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中游，前途何在？_風聞

城市羣——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點

改革開放後，我國通過持續推進城鎮化，為經濟快速增長帶來持久動力。

“十一五”以來，“城市羣作為城鎮化主體”的戰略地位在我國多個重要文件中被提及。城市羣也在我國城鎮化發展中長期保持着城鎮化的空間主體地位，發揮着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增長極作用。

**隨着21世紀20年代的來臨，城市羣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快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城市羣作為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形態，是國家和地區參與國際競爭的主要載體，也是促進區域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營造與自然和諧共生關係的主要場所。

“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以城市羣、都市圈為依託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聯動、特色化發展”。

顯然，城市羣、都市圈已成為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點。

城市羣是城市化進程進入高級階段後，城市之間的空間作用增強、聯繫機制緊密形成的重要組織基礎和區域空間形態。

與特大都市、都市綿延區、大都市區、巨型城市區等概念不同，城市羣並不以連綿分佈的城鎮建成區為特色，而往往具有“大中小城市層次分明”的特點，城市彼此之間既有生態用地分隔，又有緊密的交通聯繫。

在我國的地理版圖上，當前可圈可點“抱團”發展的城市羣並不少。

其中，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三大經濟圈由北向南，分佈在東部沿海地區，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引領我國經濟騰飛的主要動力源。

作為公認的世界六大城市羣之一，2020年，儘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長江三角洲地區仍表現出強大的恢復力，經濟總量高達24萬億元，佔了全國經濟總量的24%。

粵港澳大灣區2020年的GDP總量也達到了11.36萬億元，約佔全國GDP生產總值的1/7，相當於世界排名第九的加拿大。

公開數據顯示，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三大經濟圈用2.8%的土地聚集了約18%的人口，貢獻了約38%的GDP，成為國內外公認的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增長極。

然而，關於哪個城市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第四極”，一直以來是存在爭議的。

有意衝擊第四極的城市羣不少，但就目前的發展水平來看，最有實力的競爭者是中西部兩大頭部城市羣——長江中游城市羣、成渝城市羣。

在之前的《中國經濟第四極在這裏？》一文中也提到，隨着成渝城市羣進入國家戰略，以及成渝雙城經濟圈的出爐，成渝城市羣作為我國第四大經濟增長極的定位已經實錘。

作為成渝城市羣的“老對手”的長江中游城市羣，則顯得有些失意。

長江中游城市羣是中部地區體量最大、實力最強的城市羣，從數據來看，無論是人口、面積還是經濟總量，長江中游城市羣都明顯壓成渝城市羣一頭。

此外，長江中游城市羣還是《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出台後，國家批覆的第一個跨區域城市羣規劃，土地面積達到了32.61萬平方公里，是中國面積最大的城市羣，其2019年的常住人口和GDP總量，已僅次於長三角城市羣。

在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背景下，長江中游城市羣作為長江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着承東啓西、連南接北的作用，是中西部地區聯繫長江三角洲、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樞紐。

那麼，成渝之後，長江中游城市羣會是第五個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城市羣嗎？未來，長江中游城市羣將走向何方？

“沿江增長極”：激發內循環的核心動力源

長江中游城市羣也稱中三角，協同發展條件十分優越：鄂湘贛三省山水相連、文化淵源深厚，經貿往來密切，而且交通條件便利，臨江達海，在全國綜合交通網絡中佔有重要戰略地位。

同時，在城市羣或者都市圈的建設方面，長江中游城市羣的協同意識並不算晚。

作為全國第一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綜合改革試驗，“長株潭經濟區”的概念，在上世紀80年代就被提出。

1990年以來，長江中游城市羣發展迅速，其中，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羣的城鎮建成區的擴張速度尤為迅猛。

2010年12月，在國務院印發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由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羣和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為主體構成的“長江中游地區”等被列為“國家重點開發區域”。

2015年3月26日，國務院發佈《國務院關於長江中游城市羣發展規劃的批覆》，範圍涵蓋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標誌着長江中游城市羣“中三角”格局正式得到國家批覆。

按照規劃，長江中游城市羣是以武漢、長沙、南昌三大城市為中心，涵蓋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羣、環鄱陽湖城市羣為主體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羣組合，範圍具體包括湖北省13個城市、湖南省8個城市以及江西省9個城市和吉安市部分縣（區）。

從2015年正式批覆，經過“十三五”時期五年的聯動與發展，長江中游城市羣經濟總量已由2014年的6萬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9.39萬億元，人均GDP達7.2萬元，分別位居我國主要城市羣的第三位和第四位。

