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小曦｜經歷近三十年發展，中國網絡文學為什麼始終難以“登堂入室”？_風聞

單小曦 | 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文藝批評研究院教授

網絡文學屬於電子—數字文化知識型中的數字文學範式，中國網絡文學在這個意義上擔負着振興中國當代文學並將之推向新歷史發展階段的使命。然而通過對中國網絡文學發展境況的考察可以發現，在深層次上中國網絡文學正遭遇着來自網絡文學平台異化、網絡文學制度不健全和精英批評話語錯位帶來的三大鉗制，它們正在把中國網絡文學拖入一種發展的困厄境地，從而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其當代文學使命的達成。

中國網絡文學的歷史地位及使命

**中國當下的網絡文學發展雖然存在着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從媒介文化變革和文學範式革命的角度看，它現實地構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一支新生力量，代表着中國當代文學的一種未來走向，分擔着振興中國當代文學並將之推向新歷史發展階段的使命。**這種認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難以為傳統文學研究所認同，但這卻是媒介文藝學研究的重要發現。

媒介文藝學認為，可以把福柯的知識型理論、基特勒的話語網絡理論、庫恩的範式理論結合起來，形成媒介文化知識型和文學範式理論。福柯以知識考古學的方法，從西方文化史中歸納出了文藝復興時期知識型、古典時期知識型和現代知識型三種文化知識型，並強調它們之間是“斷裂性和離散性”而非連續性的關係。基特勒接受了福柯的知識型理論，但不滿於他將知識停留於檔案學和圖書館學層面，認為福柯的知識型和話語分析並不適用於留聲機、攝影術、電影等電子媒介生產和傳播的知識形態。於是“基特勒為福柯的話語分析增加了媒介技術這一基礎”，以“話語網絡”代替了“知識型”。“話語網絡”即“允許特定文化選擇、存儲和處理相關數據的技術和機構網絡”，“話語網絡 1900”之所以不同於“話語網絡 1800”，主要是因為20世紀的模擬性電子媒介成為建構語言的重要物質性力量，由此形成了新的話語形態。如果説福柯的“知識型”和基特勒的“話語網絡”相當於特定時代的結構性知識形態或基本話語關聯總體，那麼庫恩的“範式”則相當於建立在它們之上的話語系統模型。在上述三位理論家思想的基礎上，媒介文藝學從媒介文化視角出發提出，從古至今東西方順次出現了口傳文化、書寫—印刷文化、電子—數字文化三大媒介文化知識型；而其中又包括了口傳文學、書寫文學、印刷文學、數字文學等四類文學及其理論研究範式；不同媒介文化知識型之間和不同文學範式之間存在着一定的連續性，但相對而言，斷裂性更為突出。

從媒介文化知識型和文學範式觀點出發，中國史前社會中被後世編輯整理為《詩經》的口傳詩歌及其他一些歌謠、神話傳説、民間故事等構成了中國文學的口傳文學範式。漢字發明後，以甲骨、鐘鼎、竹簡木牘、布帛、紙張等為書寫載體，中國文學實現了從口傳文學範式向書寫文學範式的變革。由於文字書寫不斷建構個體精神世界，培育內心情感，《離騷》以降的個體文人創作取代了集體創作的民間文學而逐漸成為文學的正宗。清末民初，中國社會進入新的轉型期，而此時中國的書寫—印刷文化知識型進入了印刷時代，在文學內部則表現為書寫文學範式（一般而言的古代文學）走向了終結，而依託於新興的報紙、雜誌等機械印刷媒介的印刷文學範式形成，此即“五四新文學”。像口傳文學、書寫文學分別依託口語和書寫文字形成自己的特色一樣，印刷文學範式是依託現代報紙、期刊等機械印刷媒介發生、發展，並由此獲得審美特性的文學形態。此後，中國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延續發展，相關歷史與時代主題不斷變換，文學風格和流派更迭變遷，但並未溢出機械印刷文學的範式。20世紀80年代，中國當代“純文學”的輝煌，實質上恰是作為印刷文學內核的審美現代性精神的充分顯現。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遭遇了兩大挑戰：一是改革開放縱深發展帶來的市場經濟大潮；二是電子媒介、數字媒介先後裹挾推動下的影音文藝和全息性的數字泛文藝。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純文學”因拒斥文學商品化、堅守文學作為語言藝術的信條，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不斷向邊緣退卻，讀者羣亦隨之不斷萎縮。而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大眾文學（在現代報刊、出版等新興印刷大眾傳媒推動下從傳統通俗文學發展而來）則在文化市場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依託出版市場，不斷搶佔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不過，由於印刷性大眾文學仍不能脱離語言文字的表意方式，它亦無法迴避上述第二個方面的衝擊。

