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龍：中華文化深層有一種偉大斗爭精神_風聞

**一乘：**鄢老師，您好！您的新著《中國道路與中國道理》，反響非常好，也很及時，請問促使您寫作本書的初衷是什麼？ 

鄢一龍：《中國道路與中國道理》這本書，實際上也不是心血來潮之作，它可以説是我長期學術探索的一項成果，可能也經歷了十年左右的時間。當然，不是説十年時間都寫這本書，但是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把這本書寫出來，從這本書的寫作初衷來説，我在求學階段，我經常會感受到一個問題，就是理論跟實踐之間脱節。你學的那些理論，你聽到它好像也是自成邏輯的，但是你跟實踐去比照的話，就覺得要麼是風馬牛不相及，要麼就是你用這個理論去解釋，總感覺是隔靴搔癢，説不到關鍵的地方，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就產生一種想法：**是不是應該從中國的實踐中去探索中國自己的學術話語？

我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我研究的是“五年規劃”。我要去讀“五年計劃”（“五年規劃”）的文獻，也發現這個理論確實是比較少，而且理論比較難以解釋實踐。很多引起關注的理論，是上世紀三十年代關於計劃經濟跟市場經濟大辯論的時候形成的理論。但現在你看中國的那些計劃（規劃）已經遠遠超過了這些理論。當時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天天都會跟五年計劃（規劃）的材料打交道，會去看那些歷史上的人物的回憶錄，也會去做一些訪談。然後看那些事實，經常會有一種感覺，這些事實、這些實踐、這些人物希望找到一種語言來表述他自己。作為一個研究者，我感覺自己就像管道一樣，這些實踐想通過這個管道實現自我表述，而這些表述很難借用西方的理論，因為西方理論體系總體上是根據西方實踐構建起來。就如同馬克思那句名言説的我們不能停留在“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的階段，我們的實踐需要找到自身的語言表述自己。在博士論文寫作的過程中，我也是反覆探索，將理論、概念跟實踐之間反覆對照，最後做了個概括，就是目標治理，目標治理這個概念也選入這本書了。除了目標治理之外，在博士畢業之後，我又長期做中國道路的研究，又進一步去探索怎麼樣找到一個合適的學術話語來表述中國實踐，實際上就是從根本上解決名跟實的不統一——實際上是這樣，但是理論跟它不一致——就是要把實踐跟理論統一起來，我嘗試去做出一些概括和回答。這就是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和寫作初衷。

**一乘：**您覺得在目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您這本書應用的方法論是什麼？ 

**鄢一龍：**我可以談一談寫這本書我思考的一些的方法論問題。**我比較贊同實踐主義的方法論，我比較倡導實踐主義，而不是實證主義、演繹主義、證偽主義這些方法論。**我們知道波普爾在證偽主義上做出了很大貢獻，而且證偽主義的研究方法論是很流行的，但是證偽主義會有些問題，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它跟事實之間是弱連接，不是強連接。

我在這本書裏用的所謂實踐主義的方法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提出的概念的科學與非科學的分界是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上——**這個理論是不是來源於實踐，是不是符合實踐，是不是經得起實踐檢驗，跟證偽主義不同的是什麼？**波普爾的一項重要的貢獻就重建了科學與非科學的分界，他認為一個命題如果能夠被證偽，才叫科學命題，如果不能被證偽，它就永遠停留在假設的階段。這會帶來一個問題，是什麼呢？它跟現實之間是弱連接，在檢驗的後半部分，確實需要找一套數據，一個模型，從客觀現實的數據來檢驗。但是它的問題是假説的提出未必是從實踐中來的。按照波普爾的説法，這個假設的提出完全是個人的事情。現實中，我們看到很多研究的假設，實際上就是從理論中來的。特別像大量引入西方理論，從這些理論產生出來的假設，很大程度上跟實際情況不符合。盧卡奇認為，實踐是一種生成的過程，是一個具體不斷進行的序列。理論要獲得現實性，就必須進入實踐的生成序列中，就是毛澤東同志説的，從實踐中來，變成理論，理論再到實踐中去，再形成理論，在反覆循環中，理論才獲得科學性，而不是説你採用的方法，形式主義上，有多大的科學性。這就是我們談的實踐主義的研究方法論。 

