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一下：卡了美國脖子的台積電，是怎樣煉成的？_風聞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陪你看世界的谷智軒。近期，美國商務部提出，為了促進供應鏈各環節信息流通，向半導體供應鏈中“有興趣的企業”，徵集相關數據和信息，截止日期就在本週一。作為芯片製造頂流的台積電，先是説了兩回不交，又説交，又説不交，結果還是踩在截止日當天，“自願”提交了數據，引得島內網友怒斥：“大雄也是‘自願’給胖虎玩具的。”台積電畢竟只是一家企業，要和世界上唯一的霸權掰手腕，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不過，我們也都知道，要讓美國政府親自下場，這企業不但要有獨到之處，還得讓美方有一種“再不動手，吾命休矣”的危機感。這台積電究竟何德何能，竟讓堂堂漂亮國都慌了？本期《消化一下》我們就來聊聊，台積電是如何煉成的，又為什麼能卡住美國的脖子。

台積電的全名，叫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積體電路是集成電路的當地叫法，英文叫Integrated Circuit，簡稱IC。IC的生產過程極其複雜，涉及了幾千道工序。台積電生產7nm製程芯片，要在一平方毫米的面積上，按照圖樣放上1.1億根晶體管。小夥伴們都讀過《核舟記》吧，造集成電路需要的微雕技術，比在核桃上刻小船，難度高了幾億倍。

集成電路製造最重要的兩個特點，一個是“難”，另一個是“貴”，有多貴呢？一座5nm工藝晶圓廠，要投資近200億美元。馬斯克在上海搞超級工廠，投資也就70多億美元。IC製造環節，在研發投入方面，佔整個半導體產業的13%，整體投資佔64%，實屬半導體產業鏈上最貴的一環。

第三個特點，在於“快”。電子消費品更新換代極快。對於製造商來説，時間到了要是造不出來。市場就會被剩餘的玩家瓜分，進一步拉開技術差距，一步領先，步步領先。只要掉隊一次，後來居上就非常困難。

“難”、“貴”、“快”debuff層層疊加，沒有哪家企業能保證，自己在每一個環節都做對。所以半導體研發，註定是由不同企業通力合作來完成的。企業間相互入股，共享部分技術專利，極盡所能，把大家牢牢捆在一條船上，順便還可以不讓別人上船，一舉兩得。

總結一下，IC製造作為半導體產業鏈裏最貴的一環，要打下它的山頭，必須滿足這麼幾個條件：第一，上船要早；第二，不停投餵，增大自己的塊頭，不被擠下去；第三，混進乘客圈子牢牢抱緊。任何一個條件沒做到，就只能眼巴巴看着別人架了這條小船，當了海王。有了這三個條件，我們就可以來分析台積電為什麼能留到最後，變成船上一霸。

1972年蔣經國當上“行政院院長”之後，要求台當局為台灣經濟發展提出新方向。當時台灣通過勞力密集型產業，撈到了第一桶金，但隨着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發展到了瓶頸。以台灣的經濟體量，要衝擊人類技術天花板，不能全面下注，只能挑一兩個攻堅，舉全省之力賭一把。1973年，“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成立（下稱：“工研院”）。次年2月，在台北市南陽街小欣欣豆漿店裏，台當局一眾高官，和美國無線電公司（RCA）研究室主任潘文淵，坐在一起開了個會。就是這個潘文淵，大力主張賭一把集成電路，把大佬全説服了。

“豆漿店會議”之後，潘文淵閉關十天，寫下《集成電路計劃草案》，在美國叫上一羣華人專家，組成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然後一邊到海外招兵買馬，一邊派年輕工程師到RCA公司培訓取經。

人、財、技術都有了，“工研院”電子所就開始弄示範工廠，順利做出產品，從香港電子錶商那裏接到了10萬枚芯片的訂單，算是做出了成績。這時候，剛好蔣經國當上“總統”，原來的“經濟部長”孫運璿（xuán）頂上了“行政院院長”之位。孫運璿正是“豆漿店會議”的參與者之一，用成績單和大餅一陣忽悠，小蔣一拍腦門，就把“舉台之力”壓在了IC產業上，然後派了有台灣“科技教父”之稱的李國鼎去推這事。1985年，在李國鼎的引薦下，張忠謀從美國回到台灣，擔任“工研院”院長。兩年後，台積電成立，用的是“行政院”的資金和信用，基礎是“工研院”的人、技術和設備，和全台十幾年培養出來的半導體人才儲備，享受的是當局各種人才和税收政策，只成立了一年就開始盈利。

所以，台積電雖是1987年成立，但是它真正登船的時間，要從1974年的RCA技術轉移算起。它也不是從零開始，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頭由頂級工程師往上拉，底下還有全省的力往上推，這才硬是上了船。

上船之後，就是張忠謀的主場了。這位台積電的創始人，1931年生於浙江寧波，1949年赴美留學，哈佛本科，麻省理工碩士，斯坦福博士。他畢業後，因為高1美元的月薪，棄了大廠福特，選了一家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半導體企業，開啓了他在這個行業的傳奇征程。所以，咱們企業以後開薪水，真的不能太摳，幾塊錢之差，你可能就錯過了半個行業。