從空間結構來看，從1990到2020年，長江中游城市羣的發展逐漸呈現出“雙核多心多組團”的特點。

作為“雙核”的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羣已發展為巨型核心，而南昌都市圈與周邊地級城市聯繫偏弱，發展則相對滯後。此外，目前城市羣內還形成了襄陽、宜昌、荊州、常德、衡陽、九江、上饒等一批區域性次中心。

已經到來的“十四五”時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期，國際形勢複雜多變，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我國國內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面臨新的調整，區域協調發展也進入縱深推進的階段。

目前，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和成渝雙城經濟圈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加快推進中三角一體化發展也正逢其時。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已經明確提出，推動長江中游城市羣協同發展，加快武漢、長株潭都市圈建設，打造全國重要增長極。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巴曙松認為，中國快速的城市化是推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動力，目前這一動力依然強勁，特別是在激發內循環方面依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長江中游城市羣協同發展，可以促進中國在中部形成一個新興的增長極，既可以平衡區域發展不協調的矛盾，也可以在未來成為一支帶動經濟增長的新力量。

目前，我國不同的城市羣正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與發達的粵港澳、長三角、珠三角不同，內陸城市羣仍然處於集聚階段，人口和資源繼續將向中心城市快速集中。

因此，武漢、長沙、南昌等沿江中心城市將成為未來增長最快的城市，成為新興的“沿江增長極”，成為激發內循環的核心動力源所在。

長江中游城市羣須抓住“雙循環”的發展機遇，對標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及世界頂級城市羣或都市圈，實現高質量的區域一體化。

需要化解哪些困難？

長江中游城市羣是以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羣、環鄱陽湖城市羣為主體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羣，客觀存在着以武漢、長沙、南昌為中心的三個內部城市組團。

然而，三個中心城市發展水平和程度參差不齊。總體來看，都處於集聚發展的初中期，輻射帶動能力不夠強，尚未形成跨省域輻射帶動的中心。

前面也提到，長江中游城市羣是我國面積最大的城市羣，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面積太大可能並不完全是件好事。

單純就地理距離來看，長江中游城市羣中的三大省會城市，彼此間的距離都超過了250公里，而在31個成員城市中，距離最遠的襄陽和上饒，甚至相距約700公里。

作為對比，成渝城市羣中，成都和重慶的距離雖然也超過了250公里，但城市羣內的其他成員城市整體上並不分散，距離最遠的也只有400公里左右。

城市羣的面積佈局太大，跨越的省份過多，有可能華而不實，猶如空中樓閣，中心城市的輻射作用將難以有效發揮，或者説，這對中心城市的輻射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而就中心城市的經濟實力而言，長江中游城市羣中最強的武漢，即使在未受到疫情影響的2019年，其經濟總量、資金總量、進出口總額和常住人口等方面均不敵成都和重慶，另外兩座省會城市長沙和南昌，則相差更多。

這意味着，長江中游城市羣中心城市的輻射能力，實際上難以滿足預期要求。

在互聯互通方面，長江中游城市羣的地形較為複雜，不像前三大城市羣以平原地勢為主，這種複雜的地形對交通物流會有一定的負面影響，給城市羣內部的交流協作增加了難度。

湖南師範大學教授朱翔曾指出，長江中游城市羣建設首先要解決的是交通問題。現在三個城市羣之間有高鐵、高速、水域，但是都開發得不夠。三省要共同形成一個現代化的高效率的換乘樞紐，這個換乘樞紐還是以武漢、長沙和南昌為主。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也認為，武漢、長株潭、南昌三個都市圈之間如果能夠實現兩小時經濟圈，整個長江中游城市羣將更加生機勃勃。

當我們討論城市羣的問題時，各地間的文化認同必然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長江中游城市羣由三個跨省城市羣組成，雖然三省文化淵源深厚，但並不屬於同一個文化圈：湖北和湖南有各具特色的荊楚文化和湖湘文化，江西的贛文化更是一個獨立的文化系統。

城市羣內三省居民文化認同不夠強，再加上各地所處的省份、區位及經濟體量參差不齊，不免存在着各自的“小打算”，協作起來的難度也更大。

因此，做大做強中心城市、推進區域一體化發展，是長江中游城市羣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長江中游城市羣，長江是核心，應發展武漢周邊城市，長沙和岳陽、南昌和九江形成一個增長，突出重點，充分發揮長江黃金水道的作用。依託巨龍，帶動長江起飛，進而帶動整個中國加速發展。

