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獨行的華夏文明》全稿32第三章已是懸崖百丈冰10_風聞

**五、**法家

 1、泛論

相對於道、儒、墨創始人開宗立派的模式（道家老子、儒家孔子、墨家墨子），法家的成立頗有自身特色，它是集前人大成與一身，由韓非子將春秋戰國眾多有益實踐（符合法家理念的）總結、綜合而成。比如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都被認為是法家重要人物，是法家理論及實踐經驗的重要來源。但是這些前輩估計生前都不會想到，他們會最終被歸為同一流派。當然這要歸功於韓非子的努力。

韓非子師從荀子，荀子作為儒家一派，開創了性惡論的意識形態出發理論。以此將儒家（孔子）不講如何得利（君子予以義，小人予以利），如何爭利的問題，放到公明正大處進行討論。同時也通過顛覆華夏自強為本的文明立基所在，而將如何“勝人”放到了至高的位置上。

韓非子繼承了荀子的路線，進一步總結了春秋戰國以來，在‘爭勝得利’的實踐中典型人物，典型實踐，典型經驗，進行有益的統合，以改革變法為理論主軸、路線主軸，否定儒、墨應對亂世的路線“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即誣也[122]”尤其反對對舊有體制（封建制）的維護；反對墨守成規，強調變法維新，以積極主動的姿態應對戰國亂世“廢先王之教[123]”“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124]” 。強調爭勝勝人來應對七國爭雄的現實。“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124]”

並更進一步談到了實現大一統王權專制的必然性。“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125]

這一系列理論觀點，緊密契合了戰國末期的華夏曆史現實需求。不僅僅從理念，還從實際操作層面提出了具體的方案，從現實中來又回到現實中去，成為助秦完成大一統，從而從百家中脱穎而出，成就戰國大贏家。

2、法家的歷史遺產

雖然韓非子對儒、墨應對亂世的路線諸多批判。但是在韓非子綜合的法家理念裏，卻頗多對各家各種有益理念、有益實踐經驗的汲取。

比如對道家理論的學習，尤其是黃老一派，勢、術、法的研究大量借鑑，對儒家君子父子夫妻綱常理念的接受發展“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126]”

除此以外，從管仲以來，眾多變法革新的前輩，他們的經驗教訓及理念，韓非子也以拿來主義的姿態，進行揚棄。

 從‘一切有益經驗理念都要學習汲取’的態度而言，韓非子的做派才是夏人（黃帝所在族羣）強大並長期佔據華夏族最高統治權的真正風範。是華夏政治理念的核心精髓之一。

當年夏人以不失本我的狀態，因華族農耕先進而學習華族，因良渚文化農耕水利及政治理念先進而學習良渚。遇洪水積極變法（改舉賢任能的禪讓制）以應對危局，方最終成就大禹治水的滔天功業。可以説，後來被稱為‘拿來主義’（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麼，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着，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127]）的精神，正是夏人實現自強的基本信念。堅持自我為前提，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從現實中來，到現實中去的實事求是立場，唯有此，華夏文明才有可能實現與人類同壽！因此在這一點上，法家遠超因為政治正確而大幅脱離現實的儒、道等學派。

我們不能否認道、儒、墨等學派的興起，為華夏文明理念的傳承、發展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道、儒、墨卻基於自身的立場、路線、價值觀，落入了‘政治正確’的自我設限之中。這種自我設限，往往將現實置於次要地位，這就導致很多時候因為需要政治正確，從而強行讓現實來服從政治正確。這種自我限制一旦發展過度，就嚴重限制了自身尋找符合現實需要、有效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與可能性。這種現象我們常常見到，比如新中國對改革開放對姓資姓社的爭論，就是因為政治正確一度凌駕於現實； 當下一些自以為的自由派人士為了自己認為的政治正確，不惜宣揚一些匪夷所思的觀點，比如《南方週末》2012年12月20日發了一篇《索馬里：民眾生活不太壞》，竟然大談在一個戰亂、饑荒、海盜氾濫、人民普遍困苦的國度裏，無政府主義和自由的閃光點；至於華夏明朝末期的黨爭、今天美國兩黨無節操的內鬥，無不從各自角度展現了政治正確凌駕現實，且不可逆轉狀態下的可怕後果。

