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崖之上》代表中國內地角逐第 94 屆奧斯卡，如何評價這部電影？_風聞

張藝謀導演的《懸崖之上》將代表中國內地角逐明年第94屆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新京報記者聯繫了片方相關人員，對方確認了該消息。據燈塔專業版數據顯示，《懸崖之上》於2021年4月30日上映至今，累計票房約11.90億元。

這是張藝謀執導作品第四次衝擊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前身為最佳外語片獎），之前分別是1991年的《菊豆》、1992年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和2003年的《英雄》。

亞洲地區其他角逐第94屆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的還有中國香港的《媽媽的神奇小子》、中國台灣的《瀑布》、日本的《駕駛我的車》、韓國的《摩加迪沙》等。

曾經我們那麼渴望獲得奧斯卡的認可，可是每年選送的影片都是絕對不能獲獎的作品，我們咋就那麼軸呢?

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其實就是美國主流電影人的認可，而美國作為世界燈塔，其實就是很多電影人的精神明燈，還客氣的説，很多人的價值觀：就是美國電影價值觀。

奧斯卡的標準是啥，其實簡單説就是西方哲學觀的文學表達。

哲學，西方哲學觀繼承自柏拉圖，社會觀念的土壤不同，西方哲學觀和中式哲學觀的不同，導致個體與羣體關係之間關係不同。

柏拉圖的理想國奠定了整個西方世界哲學觀，其中的洞穴假説和太陽假説，誕生在希臘社會盛行的眾神崇拜，盛行於伊斯蘭教盛行的阿拉伯帝國，然後發揚於基督教一統天下的歐洲，整個西方哲學史就是柏拉圖的假説的延續，並且在其理論上繼續添磚加瓦。

柏拉圖的洞穴假説就是懷疑神的存在，個人對於羣體遠離，才能保持個人清醒與立場，不被以神信仰為主題的社會同化，但是又不能公然反對神的存在。

在西方從公元五世紀開始，由原始社會進入分封制的神權時代，基督教塑造的歐洲是一個以教會為主的團體格局，羣體以上帝為主要崇拜對象，任何質疑神存在的人，都將會受到極端懲罰。

柏拉圖的洞穴假説大行其道，核心就是用晦澀難懂的語言，用直觀映像質疑神的存在，個人和對羣體理性的半脱離。整個歐洲近代哲學家成長最快那些年代，基督教還是大行其道，直到二戰後基督教開始被現代社會替代，但是1900年之前西方哲學和神權社會的對立關係依然如此。

西方自文藝覺醒（所謂文藝復興）後，柏拉圖的理念開始大行其道，西方小説的主角是獨立於羣體之外，個人永遠是清醒的，所以看西方的小説，主人公永遠都是孤獨的，羣體對於個人，大部分小説裏都是羣體愚昧，個人獨醒。

等到電影出現後，歐美電影電影表達一水的孤獨，英雄是孤膽的，強人是孤獨的，遠見者是被孤立的，清醒的人是孤單的、那些主人一個人改變世界，觀眾也相信，一個人只要清醒，就能改變世界，但是怎麼改變世界呢？歐美文學作品是打碎就行，之後大家民主了就會選一個出來。

宗教帶來的原罪理論和拯救理論，仍然影響着西方，所以西方的小説其他文藝作品是柏拉圖理論和宗教理念的複雜混合體。

中國傳統哲學是個人領導羣體改變，個人能力越是強大，越要帶領羣體向上。

中國的早期文藝作品反而更高級，《西遊記》孫悟空討厭這體制森嚴的天庭，便要打碎他，可是他失敗，失敗後孫悟空選擇加入一個新的團體裏，獲得一個自己的位置去改變。

《水滸傳》是大部分主人公在原有社會地位下被困住，被壓制，在反覆突圍不成後，所有人組成一個團體，去替代原有社會，水滸傳的結局其實是理論無法突破的結局，但是卻是中國哲學觀的文藝表達，那就是試圖用一羣人凝聚在一起，試圖組織後替代原有組織。

《三國演義》則更加極端大膽，那就是原有社會制度老化後，一羣人紛紛團結身邊人，去替代原有社會組織結構，從而改變整個社會，這裏不是歐洲狹隘的唯血論，宿命論，而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中國的傳統文學就是中國哲學的表達，歐美人不懂，他們的哲學和我們不同。當代文學領域也是有巨大問題，西方文學早期生存的土壤都是神權社會，都是神權社會下的君主立憲國家，面對的是思想和社會雙重壓迫的局面。

在面對神權統治的社會，反抗社會與政府是西方文學的主流。那時候的，西方羣體在神權下表現出愚昧，個體保持清醒就要與神權社會脱離，於是反抗羣體是西方作家永恆主題。

看看歐美的電影吧，無論《肖申克的救贖》《阿甘正傳》等等我們熟悉的電影，都是一個人孤獨的觀察社會，這樣歐美文藝工作者們才能表達，才能創作，這就是他們的精神世界，他們沒有解決辦法，但是卻有繼續而強大的抗爭精神。

