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解決氣候問題，靠的不是一個柴靜_風聞

不管什麼人，都會不同程度地陷入所謂的“思維定勢”。

比如當印度在中印邊境線製造摩擦時，我們總會覺得印度人不是牛尿喝多了就是恆河聖水太上頭了，不然怎麼也想不出到底是誰給他們的勇氣。

但其實只要冷靜一想，對於周邊國家來説，阿三，也是妥妥的“天朝上國”。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尼泊爾、孟加拉國，這對於印度來説，都是“後院”。

上個月，中國和不丹簽署了《關於加快中不邊界談判“三步走”路線圖的諒解備忘錄》，雙方一致同意加快邊界的談判。要知道，不丹是唯一一個沒和中國建交的鄰國。

所謂的紛爭從哪兒來？2017年，印度單方面宣稱不丹向其“求助”，出兵中國和不丹接壤的洞朗地區。究其根源，是1949年印度和不丹簽過一個《永久和平與友好條約》，這東西規定，不丹的所有外交事務，都要接受印度的“指導”。

看印度是這樣，看美國，也是這樣。

中美關係看多了，總會有一種美國政客是幫“二傻子”的感覺——香港、台灣、人權，就這三個議題，來來回回地拋出去，時不時地要來製造點話題，顯示自己的存在感。

現在，支持的廢青老實了，新疆棉花也沒黑成，台灣也不敢真越界，美國一副黔驢技窮的樣子，説好的圍堵中國，結果中國沒怎麼着，美國快分成幾瓣了。真就應了那句話，美國總統，栓條狗都能當——這也是公知嘴裏，美國製度優越性的體現。

但問題是，真的是這樣嗎？

別管這三個議題管不管用，現實是每當美國拋出這三個議題，總有狗跳出來叼這三個飛盤。而且，最為重要的是，槍戰每一天的美利堅，就是能恬不知恥地稱自己是“燈塔”，還要領着一幫國家來指責中國的“人權問題”。

這不光是臉皮問題，更是設置議題能力的問題。

這項技能，不是説中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就能學得會的——蹭着EDG的熱點來一句，這不是被動技能。這玩意，得學。

最近，美國又掏出了一項議題：氣候問題。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現在正在英國的格拉斯哥舉行。要知道，過去幾年在這個問題上最大的新聞，就是美國退出《巴黎協定》。

在氣候問題上，美國欠了一屁股債。但美國在會上，説的是什麼呢：

指責中國不履行責任；指責中國減排目標雄心不夠；指責中國燒煤太多。

再加上各種NGO的中國人消費了太多肉蛋奶、水產，氣候問題“罪魁禍首”的屎盆子，就扣到了中國頭上。

就在昨天，中美達成《中美關於在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這是近期以來，中美雙方就氣候問題取得的最有力的成果。合作，自然是好事。

無論美國在氣候問題上如何表態，氣候危機，不該成為美國設置給中國的議題。

只有保持這樣的前提，中美才能在氣候問題上進行合作。

同樣，我們也要從美國之前的操作中總結出經驗，看清美國的套路，畢竟，防人之心不可無。

01

早在1824年，法國人傅里葉就觀察到了温室效應。但在此後大約一個半世紀中，這個問題只被看做一個純科學問題，討論它的科學家都很少，畢竟，對於氣候問題來説，古氣候，可能更具有參考意義。

轉折點出現在1979年。當時，美國國家科學院發佈了一份“氣候變化評估科學報告”，這份報告給出了一個明確的結論——二氧化碳濃度和氣候變化有直接關係，如果二氧化碳的濃度翻倍，那大氣温度最高會上升4.5℃。

這份報告引發了軒然大波。當年，第一次世界氣候大會就在瑞士召開，氣候問題，也第一次成為了一個世界性的議題，而被人們廣泛討論。

1988年，多倫多氣候大會召開。大會聲稱，全球氣候變化是由於人類不斷擴大能源消費等活動造成的，解決問題，需要各國通過政治行動來制定行動計劃。

所以，氣候問題，是個政治問題。談判的主體，也只能是主權國家。對於氣候問題，大家都很積極，畢竟，這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危機，於公於私，都要參加。

