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筆記中的劉瑾抄家清單考證_風聞

一，疑問

明代中國的白銀實物總量有多少？

歷來研究明清經濟史這方面問題的人，他們所依據的一個重要史料來源，就是王鏊《震澤長語》裏摘錄的劉瑾抄家副本。

“正德中籍沒劉瑾貨財

　　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寳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寳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古缶〉上皿下〉五百、蠎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珤印一顆。

　　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嘉靖初籍沒朱寧貨財：

　　金七十摃，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摃，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四箱，碎銀十匱，金銀湯〈〈古缶〉上皿下〉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匱金銀台盞四百二十副，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縧環四箱，珍珠眉帶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蠎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摃，蘇木七十摃，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摃，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摃，綾絹布三百二十摃，錫器磁器三百摃，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摃，祖母祿一尊，銅鐵獅子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畵四十摃，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摃，巧石八十摃。

　　於嘑！胡椒八百斛，世以為侈也，而盛傳之。今觀 二逆賊 所籍，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官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

按此記錄，光是查抄劉瑾的家，就獲得了黃金一千二百多萬兩、白銀二億六千萬兩左右。

這數字可靠性一直被明清當時史學家質疑。現在人們有更詳實經濟數據，自然更懷疑其真實性。

中國銀礦銀冶最早可追蹤到新石器，但唐代以前，數量一直極為稀少。漢代四百年，使用貴金屬大多是金。最近被考古挖掘的西漢海昏侯墓裏頭，出土各類金幣金器金塊，其種類、數量、總重都很不少。但同為貴金屬的銀，卻很罕見。

唐代，元和年間銀年產量有十萬兩。這是史料上較早的一次白銀年產記錄；此後，宋代元豐年間年產量達到二十幾萬兩；遼代墳墓裏出土了若干銀製品，史料裏有向銀礦徵收銀税之類零星記錄；元代忽必烈鑄銀元寶五十兩為一錠，這即是銀元寶最初來源。

元寶者，大元通寶也。

明代初期，佔全國白銀總產量七八成的福建浙江兩省，史載銀產量每年十一萬兩到十五萬兩之間。但這一時期因為要推廣紙幣大明寶鈔，曾長期禁用金銀交易。

唐、宋、元三代，對外貿易數量都很巨大。曾席捲大半歐亞大陸的蒙元朝，對外掠奪可想而知也是驚人的。明代初年，鄭和七次下西洋，每次也都有各種寶貨輸入記錄。

元明鼎革之際，東南海商沈萬三號稱家財鉅萬。張士誠陳友諒等元末農民軍，也都曾廣積各類或搜刮、或拷掠、或挖掘而來的金銀。

朱元璋逐鹿天下定鼎南京，明成祖朱棣七次北伐，打到蒙元老家俘獲大批蒙元皇親貴族。上述這些金銀財貨，最終也就大都落到朱明手裏。

這些歷史積累、現實開採、對外貿易、掠奪挖掘等等來源不同的金銀財貨，最終構成了大明朝貴金屬金銀實物總數。

大概總數有多少呢？

唐宋之間歷史累積總量，應當在五千萬兩之下。宋代雖有萬兩購豪宅之類史料記錄數條，每年又有向遼、夏、金輸歲幣記錄若干。靖康年間，更又有清空國庫大肆送賄金人以求退兵記錄。但到宋末，全國白銀實物總量，肯定不可能達到億兩級數。

元代銀兩總數，則肯定過億兩。到這個時代，中國才算真正進入了白銀時代。

明代早中期通過繼承累積、搜刮掠奪、貿易等等，當時全天下白銀累計數字，可能達到過億兩。

但無論如何，王鏊筆記中記錄的劉瑾抄家抄出二億六千萬兩白銀，這一明白詳細而又龐大數目是絕不可能的。

二，原因

王鏊是明代歷仕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名臣元老。他參加科舉考試時，差一點成就了三元及第美名。幾十年間，他在朝堂歷任顯職。到正德四年時，已達到頂級文臣行列，任職內閣輔臣兼領户部尚書銜。