在這個實踐主義的研究方法論下，我比較同意，**做研究的時候，不是先看理論，而是先看實踐。**比如你是碩士也好，博士生也好，你要先去做調研，先去對你的觀察對象，先進入它的田野，你頭腦裏先不要有理論，我把這稱為事實浸泡的過程。賀雪峯有個很好的比喻，叫做飽和經驗，我覺得這個比喻挺有意思，就是你只有在你的經驗達到飽和濃度之後，才會結晶出一點東西。所以，事實浸泡過程實際上是最重要，要前置，不是先理論概念，然後再去摘選事實來生搬硬套。在這個基礎上，你可能會形成一些直覺的想法，這個事情大概是怎麼樣，然後你有一種衝動，你想去表述它。但是這並不是説不需要理論，而是説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理論對話，這樣你才可能去打造一個能與別的理論發生關係，進行對話的理論，或者説這才是個內外融通的概念體系。

**這樣你不是將西方理論拋掉了，而是做了個關係轉換，由仰視轉換為平視，由“我注六經”變成了“六經注我”，變成了一種理論對話與理論交鋒的關係。**我在這本書裏面做了一些嘗試，比如，我把中國的政治體制概括為七個權力的分工，稱為“七權分工”。黨的領導權、全國人大的立法權、全國政協的協商權、國務院的行政權、中央軍委的軍事權、中央紀委和國家監委的監察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權。我把中國的政治體制概括為“七權分工”，是跟“三權分立”的理論進行一種對話。我們並非與西方完全沒有可以對話的空間，核心的一條，我們是政治權力分工體制，西方的是政治權力分立體制。這樣我們就可以比較，分工體制的優勢在哪裏？分立體制的長處在哪裏？面臨的人類的共同普遍性的問題，哪種政治體制更有效率？怎麼樣讓權力避免腐化？我們都可以通過這些概念的對話，進行比較。比如，我在書中討論的福利國家與民生國家，中國走的不是福利國家的道路，而是民生國家的道路，那就要跟福利國家進行比較。所以下一步，需要在一些理論對話的基礎上，可以提出假設，然後對這些假設進行檢驗。我覺得核心的一條，我們所説的實踐主義，就是要把我們理論創新原點放在中國實踐上，而不是放在西方理論為中心上，換句話説，我們的創新要從以西方理論為中心轉向以中國實踐為中心，從向西天取經轉向向實踐取經。這樣才能真正找到理論創新的生長原點。

而且**在方法論上，我還想討論的一點，就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學，可以説是完全客觀性的東西，不分哪個國家哪個民族，都是客觀的。但是社會科學帶有自我確證的特點，有主觀性的一面，價值判斷跟事實判斷難以截然分開。假如有一個社會科學研究學者跟你説，他完全沒有任何立場，完全是中立的，那麼你要對他的話保持一種警惕，為什麼？因為所有的事實判斷背後都隱含着價值判斷。我最近在讀作家阿來的《塵埃落定》，土司家的被割掉舌頭的史官，説了一句很意味深長的話，真正的歷史不但告訴你事實是什麼，還要告訴你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社會科學其它方面也是這樣，真正好的政治學，它不但告訴你政治是什麼，也告訴你什麼是好的政治，什麼是壞的政治。經濟學也是這樣，也在告訴你什麼是好的經濟，什麼是壞的經濟。所以説，從這個意義上，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幾百年形成的這一套體系，一定程度上是自我確證，就是有了這一套實踐體系，理論能跟它形成一種自我確認的關係。

**我們現代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為什麼必須從中國實踐原點生產起來？我們也需要自我確證，我們同樣需要在學術上去回答“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到哪裏去”這個元命題。**中國現在的道路走得很成功，各方面成就也很巨大。但是假如你不自信的話，那你也會喪失掉已有的成果。個人也都是這樣，一個人老是不自信，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沒法説明自己，那他最後也會失敗。一個人對自己所走的道路，充分自信，相信能夠去做到最好，最後真的能夠因為相信而看見。哲學社會科學確實也有這麼一個特點，它不僅僅只是一個客觀規律，它有很大的“主觀規律”在裏面。“主觀規律”是什麼？人是有主體性、能動性的，是自我實現的。我們想，我們每個人道路為什麼是這樣，跟你某個階段的一些想法、初心密切相關。你的初心是怎樣，你就往哪個方向去走。國家也是這樣，我們今天回顧這百年的道路，為什麼今天走到這裏？當然有客觀規律的原因，但是同時也跟百年之前那一撥年輕人的初心是有關係的，他們想把中華民族改造成這樣的國家，這種想法為大家所接受，並共同去奮鬥，所以我們今天走到這裏，這也是個自我實現的過程。所以説學術自覺，跟學術自信是密切相關的，我們要實現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背後首先得有這種道路、理論、制度的自覺。總的來説，這本書就是以中國實踐為原點的學術研究方法，或者稱之為實踐主義的研究方法。

