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豫東戰役看淮海戰役設立總前委的必要性_風聞

    有關淮海戰役總前委的文章很多，但很少涉及到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軍委為什麼要設立總前委？不設總前委，由軍委直接指揮華野、中野兩大野戰軍進行淮海戰役不行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要從淮海戰役之前的豫東戰役中去找，因為豫東戰役就是由軍委直接指揮華野、中野兩大野戰軍進行戰役級別配合作戰的第一次重大戰役。淮海戰役設立總前委，就是總結了豫東戰役華野中野配合作戰的經驗教訓而採取的重大措施。

    48年5月，中央接受了粟裕“”暫不過江，集中主力在中原戰場打幾個大的殲滅戰“的建議。軍委任命粟裕為華野代司令兼代政委，直接指揮華野粟兵團、華野3、8縱隊和中野11縱等6個縱隊。軍委還指令華野山東兵團和中野配合粟裕作戰，要求粟裕 在少則四個月多則八個月內，該兵團加上其他三個縱隊，在汴徐線南北地區，以殲滅五軍等部五六個至十一二個正規旅為目標“。粟裕認為中央要求的殲敵任務是自己給中央立的軍令狀，自知責任重大，因此一直在積極地尋找戰機。在這樣的背景下華野和中野出現了不協調的現象。

    首先是華野魯西南打5軍與中野苑東戰役之爭。

    粟裕首先提出了一個"在魯西南打五軍"的作戰計劃。該計劃的要旨是：以華野陳（士榘）、唐（亮）兵團（欠10縱）由許昌、襄城地區向淮陽方向移動，吸引位於商邱地區的第五軍南下，待其到達淮陽時，粟裕指揮1兵團突然渡過黃河，進入魯西南地區。屆時，五軍必然回師堵截，而陳、唐則就勢隱蔽尾敵北上，會同正以逸待勞的1兵團，夾擊聚殲該敵。1948年5月22日，中央軍委指示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夏季作戰的重心是各方協助粟兵團殲滅五軍”，要求他們"確實監視國民黨軍整編第18軍"（即胡璉兵團，位於鄢陵），阻止其增援五軍， 以利於華東野戰軍第1兵團由濮陽地區南渡黃河作戰。

    於是，劉伯承、鄧小平制訂了駐（馬店）、確（山）作戰計劃，圍攻位於該地區的整28師，“以吸引整編第18軍南下，“將其拖離魯西南更遠一些。戰役於5月25日發起，26日攻佔駐馬店並進圍確山。但到5月27日，國民黨統帥部沒有使用胡璉兵團，而是使用位於南陽的張軫兵團馳援確山。根據這一新的情況，劉、鄧改變決心，發起宛東戰役：以部第1、第3、第6縱隊組成東集團，以第2、第4縱隊和華東野戰軍第10縱隊、桐柏軍區部隊主力、豫西軍 區第7軍分區部隊組成西集團，另以華東野戰軍第3、第8縱隊和中原野戰軍第9縱隊一部組成阻擊集團，在郾城、漯河地區阻擊整編第18軍，以保障東、西兩集團圍殲張軫兵團。同日，將該戰役計劃上報中央軍委並告粟裕，且下達所屬各部。

    29日，張軫兵團巳進至賒旗鎮以南埠口地區至唐河間，與陳賡兵團接戰；陳唐兵團進至淮陽附近的周家口；第五軍已接近淮陽；胡璉兵團已經許昌南下。劉、鄧急電中央並告粟陳唐：“我已抓住張軫於賒旗鎮南預想地區，……機會難得，我中原各部應首先保障此戰機。“建議"陳唐應以主力於今晚西進至平漢線上阻擊十八軍”，“粟部急速過河，使敵徘徊”。戰場上戰機極難捕得。“打五軍"計劃雖然好，但在未實現前總有成與不成兩種可能性。而張軫兵團已被中野抓住，且系弱敵，“三個師均系雜湊”，又處於運動途中，較之五軍更易殲滅。中央軍委隨即改變決心。於當天復示劉、鄧：“你們決心集中全力先打張軫是正確的”，並於次日指示陳、唐：望"即依劉鄧29日電令堅決阻截敵十八軍，不使南下增援張軫”。 當天，陳唐兵團即折返西向，進至平漢線漯河、西平間阻擊該敵。宛東戰役部署大體就緒。華野於5月31日到6月2日全部渡過黃河，邱兵團聞訊迅速北返，在魯西南與粟裕的1、4、6縱對峙。面對軍委的決策，粟裕只得於5月31日表示同意陳唐配合劉鄧作戰。由於陳唐兵團的西調，粟裕於魯西南的殲滅敵5軍計劃落空。