道、儒興起於春秋，掌先發之利，但是道家基於自身政治正確不敢説改朝換代；儒家基於自己的政治正確，不敢談如何爭利。自我設限最終面對亂世的現實，讓自身束手束腳。最終讓法家在此問題上，撥亂反正，最終實現後發先至。

可以説，韓非子以集天下大成的心胸，才成就了法家最終助秦一統華夏的赫赫功績。

法家的核心理念，一句話總結，就是：尊重現實，以正確的變法實現強己勝人的目的。

他集中圍繞在以下一些關鍵詞上進行了有益的實踐：改革、變法、重農、耕戰、舉賢、嚴刑等等。

如果把這個問題擴展開討論：因為華夏族生產力經過商、西周青銅器、鐵器的大規模應用，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大量私田出現，逐步開始瓦解周初還存在與分封制對應的井田制。社會需要更多的地主、自耕農。這些具備更高主觀能動性的農業勞動者代表了更先進的生產力，於是生產關係開始逐漸改變，而這個改變發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對生產組織方式、基層組織形態、以及對社會進行管理的行政治理體制等等進行全面改造以適應新的社會現狀，這種社會內在需求積累到一定程度，最終會在政治層面引發對體制的變革推動。

因此這時諸侯如果還堅持舊有分封制體制，顯然是無法有效適應現實的而只能被淘汰。因此改革的有效性決定了進入更先進社會的程度。**商鞅變法，城門立柱，表面上是説為了建立政府的信用，但是事實上，這件事完全打破了分封制構建的，從底層平民到諸侯王之間多層貴族分封治理層級。諸侯王的賞罰直通百姓，而不再受原有中間貴族層級的架空。**於是諸侯王的法令政策通過變法，效率得到極大提升，社會的組織動員程度得到了大幅提高。

我們當下往往用漢朝以後的王朝體制來理解春秋戰國時面對的舊有的分封制的問題，這會讓我們認識理解出現偏差。分封制類似與西方一直有的貴族體制（今天西方主流的聯邦制、邦聯制都是相關貴族舊體制的變相遺存。其中央權力到底層百姓之間治理通路往往不能直通。各州、邦的權力機構具備類似下層分封貴族權力結構，橫亙在中央和百姓之間。使得其中央治理效能遠遠無法達成中央直管的華夏郡縣制的水平。西方聯邦制、邦聯制的這個問題，在一般情況下還看不出其太大的危害性，甚至能引發一些人對**西方‘現代分封制’**的浪漫遐想和崇拜。但是一遇到挑戰，這個體制的致命落後性就呈現出來，從2020年西方應對新冠疫情的情況，我們就能看到。典型的就是美國，其各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在抗疫過程中，竟然形成了競爭和敵對關係。數十萬美國人民命喪病毒之手，但是其制度結構竟然在無動於衷與互相扯皮之中始終形不成抗疫合力。筆者大致判斷西方聯邦制、邦聯制體制，至今還沒徹底跨過華夏春秋戰國那道坎。），這是一種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諸侯王下面分封一些大貴族、大貴族下面還有自己的小貴族，如果封地過大或者封地重要性很高，這個貴族層級可能繼續增加，這個金字塔在最下面是平民和奴隸。這種體制下，諸侯王的法令是無法有效從上一下插到底層民眾這裏，需要從諸侯王向下一層層到各級貴族下達，最後才能到百姓及奴隸。而後世的帝王王朝制度（郡縣制），則呈現很扁平的結構：按今天的説法就是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與被統治的農民階級二元結構（當然這是個簡單化的描述，事實是不同朝代，這個結構具備各自的特殊樣式），連接這兩個階級的是皇帝任命、服從於皇命的官僚體系。

春秋戰國，無論是諸侯兼併，或者各個諸侯內部的諸多變法求新，本質上都是在消除這個分封制下的金字塔式權力結構。三家分晉、田氏代齊，就是通過不斷出現下克上來消減中間貴族層級。而類似商鞅的變法，則直接通過強化、集中諸侯王的權力，來強力打通王與百姓甚至奴隸之間的治理通道。那些原先依附在各級貴族身上的百姓和奴隸，在王權強力擴張的變法下，逐漸成為王命直接接受者、執行者。

