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季經濟增速墊底，深圳，我們該為你擔心嗎？_風聞

深圳是中國和世界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張亮麗名片。其面積不到北京的1/8，不到上海的1/3，略高於廣州的1/4，卻用了僅僅40多年，就成為中國經濟第三城、亞洲經濟第五城。

深圳的上市公司，即在A股、港股、美股上市且註冊在深圳的上市公司，以及註冊在其他地區但總部在深圳的上市公司，已達500家（A股382家），這一數量在內地僅次於北京、上海，超過杭州和廣州之和。截至今年10月底，深圳上市公司總市值約15萬億元，在內地僅次於北京，超過上海和廣州之和。

深圳是知名企業和企業家的搖籃，目前有8家世界500強，預計未來5年，比亞迪、順豐、平安銀行、華僑城、招商蛇口、陽光保險、中國廣核、中興通訊和中集集團等也有望進入。

但今年前三季度經濟數據出來後，人們發現，深圳前三季經濟增速為7.1%，在北上廣深四座一線城市中墊底（北京10.7%，上海9.8%，廣州9.9%），在內地GDP十強城市中墊底，在前三季度實現了萬億GDP的14座內地城市中墊底，在內地23座2020年“萬億俱樂部”城市中僅略高於鄭州（7%）和西安（5.7%）。

為剔除疫情因素導致的非正常起落，我國還使用了兩年平均增長這一指標。前三季度全國的兩年平均增長為5.2%，深圳為4.8%，低於全國平均。

作為先行示範區的深圳，增速低於全國平均，在主要城市中墊底，意味着什麼？應該怎麼看？利用在深圳錄製第一財經《科創源動力》節目的機會，我做了一些調研。

在我看來，深圳的走向，對我們理解中國經濟的走向，具有先行指標的意義。

深圳增速為何下滑？

從調研看，深圳經濟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

1、高基數的影響。去年深圳經濟增速為3.1%（北京1.2%，上海1.7%，廣州2.7%），去年率先復甦帶來的高基數對今年同比增速有拖累；

2、製造業的影響。深圳製造業對基礎原材料需求大，外向型經濟對國際運輸依賴強，高科技產業對國際供應鏈依存度高，卡脖子問題更加突出。今年能源和原材料漲價，運費漲價，芯片既缺又漲價，加上美國對華為的抑制，對深圳都是不利影響。深圳製造業中起支柱性作用的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增速明顯放緩。華為去年前三季度收入為6713億元，今年為4558億元，下跌了32%。

3、房地產的影響。前三季度深圳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5.2%，其中房地產開發項目投資同比下降17.8%，不斷升級的房地產調控使樓市成交量嚴重下滑。

4、企業外遷的影響。深圳製造業土地空間有限，綜合成本上升，是全國新房價格最高的城市，加上各地都在加大招商引資力度，不少深圳企業紛紛外遷。據天眼查數據，深圳市企業註銷/吊銷數，2015年、2016年為14766家、22477家，2019年達228765家，是2015年的15.5倍。一些外企製造業基於成本等考慮也在搬遷或關閉在深圳的生產基地，如去年底日本埼玉村田製作所關閉了子公司升龍科技，史丹利百得精密製造（深圳）公司宣佈解散。之前還有三星、德昌電機、愛普生、艾默生、奧林巴斯等製造業企業撤出深圳。

5、跨境電商的影響。今年4月以來，亞馬遜大規模“封店”，深圳的跨境電商大賣家帕拓遜、傲基、通拓、澤寶旗下的多個產品品牌都遭到封號、下架鏈接的懲罰，損失慘重。

還有一些深層次問題也顯露出來，如深圳小學招生數、移動通信人數的同比下降。2020年深圳小學招生19.07萬人，同比下降6.5%；2020年末深圳移動電話用户為2682.07萬户，同比下降7.49%。這背後折射出深圳人口一直在強勁淨流入的狀況正在放緩。

是增速逆轉，還是“爬鍋底”轉型？

對深圳經濟增速下滑，我聽到了不同的聲音。

一種認為，沒有什麼好擔心的，只是正常的調整。

一種認為，“增速逆轉”是及時的警示。深圳這些年所獲榮譽很多，大禮包不斷，有些自我膨脹。其實，同樣是外向型經濟，蘇州和寧波就沒有這樣失速。再如對人的吸引力，深圳人口淨流入10多年位居全國第一，但2019年被杭州超過。此外，高成本到底會倒逼產業升級，還是會讓產業空心化，也值得觀察。

