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什麼圍堵中國_風聞

中美關係在1970到1980年代曾有一段很長時期的蜜月期，但即便是在蜜月期，也不能説美國認可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相反美國相信中國的改革開放將不可避免的使中國向美國靠攏。

美國的這種信心與美國對新自由主義的迷信高度相關。談起新自由主義就不能不提撒切爾的精神導師，新自由主義的大師哈耶克。哈耶克的一個觀點在知識界幾乎無人不曉，既計劃經濟無法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哈耶克認為政府不可能獲得豐富，即時的信息來保證資源的有效分配；只有價格機制和市場競爭才能指引資源合理流動。哈耶克進一步認為只要政府控制資源分配就必然限制個人自由，導致極權和獨裁。

按照哈耶克的邏輯看中國，美國人相信如果中國不搞市場化的改革，中國原來的計劃經濟必然垮台；而搞市場化改革的話，富裕起來的中國中產階級就必然推動中國走向西式自由民主。

然而諷刺的是，採用了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立場的美國和西方，原來要做中國的樣板，卻在經濟和社會發展各方面做出了失敗的記錄。

1980年裏根上台，當時的美國正受到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和越南戰爭的後遺症的折磨，此前美國和西方經歷了從1930年代持續到1970年代的所謂左傾的時代，標誌性的事件是大政府的羅斯福新政和約翰遜總統提出的高福利的 “偉大社會” 計劃 。當時的里根會同英國的撒切爾決定對大政府高福利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按照哈耶克和弗裏德曼倡導的新自由主義思路開始了西方稱之為撒切爾-里根主義的經濟改革。在美國這種改革被稱為里根革命，里根經濟政策被稱為里根經濟學。里根的經濟政策要點是削減政府預算和福利開支，採用市場化的利率政策，減税，鼓勵私人投資，通過改善供給來抑制通脹。

然而曾擔任希臘經濟部長的希臘經濟學家亞尼斯·瓦魯法克斯對哈耶克學説和新自由主義提出尖鋭批評。亞尼斯認為20世紀以來金融資本控制了產業資本，哈耶克描繪的古典的市場充分自由競爭不復存在。里根和撒切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只會有利於金融資本擴張，而金融資本經過股票市場的放大必然加速壟斷，從而導致財富向少數人的快速集中。

事實證明亞尼斯的判斷是對的。里根革命在1980-1990年代獲得一些初期的成果後，就把美國和全世界推向全球化時代，而美國在全球化時代則嚐到了金融壟斷資本惡性膨脹的苦果。美國金融資本全球佈局，美國國內出現了產業空心化和長期的貿易逆差。美國在這波全球化中，獲益最多的是金融資本，但與金融資本的急劇擴張相對應的是美國財政赤字和債務急劇上升，美國綜合國力和政府能力受損。

全球化使得美國內部財富分配發生了巨大變化，造成了美國社會撕裂的基礎。只要你加入金融資本和大型跨國公司的體系，無論是金融，科研，教育，先進製造，法律，醫療服務，還是政府機構，你就能享受到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但如果你不在這些領域之中，而且你的行當受到發展中國家進口產品和非法移民的挑戰，你就很可能成為失敗者。

拜登在9月16日發表的講話顯示美國不公平已經非常嚴重。拜登説2020年美國最大的55家企業的利潤達到400億美元，但藉助於税務漏洞，這些公司的聯邦税一分錢沒有交。9月23日，配合拜登的講話，白宮預算辦公室發佈了一個調查報告，指出從2010年到2018年，美國最富有的400個家庭的聯邦個人所得税税率僅為8.2%，遠遠低於美國一般家庭14%的平均税率。去年以來，美國700位超級富豪們的資產增加了2.1萬億美元。

嚴重的社會不公平推動美國的左翼要求更多的社會福利，並且從人權的角度把對社會不平等的批判擴大到攻擊西方的殖民歷史和移民政策。相對左翼的激進主張，美國右翼民粹勢力也毫不相讓，特朗普作為右翼民粹的代表，藉助基督教力量，打出重建美國偉大的口號。美國社會按照膚色和政治立場的不同而劃分不同陣營的身份政治大行其道。