    意料之外的變故，使粟裕陷入了很大的被動，6月2日和12日兩次出現分割5軍和75師的良好戰機，都因為陳唐兵團不能到達戰場而放棄，身負“軍令狀’”的粟裕內心的焦慮和不滿是自然的。粟裕給軍委的電報中多次抱怨“兵力不能集中”而表達自己的不滿。更令粟裕氣憤的是，犧牲粟裕殲敵計劃換來的苑東戰役也沒有打好，由於中野部隊的指揮失當，暴露了我軍意圖，使張軫兵團急速西撤，逃之夭夭。結果是粟裕魯西南殲滅5軍的計劃被放棄了，苑東的張軫兵團也逃脱了，等於雞飛蛋打，兩頭落空。

    其次是中野阻擊胡璉不力問題。

    開封戰役後，粟裕又提出了分割邱兵團、區兵團的作戰方案，但遭到了劉陳鄧的反對。劉陳鄧認為：“南北兩部敵軍均很集中，我北面分割邱（清泉）、黃（百韜）只能作戰術分割，無法避免與敵11個旅以上接觸，似嫌殲擊的企圖太多太大，而南面阻擊亦將很吃力，須付出很大的代價，顧慮到不利情況，造成僵局，似以別作分散殲敵辦法為好”在軍委來電錶示支持粟裕的作戰方案後劉陳鄧仍然堅持原來的意見，甚至表示，“如華野儉日發起戰鬥，此間已來不及佈置。但是如果你們不依靠此間幫助下，能夠打這一仗，亦可根據你們當前情況加以確定。”

    雖遭劉陳鄧反對，但粟裕在軍委的支持下仍然發起了戰鬥並要求中野“以有力一部鉗制胡璉吳紹周北援。” 應該説，中野雖對睢杞戰役持有不同看法，但粟裕一旦發起戰役，中野還是很顧大局的，決定立即部署阻援作戰。中野採用攻吳（紹周）拉胡（璉）的戰法，鉗制吳、胡於西平地區至7月1日夜。

    問題發生在豫東戰役的第三階段，7月2日，粟裕決定全力圍殲前來增援的黃伯韜兵團。7月3日，粟裕致電中野：“懇請以有力一部鉗制胡璉部敵軍，使其在8日前不能到達太康地區”。中野雖然星夜東進阻擊吳、胡兵團，但採取的仍是攻吳（紹周）拉胡（璉）的消極戰法，在蔣介石嚴令胡璉北上馳援的情況下，這一戰術根本阻擋不了胡璉北進。因此軍委於7月4日嚴令中野：“今日胡璉已到商水。我四縱既已追上，應即嚴令陳謝以全力向胡璉作真面目的攻勢戰鬥，並迅速以一部繞過周家口從正面阻止胡璉北進。此着關係至大，請告陳謝必須如陳唐上月阻擊胡璉一樣成功。”措辭之嚴厲是前所未有的，反映出軍委對中野阻擊不力的不滿。

    這時，狡猾的胡璉已經看到了粟裕用兵已達極限，現在正是圍殲粟裕的絕好時機。他置吳紹周的被攻和中野對自己的尾擊而不顧，親自率他的先遣部隊快速北上，向豫東戰場殺來。中野想繞到胡璉正面進行阻擊已不可能。中野7月5日致電：“我們原定部署是按粟陳要求，使胡璉在虞（7）日不能超過太康，此者仍屬可能，惟全部拉回胡璉，恐已困難”在此電文中，劉陳鄧對粟裕的要求打了兩處折扣，一是粟裕要求的是8日，而劉陳鄧打折為7日，二是粟裕要求的是不能到達太康地區，而劉陳鄧打折為不能超過太康。這也反映了劉陳鄧對完成阻擊任務已經喪失了信心。結果胡璉於5日13時佔領了周口，6日午時進入了淮陽。劉陳鄧打折扣後的承諾也未實現。

    心急如焚的軍委於7月6日丑時致電中野，提出了兩個尾追胡璉的作戰方案，嚴厲要求二方案必須選擇其中之一，“務使十八軍於午灰日（7月10日）前不超過睢杞。”但中野7月6日17時致電軍委對軍委的命令表示異議。：“白崇禧令胡璉率十八軍單獨北進，7月8日可到太康  我主力北進，張軫五個師亦北進，則我更難機動，而我123縱彈藥極缺，打不起消耗仗”。實際上就在中野7月6日17時發電時，胡璉部就已經由淮陽進入太康，中野的阻擊陷於失敗。在這樣的形勢下，粟裕雖心有不甘，也只能無奈地放棄眼看就要吃掉的黃伯韜，於7月6日午夜主動撤離戰場，結束了豫東戰役。

