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見死不救_風聞

逃荒，這是一個所有生活在農業國家的人，都不會感到陌生的話題。從我國歷史上著名的走西口、闖關東，到現代貧窮國家的饑荒，人們帶着僅有的財產，離開生養自己的家鄉，去陌生的土地討一口飯吃。

不過，同樣的景象也曾發生在現已是歐洲發達國家的愛爾蘭。

十九世紀中旬，大批愛爾蘭人不顧一切地移民他國。他們在利物浦、曼徹斯特和倫敦的地下室、貧民窟和濟貧院中艱難度日，被迫貢獻着廉價的勞動力；他們坐上死亡率約為30%的“棺材船”去往美國，簽約成為“契約傭工”為主人無條件工作3至7年；更有甚者會故意犯罪，正是為了能被送到當時是英國囚犯流放地的澳大利亞。

如今的愛爾蘭和英國是兩個國家

曾經的愛爾蘭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

但他們事實上更像是殖民地

愛爾蘭災民背井離鄉，做着回報微薄的苦役，待遇幾乎與奴隸等同，卻只是為了不在饑荒中餓死。而在同一時期，英國富人乃至英國的牲畜正在大快朵頤來自愛爾蘭的農作物，形成了一種無比荒誕離奇的景象。

這一切，都起源與一場在1845-1852年間席捲愛爾蘭的土豆疫病。

它來自美洲

16世紀以來的“美洲大發現”讓一些產量極高的農作物傳播到了全世界。比如，玉米和番薯的廣泛種植讓中國人口得以在清朝中葉從2億攀升到4億。同樣，來自美洲的土豆在歐洲、特別是愛爾蘭大受青睞，至今都是歐洲人飲食中碳水化合物的主要來源之一。

愛爾蘭在17世紀中葉就在全島普及了高產的土豆，於是，愛爾蘭人口出現大爆炸，在1760年至1840年間從150萬人飆升至810萬人。到大饑荒開始的1845年，愛爾蘭的450萬小農幾乎完全依賴土豆為主食。

然而一種疫病悄然通過貨船從美洲傳播到歐洲，並導致大量的土豆枯萎。受科技和生物學知識所限，人們並不知道真菌的存在，痛苦的農民還沒有清理掉地裏腐爛的染病土豆，就急忙種下新的一批。疫病迅速傳播，土豆基本顆粒無收，幾百萬愛爾蘭平民深陷飢餓和死亡的陰影中。

一塊感染了疫黴菌的土豆。

可是無論愛爾蘭的口糧怎樣依賴於土豆，某一作物的疫病都不足以形成一場持續數年的全國性災荒。**和歷史上大部分饑荒一樣，天災並不是這場事故的全部真相，與之糾纏的人禍往往才起到決定性作用。**而對於愛爾蘭來説，這個因素就是英殖民政府。

白人殖民地

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似乎總是歐洲人殖民非歐洲人。而事實上，白人也可以殖民白人，就如同在利比里亞，黑人也可以殖民黑人。自1541年，愛爾蘭王國和英格蘭王國就是共主聯邦，而**《1800年聯合法案》**真正地讓愛爾蘭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

今天的英國國旗就是在《1800年聯合法案》時設計的。其中包含英格蘭國旗（白底紅十字）、蘇格蘭國旗（藍底白叉子）、和代表愛爾蘭的聖帕特里克十字（白底紅叉子）。圖：shutterstock

從1782年立法獨立後（僅僅是立法權獨立），愛爾蘭對外國製造的各種商品徵收關税，試圖推動國內經濟的發展。然而，隨着《聯合法案》生效，愛爾蘭融入“大不列顛和愛爾蘭聯合王國”，當地仍處在萌芽的工業被碾碎，愛爾蘭重新成為純農業地區。

1861年的人口普查報告顯示，6/7的國民都是農業人口。落後的經濟和大量的農業人口使得愛爾蘭在面對糧食歉收時格外脆弱，而非農就業崗位的缺乏也讓地主愈加為所欲為。

由於愛爾蘭人普遍信仰天主教而非英國國教聖公會，《刑法》規定天主教徒不得擔任公職、成為地主、立遺囑、繼承遺產，甚至成為天主教主教就是叛國罪。這實際上就是搶劫愛爾蘭人土地的手段，大量的財產和土地“依法”轉移到了英格蘭新教徒手中。

儘管《刑法》在1829年被廢除，但英格蘭和盎格魯-愛爾蘭家庭已擁有大部分土地，廣大的愛爾蘭天主教徒被迫成為佃農繳納高額租金，愛爾蘭已淪為英國的從屬糧倉。

電影《亂世佳人》（《飄》），女主角斯卡莉的父親在教育她土地的重要性。斯卡莉一家就是在美國南方的愛爾蘭後裔。正因為愛爾蘭無法掌握自己的土地，所以對土地極度渴求。

“無形的手”