劉瑾抄家時，他剛剛主動辭職，退休致仕沒有幾個月。他可説是劉瑾事件的當時人乃至當事人。

作為正德、嘉靖時代退休大臣，王鏊有資格、有能力拿到筆記中這兩本抄家副本。作為對數目字比較敏感的官僚，曾主管過朝廷財政的王鏊，自然也很有興趣獲得這類檔案。

從清單後面，他為此親筆所寫評論來看，王鏊還對此類數據，很有點比較研究興趣，並就此發了一大串感慨。

一個對此類檔案感興趣的退休大佬，又有資格有能力獲得這檔案副本。那麼，他寫下的這則記錄，原本應該相當可靠。

但客觀歷史事實偏偏顯示，他筆記中這則記錄，就總數而言根本不可能真實。

為什麼會這樣？

難道王鏊偽造了一份假清單？

這樣一位地位顯赫高官，有必要在他所著《震澤長語》這本私人筆記裏頭，不厭其煩地去編造一則內容極其瑣碎、極度詳盡的假抄家副本嗎？

或者王鏊筆記中所記錄的這個史料本源，在他死後曾受到過別人篡改？

又或者王鏊記錄本身，存在非主觀原因的誤記、錯記瑕疵？

這三種原因性質不同，但都有可能造成這份史料本源存在部分失真、乃至是完全假造的結果。

真相究竟是哪一個呢？

王鏊筆記中，在抄錄了劉瑾抄家副本之後，還並列開示了嘉靖初年查抄正德皇帝后期財政管家錢寧的抄家副本。這則錢寧抄家副本，記錄內容同樣也很詳盡。但錢寧抄家副本上金銀實物總量的最大數目，已經急劇降為數百萬兩，遠低於千萬兩。

這裏，有一個細節需要人們注意。

王鏊筆記中所抄錄這則清單裏，以及隨後王鏊對兩則清單親筆寫所評論文字中，對於’錢寧’此人，所採用的姓名，仍是正德皇帝明武宗賜國姓的“朱寧”。

這個細節很關鍵！

它顯示了這本筆記的時代特徵，限定了這本筆記寫作、修訂完成的上下年代時限。

它也間接揭示了這本筆記在被收錄入乾隆的經史子集文化清洗事業時，沒有被精心造假。大概沒必要，不需要，不值得。

之所以這麼説，是因為其它正規史料裏，“朱寧”大都已經恢復了原姓，大都用的是“錢寧。”

而在王鏊筆記這裏，書中依舊採用賜國姓的朱寧。這就很容易讓後來閲讀資料的人產生疑問‘這朱寧是誰？’。然後閲讀者、引用資料者比較探究之下，就很可能想起朱明國姓這個概念。而這個概念是引起過、能引起文字殺頭案的。這本筆記裏沒有把朱寧改成錢寧，説明乾隆皇帝文化清洗的屠刀尚未殺到這裏來。

須知，明清史學家對這則史料是有較多引用的。這一條不更改，説明其未被清代文字獄屠刀篡改的可能性較高。

當然，如果一切都要懷疑，那史料裏頭就沒有不可懷疑的了。

沒有被後人篡改，那麼是某些原因造成了筆誤嗎？

王鏊筆記中抄錄的這份劉瑾抄家清單，有幾處條目細則，確實存在着產生某些筆誤的可能性。

比如，這份清單對於白銀銀兩實物的"錠"與大明寶鈔的"錠”，可能沒有分別清楚。王鏊抄錄清單時，可能把這兩者混為一談了，存在筆誤可能性。

王鏊筆記中所抄檔案副本的那’五百萬錠’元寶銀兩，原本應該是五百萬錠大明寶鈔。而後面記錄的那九百多萬兩銀子，才是真正的銀子實物。

如果是這樣，那麼，這份抄家記錄的金銀實物數量，都會一下子降低到百萬數量級最多千萬數量級。這份數據與錢寧抄家檔案數據就可以銜接起來了，它的真實性、可靠性，也會大大增加。