    豫東戰役圍殲黃伯韜兵團暴露出中野阻擊不力的問題，華野是非常不滿意的。這突出表現在新華社7月十七日發出的《華東軍事觀察家　評我軍開封豫東之捷》評論之中。該文在大力表彰華野英勇阻擊邱兵團的同時，對南線1、2、3、4縱阻擊胡璉、吳紹周的戰鬥一字未提。這不能不引起中野的不滿，陳毅於7月24日致電粟陳並報軍委，批評該評論沒有具體提到中野在南線鉗制胡璉、吳紹周兩兵團敵人的作用。雖然粟裕、陳士榘立即回電表示完全接受批評，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新華社評論稿肯定是經過華野領導人審核的，放任這樣的文稿播出就意味着文稿的觀點與華野領導人思想是存在某些共鳴的。

    應該説粟裕對中野存在的指揮掣肘、阻擊不力的問題的不滿是有道理的。中原殲敵是由粟裕負責的，按照責任和權力相一致的原則，粟裕應該擁有指揮陳唐兵團的權力的，軍委原本也是這樣指示的。但苑東戰役的事實説明，粟裕在中原戰場的指揮權力並不牢靠，劉陳鄧説奪走就奪走了。中野對胡璉的阻擊也不能説竭盡了全力，最終導致未能全殲黃伯韜而匆忙撤退，還遭受了一些損失。

    不過要站在中野劉陳鄧的角度看，他們的做法自有他們的道理。殲滅5軍是粟裕的任務，不是劉陳鄧的任務，中野負責的是整個中原戰區的作戰，對於殲滅5軍，中野的責任僅僅是對粟裕的配合。劉陳鄧考慮問題的角度與粟裕自然會有很大差別的。站在中野劉陳鄧的角度看，偏重苑東戰役是無可厚非的。在阻擊胡璉時偏重考慮部隊傷亡，採取戰術謹慎一些也是無可厚非的。

    那麼，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呢？這還得從中央重組中原局後軍委對中原戰場的部署中找原因。

    實際上中央並沒有完全接受粟裕的建議。粟裕在其1月31日致軍委電報中説：“將三個野戰軍由劉鄧統一指揮，採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戰法，於三個地區（指鄂豫皖、陝豫鄂、豫皖蘇地區）輾轉尋機殲敵，是可能於短期內取得較大勝利的。”

    但軍委5月5日給劉鄧的電報中説：“目前粟裕兵團(一、四、六縱隊)的任務，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開闢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則四個月多則八個月內，該兵團加上其他三個縱隊在汴徐線南北地區，以殲滅五軍等部五六個至十一二個正規旅為目標，完成準備渡江之任務。”

比較一下上述兩個電報就可以看出軍委的指示和粟裕的建議還是有很大差異的。

    關於作戰兵力，粟裕建議的是“三個野戰軍”即華野外線兵團和中野的全部，軍委要求的僅僅是是粟裕兵團加上其他三個縱隊。

    關於作戰地區，粟裕建議的是鄂豫皖、陝豫鄂、豫皖蘇三個地區和中原戰區基本是一致的。但軍委要求的僅僅是“汴徐線南北地區”。

    關於作戰目標，粟裕建議説的是“輾轉尋機殲敵，是可能於短期內取得較大勝利的”，強調的是可能性。而軍委要求的是非常具體的目標“殲滅五軍等部五六個至十一二個正規旅”。

    關於作戰的指揮，粟裕建議“劉鄧統一指揮”。軍委則任命粟裕為華野代司令兼代政委，明顯是把殲敵的指揮權和責任交給了粟裕，所以粟裕才認為自己責任重大，是給軍委立了“軍令狀”。

    通過上述對比可以看出，軍委的部署並沒有完全接受粟裕的建議而只是一個粟裕建議的“縮小版”。可能軍委的意圖是通過這樣的部署用實戰來檢驗粟裕建議的可行性。但是這樣的部署又產生了新的問題。粟裕指揮的6個縱隊分割圍殲敵5軍是沒有問題的，但中原戰區還存在其他敵軍如胡璉、吳紹周、劉汝明、區壽年、孫元良等等，阻擊他們的來援粟裕就沒有兵力可用了。軍委的辦法是由劉鄧的中野負責阻擊中原戰區其他敵軍，具體實施由軍委負責協調。這樣，中原戰區就出現了兩個各自獨立、互不隸屬、身負任務亦不同的作戰單位--華野與中野。