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有超過85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參加；2015年的巴黎氣候大會，更是有129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參會，陣容空前。另一個數字，也可以體現氣候問題的關注度——1992年簽署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有197個締約方，這種規模，甚至超過了有193個成員國的聯合國。

都願意談當然是好，但這也意味着，在氣候問題上有197張嘴，也就可能有197種聲音。這種矛盾，在1991年的第一次談判中，就顯現了出來。

其實，爭論的問題很簡單——誰來減排？發達國家看着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看向發達國家，大眼瞪小眼。

第一輪談判中，歐盟的建議比較粗暴，徵收能源税，但英法不同意。法國建議按人均GDP劃分標準，然後制定減排目標，但瑞典和奧地利不同意。英國主張不使用太多政府幹預的手段，但那些排放較少的國家不同意。

這些小島國主張所有國家應該馬上行動，否則自己就要被淹了，但印度、巴西不同意。他們同意減排，但這是個長期的命題，需要技術支持以及錢。沙特表示錢我有，但減少化石燃料的比例我不同意。

而美國，啥都不同意——美國拒絕任何有約束力的限制性措施。

第一次談判，就這麼夭折了。後來幾次談判，反反覆覆也都是這些問題。最後，還是德國站了出來，在歐洲內部形成了個統一意見，不要求把發展中國家的承諾列入談判的議程。畢竟，發展階段不同，還是要尊重下客觀現實。

歐盟同意，發展中國家同意，美國也只能勉強同意，而沙特阿拉伯等產油國，也背不起破壞人類家園的鍋，帶着這樣的共識，1997年，第三次締約方大會在京都召開。

這一次，大家是準備實打實談成些東西的。《南方週末》當時的報道中寫着，美國派出了史上最龐大的代表團，其中包括40多名參議員，他們每人手中一個計算器，在涉及減排數字等問題上，他們算起來毫不含糊。

這屆大會上美國提的所有要求都被通過，其中這麼一條，允許從其他國家購買減排指標。減排，是義務，一種可以用錢解決的義務。

對《京都議定書》，各方都比較滿意。發展中國家也比較滿意，畢竟，他們避免了承擔新的義務。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坑早已挖好。

《京都議定書》簽了沒多久，小布什政府上台後就退出了。缺少美國這一世界第一大國，協定也推進不到哪裏去，等到美國再次願意談了，已經是十年後的事情了。

2007年12月，公約第十三次締約方大會在印尼巴厘島舉行。10年過去，氣候問題變得越來越緊迫，總體來説，共識也在逐步形成。這次會上，也對發展中國家提出了要求，要求發展中國家在得到技術、資金和能力建設的支持下，採取適當的減排行動，支持和行動，都必須是可測量、可報告和可核實的。

這個方案是印度代表提的，言下之意就是看人下菜，發達國家有誠意，那發展中國家也有誠意。但這個方案遭到了美國的拒絕。爭吵一直在持續，這也讓大會被迫延期一天。

最後時刻的中場休息環節，美國代表突然同意簽署，各國代表又急匆匆趕回會場。但這時，印度代表發現，決議草案有一個輕微的變動，“支持和行動”這句話中，“支持”這個詞不見了，整句話變成了“行動都必須是可測量、可報告和可核實的”。

也就是説，只監督發展中國家，而不監督發達國家。印度代表當即找到主辦方溝通，但在交涉過程中，大會的議程還在繼續。這時，印度代表找到了中國代表，雙方共同舉牌質問，為什麼中印代表都未到場，大會仍在繼續，並且，決議的內容為什麼也發生了變化？

又經過一番閉門會議，這句話才重新被改了過來，至此，氣候談判變成了“雙軌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有了各自的義務。

從這一階段來看，美國對於氣候問題並沒有特別上心，只是出於“美國第一”的心態，不願接受制約，同時也想給其他國家添堵。

但很快，氣候問題對於美國的價值就顯現了出來。

02

2009年，第15次締約方大會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這一次回到了歐洲的主場，歐洲人也想體現自己在氣候問題上的領導力，大會開始前，他們就提出了自己的目標：