王鏊筆記抄寫的這份檔案裏，所記錄劉瑾抄家資產裏頭，居然沒有一分錢大明寶鈔！這顯然不正常。

須知，此時的大明寶鈔，依舊是具有市場貨幣效力的國家法定貨幣。

劉瑾作為替明武宗背黑鍋的財政管家，他家裏居然沒有一分錢大明寶鈔！這本身不正常。

那麼，王鏊就是因為這個小小筆誤，才在自己筆記中，把這份劉瑾抄家清單搞得錯到離譜嗎？

不是。王鏊並不是筆誤，他根本就是有意造假。

首先，王鏊抄錄的這份清單，銀元寶的錠和銀子的兩，都記錄分明。檔案項目細則裏，特別明確標明是五百萬錠元寶銀。

在總數計算時，他更特意明確計算，親筆加添上總計二億五千九百多萬兩（每錠元寶五十兩）這一天文數字。

對數目字敏感的王鏊，沒有必要在這裏顯示自己計算錯誤。

王鏊篡改編造出這份清單，有不可向人言説的原因。他特意親筆加添總計數字，有明確目的。

三、目的

王鏊在正德四年年中，主動要求辭去職位，申請致仕退休。當時，他與劉瑾及其黨羽有矛盾，但雙方並沒有撕破臉皮。他不是被劉瑾趕走的，而是自己主動辭職上書求致仕。

正德五年，劉瑾謀反案發並得到迅速處理。劉瑾被千刀萬剮，同時，劉瑾家人共有15人被斬首，婦女皆發配浣衣局。

數日後，劉瑾心腹黨羽焦芳、劉宇、張彩、劉璟等60餘人全部被捕。其中，內閣大學士3人，北京及南京六部尚書9人、侍郎12人，都察院19人，大理寺4人，翰林院4人，通政司3人，太常寺2人，尚寶司2人等等。

這些人或被誅殺，或被下獄，或被貶謫，或被罷黜。幾天內便被清除殆盡，朝堂幾乎為之一空。

當時已退休不到一年的王鏊，在千里之外的蘇州接獲這樣消息，只怕也是且喜且驚，驚懼之情只怕遠大於喜悦。

劉瑾謀逆案被清理時，王鏊身份並不是與劉瑾做過鬥爭的受害人，只不過是提前逃出來的旁觀者。

劉瑾最後是以謀逆大罪名義，被處以千刀萬剮。足可見當時明武宗正德皇帝的憤怒、震驚或恐懼。劉瑾不是被反腐清掃而倒掉，他是因為謀逆而被誅殺。

一般情況下，朝堂鬥爭、謀逆大案，最後常常被冷處理，用貪腐罪名掩蓋。與此相反，劉瑾案明明本來是貪腐大案，最後卻用謀逆大罪張揚之。

劉瑾所犯最大罪狀，是他在正德皇帝身邊伺候時，身邊常帶團扇裏頭居然藏有匕首兩把。審案過程中，他自然被各種栽贓。以’誅劉瑾’為旗號起兵謀逆的安化王，劉瑾居然反而被裁定與之有牽連。

劉瑾作為謀逆案件主犯，居然還時時私藏着刀子站在武宗身邊。這終於讓正德皇帝徹底動了殺心，對他施以千刀萬剮。這樣一個謀逆者，任何沒有與他洗脱關係的朝野大員，都客觀上存在着將來被清理的可能。刀子什麼時候落下不知道，只要你還沒有被洗脱，那遲早或許可能會被莫名其妙的捲入。

而王鏊，正是這樣一個尚未被洗脱、事先逃離出來的疑似關鍵人。

然而，王鏊動筆修改自己筆記裏的這則劉瑾抄家清單記錄，時間已經是嘉靖初年。這時候距離劉瑾案，都已經過去十幾年了，應該説他沒有危險了。連正德皇帝都已經死了，劉瑾案與他王鏊早就徹底無關。

