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是日本人，但我更願意到中國做科研！”_風聞

執筆/上田多門

聽説最近日媒反省為何國寶級科學家投奔中國的報道受到廣泛關注，我當時接受了日本TBS電視台的採訪，但是沒有追蹤後續的輿論反響。我以前工作的北海道大學是日本的頂尖學府，研究環境也不算好。我一直希望日本政府可以為科學研究多投入一些經費，這是我願意接受TBS電視台採訪的原因之一。

我和中國方面交往的時間非常長，早在1996年左右，我有幸結識了大連理工大學的一位教授。在這位老師的介紹下，2000年我接收了該校第一位優秀的中國留學生來到北海道大學留學。之後，我又接收了更多優秀的學生。這些學生畢業後又去了浙江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高校任教，這幫助我進一步加深了和中國高校之間的聯繫。

我知道90年代中國的研究環境什麼樣，可以説親眼見證了中國研究環境在過去二十多年間發生的巨大變化。從2011年開始，我在大連理工大學、浙江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大學等高校擔任訪問教授，每年都有一兩個月的時間在中國工作。大概5年前，就有中國高校邀請我全職加入，那時我還有些猶豫不決。可是兩年前我再次來到中國時，已經明顯感覺到情況變得不同。

深圳大學的研究環境非常好，擁有日本大學買不到的先進設備，我身邊研究團隊的素質也非常高。日本國內現在還有擔心尖端技術流向中國的論調，至少在我所熟悉的土木領域，無論是在研究設備上，還是在一些課題的研究成果上，中國已經領先於日本。

對於所謂的“技術流出論”，我想是日本誤解了中國。

中國高校招聘日本的研究學者，初衷並非是為了讓他們給中國帶來知識和技術。如今，中國高校是面向全球招聘優秀人才，這裏面只是碰巧有優秀的日本科研人員而已。他們出於各種原因來到中國，這是出於最優選擇的結果，就像也有很多人才選擇去美國一樣。

雖然我是日本人，但是從研究者的角度來看，我從事這項研究（結構工程和材料）是因為發自內心的熱愛，希望為地球和人類做出貢獻，我的出發點不是為了給像日本這樣特定的國家創造利益，更不是為了日本這個國家而從事研究工作。在中國研究土木工程領域，可以獲得比日本政府更高的項目經費，感興趣的研究課題，在中國更容易實現。那麼，當然要去研究環境更好的國家。

實際上，我作為日本土木工程學會當選會長，和日本學術界的聯繫相當緊密，也一直在和日本國內學者進行共同研究，讓研究成果可以在日本開花結果。因此，與其説是日本的技術流出到中國，不如説是把在中國取得的研究成果帶回了日本。

2019年我從北海道大學退休，全職加入深圳大學。雖然我不會説中文，但在這所國際化高校裏，完全可以用英語工作。我的薪資比以前優厚，還可以充分從事熱愛的研究工作。我常常感到，有機會來到中國非常幸運。我和深圳大學的同仁們共同進行的研究持續產出成果，我和校方的合約2024年到期。屆時如果還有可能一起研究的話，我也願意續約。

現在年輕學者在日本國內很難找到工作，這是日本整體遇到的問題。日本有增加博士學位的政策，可是與此相聯動的研究人員的崗位卻沒有增長。像我工作過的北海道大學這樣的頂尖學府，全職老師的職位反而有所減少。

對於很多年輕的日本學者來説，有機會進入中國高校，真的很幸運。因為中國本土的研究者非常優秀，大量海外人才也願意來到研究環境更為良好的中國，這無疑會使得在中國的競爭更加白熾化。

實際上，不僅是研究人員，各行各業來到中國尋求發展的日本人日益增多。這和年齡、經歷、職業無關，中國正在成為越來越多日本人活躍的舞台。

截至目前，日本已經產生25位（僅限日本國籍）諾貝爾獎得主，未來肯定也會有一些中國學者獲此殊榮。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想要在人數上匹敵日本並非易事。

中國人有強烈的競爭意識，願意為了實現目標努力奮鬥，這是好事，也是現在日本人所欠缺的部分。不過，為了在競爭中勝出，中國有些過於強調“數量”，認為研究成果應該“靠數量取勝”。有些中國研究人員做研究是為了出成果、寫論文，以此申請科研經費，週而復始，發自內心熱愛的人比較少。

反觀日本研究者，幾乎都是因為真正熱愛才走上科研道路。如果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下去，我不認為中國諾獎得主的人數可以比肩日本。

中國的論文數量已經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了，應該創造更加註重質量的研究環境。強調數量可以帶來奧運金牌，但未必可以帶來像諾貝爾獎一樣的頂尖研究獎項。憑我對中國的瞭解，中國想要做什麼，利用舉國體制去做的話，就能行得通。中國如果想要完善當前的研究環境，我想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作者為深圳大學特聘教授、日本土木工程學會當選會長，本文由邢曉婧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