**一乘：**中國“民生國家”道路和西方的“福利國家”道路有何區別？優越性在哪裏？ 

**鄢一龍：**我們中國走的道路，實際上是民生國家道路。有很多討論中國要不要走福利國家的道路？有的人主張需要，有的人又持反對意見。實際去看中國做的這些事情，我們把它概括為民生國家道路。為什麼？中國確實是從民生着眼去實踐的，黨的十九大報告就提出民生領域的九個“有”。

民生國家跟福利國家有哪些不同？我們在書中做了幾個方面的概括，但我今天不詳細去討論的那幾個方面的概括，但是我覺得最核心的是什麼？就是中國這個民生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它跟福利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形成是不一樣的，所以它的核心理念，我們把它概括為社會主義共同體的理念。福利國家把福利看成一種權利，公民對國家有權利，而法團主義則是強調通過福利促進團結，當然也包括有些強調再分配的理念，這些都與民生國家根本理念是不一樣的。

**共同體的邏輯是什麼？14億人民都是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每個人都對這個共同體的建設負有責任，大家是利益共同體，價值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每個人對這個共同體的建設都得承擔自身的責任，需要做出自身的貢獻，同時，他要分享這個共同體建設的成果。民生問題，不僅是個人的，也是共同體需要共同承擔的問題。它不僅是個人的責任，你的家庭，你所處的集體，國家都對此負有一定的責任，可以通過這些機制來不斷地去解決這些民生問題。

比如在扶貧這件事上，我們不是拿一些錢把這些貧困人口養起來，主要是通過造血式的扶貧，加強貧困人口自身的造血能力，加強他自身的發展能力，我們高度強調產業扶貧、就業扶貧，也包括教育扶貧。幫助這些貧困人口加強自身的發展能力，包括幫助他們去解決就業問題。這樣使得他們不但獲得幫助，而且他們能夠參與到社會的生產活動，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種跟發展掛鈎的政策。這個共同體不僅是個體跟國家之間的關係，比如我們在社區，我們還可以做很多事，包括單位。以前我們説單位辦社會是個落後的體制，但是今天我們重新看到，它有一定的合理性，有些互聯網公司，我去做了一些調研，他們實際上在部分恢復傳統的單位辦社會，比如小孩讀書等一定程度上可以依託集體，當然需要量力而行。

**民生國家與福利國家相比，它的優越性就是能夠兼顧公平跟效率，或者我們把它稱為有效率的公平。**它不會變成一種養懶人的制度，也不會落入所謂的福利國家陷阱。因為通過這些措施提高大家共同的發展能力，在這個共同體共同發展中，進行更公平的分配。這是有中國自身特點的一個實踐，而且也體現了中國自身的一些優勢。

**一乘：**中國的“三圈理論”非常有意思，能不能展開講講？以此來分析中國目前所處的戰略環境，三個維度上的有利和不利條件各是什麼？ 

**鄢一龍：****中國的“三圈理論”，實際上就是天時、地利、人和。提出這麼一個概念，實際上是跟哈佛的“三圈理論”進行對話，它是“價值、能力、支持”三個圈的框架。**這個理論在我們公共管理方面是很有影響的，它是戰略分析的一個理論框架。當然它有一定的解釋力，首先你做一件事情，比如公共管理的事情，首先價值觀得對。第二個就是得有能力。第三得有外部支持。這三個要素耦合起來，才能把事情做好。它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我們來考察的話，比如考察一個國家、一個公司的成敗，它的戰略為什麼會成功？為什麼會失敗？我們感覺這個理論的解釋力還是有侷限的。反而我們中國人的大白話——天時、地利、人和——背後有深刻的哲學思想。國家、公司、個人戰略成功就是這三要點——天時、地利、人和。中國人的特點是什麼？他會把很深刻的東西弄得很簡單，但是不會像西方人一樣把它形成一個理論體系。