藉助網絡的力量，中國網絡文學於20世紀90年代後期登上歷史舞台。與書寫範式的古代文學和印刷範式的現代文學不同，網絡文學屬於電子—數字文化知識型中的數字文學範式。由此，中國當代文學跨越了印刷文學和數字文學兩大範式。這是東西方文化知識型鉅變的歷史潮流使然，換言之，從機械印刷文學範式過渡到數字文學範式，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趨勢。而如果能夠跳出印刷文學的圈子，從橫跨印刷文學和數字文學兩大文學範式的更宏闊的視野來審視中國當代文學，就不難認識到：網絡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未來方向之一。作為個體的網絡文學作者或許可以拒絕這一宏大而沉重的使命，但對於中國網絡文學整體而言，這一時代使命必須面對。目前作為商業寫作的網絡類型化小説是中國網絡文學中最為活躍的部分和中堅力量，但這不等於説能肩負發展當代文學歷史重任的網絡文學就完全寄希望於此。中國網絡文學中還存在着打破了類型化/非類型化、精英/大眾、高雅/通俗、純文學/雜文學、嚴肅文學/娛樂文學等界限的各種網絡文學探索形式；除了各大門户商業網站上的網文寫作外，還有各類免費閲讀網站、自媒體等更為靈活的網絡文學平台上的文學寫作現象。最為重要的是，在不久的將來，當前的印刷文學都可能與網絡文學合流，轉型成數字文學範式，共同構築中國當代文學的大廈。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網絡文學在爭議中逐漸開創出了一片新的文學天空，當下也許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直面中國網絡文學真實境況的勇氣和穿透粉飾、直擊問題的反思精神。在深層次上，中國網絡文學正遭遇着網絡文學平台異化、網絡文學制度不健全和精英批評話語錯位帶來的三大鉗制。它們正在把中國網絡文學拖入一種發展的困厄境地，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其當代文學使命的達成。

鉗制一：網絡文學平台異化

網絡文學平台特別是專業網站曾經對中國網絡文學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革命性推動作用。中國網絡文學之所以能夠橫空出世，首先受惠於網刊、網絡佈告欄、專業網站在最初時刻繞過了傳統文學期刊、圖書出版而為文學提供的新的發佈平台。2002年後中國網絡文學作者走向職業化寫作道路，2008年後中國網絡文學形成超大規模生產，2014年後其海外傳播駛入快車道，2015年後則走向“大IP產業化與‘文’‘藝’交融生產”新發展階段。這些無不是大資本推動網絡文學平台創造性地發明了VIP付費閲讀模式，促使網絡文學生產力有效整合，發揮網絡跨國界傳播優勢，實現數字媒介破壁互融的效力所帶來的。

