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冷眼看台灣_風聞

著名作家蕭乾寫於70多年前的這篇文章告訴我們：上世紀40年代的台灣領先中國大陸50年。可見，七八十年代的兩岸經濟差距根本不是台灣發展速度比大陸快，而是因為台灣站在了更高的起點上，並得到了美國大力扶植的結果。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説過：四小龍是西方為政治需要而打造的樣板。

蕭乾：冷眼看台灣

一  弧形的悲哀

   作為今日中國一個國民的厄運，莫慘於這個赤裸裸的事實：除了足跡未涉過的非洲莽叢，出了中國門檻，舉目莫非烏托邦。不説恍如隔世的歐、美，一片被殖民者奴役着的南洋正用安定與繁榮吸引着中國的闊老，香港的華人顯然比廣州的同胞享受着幾百倍以上的政治自由，然而連為日本剝削榨取了半世紀的台灣，一樣經過九年的戰爭經驗(轟炸，封鎖，征斂)。僅僅一水之隔，而情況也競和這塊為三民主義滋潤了二十載的中國本土相形之下，如此的不同！

   由上海而台灣，再由台灣而廣州。這個弧形的飛翔，給我的刺激太深刻了。一邊物價像風箏般升騰，檻樓的婦孺白天橡蒼蠅般翱着，肥胖的行人，晚上像垃圾般倒在大公司的冰冷台階上，三輪車抽着籤，交易所在水泄不通，工廠的煙囱由低微烯噓而斷了氣，只要有一杆利槍，吃喝，什麼都不愁。然而愁什麼？大屠殺已在肇始。誰也沒安定，誰也是能抓點什麼，就抓點什麼。連開學校的也像米店煙鋪老闆般高抬知識價碼。雜誌封禁，文人逋逃，黃色的文化和官方的訓詞填滿了智慧的真空。冷呵，冷呵，我有什麼穿什麼，還哆哆嗦嗦在龍華機場的坪角，無助的望着灰黯的天空。

   當機翼斜過草山，輪胎觸到台北的土壤時，那温暖豈僅是氣候的？論整潔，那真像由法國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寬坦有條理的馬路旁綠着樹羣。太平洋的春風温煦地吹來。不但博物院，音樂廳，圖書館的門前沒有上刺刀的武夫駐守，連長官公署要地，也沒有穿軍服面掛兇相的保鏢人。(日本時代就沒有)我感到了舒服，友誼，因為我感到人民在這裏是被信任着。店窗比不上上海南京路的輝焊，美國貨稀少得令我這上海客通身失了重心。(台人儉樸是原因第一，本身能製造是第二，不迷信西洋貨是第三。)礦開了，油吸出來，甘蔗榨成了糖，硅沙石灰做成了水泥，豆餅變成了肥料，湖水運用成了發火發力的電——這裏．天賦是被享受了。中午尖笛—鳴．像潮水般男女工人由廠口湧出。十天的巡遊，沒遇到一個乞丐，(也沒遇到幾位鉅富或暴富)台北市府無須抽籤或使用水龍機槍，因為人工也有了出路。一個下女洗完了碟碗便服在席亡看科學小説了。應該在弄堂裏嘶嚷拉屎的頑童，卻都坐在教室裏畫着石板。雖是一水之隔，一樣是中華人民，台灣的小學生一季交不到國幣四千元，中大學生一季學雜費也不及國幣兩萬元。(日本時代國民教育是強迫而免費的)台幣不須跟着美鈔跑。沒有旗袍狐襖，女孩子們的雙辮是搭在黑裙上的藍衫。嚴肅的交響樂台下，四千座位全能填滿，四千男女都屏息靜氣，把心靈暫時交給樂聖。在同一偉峨的“中山堂”裏，同時還舉行着別的座談，討論會。沒有人嚼口香糖，勒玻璃帶，但防止病菌的口罩卻有人戴。唐代的室內陳設保存了，講衞生的油水馬桶也未被屏棄。利物浦、芝加哥的工廠區緊連着黑暗污穢的貧民窟．台灣多少糖廠是公園化了：繞過巨大的噴水池便是一排椰林。水門汀道旁隱着的是所所職員住宅。我恍然覺得這裏不是沒有西洋文明，但是經過挑剔選擇過的。毒化過華北的日人，在這裏卻沒種鴉片，也很少麻將。政客有。貪污的政客有。官僚資本也有。但習慣於“軍治”的內地人到了台灣，僅僅表層上不大見戎裝的跋扈，便儼然覺得有了“政治”，到了桃源。

