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難中的中國信使_風聞

作者：胡中樂 研究生學歷，軍旅生涯23年（其中第38軍11年，總後勤部12年）；外交工作20餘年，先後在外交部機關黨委、駐泰國使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駐印尼使館工作；現任外交筆會理事。

2014年11月，在召開外交筆會會議時，筆者遇到原外交部信使隊的郭天祿參贊。因我們都有着軍旅生涯的經歷，性格直爽，所以無話不談。

我説：“老郭，以前我在部隊時，在八寶山參加一次葬禮，無意中看到一塊墓碑，記錄着外交信使的名字。但詳情不太清楚，聽説你在信使隊工作了13年……”

“唉呀！”郭天祿一拍大腿，顯然激動起來，眼睛閃着淚花。“在3次飛機空難中，信使遇難6人。慘呀！還有多少次的險情發生。以前，外交部十分低調，不願宣揚。但隨着祖國的開放，許多鮮為人知的英雄事蹟也公之於世了。”

6名外交信使空難中犧牲

我國外交部有一批專職外交信使，其職責是把黨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的機密文件和資料，以外交郵件的形式親自送至我駐外的兩百多個使領館。

信使持有外交護照，攜帶的外交郵袋享有外交豁免權，不受檢查。良好的教育背景與豐富的工作經驗，是各國外交信使甄選中必不可少的條件，而掌握至少一門通用外語則是基本要求。

◎ 早期信使隊部分隊員合影

新中國誕生初始，外交部第一批信使全部來自英勇的野戰軍系統，他們出生入死，歷經戰爭，身強力壯，年齡不超過30歲。嚴格的政治審查淘汰了大批“歷史不清白”的候選人。剩下者則被送往地方院校進行三個月至一年不等的外語集訓，經考核後，便走上外交信使的崗位。

中國自1960年起，逐漸開始對外交官的學歷教育。例如，著名攝影家關宗山在那一年經山東省電影製片廠推薦，參加外交部的英語考試。隨後，他進入外交學院接受三年的語言培訓。1963年，他開始長達17年的外交信使工作，一直做到副隊長。

人們看來，外交信使可以周遊世界、快活無比。非也！事實上，他們卻付出常人難以想象的困苦與艱辛。在五六十年代，就有6名中國信使在民航班機的空難中壯烈犧牲！

第一次空難。1958年10月17日，中國信使肖武、寧開逸同志犧牲在北京到莫斯科途中。當時，飛機在莫斯科以東的喀山市上空突然遇到大氣渦流，飛機失事墜毀。我駐蘇聯使館兩名外交官按國內指示，急匆匆趕到飛機失事現場：一幕震撼人心的場面頓時映入眼簾！只見我信使犧牲後，悲壯難忍，但他們的雙手仍然緊緊地抱着外交郵袋。我駐蘇兩名外交官為之動容，痛不欲生。

第二次空難。1959年12月13日，我信使何平、張慕先同志從阿富汗喀布爾到蘇聯烏茲別克共和國首都塔什干的途中，在烏阿邊境的鐵爾梅茲附近高山區，因飛機與地面導航失去聯絡，撞在山上，巨大的聲響，驚天動地，飛機失事。由於時值寒冬臘月，大雪封山，搜尋救援工作極為困難，罹難旅客和我信使的遺體在第二年的春天雪化時才被發現併入殮。

第三次空難。1963年7月13日，我信使周敬寸、隋玉珊同志犧牲在北京到莫斯科途中。飛機在伊爾庫次克機場降落時，離跑道頂端2600米處觸地，起落架左輪撞在草地後又彈起，衝向旁邊麥田爆炸起火，我兩位信使等29人全部遇難。當外交部領導到隋玉珊家慰問並告知噩耗時，看到他的妻子挺着肚子，原來已經懷孕，悲慘地留下遺腹子，孩子出生後便見不到親生父親……

為此，周恩來總理多次為外交信使烈士們的後事作出指示。陳毅元帥和夫人張茜還親自到八寶山英烈堂向犧牲信使致哀並慰問家屬。

大口嚼爛絕密文件

周鍾型把自己最美好的歲月都奉獻給我國的外交事業。上個世紀60年代，他當了７年的外交信使。

1964年8月1日晚，周鍾型和同伴李世濱從西非經開羅回國。他倆攜帶的信件很多，手提着３個郵袋和１個裝滿文件的皮包，每人肩上還挎着１個塞滿生活用品的航空包。

飛機在跑道上滑行加速時，機身下部突然傳來一陣猛烈的撞擊聲，飛機在劇烈震動後騰空而起。看着鎮定自若的空姐，受到驚嚇的乘客也就放心了，有的開始看書讀報，有的閉目養神，再過幾小時就能飛抵卡拉奇了。

作為身負重任的外交信使，周鍾型對那不正常的撞擊聲極為敏感。他向窗外望去，發現明月一會兒出現在右窗，一會兒又轉向左窗，懷疑飛機是在上空盤旋。按理説，從開羅起飛四五十分鐘後，就能看到阿拉伯半島煉油廠的高大煙囱，但這次卻一點兒也看不到。

周鍾型斷定飛機出了問題，為不驚動其他旅客，他走到機艙尾部，向領班空姐詢問：“飛機為何盤旋？發生了什麼問題？”空姐遲疑了一下，鎮靜地答覆：“一切正常。”（事後得知，起飛時的劇烈震動導致起落架斷裂，飛機一直在西奈半島上空盤旋。）