上述革命性變革很大程度上是藉助資本市場的力量才得以最終完成的，但資本的本性是逐利，其扶植網絡文學平台擴張，推動網絡文學規模化和產業化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取商業利潤，因此，我們須從商業法則和市場規律方面着眼才能深刻理解網絡文學平台的實質。就一般的經濟活動而言，信息不對稱是交易行為發生的前提。交易發生之前，賣家佔有產品質量、成本、供給等基本信息；買家則佔有需求、偏好、效用信息。因雙方互不瞭解，給信息不對稱的雙方提供信息服務的交易平台就應運而生了。交易平台的本職是以各種手段客觀地為買賣雙方展現對方不瞭解的信息即提供撮合性信息服務，達成交易行為，並以“媒介商”身份在其中賺取撮合服務費和適當利潤。在印刷文化時代，文藝領域的“媒介商”代表形式即報刊社、書店等，其複雜形式中還可能包括經紀人等環節。進入數字新媒介時代，文藝“媒介商”的主導形式變成了經營網站和移動終端的第三方應用程序（App）等網絡公司（當然也有非營利的社交性平台和服務性、公益性平台）。無論印刷性的還是數字性的文藝“媒介商”，其本職在於為供應方（創作者/生產者）和需求方（欣賞者/消費者）提供作品發表和閲讀空間，促使文學藝術作品成為雙方各取所需的商品。

然而，當大資本進入之後，作為一般“媒介商”的文藝平台的經營內容和平台性質便發生了重大改變。這種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印刷媒介產業領域就已經開始出現，而進入數字媒介時代則走向了某種程度的異化。具體表現為，在資本的支持下平台不斷出位，超出了“媒介商”為供需雙方提供信息服務的經營範圍，而向生產端和消費端擴張，最終將生產者的生產行為、消費者的消費行為統統納入其所從事的傳播行為之中。平台“‘彎曲’了原本垂直的價值鏈條”，將原來傳統直線型價值收束於一個圓形空間，把生產、傳播、消費各個環節都整合進平台商業運營體系，特別是通過不斷整合和擴大規模，將“網絡效應”（用户不斷增加形成的滾雪球式價值激增效果）竭儘可能地佔為己有，甚至以壟斷方式獲取超額利潤。“平台正在吞食整個世界！”一方面，網絡文學平台吞噬了既連為一體又相互獨立的創作、傳播、接受（包括再創作）等文學活動過程的各個環節。據權威統計，到2020年，中國500多家網站聚集了超千萬的網絡文學作者，其中籤約作者100多萬人；而數以億計的讀者通過向平台付費進行網絡文學有償消費，平台又通過懸賞、推薦、月票、打賞、分享等機制實現以讀者制約作者，並將作者羣體牢牢捆綁在自身平台上。另一方面，平台也以商業法則吞噬了藝術性、審美理想、超越精神、終極關懷等文學藝術價值。當然，這些價值追求並不是完全消失了，而是往往被作為裝點，用來掩蓋資本的逐利面目。這是網絡文學平台典型的異化表現。

在利潤為王的商業法則面前，為數甚眾的作者、編輯等網絡文學從業者，以及具有“玩工”（Playbour）性質的讀者羣體實際上淪為為平台賺錢的“數字勞工”（Digital Labor）。數字勞工“是適應數字媒體（機構）存在、使用和應用所需的集體勞動力的一部分，他們不僅受到數字資本的剝削，同時還受到其他資本形式的剝削”。正因如此，大型網絡文學平台中也形成了數字勞工之間的殘酷競爭環境，批評界常常使用“金字塔型”生存結構來形容這一環境。處於“金字塔型”頂端的是極少數年收入可觀的“大神”作者們；處於底層的是勉強可以餬口甚至沒有任何收益的絕大多數一般作者。而真正的文學創作需要精神、信仰的涵養，需要大愛的滋潤，需要真善美等觀念的薰陶，如果網絡文學平台給作者提供的只是叢林環境，那麼認為慘烈競爭可以把“大神”鍛造為“大師”的説法，是否值得懷疑？網絡文學平台中編輯羣體肩負着文學質量“把關”的任務，肩負着文學價值二度創造的使命，但當他們對作品的挑選、對作者的培訓、對讀者的引導成為壟斷性商業運營的一個環節時，當他們把藝術技巧、審美趣味等尺度變成獲取市場份額、點擊率的裝點時，真正的文學質量“把關”是否已被閹割？真正的文學價值二度創造還能否實現？