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於18世紀中葉發表以來，英國從許出不許進的重商主義轉變為自由經濟的領頭羊。斯密認為，市場有一隻“無形的手”進行自我調節，每個人都從個人利益的角度出發，便會促進社會的整體利益，政府不應該過多地干預。

於是，1846年上台的輝格黨認為，饑荒問題的最好解決辦法是放任自流，讓愛爾蘭進行自我糾正，甚至中止了以工代賑的公共工程。

同年，英國廢除《穀物法》，這使廉價的愛爾蘭糧食再不能自由輸入英國，並失去了在英國市場的壟斷地位，價格大幅下跌。而收入暴跌的同時，肉類、蔬菜等副食的價格卻穩步上漲，英國的羊毛產業更是在工業革命的大背景下發展迅猛。

19世紀初被廣泛接受的“馬爾薩斯陷阱”指出，人口的指數增長早晚會導致緩慢增產的糧食供不應求，餓死人是必然。因此英國政府對大饑荒無所作為，甚至認為死的人還不夠多。時任財務主管、負責救濟工作的查爾斯·特里維廉就稱饑荒是“減少過剩人口的有效機制”。

位於愛爾蘭梅奧郡Murrisk的大饑荒紀念雕像。圖：shutterstock

然而，貿易法規都是人為制定的，哪裏有“自由”市場一説呢？早在大饑荒前，愛爾蘭土地的主人就不是愛爾蘭人。英格蘭地主們在倫敦和都柏林歌舞昇平，通過土地管理人、收租人等層層代理商管理，對實際耕作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愛爾蘭農民沒有絲毫感性認識。

《穀物法》廢除後，收入減少的地主把大量的農田改為牧場；同時，為了少交人頭税，地主開始強行驅逐佃農，在寒冷的冬天燒燬村舍，大批警察在饑荒期間驅逐了5萬户家庭。此外，《濟貧法》規定，哪怕擁有1/4英畝土地的家庭都得不到救濟，陷入赤貧的小農迫不得已賣出手中的土地，在饑荒與驅逐中任人擺佈。

“羊吃人”，其他作物何嘗不是。愛爾蘭從不缺少糧食。在1782-1783年的饑荒中，愛爾蘭關閉了所有的港口，禁止出口糧食以自給自足，並順利地度過了糧食歉收的年份；然而在1845-1849年，即使一個村落接着一個村落的農民被餓死，愛爾蘭依然在出口糧食。地主和糧商帶走的牲畜和穀物，足夠養活兩倍愛爾蘭人口。

截圖來自電影《黑色1847》

無意賑災

英國政府種種罔顧人性的政策不僅是出於經濟考量，也是別有用心的殖民者打壓被殖民地區的一種手段。

《1800年聯合法案》的誕生體現了英國的焦慮。1775-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和隨後1789年法國大革命讓英國手忙腳亂，而愛爾蘭在這段時間的崛起速度之快令英國政府警覺。於是在大饑荒期間，英國政府無意賑災，就像在1973年和1984-85年發生在埃塞俄比亞的大饑荒，受災最嚴重的北方省份反而難以得到救濟，因為政府希望饑荒能重創該地區的起義。

很多英國精英還認為大饑荒是上帝對教派不同的愛爾蘭人的懲罰。財務主管特里維廉把這次饑荒描述為“萬能而又仁慈的天意的直接打擊”，是“上帝的審判”，揭示了“社會罪惡根深蒂固的根源”。大饑荒更是成了文化殖民的好機會，新教牧師在帳篷和新教教堂前煮粥和菜湯，招呼饑民只要加入英國國教就可以果腹。饑荒越嚴重，英國精英和地主越滿意。

當時的奧斯曼帝國蘇丹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出於人道考慮，宣佈為愛爾蘭饑民捐款一萬英鎊，卻被維多利亞女王削減為一千英鎊，因為女王本人不過捐資兩千英鎊而已。蘇丹在捐款後，暗中派出三艘裝滿食物的船前往愛爾蘭。儘管英國政府阻撓船隻停靠，但最終抵達愛爾蘭的德羅赫達，把食物提供給了災民。

圖左邊為愛爾蘭超級聯賽的球隊德羅赫達聯（Drogheda United）的隊徽，右邊為土耳其球隊特拉布宗體育（Trabzonspor）的隊徽。德羅赫達聯為了感謝奧斯曼土耳其在愛爾蘭大饑荒中伸出援手，採用奧斯曼乃至阿拉伯的星月圖案，並與特拉布宗體育於2010年結為兄弟俱樂部，共享球衣配色。

