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無神論史》連載43——唐末儒者關於上天功能的討論_風聞

**編者按：**為宣傳科學無神論，從9月10日起，我們將連載李申的專著《中國無神論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縣人。1969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獲哲學博士學位；200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轉任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現任中國無神論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國反邪教協會副會長。

第九章 隋唐五代時期的無神論思想

九、唐末儒者關於上天功能的討論

唐代以前，儒者們關於日月星究竟是石？還是什麼別的東西？曾進行過長期的爭論。唐代初年，孔穎達作《左傳正義》，認為這是個説不清的問題。後來，天文學家李淳風作《隋書·天文志》，仍然重複古老的見解，説日月星都是所謂“陰陽之精”。所以在“日月星是什麼”，“它們為什麼會發光”等問題上，隋唐時代沒有取得多少進展，但是對於它們所附着的天，唐代的認識卻有着根本的進步。那就是他們根據《毛詩》，認為天是一個“元氣廣大”的存在物，所以稱為“昊天”。這個見解，被《開元禮》所繼承，並且成為關於“上天是什麼”的法定解釋。

唐代末年，在對天的這樣的概念的基礎上，韓愈、柳宗元等人展開了天人關係的討論。

事情起源於韓愈的一段牢騷。韓愈説，現在的人們，有了疾苦，向天呼籲，認為不應讓殘民者昌，佑民者亡。韓愈説，這是不知天的緣故。比如果實朽壞就會生蟲，人體有病也會生瘡癰。人，就是元氣陰陽所生的蟲子和瘡癰。他們墾田鑿井，開渠築城，是元氣陰陽的罪人。假如能減少甚至消滅這些“蟲子”和“瘡癰”，天地一定是高興的。

在這裏，韓愈所説的天，就是元氣陰陽。

柳宗元在《天説》中引用了韓愈的話，認為韓愈大概是“有激而為是”。柳宗元認為，“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混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雖然物體大，但上天和果實瘡癰草木，性質是一樣的：

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

這樣的天,怎麼能夠賞功罰過呢？柳宗元的結論是：

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慾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慾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癬痔草木也。（柳宗元《天説》）

也就是説，這樣的天地，不會報復人，也不會賞功罰過。人們在危難的時候呼天怨天，希望天地以仁愛之心可憐自己，就更加荒謬。所以人們不要把自己的吉凶禍福、得失存亡寄託於這個像果實、瘡癬、草木一樣的東西上。

柳宗元的《天説》被他的密友劉禹錫得知，劉禹錫認為，柳宗元的《天説》也是“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天論上》），所以他作了《天論》，以求把這個問題弄個明白。

劉禹錫把講天人關係的分為兩家。一家是傳統的天人感應説。這種説法認為，人的災禍都是由於有罪而天降懲罰，幸福都是由於行善所得上天表彰。危難時向天呼籲天能聽到，有所要求向天祈禱天會給予答覆，好像有個什麼東西在確確實實地主宰着人的命運。另一家是“自然之説”。這種説法認為，天與人根本不同。雷霆震殺樹木人畜，並不是它們有什麼罪過；春天香花和毒草一起生長，天不選擇其中的善惡。盜蹠和莊蹻橫行天下，孔子、顏回一生窮困，這説明沒有什麼主宰者。劉禹錫認為，這兩種説法都沒有窮盡天人關係，並因而提出了自己的“天人交相勝”説：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餘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天論上》）

天與人之所以交相勝，是因為天道和人道不同：

天之道在生殖，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論上》）

比如説，天暖使萬物生長，天寒使草木凋謝，水火各有自己的作用，木料堅實但不如金屬鋒利，年青的壯健，年老的遲鈍，強者做君長，弱者被奴役。這一切，都是天的作用。至於春種秋收，防災除害，開礦冶金，崇尚賢才，獎勵功勞，制訂行為準則，擯斥腐敗奸邪。這一切，都是人的作用。所謂交相勝，是説這兩種作用的此消彼長。