天時地利人和這個思想，我在做研究的時候，想把它追溯一下，找到的是兵家軍事戰略最早提出的，但是我猜它最早可能跟農業文明有關係，種莊稼，首先得天好，其次地肥，最後人得努力，這樣莊稼才能長得好。當然從文獻上看，是在軍事方面《孫臏兵法》裏首先把“天時、地利、人和”表述出來。《易經》雖然沒有明確的表述，但藴含着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基於此，我們就提出，中國的戰略管理三圈理論，天時是戰略管理的首要因素，戰略管理首先考慮的不是價值而是天時，但價值可以藴含在其中，天時在《易經》裏表述得比較清楚，兩個東西，一個時，一個勢。同樣一件事情，你在這個時期做，跟那個時期做，效果是不一樣，為什麼？時不一樣，時機不一樣。我們今天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對話？這也跟大時勢是有關係的。“時”就是時期，時節。勢，就是你要知道大勢往哪裏走。所有的企業的成功，有它自身努力的因素，但首先是大勢漲潮把它舉上去，假如把大勢判斷錯了，企業自身的能力再強，也很難成功。有大勢、中勢、小勢，還有正勢、反勢，《易經》裏面有個卦，叫隨卦，隨卦，“動而説（yuè）”，就是説你要做一件事情，你準備動了，但是你動了，你怎麼讓事情順順利利呢？隨卦裏面一個論斷，“天下隨時”，你必須隨時而動，然後説“隨時之義大矣”，這就是我們古人説的天時，很深刻。地利，也比哈佛三圈理論講的“能力”，也包括“支持”要深刻。中國人講地利是講什麼？你讀《易經》，成功跟你自身能力當然有關係，同時還跟你所處的位置，中正不中正，上下之間有沒呼應，內外整個環境有關係的，你處於哪個位勢來做某個事情會決定你成功不成功。所以説，第二個要素就是地利，地利是戰略管理的基礎要素。第三個要素就是人和，人和是戰略管理的能動要素。中國哲學很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它不認為你有了天時、地利之後就會成功，需要“人和”把“天時”“地利”結合起來，這樣才會構成一個真正的戰略機遇期，戰略機遇期基本上就相當於《易經》的泰卦。泰卦是什麼？乾在內坤在外，“內健而外順”，就是內在剛健，外面比較順利。泰卦就談到人和在其中，“輔相天地之宜”，就是人和把天跟地的東西合在一起，這樣你才能“天地交而萬物通”，才能有一個戰略機遇期。孟子也説“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戰略管理的能動要素。所以説這三個東西合在一起，就是中國的三圈理論。我們在構建這個理論的時候，也參考了哈佛的三圈理論，一個是用三個圈來表示，比如只有一個要素的是什麼區，具備兩個要素的是什麼區，三個要素齊備的我們才把它稱為戰略機遇期。

可以看到三個維度上， 現代中國都有有利和不利，我們在書裏把它稱為第四次戰略機遇期。我沒辦法完全展開，大概舉個天時的例子。在天時上，可以看到，我們現在處在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同時新冠疫情又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整個國際環境已經進入了一個非常動盪，高度不確定性的，充滿危機的時期，這樣可能使我們面臨的挑戰跟之前很不一樣。但同時，我們辯證來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它的時和勢又是有利於中國的，我們把它歸結為幾個方面的大變局。第一個產業革命的大變局。第二個東西方力量的大變局。第三個國際格局的大變局。第四個中美關係的大變局。第五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大變局，第六個全球化的大變局。**把這幾個大的變局進行分析，可以看到，雖然國際環境確實面臨重重的挑戰，挑戰前所未有，但長期來看，時和勢在中國這邊，就是説機遇也前所未有。**現在的國際機遇，相當於就是大風大浪釣大魚，處於這麼一個偉大斗爭的時刻，就是大浪好縱釣魚船，這就是天時，必須從辯證的關係去看。地利跟人和的例子，有時間我們再詳細討論。

**一乘：**德爾塔正在肆虐，新冠疫情暫時一眼望不到邊，對世界各國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考試還在進行。請問抗疫戰爭凸顯了我國治理體系中的哪些根本理念與特徵？對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鄢一龍：**我們可以看到，**新冠疫情像照妖鏡一樣，照出了不同國家的制度的狀況。**我們去年實際上也做了一個研究，主要是把中國的抗疫跟美國的抗疫做了個比較。