也正是在商業的法則作用和利潤驅使下，平台與平台之間的競爭也日趨白熱化，甚至向惡性方向發展，如愛優騰（愛奇藝、優酷、騰訊的合稱）等長視頻平台與字節跳動等短視頻平台之間的“口水仗”。相對而言，網絡文學平台之間似乎平靜得多，這其中當然有閲文集團一支獨大並對其他平台具有壓倒性優勢的原因。但這種壓倒性優勢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閲文合同”事件等，暴露了平台經年發展留下的頑疾。此事件既可以視為數字勞工反抗數字資本壓迫的一次衝突，也是破壞網絡文學生態環境帶來的惡果。而這一切都會鉗制中國網絡文學的健康發展。

面對這種情況，我們須探索迴歸文學媒介本性的網絡文學平台發展道路，須思考為什麼今天互聯網已經步入了web3.0時代的門檻，中國的網絡文學平台還在以web1.0時代的門户網站為主體，為什麼web2.0時代的交互性和“用户生成內容”（UGC）功能在中國網絡文學平台上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是什麼阻礙了中國網絡文學平台的迭代革命等問題。在已經到來的web3.0時代，探索如何建構更徹底的“去中心化”的、繞過大資本控制和壟斷化商業模式、迴歸交流本性和中介者角色的web3.0網絡文學平台，是我們需要認真研討的課題。

鉗制二：網絡文學制度不健全

文學制度“一方面是文學自身所具有的內在規定性，或者説，這一規約決定了對象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文學性，是否是文學作品；另一方面是不同時代意識形態對文學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與需求”。也就是説，文學制度是從內外兩個方面建立起來的。從內部來講，文學制度的功能表現在文學發展積累出的自身價值標準規定着文學發展的方向和對文學作品的評價；從外部來講，文學制度的功能表現在不同時代的意識形態、文藝政策、文藝組織、文藝監管等對文學的規約、引導和影響。中國網絡文學在興起之初主要表現為對傳統文學內部規約的反動及與之相互磨合。而當網絡文學進入商業化發展階段，文學制度中的外部規約越來越凸現出來，如來自國家文化部門的監管、引導，包括成立各級網絡作家協會組織，開展各類網絡文學作者培訓，設立網絡文學寫作項目和評獎，實行網絡文學作者專業技術資格認定政策等，總體上都對中國網絡文學的健康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然而，隨着網絡文學外部制度介入的加深，矯枉過正的情形時有發生。有些網站為避免“尺度”超限被處罰，甚至要求作品中不能出現“脖子以下的親熱描寫”。這種機械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文學發展規律。

有導向性地設立網絡文學寫作項目和評獎，其初衷是鼓勵網絡文學作者創作出精品，或在某一題材（如現實題材、重大歷史題材等）寫作上形成突破。在這種刺激和鼓勵機制下，網絡文學寫作也一度出現了少數優秀作品，但總體效果卻難以令人滿意。最突出的問題是出現了大量應景的“項目式作品”和“評獎式作品”。“在這幾年的網絡文學徵文活動中，有一些‘衝獎文’主題先行，拼湊成文，堆砌空話套話，缺乏對現實的深入接觸與深刻理解。”即一些作者對標項目、評獎要求，為項目而項目，為評獎而評獎，失去了文學創作的初心和為藝術的宗旨，粗製濫造，作品中充斥着概念化立意、圖解式人物，缺乏符合歷史常識和藝術真實的敍述。一個時期以來各級網絡文學組織、機構如火如荼地開展了網絡文學作者培訓，這對提高網絡文學作者寫作素養和水平是極為重要的舉措，但現實中培訓機制、培訓內容、師資隊伍建設都不夠完善。有些地方組織對網絡文學規律和特殊性缺乏研究，眉毛鬍子一把抓，完全以傳統印刷文學時代的創作理念、文學觀念、評價標準為指導，向學員灌輸授課內容，不僅達不到提升學員網絡文學創作水平的目的，反而對網絡文學創新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誤導。