兩個多小時後，客艙突然燈火通明，副機長進來叫醒乘客，宣佈班機必須在貝魯特機場迫降。為防止迫降時意外傷人，空姐要求乘客將所有手提物品及口袋內的硬物全部送至尾艙廁所。

輪到周鍾型時，他亮出信使身份，説明外交郵袋必須隨身，但遭拒絕。就這樣，任憑空姐再三動員，周鍾型始終沒有從命。

飛機要迫降了，緊急關頭，文件不能泄密，周鍾型和同伴立即處理了皮包裏的絕密膠捲，可一件兩頁紙的絕密原件因廁所被封而無法取水。怎麼辦？！時間急迫，刻不容緩。周鍾型他們當機立斷，迅速地把絕密文件放進嘴裏，什麼異味，什麼難受，全然不顧，文件拌着唾液艱難地咀嚼着，直到嚼碎、嚼爛……

第一次和第二次迫降沒有成功，第三次飛機終於停住，緊急出口立即被打開，一股嗆鼻的燒焦味衝進客艙，空姐催促乘客趕緊離機。周鍾型急忙拽坐椅下的郵袋，但它在前衝力的作用下被卡得死死的。情急之下，他拼盡全力拉出了兩個大郵袋，然後安全落地。

郵袋決不落入美國之手

外交部不是生活在真空裏，也有極個別的敗類叛徒。“人在文件在”是外交信使必須秉承的最基本信條。

1983年11月25日早晨8點，中國信使何存峯、楊水長各提着一隻外交郵袋，登上泛美航空公司PA72班機，從舊金山飛往紐約。

飛機起飛兩小時後，何存峯從洗手間出來，卻發現楊水長不見了，兩隻外交郵袋也不見蹤影，座位上只留着何存峯的一隻航空包。

何存峯立時緊張起來，他迅速地找遍了3個機艙，257個座位還是沒有楊水長的影子，也沒有外交郵袋。

他預感到肯定出了問題，便朝駕駛室走去，卻被兩名穿制服的安保人員攔住去路。何存峯亮明自己的身份，但安保人員還是不肯讓步。最後，其中一人説：“楊先生要求政治避難，帶走文件，他表示不願再見到你。”

隨後，一名空姐遞給何存峯一包東西，裏面有他的護照、機票及何、楊兩人出差的零用錢200美元，並夾着一張紙條。紙條是楊水長的字跡，何存峯確信無疑。同時他也意識到，自己將面臨一場艱難的斡旋與嚴酷考驗。

“決不當叛徒！用生命也要保護機密文件！任何時候都要忠誠祖國！”何存峯信念堅定，寸步不讓，依據國際公約，堅決交涉，必須帶走郵包。

飛機迫降到了芝加哥的機場。美國移民局官員、聯邦調查局官員威脅利誘，輪番向何存峯“進攻”無果。終於，移民局官員説：“你勝利了，請到機艙口取回你的郵包。”

那一刻，中國信使何存峯如釋重負。

鑑於何存峯在執行任務中的忠於職守、英勇機智，組織上對他通報嘉獎，晉升兩級工資，並記大功一次。

天馬行空闖世界

《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中規定，外交信使作為“特殊的外交人員”，職責是保證外交郵袋在傳遞過程中的機密和安全。中國外交信使個人最高訪問記錄為142個國家。

“公費旅行”與“國家機密”，使得公眾眼中的外交官始終籠罩在邦德一般浪漫神秘的光環之下。但英國國防部前信息安全辦公室主任弗雷德·派帕卻説，“然而，這風光無限的外衣卻難掩國家利益鬥爭中那血淋淋的氣息。”

◎ 1960年，謝君楨在斯德哥爾摩出差。

擔任外交信使13年之久的前駐芝加哥總領事館副總領事謝君楨則用“辛苦、緊張、危險”三個詞對此工作作了概括。他回憶説：“擔任信使期間，我每年出差200多天，不分晝夜飛往世界各地。”

與普通的公務出差不同的是，外交信使和郵遞員一樣，根據任務需要，一次旅行，要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依次向每一中國駐外使領館投遞並收集機要信息。

出一次國，走幾十個國家，一天兩個航班，兩天跨越半個地球，對信使而言是家常便飯。因此，中國外交信使均持有兩本護照，交替使用。同時，信使所持外交護照的頁數是普通護照的兩倍以上。

◎ 外交信使劉治琳在布隆迪大使官邸留影

出訪過112個國家的劉治琳，曾經從北京出發，接連飛往歐洲、非洲與美洲，最大室外温差達65攝氏度。時差與温差對外交信使的身體是極大的考驗。“一次出差要預備四季的服裝。”劉治琳感慨道。

中國外交部信使隊伍有一則不成文的規定：新任信使上崗前都要到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去祭奠故去的同仁。面對高風險的職業，一位俄羅斯前外交信使説：“當我帶着外交郵袋踏上飛機的那一刻起，死神便與我同行。”

美國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委員會及參謀長聯席會議等機構提交的多份報告中指出：包括蘇聯/俄羅斯、英國、法國和中國等國家，在上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期間，主要依賴人工遞送外交郵袋的方式，在政府與駐外機構間傳遞包括政府決策文件、國書、地區安全形勢評估、地區商業情報評估、重要人物出訪日程和特殊任務報告等具有較高價值的公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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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搜狐網》2015年3月 

作者 | 胡中樂

圖片 | 源自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