新冠疫情是相當於世界戰爭規模的衝擊。在同樣的考試中，中國是閉卷考試，美國大體相當於是開卷考試，但是考試的結果非常令人大跌眼鏡。假如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論來預測，它的預測跟實際剛好相反。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公共衞生的問題嗎？根本上還不是這個原因。就在新冠疫情發生前幾個月，美國的霍普金斯大學對全球的公共衞生安全應對做了一個評估，列了一套指標體系來打分，你們知道他打分的結果是什麼？打分第一名的就是美國，中國被排到多少？排到51名。很多分項裏面，美國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中國都是幾十名，有的一百多名。這就是新冠疫情發生之前，美國主流認為美國肯定強，中國肯定弱。但是為什麼就是經過這一場考試之後，顛了個兒呢？我們發現背後有各方面原因，核心的一條還是治理體系，或者制度的問題，就是中國有制度優勢。

中國這種制度優勢已經在顛覆傳統的我們認為一個國家成敗的一些基本觀念。前幾年有一本很著名的書，叫做《國家為何會失敗》，它最為核心的觀點只有一個，就是只要有包容性的制度，這個國家就會成功，掠奪性的制度這個國家就會失敗，它把美國等西方國家都作為包容性制度的典型。新冠疫情使得我們需要重新去思考，什麼樣的國家真正能夠成功？我覺得他們的理論忽略了兩個很重要的東西，一個是他講的包容性還不夠，包容性是很重要的，我們也承認，但是包容性還要考慮平衡，不僅是你能夠參與，能夠自由地交換，尊重知識產權，你還要均衡大多數羣體。同時更重要的一點，他們沒有看到影響國家成敗的，比包容性更重要的要素——組織性。我覺得**中國為什麼會比西方國家表現好很多？核心的一條，你觀察中國的制度，它的組織性，組織程度，組織的規模，組織的效率要遠大於西方的國家。中國可以全國舉國動員，大家齊心去抗疫，你沒有這種組織性，怎麼可能進行大規模的物資調運，怎麼可能進行全國一盤棋地抗疫？怎麼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幾百萬人的核酸檢測？這種組織性深入到社會細胞單元裏面去，我們能夠在社區進行管控，能夠在超市，能夠在村莊裏面去管控。而且，從我們國民的自覺覺悟上面，也體現了這種組織性，大家都很自覺，遵守法律規定，該在家裏的就待在家裏，該隔離就隔離。歐洲、美國有很多人説，中國的做法侵犯了人權，但是中國人很深刻地意識到，我們不但有個體的權利，還有共同的權利。你要不尊重別人的權利，不尊重大家的權利，個體的權利也無從保障，假如你連生命都沒有了，個體的權利還在哪裏呢？人之不存，權將焉附呢？你可以看到在個體的覺悟上面，個體也是傾向於組織，組織性是能夠使得中國能產生抗疫成就的核心原因。這種組織性也跟科技的力量，包括能夠進行快速的核酸檢測，通過信息手段進行溯源、跟蹤密切相關。同時，我們除了組織性，也很有包容性。就是能夠生命至上，健康至上，我們能夠平等地去保護年老體弱的人，不惜一切代價去搶救這些人的生命，讓大家都有機會在這裏獲得更安全的生活，這就體現了包容性，包容性也體現在大家一起共同去參與。通過新冠疫情，我們要形成一種新的理解，不是所謂的只有包容性的國家才會成功，而是一個國家要想成功，必須既有組織性，又有包容性，而且這兩者恰恰可以有機結合，**所以我覺得這是理解中國治理體系裏面一個核心的要素。

**一乘：**亨廷頓説：“文化幾乎總是追隨着權力。歷史上，一個文明權力的擴張通常是同時伴隨着其文化的繁榮，而這一文明幾乎總是運用它的這種權力向其他社會推行其價值觀、實踐和體制。”西方文明因為自己是這樣，便想當然地以為復興後的中華文明也必然是這樣；對中國全方位的遏制圍堵，應該都是基於這個判斷。請問，您覺得中華文明有別於西方文明的最核心的特質是什麼？怎麼讓西方認可和接受這種特質？ 

**鄢一龍：**我覺得，中華文明屹立在世界東方，幾千年生生不息，確實有它很高明的地方。在我有限的閲讀經驗裏，我覺得幾個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一個方面就是它的通達，“道通為一”，**這也是我們這本書為什麼叫道理，而不僅僅叫理論或者規律，本體是統一的，中國的宇宙觀，也許我們可以把它總結為“道一分殊”。世界是多元，非常紛繁複雜的，但是中國的哲學認為本體就是一，《道德經》裏面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生出陰陽，陰陽交錯生成萬物。這樣的紛繁複雜，都從一開始，這個一就是太極，而且太極背後是無極，這是中國哲學，文明中很重要的思想。