還有一種認為，深圳已走上“不以GDP論英雄”的新階段。非要以增速論英雄，深圳具有較大的債務擴張空間，很容易通過基建和民生投資拉昇增速。深圳的政府債務規模佔GDP之比在一線城市中為最低，且已宣佈今年將實現政府隱性債務全部清零。

2020年末深圳全市政府債務率為7.4%，低於全國21.50%的平均水平，負擔很輕，要想快一點，加點槓桿完全沒問題。在短期，可以通過更大的財政支出進行逆週期調節；在中長期，為應對製造業外遷壓力，深圳也有能力對中小企業等市場主體加大財政支持、税收減免力度，出台更多政策吸引高技術人才，積累人力資本。

有研究者舉出兩組數字，説明深圳並沒有失去吸引力。一是全市常住人口中15-59歲人口接近1400萬，佔80%。二是2015年起中國排名前20的大學，每年有超過20%的畢業生到深圳。2019年北大和清華畢業生分別有32%和26%來了深圳。

這説明深圳的人口結構既年輕，質量又高。經濟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高質量人才助力高質量發展，深圳未來依然可期。

深圳市原副市長、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唐傑説：“深圳是移民城市，流動人口和移民天生就有危機意識，關心城市的前景。深圳歷史上有過多次關於危機的討論，比如‘特區還能特多久’‘深圳，你被誰拋棄’，等等。2002年《深圳特區報》發表社論説，放眼國內外，且不説遠處的京津唐和長江三角洲，就在周邊，新一輪城市競爭已經打響。要不了多久，‘東莞就有可能與深圳並駕齊驅’。這段警示是市委要表達的意思。可見深圳不是看不到自己的問題與危機。深圳是在一次次危機與挫折中，才成長為一座世界級創新城市。”

“深圳40多年的道路，跌跌撞撞，起起伏伏，沒偷懶，沒耍滑，沒有捷徑，經歷了多個轉型期，從最初‘全城做貿易’到以‘三來一補’為代表的工業化，到模仿創新為代表的工業化，再到2010年代初至今的創新驅動，持續上台階。深圳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過程好比‘爬鍋底’，一開始從初期低層次起步，進入全球分工體系，逐步向上攀援。只有離開炙熱的鍋底，才能走上自在、自為、自主的發展道路。現在是新一輪‘爬鍋底’，是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智能製造等領域，為培育下一輪經濟增長的龍頭進行深度佈局。”

和唐傑交流後，我突然想到GDP可以有一個新解，即Goo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深圳追求的是這樣的GDP，不唯速度而重質量，即好的、高質量的發展。

新GDP視角下的深圳

按照新GDP（Goo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來度量，則深圳的亮眼之處，固然在於其經濟總量排全國城市第三，出口總額在內地城市中實現“二十八連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躍居全國城市第一，更在於這裏是全國創業創新氣息最濃厚的城市，高新技術轉化能力最強的城市，也是一座環境和社會友好型城市。

截至2021年7月底，深圳共有商事主體368萬户，其中企業232萬户，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18650家（總數在全國僅次於北京）。按常住人口1756萬和麪積1997平方公里計算，相當於每7.57人擁有一家企業，每平方公里聚集9.34家高新技術企業，均為全國之冠；

2020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佔GDP比重為4.93%，市級科研資金投入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比重在30%以上，深圳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17年居全國城市首位。到2020年底，深圳已有國家、省、市級重點實驗室、工程實驗室、工程中心、技術中心等各類創新載體2693家，其中國家級創新載體129家；

2020年深圳PM2.5年均濃度降至19微克/立方米，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達97.0%；

2020年深圳高校數量已增至15所，4所入選省高水平大學行列；

深圳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全國第一，最低工資標準、企業職工基本養老金水平均為全國城市前列。

今年7月27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公佈關於推廣借鑑深圳經濟特區創新舉措和經驗做法的通知，分為5方面47條，5方面是：建立“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全過程創新生態鏈；建立健全促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構建以規則機制銜接為重點的制度型開放新格局；創新優質均衡的公共服務供給體制；創新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沒有一條是如何加大投資力度、促進GDP增長的。