美國低端工作崗位的低工資加上各種福利政策使得大量人口選擇躺平，缺乏穩定的工作使這部分人口無法組建正常家庭，非婚生青少年增多導致吸毒和犯罪的泛濫。另一方面在美國高端行業工作的年輕人因為工作壓力和維持高生活水準的願望不願生育。美國只得依賴外來移民，而移民的增多又造成各種危機。

顯然，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和西方是不成功的，各種不利方面環環相扣，年復一年的消耗着美國。

前面提到美國曾寄希望走新自由主義路子的中國將最終納入美國的體系，那麼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境遇又是如何的呢。

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和撒切爾和里根的改革基本同步開始的。某種程度上中國改革開放也是對哈耶克理論的一種實驗。中國希望通過運用市場競爭和價值規律工具來更有效的促進經濟增長。

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最大難點在於建立大量的市場主體。對此，中國的做法是通過分税制，賦予地方政府參與市場競爭的地位和能力。地方政府有權通過賣地，抵押土地，開發房地產獲得大量資金，從而主導地方經濟建設。

中央政府在向賦予地方政府很大的經濟自主權的同時保持了地方政府政治和行政功能的不變這樣政府能在保持社會基本穩定的條件下，通過地方政府的推動和協調對大量的集體企業和中小國有企業實行改制，建立民營經濟和大量市場主體。

但地方政府主導的工業投資常常帶來產能過剩，產業大而不強，關鍵技術受制於人，環境惡化，地方政府和企業債務過高等等弊病。在土地，工廠，礦山轉化為資本的過程中出現了大規模的腐敗，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現象在中國同樣非常嚴重。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佈的《中國民生髮展報告2014》指出：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腐敗和分配差距拉大，必然導致各種不穩定。高房價，有限的工資，激烈的職場競爭導致很多年輕人“躺平“，生育願望降低。

從上述現象來看，市場經濟的競爭有提高效率、擴大產出、培育高效率企業成長壯大的一面，但也有資本分化社會、腐蝕權力、形成特權階層的一面。資本和特權階層為了更多的利潤又不可避免地去追求壟斷地位，造成社會分化的加劇和不穩定。

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改革開放的正效應和相伴而生的負效應如同激烈的拔河，中國改革似乎永遠在半渡之中。中國國內一直有全面接受新自由主義的論調，他們要求對國企全面私有化，實行西式政治體制改革。他們不認為中國社會當今出現的各種問題和新自由主義本身的缺陷有關，而是認為中國在貫徹新自由主義上還不徹底。

但問題是全面實行新自由主義的西方本身面臨嚴重的失調和失敗，中國再走西方的道路豈不是自找苦吃。畢竟，中國的教改，醫改和房地產改革中的一些負面的作用已經讓中國人領教了新自由主義的面目。

中國的發展道路在最近幾年不斷地被廓清。簡單的説中國仍然會探索現行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的結合，但這種結合的本質是“鳥籠經濟”的一種新版。政府將限制資本謀求壟斷地位，並推動共同富裕。中央政府將進一步通過央企和地方國企加強對戰略產業和資源的控制。作為對美國和西方圍堵的對沖，中國將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但不允許對手要求改變中國的基本政治經濟制度。

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哈耶克等提倡的新自由主義漸行漸遠。如果説過去美國寄希望於中國的改革開放將不可避免的使中國向美國靠攏，那麼當今的美國和西方基本放棄了這種希望。相反美國和西方認定中國要另起爐灶，不再圍繞美國的體系轉。

中美不同的發展方向以及中國的崛起引起了美國和西方的極大恐慌。在美國和西方的眼裏，中國憑藉所謂專制的政治經濟制度，要建立獨立的高科技體系和先進製造業。中國一旦羽翼豐滿就必定要搶西方的市場。這將對西方造成生存性的危機，因此美國和西方必定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的對手，這就是美國壓制和圍堵中國的根本原因。

核武器時代，大國競爭不太可能走向戰爭。大國競爭將集中體現在誰能更快的發展經濟，誰能更公平的在國民之中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誰能真正展開人民民主遏制官僚主義和特權階級。中美競爭的結果將主要地取決於各自國內的治理。任何一方國內問題解決不好，自亂陣腳，誰就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