資，推進各項研究項目，而非直接捐獻。

　　當然，若然這些超級富豪的聰慧商業思維能夠以更精效的方式解決全球問題，絕對不失為一件美事。惟社會各界，理應繼續時刻強調合規與問責精神，當一個保持清醒的監察者，制衡超級富豪以公關思維掛帥的慈善事業，避免它們淪為擁有全權設定社會議題能力的幕後操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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