要求2020年前，全球實現碳達峯。

這一目標根本就不切合實際，目標提出後，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提交新的協議文本，要求哥本哈根會議形成新的協議。與此同時，印度、巴西、南非和中國這四個主要發展中國家也形成了“基礎四國”的機制，希望能在大會上發出發展中國家的聲音。

一個虛無縹緲的目標，大會的結局也只能是失敗。按理説，氣候問題的失敗並不少見，但那一年全球剛剛陷入經濟危機的泥潭，加上環保主義的興起，對於哥本哈根大會的批評聲音格外的多，有人甚至用“多邊主義的災難”來形容這場大會。

誰要來承擔罵名，美國想的是中國——2年前，中國剛剛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國。加上中國還拉着印度等國“搞小圈子”，“罪魁禍首”，非中國莫屬。

在以美媒為首的西方媒體的報道中，奧巴馬是為挽救協議而全力奔走的英雄，而中國，成了那個一而再再而三破壞協定的國家。

這些報道都有鼻子有眼，聲稱因為中國，默克爾憤怒地説“為什麼我們連提出自己的目標都不行？”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摔了麥克風，巴西代表指責中國立場混亂，前後不一。

總之就一句話，如果沒有中國，哥本哈根大會會取得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的。但這些報道，大都漏洞百出。《衞報》當時出了一篇報道，為了指責中國而瘋狂吹捧奧巴馬，但實際上出席那場會議的人是希拉里。

但不管怎麼説，在媒體和一些NGO的宣傳下，中國成了環保主義者眼中的“氣候破壞者”，最大的黑鍋，甩給了中國。

在這種大背景下，才出現了那個“名場面”。2010年，央視記者柴靜採訪中國科學院院士丁仲禮，在柴靜反覆想要把破壞哥本哈根大會的帽子扣在中國頭上時，忍無可忍的丁院士問到：

中國人是不是人？

儘管現在大多數人都知道柴靜是個什麼東西了，但在當年，和柴靜持有一樣觀點的人並不在少數。當時，北京奧運會剛過去不久，經濟危機之下，中國又成了拉動世界經濟復甦的火車頭，當時的中國，剛剛以一種全新的面貌面對世界，希望得到世界的尊重與認可。

在這個時候，中國人因為自己的“一己私慾”，給全人類帶來了災難，這是自強、自省的中國人所無法接受的。

但實際上，中國拒絕，只因為那年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太過操蛋。

早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召開前，就有一份最終的協議範本流出，英國《衞報》還特別高調地展示了這份文件。文件裏，發達國家給自己定的目標是2050年前，“應當”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80%。

至於到2020年的中期目標也有提，但具體數字是“X”——不是準備討價還價，就是準備坐地起價。

但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減排義務，文件的表述是“必須”承擔。活脱脱地來給發展中國家下任務來了。

這個文件中還有一條，將氣候問題的監管和執行的權力，交給世界銀行，而不是聯合國大會。世界銀行的前五大股東，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一水的發達國家，其中美國股份最多，佔到了將近五分之一的投票權。

這份協議，也正是出自美國、英國以及東道主丹麥之手。

美國的意圖很明顯，要拿到氣候問題的定義權與決定權。應對氣候問題的行動夠不夠，美國説了算。

在企圖暴露後，發達國家又拿出了另一套方案，也就是丁仲禮院士提到的那一套。將未來全球碳排放總額限制在8000億噸以內。其中，27個發達國家的11億人口，拿走這8000億噸中的44%。

而剩下包括中國在內的55億人，分剩下的56%。

這麼算下來，本來就比發展中國家少排很多的發達國家，在未來的人均碳排量還是發展中國家的2.3倍。

如果覺得不夠，沒關係，可以買。還記得美國什麼時候提的“允許購買減排指標”嗎——12年前的京都大會上。

同志們，什麼叫做世界第一大國的手段，什麼叫做西方國家設置議題的能力。一個隨手挖的坑，等到12年後才抓獵物。

但美國似乎忘了，中國，不是獵物，這個道理，1950年10月25日，中國已經教過你了。

03

實力上，美國不敢輕舉妄度，道義上，美國同樣站不住腳。

即便在會議還未召開、醜聞已經傳出的情況下，中國還是做出了諸多承諾：爭取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爭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佔一次性消費能源比重達到15%左右，等等等等。