在中國文革後的文藝工作者，也面臨過西方文學那時候的狀況，就是文革時單一思想和體制結合的十年，那時候很多人思維最接近西方早期作家的狀態。

看看《蘇州河》這些早期文藝電影，這種影子都是縈繞其中，那時候人們面對集體主義氛圍濃郁的社會，爆發出強烈的脱離慾望，表達出的作品，剛好符合歐美哲學觀下的人們，我們開始頻頻獲獎，可是慢慢我們的集體主義社會開始變淡了。歐美哲學的土壤變得稀薄了，只有少部分人還在那個哲學氛圍裏，現實社會里，沒有人明白歐美哲學在生活中怎麼用，因為我缺了神權社會這個抗爭主體。

但是這些年很多文藝工作者還維持在這個狀態下，但是中國社會已經改變，社會允許各種思想並存，不在要求思想統一。

同時中國表現出來的各種細分的自由，中國當代作家還沒體會到，他們把西方文藝工作者對抗體制與神權時代羣體思想當做圭臬。仍然保持所謂的清醒，但是沒有對中國人獨有無神社會里面，個人與羣體的關係的融合，個人通過能力提升獲得社會內自有的認識。

很多人都把西方的自由和文化當做時代標杆，缺乏中國人還有文化根源認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些人哲學理論，在中國都是大學教育裏的必需品。

時代變了，可是文藝作品的慣性還在，他還在很大一部分人心裏佔據巨大的位置。

主客二元論也是個人對羣體的關係，這個理論還是源自神權社會里個人欲保持清醒就必須脱離羣體理念。可這些卻與中國無神社會各個不入，在中國是無神社會，崇尚讀書人的社會，越是讀書人越會在社會里獲得更多財富、地位與自由。個人和羣體關係是通過知識達到的，個人需要羣體。

再看看歷史，打開世界通史等大部頭歷史著作，都有一個巨大特點，就是中國歷史被極度壓縮，只佔整個部頭很小一部分。

西方歷史學家故意突出埃及、兩河、希臘、羅馬關係史，使西方文明史佔據所有世界歷史類書籍50%以上，西方歷史裏的各種西方中心邏輯，讓每一個看完世界史後，都覺得中國在世界歷史裏貢獻極低，哪怕印度思想都比中國影響世界作用大，這就是歷史的貓膩。然後在電影裏，希臘，羅馬被歐美電影工作者拿出來大書特書，全世界的人在電影的普及下，加強了羅馬、希臘的概念。

可惜我們生活在一個被西方理論搭建的現代學科系統裏，中國傳統哲學目前沒有昇華，舊的理論不適應於現代，西方理論只是少數人精神狂嗨，生活卻依舊在中國哲學構成的社會里。

我們電影也是如此，我們無論怎麼拍，都不會有那種個體脱離羣體後的精神獨立，在中國社會，這種思維不會受到羣體的認可，因為我們就沒有那個奇怪的神權社會，精英們往往都是加入羣體改變社會。

西方他們痛苦，他們精神分解，他精神和生活嚴重分離，他們沒有方向，心向西方可能是某些文藝工作者最好的鴉片。

可是中國人必須要走自己的路，中國電影要按照中國哲學表達去寫故事，現在中國人寫故事是分裂的，有人用好萊塢編劇寫作技巧弄劇本，那裏面有西方哲學文學表達的路徑，雖然技巧很好，但是就是沒有辦法寫出適合中國市場的好劇本。

中國電影人已經慢慢改變，奧斯卡是美國人的認可，認可有好幾幾種，其中一種認可是追誰者被領袖認可，還有一種因為強大而認可，我希望好萊塢的認可是因為我們強大而認可。

現在很多人還在糾結《懸崖之上》拍的好不好，可是我們該糾結的是美國人什麼時候然後能夠好好品味中國文化之美。

美國人有他們的獨到優秀，也有他們的狹隘，我們不可能做他們的追隨者，他們技術上無比強大，我輩當奮力追趕。但是道不同，他們無法理解一羣人為了理念，為了改變社會落後的理念，可是加入一個組織後奉獻自己的生命。

他們的電影工作者們其實大部分都很淺薄，也都是人云亦云，沒幾個人能看懂中國哲學的深處，他們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選擇自己愛好，其實也是整個好萊塢的主體思潮，我們無需在緊張他們何時認可我們，因為我們開始自信了，我們開始明白他們有什麼不同了。

《懸崖之上》也好《你好李煥英》去了我也不驚訝，因為我們的態度就是不討好你，這就是大國文化的態度，不明白我們堅持然你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