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解決氣候問題,靠的不是一個柴靜_風聞
酷玩实验室-酷玩实验室官方账号-2021-11-13 08:58
不管什麼人,都會不同程度地陷入所謂的“思維定勢”。
比如當印度在中印邊境線製造摩擦時,我們總會覺得印度人不是牛尿喝多了就是恆河聖水太上頭了,不然怎麼也想不出到底是誰給他們的勇氣。
但其實只要冷靜一想,對於周邊國家來説,阿三,也是妥妥的“天朝上國”。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尼泊爾、孟加拉國,這對於印度來説,都是“後院”。
上個月,中國和不丹簽署了《關於加快中不邊界談判“三步走”路線圖的諒解備忘錄》,雙方一致同意加快邊界的談判。要知道,不丹是唯一一個沒和中國建交的鄰國。
所謂的紛爭從哪兒來?2017年,印度單方面宣稱不丹向其“求助”,出兵中國和不丹接壤的洞朗地區。究其根源,是1949年印度和不丹簽過一個《永久和平與友好條約》,這東西規定,不丹的所有外交事務,都要接受印度的“指導”。

看印度是這樣,看美國,也是這樣。
中美關係看多了,總會有一種美國政客是幫“二傻子”的感覺——香港、台灣、人權,就這三個議題,來來回回地拋出去,時不時地要來製造點話題,顯示自己的存在感。
現在,支持的廢青老實了,新疆棉花也沒黑成,台灣也不敢真越界,美國一副黔驢技窮的樣子,説好的圍堵中國,結果中國沒怎麼着,美國快分成幾瓣了。真就應了那句話,美國總統,栓條狗都能當——這也是公知嘴裏,美國製度優越性的體現。
但問題是,真的是這樣嗎?
別管這三個議題管不管用,現實是每當美國拋出這三個議題,總有狗跳出來叼這三個飛盤。而且,最為重要的是,槍戰每一天的美利堅,就是能恬不知恥地稱自己是“燈塔”,還要領着一幫國家來指責中國的“人權問題”。
這不光是臉皮問題,更是設置議題能力的問題。
這項技能,不是説中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就能學得會的——蹭着EDG的熱點來一句,這不是被動技能。這玩意,得學。
最近,美國又掏出了一項議題:氣候問題。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現在正在英國的格拉斯哥舉行。要知道,過去幾年在這個問題上最大的新聞,就是美國退出《巴黎協定》。

在氣候問題上,美國欠了一屁股債。但美國在會上,説的是什麼呢:
指責中國不履行責任;指責中國減排目標雄心不夠;指責中國燒煤太多。
再加上各種NGO的中國人消費了太多肉蛋奶、水產,氣候問題“罪魁禍首”的屎盆子,就扣到了中國頭上。
就在昨天,中美達成《中美關於在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這是近期以來,中美雙方就氣候問題取得的最有力的成果。合作,自然是好事。
無論美國在氣候問題上如何表態,氣候危機,不該成為美國設置給中國的議題。
只有保持這樣的前提,中美才能在氣候問題上進行合作。
同樣,我們也要從美國之前的操作中總結出經驗,看清美國的套路,畢竟,防人之心不可無。
01
早在1824年,法國人傅里葉就觀察到了温室效應。但在此後大約一個半世紀中,這個問題只被看做一個純科學問題,討論它的科學家都很少,畢竟,對於氣候問題來説,古氣候,可能更具有參考意義。
轉折點出現在1979年。當時,美國國家科學院發佈了一份“氣候變化評估科學報告”,這份報告給出了一個明確的結論——二氧化碳濃度和氣候變化有直接關係,如果二氧化碳的濃度翻倍,那大氣温度最高會上升4.5℃。
這份報告引發了軒然大波。當年,第一次世界氣候大會就在瑞士召開,氣候問題,也第一次成為了一個世界性的議題,而被人們廣泛討論。
1988年,多倫多氣候大會召開。大會聲稱,全球氣候變化是由於人類不斷擴大能源消費等活動造成的,解決問題,需要各國通過政治行動來制定行動計劃。
所以,氣候問題,是個政治問題。談判的主體,也只能是主權國家。對於氣候問題,大家都很積極,畢竟,這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危機,於公於私,都要參加。
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有超過85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參加;2015年的巴黎氣候大會,更是有129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參會,陣容空前。另一個數字,也可以體現氣候問題的關注度——1992年簽署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有197個締約方,這種規模,甚至超過了有193個成員國的聯合國。