美國心裏明白，利用氣候問題攻擊中國的機會，還要再等。在這樣的背景下，解決氣候問題的機會，來到了巴黎。

巴黎氣候大會的磋商，都是閉門舉行的，這也意味着，各個國家確實在談一些實質性的東西。這樣的前提，來自於中美在巴黎協定前簽署的《中美氣候聯合聲明》。

世界上兩個最重要的大國打了樣，其他國家也明白，到了真正要解決問題的時刻了。

為了避免其他國家多想，大會還在幾乎每次閉門討論之後，召開記者招待會，頻繁通報最新進展。

據當時參與談判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回憶，他們每天都只能睡兩三個小時，其他的時間，都在談判。

談判，談判，談判，終於，在延期一天的情況下，巴黎氣候大會成功達成協議。第二年的4月，《巴黎協定》正式生效。不少參與談判的人都淚灑現場，對於這個全人類面臨的危機，各國終於決定統一行動了。

然後，川寶登場。剛剛生效不久的協議，差點成了一張廢紙。這個時候，又是中國站出來表示，會繼續落實《巴黎協定》，穩住了局面。

美國雖然退了羣，但針對中國的動作，卻一直沒停。於是，一些“中國人吃肉蛋奶導致亞馬遜雨林被毀”“中國人吃海鮮導致地球被毀”的各種奇葩言論，層出不窮。

畢竟，美國已經不在台前，也只能使一些上不得枱面的手段。相關的東西已經有很多人挖了，大家感興趣的可以去看看。

回過頭再看，這些言論，其實是和美國設置的碳排放額度是一樣的，究極靈魂問題還是那一個：

中國人是不是人？

很明顯，在美國人眼裏，中國人是不算的。2010年，在接受澳大利亞媒體《澳大利亞人》的專訪時，美國總統奧巴馬就明確表示，如果中國人和澳大利亞人、美國人這樣生活，那是這個星球所無法承受的。

大清都亡了多少年了，還有人在做着帝國主義的美夢。

儘管事情已經過去多年，但每當我看到氣候問題時，總會重新觀看一次丁仲禮院士全方位碾壓柴靜的視頻。那個時候的中國，是大國，但也沒有多少話語權。

就是這些人，在談判現場，面對西方國家居高臨下地指責，在據理力爭。同時，回到國內，當時的中國還在“唯GDP論”，他們又要頂着發展的壓力，迎着別人的白眼，制定中國的減排計劃。

中國人常説，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但這些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出力的人，就是在朝着這個方向而不懈努力。

中國，是最早制定實施《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發展中國家；

中國，是近些年減排力度最大的國家；

中國，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

中國，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積最大的國家。

中國，是在人均GDP剛過3000美元，1.5億人還處在貧困線下時，就將減排作為自己的義務的國家。

面對不公，中國從未抱怨，反而，一直在做。

尾聲

中美問題談多了，總有人會問，中國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強國嗎？

坦白講，我不知道。

這個問題，西方國家也在思考。從他們的表現來看，他們覺得會。同時，他們也很怕，怕成為第一大強國的中國，前來複仇。

這種偏見，一直都在。因為他們從來不願看中國做了什麼，更不願聽中國説了什麼。

1956年，毛主席講到，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

同年，周總理在會見外賓時也提到，作為六億人口的國家，我們對世界的貢獻還很小。比起我們的祖先來，我們做得還很差。

這種“達則兼濟天下”的信念，一直藏在中國人的心中。

你問我中國會成為世界第一大強國嗎？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中國的強大對於世界而言，是好事。

參考資料來源：

朱松麗、高翔，《從哥本哈根到巴黎：國際氣候哈制度的變遷和發展》；

中國能源報社國際部，《哥本哈根一路走來》；

《面對面》：《丁仲禮：什麼是公平的減排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