    華野和中野各自身負不同的任務，完成任務就成了他們的“利益”。對於軍委的具體指示，凡是有益於自身利益的，肯定是積極主動執行，但對於有損於自身利益的指示，執行的主動性肯定不如前者。粟裕認識到，打好豫東戰役是完成軍令狀的關鍵一仗。因此華野全軍在圍殲、阻擊的戰鬥中都是不怕傷亡、不顧疲勞、不惜代價英勇頑強地完成任務。豫東戰役雖取得殲敵9萬的偉大勝利，但也付出了傷亡3萬多的代價，很多縱隊都被“打殘了”，但對於粟裕和華野來説，這樣的代價是值得的。反過來看，中野會為粟裕完成“軍令狀”做出讓中野付出“打殘了”的代價嗎？從顯然是不會的，前面所述有關中野阻擊胡璉的歷史事實就證明了這一點。

    所以，中原戰場兩大野戰軍缺乏一個共同的任務目標和一個為完成任務目標負全責的統籌機構，是豫東戰役中華野與中野某些配合作戰不夠協調的根本原因。

    豫東戰役雖然存在這些問題，但相對於豫東戰役勝利產生的重大作用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對待這些問題只是一個總結經驗教訓的問題。在後來的淮海戰役中（準確地説，是在成立總前委後的第二階段），華野和中野確實很好地解決了兩軍的配合協調問題。

    10月27日，陳鄧率領中野4個縱隊向淮海戰區開進，華野、中野兩大野戰軍已從戰略協同發展為戰役協同，淮海戰役的規模越來越大，兩軍配合的問題又凸顯出來了。10月27日，軍委在與中野陳鄧商討中野協同華野作戰計劃的同時又提示粟裕：“你們的計劃應放在華野自己直接有效地鉗制邱清泉上面，才是最可靠的。”軍委這個提示，可能是考慮到豫東戰役第三階段的教訓，擔心中野在關鍵時刻再次掉鏈子。雖然這是一個以防萬一的提示，但也使粟裕感到了更大的壓力。因為當時華野總兵力共十六個縱隊（軍），而劉峙集團共有十七個軍。如果沒有中野的有力配合，華野獨自圍殲黃伯韜，同時阻擊其餘敵軍增援是非常困難的。

    為了解決華野中野的配合協調問題，粟裕於10月31日致電軍委：“此次戰役規模很大，請陳軍長、鄧政委統一指揮。”可以説，這個建議是粟裕繼率先提出舉行淮海戰役建議後的第二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建議，它為解決華野中野的配合協調問題指出了方向。實際上粟裕領導的華野一直在接受着軍委直接、具體、細緻的指揮，指揮上不存在任何問題。所謂“請陳軍長、鄧政委統一指揮。”實質上就是要陳鄧為淮海戰役的成敗擔負主要責任，中野配合華野圍殲黃伯韜就成為與自身榮辱攸關的主要任務，華野中野的配合協調問題自然就解決了。軍委對其中道理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第二天就回復：“整個戰役統一受陳鄧指揮。”。如果陳鄧接受了軍委的指示，此問題就算解決了。

    但是陳鄧並沒有無條件接受軍委的指示而是做了下面這樣的答覆：“本作戰我們當負責指揮，唯因通訊工具太弱，故請軍委對粟譚方面多直接指揮。”對於陳鄧這個答覆，人們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和分析，但有一點大家是公認的，就是陳鄧委婉地拒絕了軍委要求他們統一指揮兩大野戰軍的要求。陳鄧為什麼會拒絕軍委的要求呢？道理很明白，指揮權不僅僅是權力，它同時也意味着重大責任，這個軍委、粟裕都明白的道理陳鄧不會不明白。當時淮海戰役的目標是圍殲黃伯韜，圍殲和阻援主要都是需要由粟裕指揮華野完成的。所以，粟裕和華野就成了決定戰役勝敗的最主要因素。現在軍委以賦予指揮權的名義把戰役勝敗的責任加到了陳鄧身上，陳鄧不能不慎重考慮，慎重考慮的結果就是以“通訊工具太弱”為託詞推脱掉這個指揮權和責任。

    對於陳鄧的這個答覆，軍委未置一詞，等於默認了陳鄧對指揮權的拒絕，軍委繼續直接對中野、華野作戰進行指揮。從淮海戰役第一階段的作戰實踐看，中野對華野的配合水平與豫東戰役相比也沒有實質性的改進。11月5日中野北上隴海路，企圖圍殲劉汝明兵團以吸引邱兵團回顧。結果因劉汝明提前撤退撲了空，邱兵團也撤回了徐州。11月9日軍委三令五申要求中野不顧一切立即攻佔宿縣圍殲孫元良兵團，結果中野僅攻佔了宿縣而讓孫元良兵團逃回了徐州，加大了華野阻援的壓力。如果用一個成語來評價這一階段中野配合作戰的話，可用“力所能及”來評價，算不上“竭盡全力”，更算不上“不惜代價。”