推翻舊世界

在1845-1855年間，人口八百多萬的愛爾蘭島共有100萬人因飢餓和相關疾病死亡，至少200萬人移民。常年捱餓和被剝削的愛爾蘭人與英國殖民者之間的衝突愈發不可彌合，同時愛爾蘭裔也大量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很多不在愛爾蘭出生、甚至與他們在愛爾蘭出生的祖先相隔好幾代的人，卻依然認為自己是“愛爾蘭人”。

這種放逐感源於慘痛的愛爾蘭大饑荒，並塑造了根深蒂固的身份認同。英國政府的不作為激發了近代愛爾蘭民族意識大覺醒，並極大推動了分離主義和武裝起義，特別是在受災最嚴重的西部和南部地區。來自英國的苛政、饑荒、暴力干預賦予了愛爾蘭民族自決和國家主權的合法性。

二十世紀初，愛爾蘭人數次起義，又經歷了三年戰爭，最終在1921年，愛爾蘭自由邦成立。然而作為妥協，北愛六郡依然屬於英國，這讓很多愛爾蘭人至今意難平。支持愛爾蘭獨立的新芬黨在每次英國大選中都牢牢獲得北愛國境線各個選區的選票。

如今的愛爾蘭與北愛爾蘭（北方六郡）

冤冤相報何時了，作為反殖民英雄的愛爾蘭共和軍，日後製造的爆炸和暗殺奪走了包括英國海軍元帥蒙巴頓在內的數千人的生命，變成了世界公認的恐怖組織，當然，在他們看來，英國人曾經的“上帝的審判”，才是徹頭徹尾的恐怖行徑。英國政府反過來也對愛爾蘭平民進行多次鎮壓，包括1972年的“血腥星期天”。

著名的U2樂隊受“血腥星期天”的影響，創作了單曲Sunday Bloody Sunday。作為最好的政治抗議歌曲之一，它在滾石雜誌“史上最偉大的500首歌”榜單中排名第268位。

愛爾蘭共和軍的很多準軍事活動資金和志願者都來自那些早已遠離故土的愛爾蘭僑民，資助記錄延續到20世紀末期，有些行為意想不到的結果。

在1858年由美國的愛爾蘭移民組成的芬尼亞兄弟會，採用的天才鬥爭方式是通過偷襲加拿大迫使英國政府接受愛爾蘭獨立。而現實卻是，芬尼亞兄弟會在1860年代的多次武力滋擾促使加拿大成立聯邦，即今天加拿大國家的雛形。

去往新世界

今天，愛爾蘭（不包括北愛）的人口是500萬人，但全世界的泛愛爾蘭後裔卻達到了驚人的8000萬，並深遠地塑造了很多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政治與文化。

僅在1851年至1920年，就有約370萬愛爾蘭人移民到美國，特別是東海岸。在1910年，紐約市有愛爾蘭血統的人比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的總人口還多，而今天馬薩諸塞州1/4的人都是愛爾蘭後裔。

幾乎所有姓中帶“O’”和“Mc”的人都是愛爾蘭後裔，比如麥當勞（McDonald ）的創始人，理查德和莫里斯·麥當勞兄弟。

此外，還有無數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從共產主義鬥士切·格瓦拉，到迪士尼的創始人華特·迪士尼；從現代舞創始人伊莎多拉·鄧肯，到拳王阿里；從暗黑又浪漫的艾倫·坡，到傾國傾城的格蕾絲·凱麗……菲茨傑拉德、貓王、凱蒂·派瑞、喬治·卡林、湯姆·克魯斯等等，也都是愛爾蘭後裔。

愛爾蘭文化中最重要的節日聖帕特里克節在紐約的盛況，每年的參與人數在15萬以上，全國各地都舉行歡慶活動。圖：shutterstock

抱團又認祖的愛爾蘭裔在警察中漸漸佔據主導地位，甚至到20世紀初，紐約警察局中每六名警官就有五人是愛爾蘭裔或愛爾蘭後裔。於1953年成立的愛爾蘭裔美國人兄弟組織“翡翠協會”確保愛爾蘭天主教徒直到今天仍在美國執法屆佔據重要地位。在許多大城市，警察和消防部門被愛爾蘭人控制了100多年，即使愛爾蘭裔居民早已是這些城市中的少數羣體。

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政界。美國《獨立宣言》的56位簽署人中有9名是愛爾蘭人，而美國曆屆總統中至少有25位有愛爾蘭血統，包括國父喬治·華盛頓。甚至，從肯尼迪1961年就職以來，除了福特和特朗普外的每一位美國總統都或多或少有愛爾蘭血統。

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於2011年到訪愛爾蘭的莫尼高爾，他祖上生活的家鄉。圖：WhiteHouse.gov

當我們一邊吃着米老鼠盤子裏的麥辣雞腿堡，一邊在手機上刷着美國警察暴力執法的新聞時；當每年聖帕特里克節，風笛聲迴響在美國各大城市，人們手握健力士相互乾杯時，愛爾蘭大饑荒的回聲仍在隆隆作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