   由台灣再起飛廣州，那感覺就如由半空跌了一跤。滿台灣看見的是煙囱，學校，音樂廳，到了廣州就成為國粹；第一個感想是，羊城乃是消費城。無論立在太平路上，或走過惠愛路邊，睜眼一望，都是酒店，酒店，酒店。乾瘦的漢子玩着獅戲，金店放着炮仗。無線電和真鑼真鼓在比賽着吵鬧：“大廉價”，香港走私來的上好洋貨。在廣州半條街上，我看到比全台灣更多的兵。中山堂前的崗兵不但上了刺刀，手指還鈎着持槍的發彈機。街上乞童在人隙中如小螃蟹般那麼穿來穿去。荔枝灣船户的木板河屋腐朽得快斷了腿。珠江上的擺渡限收二十元，酒店裏的女招待管夾管喂。中山公園那隻新一軍由緬甸俘來的像眨着憂愁的灰色細眼。經手人吃了它的糧，它掉過頭去把附近的芭蕉嚼光了。廉價的大量生產的是貧苦勞工，錢是向舞場酒店裏潮般的湧。由補品取得的生命力，肥的用在划拳狎妓上，瘦的只好“丟丟”打打。

   台灣不但比不上更現代化的西方，在建設上它一定遠跟不上日本。但位於這弧形的突凸點，相形之下，它引起的是敬重和羨慕。一樣是閩、粵的同胞，而且曾經蹂躪在異族征服者的釘鞋下。釘鞋畢竟還有個原則，有個步驟；即使蠻幹，為了統治的成功，也不甘盲幹。民眾在不民主的環境下如可比做乳牛，台灣的平民是餵了點秣糧才擠的，大陸的平民硬是幹擠。台灣民眾的奶水一部分已變成了鋼骨水泥的橋樑，造福農民的嘉南、大圳，密佈全島的交通，中國民眾的奶水卻多變成打仗的火藥了。

二   兩大投資

   日人治台，比民國以來華人治華的根本高明處在兩點：工業建設給予台人以經濟安定，強迫教育奠下了現代化的真實基礎。有了這兩者，總督府用不到機槍防守了，人力車也無須抽籤，公民雖未琢成玉，卻不必都當門石來踢踹了。最低限度的教育機會均等重重地消滅了社會的嚴格階層化，同時增強了全島的生產力。這樣，台灣才由賠錢的荒島變成“帝國”的寶庫。這兩筆(工業和教育)投資的利息真是太大了，然短見了一世紀，教育文化費的總額在今日中國預算上還不及百分之三，工業建設也迄為軍事家丟在腦後。

   台灣是中國國力一個尖鋭的測驗，工業可以怪轟炸，怪颶風，教育這一課題，卻少遁辭。而在這上頭，我們已落了第。日人維持了半世紀，做為台灣進步骨幹的強迫教育，光復後便被廢止了。説是暫時廢止，然而這一級的學童就成為了犧牲。但師資缺乏的中國，這裏找得出一萬八千位的小學教師？民眾圖書館被接收了。當然，總理、主席的像都高高

掛起，但櫃子裏排立的還是宣揚“共榮圈”的“昭和兒童文庫”!即使把全國各書店印的兒童書再搭上充滿了封建毒素的 “小人書”全搬了去，伯也填不滿那些日人為小國民編繪的龐大文庫：安徒生，葛林姆，博物，歷史，精美有趣的叢書。連兒童掛圖全沒有。一片新生活標語下面，便是些兩三年前美國新聞處為宣揚美國國力而印發的戰鬥畫報。説是學費不收，可是在家長費講義費的名義下，教育已漸成為收入富裕人家的獨佔了。日本軍國民教育剛結束、台灣兒童又在重黨團紀律輕個人發展的方針下受起訓來。在台中一個小學，我眼看數百少年，其中有僅六歲的，赤足立在院坪，行完一切紀念週儀式後，還得“向校長鞠躬”．“向教務長鞠躬”，“向隊長鞠躬”，一面鼓勵着該子們的領袖歇，一面訓練着盲目服從。常步走，正步走，左轉，石轉，我可憐那些應該想盡機智來淘氣的小花苞．小校芽，小同胞！