鉗制三：精英批評話語錯位

文學批評具有和文學創作一樣古老的歷史。不過，在口傳文學、書寫文學的時代，文學批評對文學發展的影響並不顯著。20世紀開始，西方的專業化文學批評（相對之前構成哲學、社會學等一部分的文學批評）興起，並使20世紀成為“批評的世紀”。中國傳統文學批評於清末民初伴隨着書寫文學範式的結束而走向了終結。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與五四新文學一起誕生，它們同屬於印刷文化知識型的內在構成部分，引進了西方專業化批評體制，並以高校、科研院所為主要載體，形成了規模宏大的學院派批評。在學院派批評中，存在着一支精英批評。學院派批評不等同於精英批評，它們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係。學院派批評強調的是學科化、學術化，其中包括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兩大走向。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中的精英批評則首先是指學院派中的人文主義傾向的批評話語，其次則是學院體制外的，如純文學作家羣體中的一部分作家批評、一部分文學期刊領域的編者批評和非專業化的讀者批評等。無論來自哪個羣體，他們所操持的主要是來自西方的現代性話語，亦即印刷文化知識型中的思想觀念、學術傳統和價值標準，特別突出主體理性、自由意志、人文關懷、終極價值等審美現代性話語。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歷程中，批評和創作常常被稱為文學的“車之兩輪，鳥之兩翼”，批評的地位和作用可見一斑——這裏的文學即指印刷文學，特別是印刷時代的“純文學”（相對於印刷時代的通俗文學或大眾文學）；這裏的批評主要指學院派批評，而其中的精英批評往往衝鋒在前。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遭遇網絡文學後，首先表現出的是整體性的不適應，對網絡文學普遍表現出漠視甚至盲視。而當網絡文學逐漸發展壯大、不斷湧向文學場的中心，當代文學批評才不得不做出回應，於是從學院派批評內部逐漸分化出一支網絡文學批評隊伍。相關的網絡文學批評者將網絡文學作為主要的批評和研究對象，雖然他們彼此間也存在着一些差異，但總體上通過他們的批評實踐大致形成了一套以網絡文學為本位的批評話語和批評模式。另一類網絡文學批評者是以傳統印刷文學為批評對象的精英批評家，他們無法擺脱印刷文化知識背景，常常以審美現代性話語為武器開展網絡文學批評。筆者將這類批評和一部分純文學作家、純文學期刊編輯等對網絡文學展開的批評稱為“錯位的網絡文學批評”。當然，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特別是學院派批評中，大多數批評家並沒有介入網絡文學的批評活動，而是處在旁觀者位置上，但是他們中的多數在當代印刷文學批評及學術研討等活動中所持的立場、觀點仍具有明顯的“錯位的網絡文學批評”傾向。當前，精英批評對網絡文學發展的鉗制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 表現在文學觀念上。文學觀念即關於文學的基本看法和理解，是文學批評實踐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和思想，它並不直接顯在地發揮作用，卻在深層上制約着文學批評的立場、觀點、判斷、模式等。20世紀前，儘管中西方不同文學理論與批評流派的文學觀念不盡相同，但大都認定有一個本質性的文學觀念的存在。20世紀後在反本質主義思潮的不斷反思、批評下，學界逐漸放棄了對超歷史、超語境的絕對的文學本質和亙古不變的文學觀念的堅持，越來越傾向於從具體歷史文化語境出發理解文學。在今天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和理論研究中，很多批評家和學者仍很難擺脱書寫—印刷文化知識型和印刷文學研究範式根深蒂固的影響，固守着文學是作為主體的人對世界的再現，是對心靈的表現、再創造，是人創造的文本結構等人本主義文學觀，而認為數字技術、網絡媒介等只是工具，它們與傳統時代的筆墨紙硯、手工和機械印刷一樣並不能帶來文學意義的變化。一些極端的觀點甚至認為：文學上不上網都是一樣的，所謂網絡文學根本就不存在；而網絡寫作、發佈的低門檻，帶來的是文字垃圾氾濫，破壞了文學生態，更談不上發展文學。儘管近年來這種文學觀念已經遭到了批判，但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市場和影響力，也從觀念上對中國網絡文學的發展形成鉗制。