他為何還要在這時候，造一個彌天大假呢？

原因也許只能從封建皇權時代朝臣們普遍的恐懼心態出發，才能略現端倪：

新登基的嘉靖皇帝是外來户，他要幹什麼，誰都不知道。他一上台就與朝臣們幹仗，把老臣幾乎清空，把幾百人屁股打個遍。

而且，當時清洗了錢寧等正德朝佞幸權臣，似乎顯示出國庫很缺錢，新皇帝似乎對於搜刮抄家興趣也很大。

於是乎，沒有完全洗脱的前朝老臣王鏊，收到朝中消息後，在距京城千里之外蘇州家中又陷入了思考中。

這樣兩份抄家檔案擺在一起，如果新皇帝注意到這個檔案，那麼他應該會產生查詢究竟的興趣：

原來，先前查抄出的劉瑾資產，大頭還不知道在哪裏呢！從錢寧那廝家抄出來的資產，連劉瑾零頭還不到啊！

王鏊製造這份假檔案，是為了迎合新皇帝可能存在的興趣。更是為了他自己或家族其它成員將來可能存在的危險，預留一手防禦用後招。

將來，即使他們莫名其妙地被誰誰弄得下獄，只要讓新皇帝看到這則記錄，也很有可能會產生興趣親自諮詢一下王鏊（十幾年前震驚朝野大案件當事人，有劉瑾案唯一清晰檔案紀錄的當事人）：“劉瑾家真有這麼多錢啊？”

王鏊那時候只需要回答：“老臣年邁，記憶錯了。老眼昏花，這是筆誤。把(大明)寶鈔五百萬錠，看作元寶五百萬錠了。老臣有罪，死罪！聖天子英明，一眼就看出來了此中有誤！。”

但他卻將因此獲得了一次被新皇帝親自召見面談的辯白機會！——這是對未來可能存在的被誣害被誤傷，所進行的一次必要政治防禦。

有必要嗎？

在朝局轉換之際，對嘉靖初期朝局動向走向看不太清楚，身處離京城千里之外的蘇州城中，謹慎的王鏊或許認為，很有這個必要。

如果後面這一種可能是真實的，那麼這裏就有一份考據學的成果了：

《震澤長語》裏兩份抄家檔案，錢寧那份必為真！也必須真！

而劉瑾這份檔案，是假的！或精心修改過的！

這份造假抄家檔案的出現，顯示了一個封建官僚的官場閲歷智慧心機，揭示了封建皇權之下朝臣們普遍的恐懼心態。

哪怕你退休十幾年了，哪怕換了一個皇帝，你敢不保持恐懼嗎？

兩份檔案並列如此，透露的信息居然是這個！

歷來對這一史料引用者比比皆是，但卻從未有人言及於此。

王鏊據史載是以清廉著稱的。

他明白地在筆記中這兩則檔案之後，寫下劉瑾、錢寧兩人為“逆賊”的論斷定性，表明了自己立場。

他為了將來可能的危險而偽造改寫這樣一份假檔案，很有必要，大有必要。

四、真相

真正的劉瑾抄家副本原件：

正德中籍沒劉瑾貨財

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寶鈔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寳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古缶〉上皿下〉五百，蠎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琴一，玉珤印一顆。

清單中這些白銀、黃金實物，換算成今天的計量單位，合計都約有（古一兩換算成今天計量單位，數值不定，大約合37.5克）4億克400噸上下。

按夏商以來尤其是周秦漢唐宋元明三千多年、二千五百多年諸朝累積計算，可能性還是有的。

其中，白銀比黃金總量要少，不到一千萬兩。這自然相對更加合理，因為白銀市場流通量更大。黃金市場流通較小，更多地集中掌握在皇家手中。

對比真假兩則清單，只有"元寶"與"寶鈔"及"金龍盔甲三千"與"三十"，這兩處一字之差。

王鏊只需要使用小小的“筆誤眼花、未及深慮”等託詞，就可以在未來可能有的君臣對答環節矇混過去。

按:金龍盔甲這種帝王皇家御用之物，數量不可能以千計。清代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已特別指出過。而王鏊故意給出二處筆誤而非一處，也可以增加他將來託詞"老眼昏花"的可信度。