前面説了，IC製造業船小，還講究抱團，乘客圈子裏都知根知底，進圈子很難。但張忠謀本來就是圈裏人，他在得州儀器當到了三把手，通用儀器當到一把手，幾乎能和所有業內人士手稱兄道弟。台積電早期拿訂單，主要靠張忠謀刷臉。沒有他的面子，英特爾的老總也不可能專程跑到台灣，給一家剛成立一年的企業認證。張忠謀還為台積電從美國挖人，比如他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挖來了技術執行官胡正明；從按摩店（AMD）挖來梁孟松；從惠普挖來了研發隊長蔣尚義。

台積電能夠迅速增肥，與美國的扶持密不可分。當然，好處不是白給的。台積電要繼續做大，就得讓美國有dollar可以賺。這時候，張忠謀就提出了“晶圓代工”的概念——只生產別人設計的芯片，本身並不設計、生產或銷售自有品牌的芯片。和其他大廠比起來，台積電資源有限，只有把力量用在刀口上，才有可能攻上一座山頭，所以只做IC製造，一來集中資源、定點突破，二來也確保不與客户競爭，讓甲方用得放心。利用代工模式，台積電不但節約了資源，可以把更多營收投在技術上，還幫大量美國芯片設計公司省下了建廠的成本，得以輕裝上陣，集中資源到設計研發上。如今的IC設計巨頭高通、英偉達等等，都是得益於此，可以説，正是台積電開創的“晶圓代工”模式，加速了IC設計與製造的分離，助力美國公司站穩了全球芯片產業的制高點。

當然，台積電只是不和付錢下單的甲方“爸爸”競爭，可沒説不和自己的乙方“兒子”競爭一下。台積電對IC製造的上下游，比如説光刻機制造和芯片封裝，都有投資，甚至在芯片設計軟件上也插了一腳，可以説在整條IC產業鏈上，都做到了“你中有我”。

台積電上船夠早，有“舉台之力”持續投餵，第一個吃了“晶圓代工”的螃蟹，還全球佈局，和IC產業上下游的其他乘客抱得難捨難分，三個條件都齊備了。可以説，如果不出意外，台積電佔領IC製造的山頭，幾乎是必然的，可“意外”並沒有缺席。如今的變數，正是出在美國身上——台積電太強，美國慌了。

美國不是第一次慌。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當年美國人一着急，直接為台積電掃除了競爭對手。上世紀80年代，日企包攬全球芯片企業前三把交椅，一度將英特爾逼到破產。在錄像機用的隨機存儲器（DRAM）上，日本吞下美國9成、全球8成市場。本來日本半導體的家底，都是美國幫忙打下的。徒弟掀桌子、卡師父的“脖子”，這能忍？美國修理起日本來，根本不缺手段。IBM間諜案釣魚執法、抓你高管，東芝事件更是給你扣上“通蘇”的帽子。最終，美國迫使日本簽訂半導體協議，放開國內市場、知識產權，徵收100%關税。不到十年，美國就從日本手中奪回全球半導體市場份額。

經此一役，日本半導體產業元氣大傷，但美國依然不放心，又在東亞物色其它代理商，比如三星與台積電。美國對日本重罰關税，對三星只罰象徵性的0.7%，意圖一目瞭然。所以，當張忠謀吹他如何白手起家、從美國拉到投資和人脈時，請大家一定要記住這個背景：美國是支持台積電做大的。

台積電先是摸着日本過河。DRAM是日本半導體的拿手好戲，但本身技術並不複雜。靠着從日企挖人、“995”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台積電很快實現追趕，又在家用電腦普及的90年代，彎道超車日企。相比日本做DRAM從設計、生產到封裝一條龍全包，台積電只做“晶圓代工”，不摻和其他領域，實際上是給美國人交“投名狀”——我專心刷盤子，不像日本人那樣偷菜譜，您老就放心吧。

打瞌睡送枕頭，美國本來也不想自己造芯片。眾所周知，“貴”這個debuff，在美國本土的效果翻倍。而且，美國人對理工專業沒興趣，張口閉口就説人家是nerd，芯片大廠招不到足夠的工程師。你去美國找一個理工科博士，看他願不願意天天穿着防護服、在實驗室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所以，美國芯片企業專門搞高附加值的設計，坐辦公室就能賺到手軟，製造部分通通外包給東亞。

有美國一路綠燈，台積電條件齊備，藉助智能手機的春天，一步步做成行業龍頭。2012年，台積電出貨量同比猛增30倍，營收與利潤都破紀錄，市佔率接近50%。那一年，我省吃儉用買了一台“水貨”iPhone 5。此後，台積電產能向28nm集中，出貨量和收入快速增長，市佔率在2016年達到世界第一，16nm、10nm甚至7nm的研發不斷推進。2017年，台積電首次擊敗三星，贏得蘋果公司10nm的A11處理器訂單。2019年，台積電市值超過三星，達2620億美元。