都願意談當然是好,但這也意味着,在氣候問題上有197張嘴,也就可能有197種聲音。這種矛盾,在1991年的第一次談判中,就顯現了出來。
其實,爭論的問題很簡單——誰來減排?發達國家看着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看向發達國家,大眼瞪小眼。
第一輪談判中,歐盟的建議比較粗暴,徵收能源税,但英法不同意。法國建議按人均GDP劃分標準,然後制定減排目標,但瑞典和奧地利不同意。英國主張不使用太多政府幹預的手段,但那些排放較少的國家不同意。
這些小島國主張所有國家應該馬上行動,否則自己就要被淹了,但印度、巴西不同意。他們同意減排,但這是個長期的命題,需要技術支持以及錢。沙特表示錢我有,但減少化石燃料的比例我不同意。
而美國,啥都不同意——美國拒絕任何有約束力的限制性措施。
第一次談判,就這麼夭折了。後來幾次談判,反反覆覆也都是這些問題。最後,還是德國站了出來,在歐洲內部形成了個統一意見,不要求把發展中國家的承諾列入談判的議程。畢竟,發展階段不同,還是要尊重下客觀現實。
歐盟同意,發展中國家同意,美國也只能勉強同意,而沙特阿拉伯等產油國,也背不起破壞人類家園的鍋,帶着這樣的共識,1997年,第三次締約方大會在京都召開。

這一次,大家是準備實打實談成些東西的。《南方週末》當時的報道中寫着,美國派出了史上最龐大的代表團,其中包括40多名參議員,他們每人手中一個計算器,在涉及減排數字等問題上,他們算起來毫不含糊。
這屆大會上美國提的所有要求都被通過,其中這麼一條,允許從其他國家購買減排指標。減排,是義務,一種可以用錢解決的義務。
對《京都議定書》,各方都比較滿意。發展中國家也比較滿意,畢竟,他們避免了承擔新的義務。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坑早已挖好。
《京都議定書》簽了沒多久,小布什政府上台後就退出了。缺少美國這一世界第一大國,協定也推進不到哪裏去,等到美國再次願意談了,已經是十年後的事情了。
2007年12月,公約第十三次締約方大會在印尼巴厘島舉行。10年過去,氣候問題變得越來越緊迫,總體來説,共識也在逐步形成。這次會上,也對發展中國家提出了要求,要求發展中國家在得到技術、資金和能力建設的支持下,採取適當的減排行動,支持和行動,都必須是可測量、可報告和可核實的。

這個方案是印度代表提的,言下之意就是看人下菜,發達國家有誠意,那發展中國家也有誠意。但這個方案遭到了美國的拒絕。爭吵一直在持續,這也讓大會被迫延期一天。
最後時刻的中場休息環節,美國代表突然同意簽署,各國代表又急匆匆趕回會場。但這時,印度代表發現,決議草案有一個輕微的變動,“支持和行動”這句話中,“支持”這個詞不見了,整句話變成了“行動都必須是可測量、可報告和可核實的”。
也就是説,只監督發展中國家,而不監督發達國家。印度代表當即找到主辦方溝通,但在交涉過程中,大會的議程還在繼續。這時,印度代表找到了中國代表,雙方共同舉牌質問,為什麼中印代表都未到場,大會仍在繼續,並且,決議的內容為什麼也發生了變化?
又經過一番閉門會議,這句話才重新被改了過來,至此,氣候談判變成了“雙軌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有了各自的義務。
從這一階段來看,美國對於氣候問題並沒有特別上心,只是出於“美國第一”的心態,不願接受制約,同時也想給其他國家添堵。