    到了11月16日，這時淮海戰場的形勢與以前已大不相同。中央接受了粟裕爭取在徐州附近殲滅敵軍主力的建議，決定在淮海戰場與敵軍主力進行戰略決戰，殲敵於長江以北。而華野和中野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密切協同作戰問題就又一次提到軍委議事日程上了。

    仔細閲讀毛主席為軍委起草的關於成立總前委的那個電報手稿就不難看出軍委做出成立總前委這一重要決策的從孕育到成熟的發展變化過程。

    從手稿中可以看到，在電報的初始文本中並沒有成立總前委的指示，而是説：“統籌的領導由劉陳鄧三同志負責，小平同志為總負責人。”這與11月1日“整個戰役統一受陳鄧指揮”的指示相比並沒有實質上的變化，僅僅是上一次指示的重申。如果電報按這樣的文本發出去，劉陳鄧是接受還是拒絕呢？我們知道導致11月2日陳鄧拒絕軍委指示的原因是陳鄧不願獨自承擔殲滅黃伯韜的責任。那麼這次軍委要求劉陳鄧承擔的任務是在淮海戰場與敵軍主力進行戰略決戰，任務比殲滅黃伯韜困難的多，責任也大的多，而且仍然是劉陳鄧獨自承擔。所以説如果軍委這樣發出指示的話，劉陳鄧再次委婉拒絕應該是大概率事件。

  很可能軍委後來考慮到上述可能性，因此最後對初始文本進行了修改最終形成了電報正式文本：“統籌的領導，由劉、陳、鄧、粟、譚五同志組成一個總前委，可能時開五人會議討論重要問題，經常由劉陳鄧三人為常委臨機處置一切，小平同志為總前委書記。”對比一下即可知道，改動前後的差異就是統籌的領導由劉陳鄧3人改為劉陳鄧粟譚5人，增加了粟譚二人。（有些軍事博主認為：“是中央軍委、毛澤東最早把劉陳鄧和總前委劃上等號的”。

電報這個改動説明，在毛眼裏，總前委≠劉陳鄧，總前委＝劉陳鄧粟譚。）

修改後的指示與原指示相比，由原來的中野領導人單獨負責變成由華野、中野領導人共同負責，只不過劉陳鄧的責任大一些。此電報發出後，總前委的5位委員均未表示異議，這説明軍委關於成立總前委的決定得到了兩大野戰軍領導的一致擁護。

    總前委成立以後，劉陳鄧代表的中野、粟譚代表的華野這兩支原本相互獨立的力量就變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淮海戰役勝，一榮皆榮，淮海戰役敗，一損皆損。打贏淮海戰役成了他們的共同目標，至此，兩大野戰軍協調的問題迎刃而解。

    從總前委成立後的作戰實踐看，華野、中野之間的配合作戰比以前有了非常突出的變化。

首先是11月18日到11月21日在蒙城、板橋對黃維兵團的阻擊戰，中野改變過去對十八軍實行尾擊的阻擊戰術，採用了正面阻擊。中野一縱以三個旅的兵力對抗擁十二萬兵力之重的黃維兵團，雖然損失很大（4團團長晉士林、政委鄭魯相繼犧牲）但足足阻擊了三天，完成了阻滯敵人的任務。11月23日，中野四縱又在南平集正面阻擊黃維，打了一整天黃維寸步未進。中野在阻擊戰中的表現已經可以用竭盡全力來評價了。圍殲黃維兵團中，中野傷亡很大，這時鄧小平説了那句著名的豪言壯語：“只要消滅了南線敵軍主力，取得解放戰爭的全面勝利，中野就是打光了也是值得的。中野打光了，其他野戰軍照樣渡江！中國革命照樣能夠勝利！”足以顯示出總前委的激勵作用。

    華野對中野的配合也是很主動的，11月23日，劉陳鄧主動提出以中野為主圍殲黃維兵團的建議並要求華野協助，粟裕不待請示軍委就直接表示同意，並做出具體的軍事部署。後來粟裕還主動派華野參謀長率三個縱隊參加對黃維兵團的圍殲，很快地結束了戰鬥。

    以上的事實説明，成立總前委統一了兩大野戰軍的作戰目標，加強了兩大野戰軍領導的責任，密切了兩大野戰軍之間的配合協調關係，它是中央軍委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一個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