不管哪一家，都要最終都要談“道”，儒家要談道，道家也要談道，包括佛教後面也要談道，“道通為一”，這種通達，是中華文明很高明的地方，在通達的條件下，中華文明不會像，比如説你剛才引用的是亨廷頓的，“文化幾乎總是追隨着權力”。中華文明認為文明之間可以交融互鑑，不一定是一個文明對另外一個文明進行控制，進行壓迫，它們之間可以對話。《易經》裏面説“天下文明”，這種文明就像温暖的光亮，普照大地，大家之間可以相互交流。它跟一神教信仰很不同的是什麼？一神教信仰會帶來一個問題，就是你信我的宗教，大家就是朋友，不信這個宗教，大家就是敵人，不同宗教的人相互打來打去。但是中國的文化在通達之下，產生了包容。

**儒釋道三家，開始也有一些相互的辯論和排斥，但是到最後走向了統一、融合。**傳統的文人，在個人的層面，他是佛以修心，道以修身，儒以應世，這三種學問之間相互補充。傳統的中國人認為，個體就只有一個身，一個心，所面對的就是世界。儒家強調入世的方面，佛跟道強調出世的方面，同時儒家也有出世的方面。佛與道相比，佛教更傾向人的心理方面的事情，道更強調生理方面的事情，但他們在研究過程中，又發現身心兩者不可分，他們又發現這三個事情，可以“道通為一”，可以統一在一個人身上。道跟佛也需要有入世的部分，那就跟儒家很多地方是可以共通的，所以可以看到中國的不同的學説可以融合，不一定像您引用的亨廷頓説的，文明之間一定要衝突，文明之間可以交融。

中國文明還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中國文化裏面有一種真精神，就是我們説的一種偉大斗爭的精神。中華文化，從表層去看，確實很温和，謙謙君子，中國人確實也是這樣，對弱者充滿同情，充滿關懷的。**但是同時，中華文化深層裏面有一種偉大斗爭精神。它強調個人不是簡單的去順應命運，而是個人可通過自身的鬥爭，掌握自身的命運。**前兩年有部電影叫《哪吒》，裏面有句話，“我命由我不由天”，很流行。當時出來的時候，很多人以為這個是西方的話，中華文化裏面沒有這個東西，是不是學好萊塢電影，然後才有了這句話，但實際上這句話是道家文化。道家有句話叫“我命由我不由天，縱橫逆順莫遮攔”，道家強調可以通過對自我的身心改造，掌握自身的命運，這是非常積極的。佛教，很多人也以為是消極的，佛教內在的真精神也是非常積極的，它也是強調可通過自己來改變命運。佛教裏面有個故事，觀音菩薩跟文殊菩薩一起到廟裏邊去，廟裏邊有一個像，是觀音菩薩的像，文殊菩薩就拜了拜，觀音菩薩自己也拜了拜，文殊菩薩就很奇怪，就問觀音菩薩，你自己就是觀音菩薩，為什麼還要去拜觀音菩薩？觀音菩薩就回答一句，“自求多福”，自己求自己，這就是佛教的真精神。儒家的精神是什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是把人生的着眼點放在他自身個體上面，放在自身的努力上。

中國的文化裏面，一方面我們有孔子聖人，但實際上我們還有武聖人。我最近剛剛從嘉峪關回來，那裏面供的武聖人就是關羽，這就是一種武德精神了，也體現了中華文化裏面內在的鬥爭精神，我覺得最典型的就體現在孫悟空。《西遊記》是一部非常獨特的文化經典，孫悟空基本上是中華內在的鬥爭精神集中體現。孫悟空最後叫鬥戰勝佛，他就是通過鬥戰勝，才改變了自身的命運。這種偉大斗爭精神，在近代以來，就發生了很大作用。近代以來，中國就是像唐僧肉一樣，誰都想把你一口吃掉，靠什麼能走到今天？就是靠這種偉大的鬥爭精神。毛澤東同志當年説的，“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他不是説與天鬥，他是説與天奮鬥，就是通過這種偉大的精神改變中華民族命運。這次疫情期間充分體現了這點，中國人不會對病毒躺平，而是對病毒發起了一場人民戰爭，全民的戰爭，就是要跟病毒較量，就是我們的超級體制跟超級病毒之間去抗衡，這就是內在的文化精神。