台積電的成功，除了靠美國的扶持，也沾了海峽對岸的光。可別忽視這一點，三星就沒有這個福氣。90年代末，韓國企業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到重創。美國憑IMF的救助方案來了一波抄底，外資瘋狂掃貨韓國，拆分三星等財團。三星電子的外資持股超過55%，成為名副其實的“美國企業”。

而如今的台積電，市值超過5500億美元，排進全球前10。張忠謀牢牢把控企業發展方向。為了推動兩岸關係、加深經濟融合，大陸提供各種便利吸引台積電，允許它以低於市場價50%的報價，為國內芯片設計企業代工28nm以下的集成電路，逐步佔穩市場。回過頭來看，大家也許會對這些政策有一些更深的看法。

另一邊，外包上癮的美國終於發現，自己被台積電扼住了咽喉。靠着設計，美國企業去年還拿下全球近一半的芯片銷售額；但論芯片製造，美國從1990年的全球37%，到如今僅剩12%。台積電一家產能頂兩個美國。去年10月，特朗普政府悍然動用行政命令，制裁中芯國際。政治上一通胡來，反倒破壞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協調生態。美企紛紛將訂單轉移到台積電，結果供不應求，再疊加疫情因素，全球陷入“芯片荒”。美國成排造好的汽車晾在空地上，排隊等芯片，企業、消費者叫苦連天。

而拜登政府一上任，就得解決這個難題。美國評估供應鏈韌性的報告中，點名台灣省80多次，直言台積電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危險性風險”。台積電這回攤上大事了，美國人認為，一旦台海有事、台積電斷供，美國的衞星、飛機導彈都要瞎，全球老大的地位還能坐穩嗎？所以，拜登前腳剛砸520億美元、扶持本土芯片製造，9月又召開半導體峯會，邀請企業大佬想辦法解決問題。拜登唱白臉，呼籲企業公開透明，“自願”提供銷售和庫存數據；商務部長唱紅臉，説要是逾期不交，還有一攬子“其他手段”逼你們就範。用腳也想得到，現場三星和台積電的代表是冷汗直冒。

主權國家動用政府權力打壓企業，有點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但考慮到美國政府這幾年乾的事，大家又習慣了。業內人士坦言，這樣做相當於把成本價、銷售策略等底牌，都交給競爭對手。美企自然是看熱鬧不嫌事大，反正整的不是我。結果，台積電、三星和SK海力士，被迫向美國政府“交作業”，還一再強調商業機密“不可公開”，好比求銀行劫匪保留賬本。

其實，台積電也不是沒有意識到美國正在背後磨刀，2019年就響應特朗普政府“號召”，宣佈投120億美元，在美國亞利桑那鳳凰城建廠，還供出了手上先進的5nm技術。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公開承認，建廠是“政治驅動”，成本遠高於預期。“投名狀”交得是誠意滿滿。

但對美國來説，120個億不重要，交出商業機密也不重要，關鍵是台積電一家獨大，而且背靠中國大陸，沒有它，對美國才最重要。外界早有猜測，“交作業”只是開始，美國下一步可能會威脅強制拆分台積電，把最高製程的產能轉移到美國。可問題是，台積電的根基在台灣省，人才、設備和用户圈是搬不走的，中國大陸這麼大的市場，也不肯輕易吐出來。

然而，台積電在專利技術、材料、設備等方方面面，都高度依賴美國。美國抬出《瓦森納協定》，隨便哪個環節一卡，台積電都難以招架。再不濟，美國還能長臂管轄，甚至強行扣人，之前華為孟晚舟女士、法國阿爾斯通高管的遭遇，大家都很熟悉了。

説到底，美國對台積電虎視眈眈，正如台灣問題本身一樣，是“項莊舞劍，意在中國”。作為供應鏈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台積電紮根台灣省，離美國太遠，離大陸太近。美國容不得中國自己憑本事吃飯，一邊搞“小圈子”，試圖在供應鏈上排除中國；一邊四處揮舞長臂管轄的大棒，以舉國之力打壓中國企業。美國濫用國家安全的焦慮，其實是霸權主義、資本主義更年期的病症。

如今，蔡英文當局反覆挑事、刺激兩岸關係滑向“火車對撞”，又勸台積電“從”了美國，“美國能有什麼壞心思呢”，明擺着拿企業當擋箭牌，以台積電在供應鏈中的價值，換取美國保護、肆意推進“台獨”。當一家企業陷入政治，必然不能獨善其身。台積電為了迎合美國，斷供華為、赴美建廠，卻依然改不了要被美國“賣”掉的結局，這就叫“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依然試圖騎牆，説中美之間的敵意，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為了做生意，需要“共同規則”。

美國一直在破壞規則，既出於恐懼，也出於傲慢。而我們的志向是星辰大海，靠着人民的勤勞與智慧，芯片製造沒有邁不過去的坎。話説回來，祖國統一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這一天的到來越來越近，無論美國人使什麼手段都無法阻擋。留給台積電的時間不多了，他們能做出無愧於歷史的決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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