此外，城市羣內各城市產業結構和空間佈局不盡合理，佔用了大量的水體、濕地、森林與農業用地，環境污染問題依然較為突出，人與自然和諧的發展任重道遠。

中國城市羣戰略的轉型與挑戰

與“十三五”規劃建的城市羣相比，“十四五”規劃中，處於長江經濟帶上的長江中游城市羣和成渝城市羣的戰略地位快速提升。

從 “發展壯大”到 “優化提升”的用詞變化，反映了近年來中西部地區城市羣發展的成果，及其對我國城鎮化總體空間格局的戰略影響作用。

而我國城市羣的發展重心，也從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羣為主的區域集中發展模式，轉變為“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提出的19個主要城市羣協調發展的模式。

在我國城市羣的發展方式上，相關政策則經歷了“以核心城市帶動城市羣發展”，到“以都市圈協同發展帶動城市羣發展”的歷史性轉變，我國新型城鎮化的空間格局逐步向“城市羣—都市圈—中心城市—中小城市（鎮）”發展。

都市圈建設需要避免盲目擴大城市蔓延區，做到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鎮）之間交通設施、公共服務的一體化。

而目前，區域不平衡仍是制約我國城市羣發展的首要因素。

一方面是城市羣內部經濟發展水平與經濟體量不平衡。

例如，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羣廣東省內的九個城市中，經濟規模排在第一、二位的深圳、廣州的GDP相加，在廣東九個城市GDP累計佔比達到59.44%，地區結構失衡現象較嚴重。

另一方面是主要城市羣的發展差距非常顯著。

例如，長三角城市羣的GDP佔全國比重的24.09%，而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天山北坡城市羣GDP佔全國比重不到0.5%。

同時，受人口控制、城市落户和生活成本上漲等的影響，我國預計未來30年，將面對損失2億勞動力，但同時新增3億老年人口的嚴峻挑戰，這將對我國城鎮化率的增長速度和人口結構的合理性造成不利衝擊。

而且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共同影響，我國户籍制度改革仍未徹底完成，遺留了發展隱患，户籍、土地和社保三大制度改革仍存在顯著的滯後牽絆作用。

在行政區劃調整和政府職能轉變機制方面，傳統上，我國城市治理中，行政邊界在功能上是地方政府公共權力行使的絕對空間邊界，這與以市場化為導向的都市圈發展邏輯本身存在矛盾。

**事實上，我國很多都市圈都是跨市域甚至省域的，跨界治理工具的缺失，將導致都市圈的行政碎片化。**而追求經濟發展的績效考核機制，則進一步加大了突破行政區劃邊界的難度。

現在我國城市發展中“城市本位”的傾向仍然很重，核心城市和周邊地區競爭有餘、合作不足，這種競爭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同城化發展。

例如，當前都市圈內部存在大量“斷頭路”和“瓶頸路段”；城際軌道交通建設明顯滯後，交通樞紐銜接換乘不便，通勤成本高；機場羣、港口羣協同發展不足；區域性文化、體育類公共服務設施重複建設嚴重，佈局缺乏統籌等。

未來，要實現城市羣戰略的新路徑與新模式的持續發展，我國必須解決區域不平衡、人口逆向流動與人口老齡化、三大基本制度改革滯後和政府職能轉變機制缺乏彈性等四大關鍵問題。

上下滑動查看參考資料：

胡明遠,龔璞,陳懷錦,楊竺松.“十四五”時期我國城市羣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培育現代化都市圈[J].行政管理改革,2020(12):19-29.

包松婭. 長江經濟帶 “龍腰”挺起來[N]. 人民政協報,2021-10-20(012).

朱政,朱翔,李霜霜.長江中游城市羣空間結構演變歷程與特徵[J].地理學報,2021,76(04):799-817.

長江日報-長江網：《全國專家共論長江中游城市羣發展》http://news.cnhubei.com/content/2021-04/14/content_13733561.html

人民論壇網：《中國城市羣戰略演進的內在邏輯與轉型挑戰》http://www.rmlt.com.cn/2021/0913/624896.shtml

國家發改委：《順應新時代新要求 做大做強中心城市 促進長江中游城市羣高質量發展》https://www.ndrc.gov.cn/xxgk/jd/wsdwhfz/202106/t20210604_1282651.html?code=&state=123

文章用圖：圖蟲創意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