但很快,氣候問題對於美國的價值就顯現了出來。
02
2009年,第15次締約方大會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這一次回到了歐洲的主場,歐洲人也想體現自己在氣候問題上的領導力,大會開始前,他們就提出了自己的目標:
要求2020年前,全球實現碳達峯。
這一目標根本就不切合實際,目標提出後,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提交新的協議文本,要求哥本哈根會議形成新的協議。與此同時,印度、巴西、南非和中國這四個主要發展中國家也形成了“基礎四國”的機制,希望能在大會上發出發展中國家的聲音。
一個虛無縹緲的目標,大會的結局也只能是失敗。按理説,氣候問題的失敗並不少見,但那一年全球剛剛陷入經濟危機的泥潭,加上環保主義的興起,對於哥本哈根大會的批評聲音格外的多,有人甚至用“多邊主義的災難”來形容這場大會。
誰要來承擔罵名,美國想的是中國——2年前,中國剛剛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國。加上中國還拉着印度等國“搞小圈子”,“罪魁禍首”,非中國莫屬。
在以美媒為首的西方媒體的報道中,奧巴馬是為挽救協議而全力奔走的英雄,而中國,成了那個一而再再而三破壞協定的國家。
這些報道都有鼻子有眼,聲稱因為中國,默克爾憤怒地説“為什麼我們連提出自己的目標都不行?”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摔了麥克風,巴西代表指責中國立場混亂,前後不一。

總之就一句話,如果沒有中國,哥本哈根大會會取得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的。但這些報道,大都漏洞百出。《衞報》當時出了一篇報道,為了指責中國而瘋狂吹捧奧巴馬,但實際上出席那場會議的人是希拉里。
但不管怎麼説,在媒體和一些NGO的宣傳下,中國成了環保主義者眼中的“氣候破壞者”,最大的黑鍋,甩給了中國。
在這種大背景下,才出現了那個“名場面”。2010年,央視記者柴靜採訪中國科學院院士丁仲禮,在柴靜反覆想要把破壞哥本哈根大會的帽子扣在中國頭上時,忍無可忍的丁院士問到:
中國人是不是人?
儘管現在大多數人都知道柴靜是個什麼東西了,但在當年,和柴靜持有一樣觀點的人並不在少數。當時,北京奧運會剛過去不久,經濟危機之下,中國又成了拉動世界經濟復甦的火車頭,當時的中國,剛剛以一種全新的面貌面對世界,希望得到世界的尊重與認可。

在這個時候,中國人因為自己的“一己私慾”,給全人類帶來了災難,這是自強、自省的中國人所無法接受的。
但實際上,中國拒絕,只因為那年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太過操蛋。
早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召開前,就有一份最終的協議範本流出,英國《衞報》還特別高調地展示了這份文件。文件裏,發達國家給自己定的目標是2050年前,“應當”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80%。
至於到2020年的中期目標也有提,但具體數字是“X”——不是準備討價還價,就是準備坐地起價。
但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減排義務,文件的表述是“必須”承擔。活脱脱地來給發展中國家下任務來了。
這個文件中還有一條,將氣候問題的監管和執行的權力,交給世界銀行,而不是聯合國大會。世界銀行的前五大股東,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一水的發達國家,其中美國股份最多,佔到了將近五分之一的投票權。
這份協議,也正是出自美國、英國以及東道主丹麥之手。
美國的意圖很明顯,要拿到氣候問題的定義權與決定權。應對氣候問題的行動夠不夠,美國説了算。
在企圖暴露後,發達國家又拿出了另一套方案,也就是丁仲禮院士提到的那一套。將未來全球碳排放總額限制在8000億噸以內。其中,27個發達國家的11億人口,拿走這8000億噸中的44%。

而剩下包括中國在內的55億人,分剩下的56%。
這麼算下來,本來就比發展中國家少排很多的發達國家,在未來的人均碳排量還是發展中國家的2.3倍。
如果覺得不夠,沒關係,可以買。還記得美國什麼時候提的“允許購買減排指標”嗎——12年前的京都大會上。
同志們,什麼叫做世界第一大國的手段,什麼叫做西方國家設置議題的能力。一個隨手挖的坑,等到12年後才抓獵物。
但美國似乎忘了,中國,不是獵物,這個道理,1950年10月25日,中國已經教過你了。
03
實力上,美國不敢輕舉妄度,道義上,美國同樣站不住腳。
即便在會議還未召開、醜聞已經傳出的情況下,中國還是做出了諸多承諾:爭取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爭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佔一次性消費能源比重達到15%左右,等等等等。
美國心裏明白,利用氣候問題攻擊中國的機會,還要再等。在這樣的背景下,解決氣候問題的機會,來到了巴黎。