王鏊筆記裏所記錄的“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這個數字記錄本來就令人感覺彆扭。

推測應是五十兩元寶銀共十六萬錠，總計八百萬兩。其他散碎銀塊，合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這也恰好説明，王鏊假造清單中那“五百萬錠”，不是、也不可能是元寶銀，而是大明寶鈔。

王鏊筆記中抄錄的劉瑾抄家副本，沒有一分錢大明寶鈔。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這銀兩數字又很怪異。

這兩個疑點十分明顯。

王鏊在劉瑾家財清單未尾，還親筆添加了一個“以上總計”。

對比筆記裏的前後文字，這一則總計文字顯然並非原清單所有。在同條目下最新的錢寧抄家清單後面，就並沒有什麼總計。這個二億六千萬兩的離譜"以上總計"數，是王鏊後來私自加添的。

把劉瑾與錢寧兩份抄家清單並列，又親筆特意明確標示出龐大到不能達到的總數，目的何在？

不言而喻。

按《王鏊年譜》裏記載，正德十年時，《震澤長語》一書就已完工。筆記中，這一則條目卻明顯加添“嘉靖初期，朱寧（即錢寧）抄家財產清單”。這正是王鏊對這本筆記成書後，在嘉靖初年又有後來動手修改的證據。

五、經過

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他派行人柯維熊前往蘇州慰問王鏊，並賜羊酒以示優眷。王鏊上疏致謝，並奏獻《講學篇》和《親政篇》。世宗優詔回報，特蔭其一子為中書舍人。

也許就是因為這次與新皇帝的獻書互動，激發了退休十幾年的王大佬靈感；或許是因為擔憂這個兒子（或已在大理寺任職的長子）將來要參與朝局，會有一定風險。王鏊才在此時動手修改筆記。也許就是這個將要任職內閣中書的兒子，隨身帶着這個筆記。

將來萬一他倆被捲入莫名朝爭，只要有機會把這個紀錄讓嘉靖帝看到，嘉靖帝就極有可能會向他這位退居鄉野的四朝元老諮詢問話。他就為自己或兒子們，爭取到一次親自與皇帝對話機會。

嘉靖帝是外來户，此時也是個娃兒。他會幹什麼，遠在千里之外、脱離朝局十幾年的王鏊毫無把握。

王鏊於當時如此操作聊備萬一，既大有必要，也極有可能。

王鏊是嘉靖三年三月去世的。這年正月，嘉靖帝又掀起了一場空前的大議禮政潮。強勢首輔楊廷和去職，二百多個朝臣被集體打屁股。

王鏊動筆修改這個劉瑾抄家副本，也很可能是這個時候。這時候他雖然不能確知自己馬上就要死了，但應該能預感到自己壽命不長了。在這樣的時刻，他還得在自己的筆記裏做這樣的手腳以策萬全，真的讓人思之感概。

不是死了，封建皇權之下的朝臣，永遠都得戰戰兢兢，保持恐懼之心。

安化王起兵謀反時以"誅劉瑾"為旗號，結果反倒促成了劉瑾以謀反大罪被千刀萬剮。劉瑾到死都覺得自己冤枉。説他專橫跋扈，説他胡作非為，這些黑鍋他都願意為明武宗背。誰讓皇帝永遠都是正確的呢？但説他與安化王勾結謀反，他真地欲哭無淚。

王鏊修改編造的劉瑾抄家檔案，在後世是唯一存世最原始資料，這沒有疑問。但王鏊在嘉靖初年修改編造這樣一份抄家檔案時，能夠保證這檔案資料當時就是唯一的嗎？

如果不能，那麼他借這資料與新皇帝對話的潛在企圖，就很可能落空。

應該説，王鏊當時對這份資料唯一性，有較大把握。他基本能夠肯定，他精心修改製造的這個檔案，極可能是當時唯一存世資料。

正德五年劉瑾謀反案詳細資料，傳達到地方的，可能只有他這種政局委員級乃至常委級要員。而正德五年時，他甚至是唯一一位能在地方獲得這份檔案的夠資格者。

正德九年，乾清宮大火。甚至把皇帝玉璽都燒沒了，宮中相關資料自然也就沒了。王鏊憑藉幾十年侍從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皇帝閲歷，大約有相當把握，知道相關詳細資料沒有存世可能了。