**我們總結中國文化，中華文明的幾個方面的精神，對21世紀人類的發展大有裨益。**在前一輪的全球化過程中，全球不但吸收了西方的一些現代思想，西方傳統文明的東西也被吸納，但是它有自身的一些侷限性，它對21世紀人類所面臨的很多問題，越來越表現出侷限性，中華的文化現在為全球所接受還是一個相對錶層的東西，未來更深層的東西被接受，被吸收的話，對於21世紀人類文明的發展能夠做出一些更大的貢獻。

**一乘：**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能正視中國崛起，而採取全面的遏制、圍堵政策，在台灣、香港、新疆、西藏、南海等問題上，主動輪番挑釁。中美是否已墮入修昔底德陷阱？我方該如何應對？ 

**鄢一龍：我其實不大同意這個理論——修昔底德陷阱。因為這個理論所舉的幾個案例，首先在規模上，就沒辦法跟現在的中國和美國比，而且歷史上有時發生，有時不發生的事情並不一定等於今天就會重演，我更多的把它看成一種比喻，而不是看成一種理論。我覺得大概率來説，中國也不會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大國，不是一個新的霸權的崛起，不像傳統的霸權崛起的時候從事擴張，中國完全是和平的崛起。我們也不輸出戰爭，也不輸出動亂，我們是完全和平的崛起，而且我們的崛起還是一種包容性的崛起，為世界其他各國創造巨大的發展機遇，我們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都是這樣。而且中國的崛起也不去挑戰既有的國際秩序，中國是在推動既有的國際秩序往更公平、更公正的方向去發展。**我們現在表述的已經很清楚，我們是二戰的勝利國，是二戰之後的國際秩序的創建者之一，而且實際上我們已經深度融入這個國際秩序，我們不會去推倒重來。所以説，沒有一個挑戰者來試圖去推翻或者破壞現有的國際秩序。 

我覺得今天美國戰略者可能更需要考慮的就是會不會落入——我們也用個比喻——呂底亞陷阱。他們的理論不是往回找嗎？我們也可以從他們的傳統裏找。這個是在希羅多德寫的《歷史》裏面，他講了一個故事，呂底亞的國王，想去打波斯，但是他心裏又沒底，不知道能不能取勝，他就去請教神諭。神諭告訴他説，假如你去打波斯的話，就會導致一個大的帝國滅亡。呂底亞的國王就非常高興，認為可以打，然後去打，戰爭的結果是他這個國家被波斯給滅了。滅了之後，他給波斯國王居魯士出了很多主意，居魯士還對他挺好的，就問他有什麼願望。他説，我只有一個願望，就是想回去再問一問神，為什麼神諭騙我。然後他派人就去問了，結果那個神告訴他神諭沒有騙他，是他自己理解錯了。神諭跟他説的就是，你發動一場戰爭會，導致一個大的帝國滅亡，但是他沒有説對方的帝國滅亡，只是説有一個帝國會滅亡，沒錯，呂底亞滅亡了，呂底亞的國王才心服口服。我用這個比喻並不是説美國遏制中國就會導致美國滅亡，而是説美國假如一定要去推進這種遏制戰略，會導致他霸權加速衰落，這個就是它可能面臨的呂底亞陷阱。

這一點也可從尼克松當年訪華的時候，他的一些考慮進行討論。當時尼克松推動中美和解，是對當時美國面臨的國際局勢的一種順應，是想把中國作為制衡蘇聯的一個棋子，這一點，他已經在各種戰略文件中表述得非常清楚。當時蘇聯有核武器，中國也有核武器，不能讓兩個核武器的國家站在一起，這個戰略一定程度上也取得了成功。同時通過跟中國接觸，進行和平演變。最後，尼克松不想與以後強大起來的中國為敵。尼克松總統當年訪華的時候，兩件事情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一件事情就是周恩來總理無與倫比的品格。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他被帶去看體育運動會，觀眾的“既守紀律又激動的近乎狂熱的令人生畏的景象”。他認為這種國家一定會強大，他當時就説中國未來會一定會強，我們現在要趁着中國還沒強大的時候跟中國搞好關係，免得中國變成強大的時候，美國會面對世界歷史上從沒有遇見過的最強大的對手。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假如美國要堅持對華遏制戰略，一方面他不可能成功，另外一方面，他會給自己創造一個尼克松當年所預言的不可戰勝的敵人，中國不是蘇聯，不可能在他的遏制下解體，反而他自身有可能會陷入呂底亞陷阱——加速自身霸權的衰落。