第二， 表現在評價標準上。批評者持有的文學觀念在具體批評實踐中會落實到評價標準上，從而形成對作品的基本判斷、評價。不同文學觀念指導下的文學批評和理論研究流派會形成不同的文學評價標準。再現論常常以作品對世界再現得如何、是否達到了某種真實為評價標準；表現論常常以作品對心靈表現得如何，是否充分表現了“靈魂的深度”、情感的充沛、想象的豐富等為評價標準；接受論常常以作品中的空白和再創造空間被讀者填充得如何，或是否生成了具有審美價值的“第二文本”為評價標準；文本論常常以文本自足體的語言、結構、敍事等的精緻程度為評價標準。而這幾種文學觀及批評標準最終都聚焦到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的創造和再創造能力上（文本論最終也指向創作主體）。當前，精英批評家們基本上在使用這樣的評價標準來評估網絡文學。需要承認的是，由於網絡文學並未超出人類文學（相對於人工智能文學和後人類文學等超人類文學）範圍，這種做法在總體上是不錯的。但若將上述精英批評話語作為唯一標準，而看不到網絡文學是數字媒介語域下作者、文本、讀者、世界等多要素構成的整體性意義生產這一事實，便不能對網絡文學做出客觀評估，同時也必然因不合理的判斷而傷害網絡文學的成長。

第三， 表現在文學價值評判上。傳統文學批評對文學價值的認定主要限於精神文化層面，常常將其規定為認識價值、教育價值、審美價值等。而在精英批評那裏，文學最突出和獨特的價值主要被規定為想象、自由、超越、理想、人文關懷、終極追問等精神滿足與情感體驗。當然，這些審美現代性和人文主義的價值適合於任何人類文學，網絡文學也不例外。問題是，除了這些相對宏觀、普遍、高蹈的精神價值外，網絡文學還有更具體的超出精神文化範疇的其他價值。比如，在日常生活審美化和技術文化縱深發展的時代，精英文藝日益邊緣化，影音娛樂和無腦傻樂的消費文化大行其道，而網絡文學仍堅持着以語言文字形式表情達意，同時也不再板着臉孔高高在上地説教，追求以有趣、神奇、“爽”的方式講故事。有些類型小説立足中國文化資源講述中國故事，並在海外獲得了較大反響。如此，網絡文學一定程度上填補了精英文學和無腦傻樂消費文化之間的空缺。這都是網絡文學相對獨特的價值。此外，上文已經分析了資本運作給網絡文學平台帶來的異化問題，這不等於説網絡文學產業化就失去了合法性，而恰恰是網絡文學重新界定了文學的產業價值，特別是在探索藝術和商業如何結合上具有重要價值。從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的角度來説，網絡文學打破了物質/精神、基礎/上層建築之間的界限，展現出了其作為生活方式的宏觀上的大文化價值。當精英批評家仍然以傳統文學價值觀來認定網絡文學時，難免產生失誤，並將這些誤判傳導給他們所身處的文學界，從而間接制約網絡文學的發展。

第四， 表現在文學史地位上。筆者認為，中國網絡文學構成中國當代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甚至將成為數字文化時代中國當代文學的中堅力量。但因為上述文學觀念的守舊、評價標準的缺陷、價值判斷的失誤，精英批評難以正視和接納網絡文學。而精英批評另一端正連接着文學史寫作。文學史寫作所使用的文學觀念、選擇標準和價值確認，往往與同一範式中的文學批評相類、相似或相同。換言之，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很難給網絡文學留有位置。事實上也如此，網絡文學在中國已有近30年的發展歷史，但除了專門的網絡文學研究外，我們很少看到主流文學史寫作中有網絡文學的蹤影。這對網絡文學的長遠發展自然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