其他有可能獲得這資料的要員，在十幾年中死的死，安化王之亂、劉瑾謀反案、寧王之亂牽涉到的，被鎮壓的被鎮壓。

到嘉靖繼位時，可能也只剩下幾個碩果僅存。而嘉靖三年大議禮，也把這些人席捲一空。正德朝內廷後宮中老人，在新外來户皇帝三年來只信任、大用自己興獻王府老家人情況下，也是早就清洗過了。

王鏊一定有極大把握，自己修改製造的這份檔案，是當時唯一存世資料。而這一點，也的確得到了後世的事實證明。

明朝的君臣關係，從成化皇帝開啓"宅男"模式後，朝臣就很少有機會能面見皇帝 。即使是內閣輔臣，也只有通過司禮監與皇帝打文筆交道。

製造一次機會與皇帝親自面談，那是所有朝臣的夢想。如果不幸蒙冤時，假如還有機會能夠獲得帝王面詢，那更是難得。

為此目的，沒有什麼事是不可以去做的。為了製造出這樣機會，一切都可以操作。

須知，劉瑾在謀反定罪過程中，一直是要求再面見正德皇帝一次。正因為這一面求之不得，他才徹底死心，放棄了申訴。

對劉瑾案瞭如指掌的王鏊，當然更知道創造“面見皇帝”機會的必要性。

正德皇帝對劉瑾的謀反肯定是憤怒傷心震驚的，有沒有恐懼呢？對此，人們大可以懷疑。

這個皇帝始終是兒童心態。兒童當然偶爾會驚恐，但他們更經常表現的是不知恐懼為何物，無知者無畏。

他酷愛養豹子等猛獸，宮中放火燒掉了自己住宅，還大叫好大一棚煙火。親自上陣戲水抓魚，最後落水得了肺炎不治丟命。親自上前線打仗。

放在普通家庭，那是個特別淘、長不大的孩子，有些人甚至會認為他可愛。

但他卻是皇帝。

一個沒有畏懼感的皇帝，不知畏天、畏命、畏大人之言的皇帝。

這對朝臣而言，是真正的災難。

王鏊不到六十歲就激流勇退。此後歷次被廷臣共推起復，他都堅決不回來。正德四年時，他堅決求去或許與劉瑾專橫跋扈有關。但他此後堅決隱居鄉里誓不回朝，只能是因為他對正德這娃看得太透了。

水火不懼，在位十幾年內發生三四場叛亂，一身系天下安危卻置於不顧，屢屢親自犯險最終命喪於斯。跟從他十幾年的劉公公，貴為內相權傾天下，都得隨身攜帶匕首以備萬一。

王鏊的謹慎、無奈、權謀心機，由來有自。

遇上這樣的皇帝，你永遠會覺得自己智商不夠用，準備應付萬一的對策，永遠都不要嫌準備的夠多了。

後記：

寫作本文時，不由想到了鐵伊的《時間的女兒》、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一樣的材料，他們能夠看出別人看不出的不同。

2016年清明至，謹以此文祭告兩位。

嘉靖元年，謝遷進京面聖。

此事與王鏊改寫筆記，大約也有一點關係。

謝遷餘姚謝氏一家子手裏，當時也可能握有劉瑾抄家清單檔案資料。

能侃侃的謝遷，退休十幾二十年了，還那麼聽話？

八十高齡，見詔即不遠千里進京為少年天子嘉靖帝站台。死後，獲得了大明朝唯二?的"文正"美諡殊榮。

與之同僚多年的王鏊，當時會不會產生什麼老狐深謀想法？不足為奇。

此外，正德時期正式廢止寶鈔。此事對於當時社會經濟與政府財政、皇家內庫運營的影響，與明武宗時期安化王寧王謀反案、劉六劉七起義及劉瑾案等眾多事件的因果關聯，也值得重新考慮。