巴黎氣候大會的磋商,都是閉門舉行的,這也意味着,各個國家確實在談一些實質性的東西。這樣的前提,來自於中美在巴黎協定前簽署的《中美氣候聯合聲明》。
世界上兩個最重要的大國打了樣,其他國家也明白,到了真正要解決問題的時刻了。
為了避免其他國家多想,大會還在幾乎每次閉門討論之後,召開記者招待會,頻繁通報最新進展。
據當時參與談判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回憶,他們每天都只能睡兩三個小時,其他的時間,都在談判。
談判,談判,談判,終於,在延期一天的情況下,巴黎氣候大會成功達成協議。第二年的4月,《巴黎協定》正式生效。不少參與談判的人都淚灑現場,對於這個全人類面臨的危機,各國終於決定統一行動了。
然後,川寶登場。剛剛生效不久的協議,差點成了一張廢紙。這個時候,又是中國站出來表示,會繼續落實《巴黎協定》,穩住了局面。

美國雖然退了羣,但針對中國的動作,卻一直沒停。於是,一些“中國人吃肉蛋奶導致亞馬遜雨林被毀”“中國人吃海鮮導致地球被毀”的各種奇葩言論,層出不窮。
畢竟,美國已經不在台前,也只能使一些上不得枱面的手段。相關的東西已經有很多人挖了,大家感興趣的可以去看看。
回過頭再看,這些言論,其實是和美國設置的碳排放額度是一樣的,究極靈魂問題還是那一個:
中國人是不是人?
很明顯,在美國人眼裏,中國人是不算的。2010年,在接受澳大利亞媒體《澳大利亞人》的專訪時,美國總統奧巴馬就明確表示,如果中國人和澳大利亞人、美國人這樣生活,那是這個星球所無法承受的。
大清都亡了多少年了,還有人在做着帝國主義的美夢。
儘管事情已經過去多年,但每當我看到氣候問題時,總會重新觀看一次丁仲禮院士全方位碾壓柴靜的視頻。那個時候的中國,是大國,但也沒有多少話語權。

就是這些人,在談判現場,面對西方國家居高臨下地指責,在據理力爭。同時,回到國內,當時的中國還在“唯GDP論”,他們又要頂着發展的壓力,迎着別人的白眼,制定中國的減排計劃。
中國人常説,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但這些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出力的人,就是在朝着這個方向而不懈努力。
中國,是最早制定實施《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發展中國家;
中國,是近些年減排力度最大的國家;
中國,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
中國,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積最大的國家。
中國,是在人均GDP剛過3000美元,1.5億人還處在貧困線下時,就將減排作為自己的義務的國家。

面對不公,中國從未抱怨,反而,一直在做。
尾聲
中美問題談多了,總有人會問,中國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強國嗎?
坦白講,我不知道。
這個問題,西方國家也在思考。從他們的表現來看,他們覺得會。同時,他們也很怕,怕成為第一大強國的中國,前來複仇。
這種偏見,一直都在。因為他們從來不願看中國做了什麼,更不願聽中國説了什麼。
1956年,毛主席講到,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
同年,周總理在會見外賓時也提到,作為六億人口的國家,我們對世界的貢獻還很小。比起我們的祖先來,我們做得還很差。
這種“達則兼濟天下”的信念,一直藏在中國人的心中。
你問我中國會成為世界第一大強國嗎?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中國的強大對於世界而言,是好事。
參考資料來源:
朱松麗、高翔,《從哥本哈根到巴黎:國際氣候哈制度的變遷和發展》;
中國能源報社國際部,《哥本哈根一路走來》;
《面對面》:《丁仲禮:什麼是公平的減排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