   交通是建設的根本。這次我們由東岸的蘇澳至南端的高雄，半壁海岸，相當於由遼寧到廣東。不但一路都有公路鐵路。而且火車沒脱過班，沒誤過點，小鄉村一樣是柏油路；鄉公所常遠宏麗於內地一等縣的衙門，正如小學校時常大過內地的學府。廣東有糖廠的時候，是賴肉肩膀把甘蔗由蔗田擔到廠門，台灣有四十二家糖廠，虎尾—廠便有伸入蔗田的輕便鐵路近兩千公里。

   日月潭的景色的確綺麗可人，那片湖水也是台灣的經濟命脈。有了比內地便宜五倍的電力，一切輕重大小工業便蓬勃起來了。有了便宜的水泥，便有了衞生設備，和水門汀的馬路。有了遠東最大的磷肥廠，搭上嘉南的偉大灌溉工程，便有了不受天時地利牽掣的農業。因為台灣自身有煉油工廠，油價由八千台幣一直抑到三千以下，以致美孚、德士古商人知難而退。這是説，堅強經濟的根本方策不是拋黃金變匯率，而是得生產。留有日人良好基礎的台灣東北，假使不為政局所牽掣，是比中國任何一地的工業都有把握的。然而那個“假使”的魔影卻大得兇得不堪想像！

三  政績試金石

   愛台灣的人都希望腐朽祖國即使自己一定要下沉，也最好別把這為敵人培植起的“乾土”也拖下水去。因此．對於台灣在行政上多享受點獨立性，我們是同情而又同情的。但聽説台灣師管區就要成立了。徵實到了台灣，二五減租可並未相伴而來。台灣每年對中央十五萬噸糖的報銷正阻撓着興建大業。如今，不等台人擺脱完五十一年來日本奴化教育的遺留，便禁止了日文的出版物，這樣，文化上在他們未抓住新媒介時使廢止了舊媒介．在法庭上，台人尤處在不利地位。本地的律師從此可以休業，台人的官司也就聽天由命了。

   乍回到祖國懷抱來，台人對許多我們習饋了的怪現象還不習慣。我相信，內戰便是其一。老早黨部貼的一些標語已使他們莫明其妙了。“擁護國民政府！”台灣人想，既是國民政府，合此還有別的可擁護嗎？“軍隊國家化1”這標語對習慣於日軍機構的台人也是多餘。起初，他們知道祖國鬧着紛爭。但勝利之後，放着大事不做而“重整旗鼓”來彼此消滅，

    卻大大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台灣一天不徵兵，其內部政治的分野一天還不至表面化。像海南島一樣，台灣的中部也是山嶺重疊。那山裏容或還藏着玩藝兒。如果把一部分台民逼上了梁山，復興台灣也將成為泡影了。

   日德民族性相同點之一是死板板，這性格台民也濡染了不少。對生活優越的英、美人，死板板是罪惡。對於在飢餓線上扎掙的人，那比嘻嘻哈哈可貴多了。這死板板的脾氣，和高調政治是一定配和不來的。二十年來紀念週在內地一向是開空頭支票的日子，但台人卻是慣於要內容的。台灣早接收了。民心誰也承認並未完全接收。要接收，可得擺出政績來。

   在所有賢政中，沒有比自由更重要的了。

   祖國能給台灣的是什麼？論市政，日人治下的台灣可為全亞洲做模範。論工業，台灣遠走在內地的前面。軍事教育他們有過了。忠君訓練他們受過了。五十一年來只有一樁甜頭他們沒有嘗過，而在台人心中，認定只有國民政府可以給予：那就是自由。指摘統治者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發表的自由——憲法所允許的自由。五十一年來，台人在日本統治下，吃、穿、住、行，都遠比中國平民好。工廠講求福利有時強於英、美。俱樂部，彈子間，游泳池，音樂會，凡是一個現代國民的最低享受，那時台人都享受了。短期間這“新台灣”也不見能趕上那時的享受。日本人為了擠奶而肥牛，所以什麼都許，可就不許自由。(因此台人多習專門技術，很少習文法科。)然而沒有了自由，即使是超等享受，也還是不舒服。台人投奔到祖國懷抱來，沒有別的苛求只求準他們嚐嚐自由。