寶鈔廢止對於官僚生活影響甚大，官僚們對此意見未必一致。王鏊在私人筆記中曲筆改"寶鈔"為"元寶"，未嘗不是一種意見表達。

從這個角度觀察，王鏊改造劉瑾抄家清單，卻鮮明列示出"寶鈔"氾濫數量之荒謬巨大。這也有可能是王鏊為嘉靖再次下詔召見，預作準備。

他是封建帝國財政系統專業技術頂層官僚，必須擺出對財政、貨幣一向有所思考，隨時能備皇帝顧問姿態。

這個檔案弄上去，嘉靖或許會垂詢。

他就可以直言切諫"寶鈔"濫發之種種禍害。比如直指正德前朝之各種叛亂，源於經濟混亂根於貨幣政策失控。即便他大概還沒有這樣清晰的思路，但一些切身體會模糊猜想，到他這級別，還是可以談出點乾貨、新料新見地。針對性地建議永遠廢止寶鈔，或奏獻他自己關於紙幣發行流通回收上的改進措施。

從他誇張其事製造出危言聳聽老套路的預先準備手筆來看，他造假目的也存在上述這種可能性。

由此可見，或是僅揭開一角而已。

寶鈔廢止的來龍去脈內中文章，或許才是正德朝根本線索。

2021年重讀整理舊作

附:

朱厚熜：王卿，這清單準麼？

王鏊：……老臣抄錄地有問題麼？不應該呀。且容臣再細察……(默唸低聲誦讀)……八爪金龍盔甲三千……嗯？……陛下聖明，老臣有罪，目朽眼花，抄錄或有筆誤。這御用之物應是三十，不當為三千之數。……

朱厚熜：朕不是問這個……

王鏊：(顫抖狀)老臣昏悖，罪該萬死。容臣再細察…

噫，此單內，怎無大明寶鈔之數？唉呀……

叩頭不止：罪臣萬死。但這"寶鈔″卻是前朝諸般亂象之源，聖天子尚須留意。吧啦吧啦……

朱厚熜意興闌珊一臉木然:知道了！愛卿老成謀國，朕知之矣！……

關於大明寶鈔計量單位有沒有"錠"的問題

記載劉瑾貪賄事蹟的一些史料中，常見有劉瑾用大明寶鈔(效果類似常凱申果黨發行法幣金圓券？)強制兑換強行搶奪官僚俸祿、金銀的記錄，這些資料中寶鈔市場交易單位就是"錠“。

寶鈔既有票面計價單位，也有市場計價單位。

這情形可參考市場功能、貶值情形大體類似的金圓券。

金圓券既有票面多少萬元，也有市場計價的"斤"“捆”。一斤一百萬元面值金圓券捆在一起換一個雞蛋，等等之類。

這是金圓券到市場最後期消失前才出現的奇事。

同樣，大明寶鈔在正德朝正式消失(隆慶朝又一度發給官僚)之前，也有這樣的瘋狂時期。而其始作俑者，大概率就是明武宗與劉瑾這兩位明代常凱申孔祥熙。

大明寶鈔在正德皇帝之前幾個皇帝那裏，也已經多次經歷濫發停用。每一次停用之前，也大都有類似“錠"化市場計量過程。

所以，文史資料中見到"正統x年，……合大明寶鈔x錠xx貫文"之類文字，並不奇怪，也不是翻印抄寫有誤。

關於清單是否張永等人為栽贓劉瑾而數據造假。

張永他們栽贓重點是劉瑾謀反。既不會自絕太監羣體的財路，讓皇爺意識到劉瑾怎麼撈銀子。也不會讓皇爺認識到劉瑾替皇爺撈錢，比所有太監更能幹。

因為大家都清楚，劉瑾家的銀子、金龍盔甲這些東西，其實究竟是誰的。

假如宦官集團將抄家清單能處理成這樣，還讓王鏊這種領導過財政系統的技術官僚看到，那他們不給王鏊們看到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