**一乘：**您瞭解“李子柒現象”嗎？因為中國官媒長期被西方污名化，駐外官媒的工作方式方法也確實有待改進，民間自發的文化傳播和人文交流，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正面效果。“李子柒現象”對我們的大外宣工作有什麼啓示？ 

鄢一龍：“李子柒現象”，在我看來，它實際上是經濟發展進入注意力經濟時代的產物，我們也去一些短視頻的巨頭公司做過調研，深刻感受到，現在這個時代已經進入了一個注意力經濟的時代，注意力資源變成最稀缺的資源。同樣的產品，同樣好的品質的品牌，都有好幾個，有的十幾個，幾十個，那消費者怎麼鑑別呢？現在很重要的經濟表現出一個基本的特徵，誰能配置注意力資源，誰就能配置經濟資源。像短視頻內容電商，包括李子柒的成功。它首先是把握了你的注意力，通過內容生產，吸引了這麼多關注，受關注之後，內容電商直播帶貨，商業才能夠跟進。內容電商跟傳統電商邏輯的一個變化是什麼呢？傳統電商是消費者需要買東西，然後去搜索。內容電商變成什麼？我先去社交，先去娛樂，我就關注這個人，喜歡看她直播，喜歡看李子柒拍短視頻，我相信她，欣賞她，接着我再去購買她推薦的產品。邏輯變了，變成先配置注意力資源，再配置商品資源。

經濟邏輯是這樣，對外宣傳的邏輯也是這樣，現在對外宣傳，也是在配置注意力資源。一個人的一天時間都是有限，但是有無限供給的內容在爭搶注意力。所以説，對外宣傳真的還是得學習一些李子柒。首先能把握住世界的關注點，關注的背後是什麼？就是——注意力經濟時代還有一個重要的概念——設定。現在的直播時代使得人與人之間會被看見，原先看不見的，現在可以看見，沒有了距離。但是你看見的實際上是他的一種設定。我們看見的是不是真的李子柒呢？未必，她是李子柒打造的人設。她就是個鄉村的，過着田園生活的，熱愛勞動的女性。很多城市裏的人去看這個，感受到一種心理上的治癒。所以，注意力經濟時代，人有人設、物有物設、景有景設。另外傳播手段上，信息流上，怎麼推送？有的視頻，為什麼就會引起病毒式傳播呢？背後都有注意力經濟時代的新媒體傳播的邏輯。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在外宣方面可以充分考慮的一些問題。

我們經常在講中國的故事，但是有的時候，海外的觀眾未必對中國自身感興趣，他更多的是關心他們自己國家，自己文化中的事情。在這個時候，可能更好的策略是什麼？你先要講一個世界普遍性的問題，比如疫情就是這樣的問題，怎麼樣處理不同的民族之間關係也是這樣的問題。然後在這個問題中，你去把不同國家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展示出來，中國作為其中的一個比較成功的解決方案，我覺得從世界性問題裏找到一箇中國方案，可能是一個更好地表述中國故事的方式。好，謝謝！

目 錄

導語 中國道路的中國道理

    一、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蹟

    二、百年大道責人開生面

    三、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水乳交融的經濟新路

    四、既集中高效，又生動活潑的政治新路

    五、“公天下”治理新路

    六、“共同體主義”全球化新路

    七、人類社會新秩序

第一篇 中國話語方法論

   第一章 中國的偉大復興呼喚中國學派

第二章 “一體三用”中國話語體系構建

        一、從理論為體到實踐為體

        二、何為“通三統”

        三、實踐主義研究方法論

        四、若干延伸討論

第二篇 中國經濟模式

第三章 整體知識運用機制:理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五年規劃

        一、國家計劃體制失敗了嗎?

        二、新型國家計劃：運用整體知識的五年規劃

        三、國家規劃面臨的挑戰

第四章 五年規劃：一種國家目標治理體制

        一、“言必行，行必果”

        二、目標治理的體制保障

        三、目標治理的三大機制

        四、目標治理體制挑戰

第五章 新時代民生國家建設

        一、民生國家建設

        二、民生國家Vs.福利國家

        三、民生福祉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

        四、推進全方位、全週期的民生國家建設

    第六章 以新需求管理應對有效需求不足

        一、中國經濟發展根本挑戰在於有效需求不足

        二、需求側的“六駕馬車”與新需求管理

        三、以新需求管理應對有效需求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