   那麼，台灣有自由嗎？世界上沒有比自由這玩藝分寸再難衡量的了。台灣還沒聽説查封雜誌動輒百十種，但現出的雜誌卻很少沒有官方背景的。台灣還沒大批搜捕政治犯，但對於《和平日報》駐台北記者丁君的由失蹤而引起全台記者抗議而被逐出境，自坦白光明的陳長官到機要秘書都只説 “不大知情”。抓丁君的是警備司令部，陳長官可是該部司令。在台北記者茶會上，一般記者都深刻感到從事新聞報道的朋友們在傳播政令與宣泄輿情兩使命間折衷的為難。台灣不是沒有民營報紙，但北(《新生》)中(《和平》)南(《中華》)三大報紙全是政軍黨的機關報，另外還有省黨部等辦的朝夕刊。這是説，比起內地的抄攤封禁，台灣當局是賢明多了。但文化活動終還帶有濃厚的包辦意味。

   在台南，我遇到了一個曾為共產黨員的台灣人。還是莫斯科畢業的。他不但否認他自己與共黨仍有關係，並矢口否認還有台共。問他為什麼，他説戰前日本警吏捉了共產黨判徒刑，如今捉到就永不見了。談完了我們無意間同他開了個玩笑：我們邀他登吉普導遊鄭成功飼。怎麼拉他也不肯上車，慘白着臉，一霎那就煙—般的溜掉了。  

   在昭和統治下，“自由”嘗得最多的是二十萬高山族人。對那原始民族、日本做的工夫不深，也許是有意任他們自生自滅。自由嘗得最少的是台灣婦女。承繼着日本傳統，女人在台灣是奴隸，坐墊，幌子，泄慾器。見了男人打那麼深的躬，柔順得連眼皮都不敢拾！那就是“好教養”。不但飯館把女人與海蔘魚翅一同出賣，連草藥攤子木屐店鋪也得有個豔裝女人坐在凳頭任顧客調戲。公司裏的女職員得給男同事沏茶倒水。這是和歐、美尊女風俗相反的一面。虛偽的恭維和奴役驅使同樣要不得。政治自由以外，台灣需要社會自由。

    可憐莫如日月潭涵碧樓對岸水社那百來高山族：遇見湖上駛來一批“深入民間”的旅客，便趕緊在又瘦又髒的臉蛋上塗些白粉，在襤褸上罩起一件有原始意味的綵衣，石杵丁東，旅客恍如進了叢莽，破落污髒的草舍也混得一把米錢。站在水社岸上，我不知看的是馬戲還是動物園。我的直覺是：他們應受教育，應學點職業，靠這點原始賣弄是不夠生活的，在這上面，日本統治者放任他們了，如果我們把高山族當國民持，卻應有個打算。

四  一個挑戰

    傳統的中央集權觀念在大陸中國已造成了若干致命的病象，在文化政治經濟上脱節了五十一年之久的台灣、尤難行得通。台灣究將成為中國的愛爾蘭呢，還是內向為中國的一肢，那就端看大陸的政治風度了。不能忘記台灣在心坎上以目前同往昔無時無刻不在比較。不能忘記他們要的不是鎖鏈轉了手，而且是更拙更緊的手。

    日本奴役台灣的根本政策在於人才庸常化，能力局部化。因此，台籍的電氣技工多得很，電氣工程師卻不大見；書記科員多得很，縣長處長卻不易找。台大如今九成是台人，(以前日生比台生是九比一)是個可喜的翻案，資源委員會派糖業人才赴美深造，其中待別為台人留有席位，是風度，也是卓見。有着台灣那樣好的公民訓練，如果還不配享受相當的自治，則大陸的中國人民更不必徒然夢想了。

    在台島兜完了圈子，重新望到台北火車站上那些黨部標語，特別是“建設新台灣”，我感到一種不安，一種諷刺。比起台灣，大陸中國是個文盲國，比起台灣，大陸中國是個原始農業國；比起台灣，大陸中國是個消費國——消費的且多是洋貨。台灣的基礎“全”是日本統治者留下的。我們不幸   生在這個標語口號的世紀裏，對於標語口號的內容．三十年

    來早已變得麻木不仁了：但是台人卻把壁上酌紙條當“佈告”。他們要兑現呵！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我們一面應趕上台灣，不使它水遠是中國版域上的綠洲，一面治台灣的先得盡力保持住日本人的建設，工廠得早些冒煙，教育得恢復舊日的免費強迫。這份消極工作以上，如果再加點自由，台灣人一定由衷內向，黨爭內亂也必不至侵入島上來。

   户口登記了，土地測量了，人民教育了，災旱控制了，工業發達了。街道是柏油的，馬桶是水門汀的。有着這樣觀代化的基礎．如果中國還不能搞好，我後悔庚子年共管中國的計劃沒實現！

1947年1月上海

(原載l 947年1月6日至7日上誨《大公報》，收入《人生採訪》，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