劉禹錫把天道與人道此消彼長的情況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政治清明，人道正常發揮。這個時代，是非標準統一，行為有共同的法則。循規蹈距的會得到賞賜，胡作非為的要受到懲罰。這是人道勝過天道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人們就會認為，天道和人事不相干。第二種是政治原則受到局部的破壞，受賞的並不全是良善，被罰的也不都是惡人。用詭詐也可能得到幸福，靠僥倖就能夠免除災禍。這是人道駁雜不純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關於天人關係的説法也各種各樣。第三種情況，政治極端混亂，是非顛倒，善惡錯位。受賞的都是奸佞，挨罰的也全是正直。在這個時代，如果還要説什麼天道人事不相干，就會理屈詞窮。劉禹錫由此得出結論説：

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邪！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天論上》）

所謂“一己之窮通”，是批評韓愈、柳宗元二人，都是從個人的遭遇出發，“有激而云”，來討論天的有無，這樣是不會得出正確結論的。

在劉禹錫看來，天的所能，就是寒暑往來，日月交替，風雨旱澇，萬物生死，與社會的治亂沒有關係。而人的吉凶禍福，是產生於社會治亂。在社會政治清明時，好人有好報，人們很清楚地知道，吉凶禍福是由於自己的作為，是社會對自己的合理報答。反之，若是天下大亂，則是非顛倒，報答乖舛。按劉禹錫的結論來看，報答無論合理與否，它都是社會的報答，而不是天的報應。天沒有使天下大治的能力，也沒有能力把社會搞亂，因而也不應對人的吉凶禍福負責。因此，企圖從人的禍福報答是否正常來討論天道的有無，這本身就是錯誤的。

劉禹錫説，比如在旅途中，強有力者可以先喝到泉水，這就是天勝。在城市或村莊裏，住華麗的房子，吃精美的飲食，就一定是聖人和賢者，這就是人勝。因此，天人交相勝，就是天理和人理交替取勝。在劉禹錫這裏，天理，就是自然界的混亂的無秩序狀態，這個狀態遵循着弱肉強食的原則。人理，就是社會的等級尊卑秩序及其一系列倫理道德規範。劉禹錫認為，在這交相勝中，人理務求戰勝天理，而天理卻並不追求戰勝人理。

《天論》下篇，劉禹錫為自己的主張做了結。他認為，世界上的事物儘管千差萬別，但道理只有一個。因此，由小可以推大，由近可以及遠。人為“倮蟲之長，為智最大”，假若“能執人理”，就能使人理勝於天理。反之，若是紀綱敗壞，天理就要取勝。決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天。他最後的結論是：天不預乎人。

當柳宗元看到他的文章以後，覺得和自己的意見並沒有什麼差別。但不贊成劉禹錫説的“天恆為惡，人恆為善”，認為這是“過德乎人，過罪於天”（柳宗元《答劉禹錫〈天論〉書》）

劉禹錫把亂歸於天理，把治歸於人理，柳宗元不能同意，其別的儒者更加不能接受。宋人在《天説》的解題中就説，假如説天不能賞善罰惡，還怎麼進行道德教化？而且，依劉禹錫所説，上帝的作用就是敗壞人世的秩序！這不僅是摘掉了上帝頭上的光環，並且還換上了荊棘做的冠冕，因而更加不能被其他儒者所接受。

從認識發展的角度看問題，劉禹錫認為天理代表着混亂，而人理或人治代表着秩序，並且人類力求戰勝混亂，建立秩序，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是一種少見的對人與自然關係史的深刻觀察。認為人們只把自己不認識或無能為力的情況歸於天命，也是對宗教起源的一種深刻説明。因此，劉禹錫的《天論》，不僅在中國無神論思想的歷史上，而且在中國一般社會思想發展史上，都應有自己重要的地位。

韓愈、柳宗元和劉禹錫對天人關係的討論，最重要的歷史作用，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否定了漢代董仲舒以後的天人感應觀念。柳、劉作為否定者，其論斷越出了儒教所能接受的範圍。後人不能接受他們的結論，但將在他們已經開闢過的土地上耕耘，從天人感應和天人不相預這平行四邊形的兩條邊之間，找到一條合力的對角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