於是哪個諸侯能變革最徹底，使整個國家體制形成極高的王命通達萬民的狀態，哪個諸侯就能最終稱霸華夏，甚至成就一統。於是，從這個角度，我們看商鞅變法的一系列舉措：

立木為信，直接具備象徵性意義，顯示王權、王命直接通達底層平民。

**興農抑商，**大量增加私田，大幅提高財富產出。並抑制舊貴族資本通過商業活動削弱農業發展、以及防止舊貴族商業資本對新增財富控制。使得生產力增加的財富，大比例的被諸侯王直接控制來助其實現政治目的；

**重法重刑，**加強王權管制權力，變相縮小各級貴族的自治權利，亂世裏用重典對新型農民及舊貴族進行管理，規範農民的行為，並遏制舊貴族利益受損的不滿；

**編訂户口，推動小家庭，**使大量人口脱離對傳統貴族的人身依附成為自耕農，大幅擴大了諸侯王直接税賦、徭役徵收基數，重建了適應私田生產的基層組織；

**廢除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再次消除傳統貴族權力、利益，諸侯王王命、賞罰直下底層百姓，重構功勳體制來重新組織社會精英階層。

**普遍推動郡縣制，**擴大王族直接控制領地，徹底消除原有貴族封地利益及權力。

從商鞅變法的措施，目的，效果為例，我們能看到法家變法的核心目標。雖然變法為時代大勢所趨，但是我們能看到其面臨的阻力：除了諸侯王自身權力利益得到極大加強，其他所有的貴族在這場時代大變革中，都是被改變一方，利益受損一方。因此法家的變法一定需要大勇氣，大毅力、大手腕，堅持不懈，久久為功方可實現。因此，各諸侯的變法，面對巨大阻力， 其變法往往出現因人在而興，因人亡而熄的反覆局面。誰能有效應對這個致命問題，持之以恆，誰就能獲得真正的變法紅利。所以賈誼在《過秦論》説秦朝成功統一華夏的重要條件是“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是非常有道理的。

法家重實效，輕價值觀。甚至為了能夠最有效打破傳統的限制，實現變革，不惜顛覆華夏傳統向善價值觀。在這個方面跟今天美國的實用主義極其相似。儘管今天實用主義沒公開談論‘向惡’價值觀為基礎。但是實用主義是基督教文明基於其價值體系為前提發展起來理論。它潛在就是以原罪論－性惡論作為理論潛在的價值觀前提。 西方基督教文化是基於幾千年來原罪論引申的性惡論為基礎的。作為文化價值觀長期存在，並被其民眾慣性接受。因此西方實用主義的應用在其文化內部，已經成為習慣並沒有太大的不適。信義、良善都服從於實際效用，在香港的，就是‘美麗風景線（2019年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説香港動亂景象是美麗風景線）’在美國就是‘暴徒’‘破壞民主’（2020年1月有示威羣眾衝擊美國國會，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説此行為是‘暴徒’‘破壞民主’），這種光明正大的雙重標準表現，就是實用主義某種極端、經典的表現方式。這是持有性惡論文化的必然邏輯。

就性惡論價值觀而言，東西方並沒有太大差異。荀子認為人性本惡，所以要後天禮法來規範治理，來矯惡向善。所以後來法家強調嚴刑峻法，這固然是有亂世用重典的緣故在其間，但是基於性惡論的以惡制惡也是重要的理由；西方基督教文化認為原罪下的人性本惡，所以政府就是一種必要的惡。這裏大致的邏輯東西方都差不多。

而就實踐結果而言，基於性惡論價值觀出發的實踐，其結果東西方也差不多。

基於性惡論，西方文明富在深山有遠親，大難來時各自飛。諾亞方舟就是典範。因此，我們看到人類文明基本除了華夏文明一支，基本就是興盛一次後就再無翻身之日。這就是性惡論對文明形成的最大問題。性惡論就是實質承認個體利益超越羣體利益。因此當羣體能為個體帶來足夠大的利益時，個體會主動依附於這個羣體之中。但是一旦羣體面臨必然性的衰弱時，羣體並不能帶給個體足夠大的利益，相反還需要大量優秀的個體為羣體做出犧牲貢獻，來維護羣體在衰弱期保持羣體的存在。性惡論為基調的文明，此時就面臨致命的問題——既然個體利益優先於羣體，那麼到了羣體的衰弱期**，為什麼要求羣體最精英的那批人，捨身成仁為羣體的存在作出犧牲？**於是，按照性惡論的邏輯，這時，羣體中越優秀的人反而應該做的是先跑，而且不僅要先跑，還要帶着大部分羣體的資源財富先跑才是符合性惡論的人性。

西方性惡論文明的歷史很長，所以其民眾有一種慣性的思維、習慣在其間。所以對上面説的這種背叛羣體的少數精英的表現也沒有那麼反對激烈。但是在戰國時期，性惡論為基調的法家助秦完成統一後，秦二世而亡。其後項羽滅秦不久也因霸而亡。華夏人民以極其激烈的反應，來呈現性惡論實踐的必然下場。法家幫助解決了亂世，但是他沒有辦法解決自身價值觀嚴重缺陷帶來的致命問題——性惡論為基調的文明，根本無法扛過必然的文明衰弱期。

這讓我想起近現代19世紀英國人本傑明·迪斯雷利説過的那句著名的話——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我對此就有了新的理解：對於那些無法延續的文明樣式，無論個體或者羣體，會有‘永恆’的奢望嗎？無論個體或是羣體，在性惡論文明視角中，都沒有永恆性的存在，那麼怎麼可能有永恆的朋友呢？連利益是不是永恆的他們都無法實證！

個人利益是大於羣體的。所以人們之間的關係就是予以利，人與人之間先有利，有利才能成為朋友。

那麼對向善價值觀的文明而言。這句話完全不成立。華夏文明因向善，故而社會精英、仁人志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文明富強時，社會精英求天下大同，文明衰弱時，一批批仁人志士，為民族國家文明存續而捨生取義。這是華夏文明五千年延綿不絕的核心原因。英雄都是在危難中挺身而出之輩，沒有這些民族英雄，華夏文明怎麼能今天還能存在，還能復興呢？華夏文明能永恆存在，並不斷復興。如果中國人真能實現如此（永恆存在），這個永恆存在的朋友（華夏文明），不就是永恆利益所在嗎？

那些不能永恆存在的羣體，那裏配談永恆的利益呢？這不就跟2020年疫情裏，一些西方民眾講不要命也要不受封城的不自由一樣可笑。人都死了還奢談什麼自由，一個國家民族都不能永恆存在，有什麼理由和資格談永恆的利益呢？難道那些霸道有限的存在就代表了永恆了？ 霸道者遲早滅絕，因此剎那芳華間的利益那有朋友重要。

 從西方歷史和秦二世而亡，以及楚霸王快速覆滅，實證了向惡價值觀在華夏族實踐的失敗必然。今天我們遺憾與強秦那麼快的覆滅，但是我們今天同樣要慶幸秦朝那麼快的覆滅。雖然歷史不容假設，但是如果始皇帝真能再能延壽數十載，將秦國穩住，成就數百年國運。以性惡論治國，改變華夏文明的價值觀朝向。那麼之後還會有中華民族存在嗎？今天還會有中國嗎？如果秦朝真實現了改華夏文明價值觀朝向為惡，那麼之後中國很大可能跟世界歷史上無數大帝國一樣，隨着國運衰弱而徹底瓦解。走向徹底的民族、國家、文明的覆滅。

凝聚人心的手段方法有很多，但向善價值觀是羣體持久凝聚的基礎。這是被歷史實證過的。一個羣體不能凝聚、團結人心，必然衰弱時怎麼可能續存！

法家助秦爭強勝人以統一六國，又在秦二世而亡中承擔重要責任。其正面功績與負面效果同樣巨大。法家靠實踐成功差點顛覆華夏文明向善價值觀，但又因為性惡論價值觀的實踐失敗而遭到撥亂反正。華夏文明在覆亡的懸崖邊上驚險地走了一遭。經過此役，華夏文明經過一輪驚險的否定之否定的現實考驗，終於呈現出完全成熟的狀態。華夏文明自強向善之道，在之後的歷史中，再無受到致命打擊的情況，逐漸成為華夏文明所有成員骨子裏、血液中、基因上的東西。

筆者再次重申：春秋戰國百家爭鳴雖被後人認為是思想繁榮的大時代。但是對百姓而言是慘烈的亂世。之後歷史也反覆證明，百家爭鳴必然對應亂世。站在人民立場，絕對不能欣然而受。亂世需要百家爭鳴。但人民絕對不能接受亂世。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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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韓非子·顯學》

[123]《韓非子·問田》

[124]《韓非子·五蠹》

[125]《韓非子·揚權》

[126]《韓非子·忠孝》

[127]魯迅《拿來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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