顯然，在國家層面，希望深圳發揮的先行示範作用，也不在GDP增長上。

企業有需求時，政府就像氧氣一樣有用

我關注深圳多年，但以企業調研為主。這次通過和唐傑、吳思康（市政協科教衞體委主任）、萬軍（微眾銀行監事長，在人民銀行深圳分行工作多年）、李守宇（深創投副總裁，熟悉政府背景的科創投資）等交流，得以從政府視角瞭解深圳是如何不間斷轉型、邁上創新驅動之路的。

**唐傑説，深圳之所以能從“代工模式”“工匠模式”走向今天的“愛迪生模式”，有一條很重要，就是深圳是中國第一個把創新從純科研的活動轉變成為經濟活動的城市。**長期以來，高度行政化的科研系統掌握了創新的話語權、資源的配置權、創新活動的評價權，但深圳有大批人能給技術定價，他們在全國、全球找技術，把知識變成產品，把產品變成股權，把股權變成資本，最後形成產業。

這中間離不開政府作用。企業日常運營，感覺不到政府存在，但企業有需求時，政府就像氧氣一樣有用。

比如，1987年的《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1994年深圳市科技局頒佈的《深圳市技術入股暫行規定》和《深圳市技術分紅暫行規定》，對技術人才產生了很強吸引力。

又如，2012年至2015年，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方面，深圳市科技局花了40億元資助了約8000家中小企業，鼓勵其投入研發。這8000家企業2012年的經濟增加值佔GDP之比為6%，2015年達到11.5%。為解決貸款難，深圳很早就推廣了專利技術可抵押的制度。

再如，2010年深圳推出“孔雀計劃”，幫助海外背景的人才及團隊在深圳落户，優先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入選“孔雀計劃”的個人可以獲得160萬元至300萬元的一次性補助，入選的團隊項目可以獲得1000萬元至1億元的資助。海外留學背景人士和國內人才，如在深圳創業，通過認定也可獲得政府補助，包括創業前期費用補貼和各種等級的資助。從2017年開始，每年11月1日深圳都會隆重慶祝一個重要節日——“深圳人才日”。為了籌集建設人才住房，深圳2016年建立了人才安居集團，5年來籌建公共住房13.66萬套，供應5萬套。

圍繞生產性製造業創新

吳思康曾任深圳市政研室主任，他認為深圳創新的一個重要經驗是圍繞生產性製造業創新。

他舉例説，香港的面積是1100平方公里，新加坡大概是700平方公里，1999年香港的GDP大約是新加坡的2倍，但10年後新加坡追上香港並開始領先，一個原因就是新加坡的製造業比重比香港高，香港的製造業比重只有1%，新加坡為20%。關鍵性的製造技術的創新才能推動社會的革命性進步，圍繞製造業也會產生研發、金融、物流、會展、知識產權、產品檢測認證、商務服務等等，沒有製造業就沒有這些服務業。

在推動製造業發展中，深圳的資源配置主要依靠市場化改革，產業體系構建主要依靠改革開放和國際化。現在很多人看不起“三來一補”，但正是“三來一補”奠定了深圳發展的工業基礎，因為“三來一補”的生產、運營、管理、營銷、售後服務都是國際化的，這使深圳的工業從一開始就是開放式發展。

吳思康提出，“深圳的創新路徑是非邏輯的”。因為根據一般邏輯，創新往往產生於大學或科研機構集聚的地區，而深圳一開始是“三無地區”，無高校、無科研院所、無創新載體，其技術創新是非傳統邏輯的結果，其特點是企業主導、市場導向、產學研相結合，“90%研發人員在企業，90%研發投入源於企業，90%專利產生於企業，90%研發機構建在企業”。

唐傑説，和深圳經濟聯繫最密切的城市是北京，因為北京是全球單一城市中科技發明、發現最多的，一年發表20多萬篇科技論文，深圳1/5的技術來源是北京。“政府鼓勵企業，你去拿技術，有技術我就獎勵你。各企業發揮移民優勢，哪個大學來的就回哪個大學，找科技成果轉化項目。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深圳只用了三五年時間，就和全國前100名的高校，300多家科研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別的地方到北京，‘跑部前進’，深圳企業去的最多的地方是中關村。”

“在科技創新方面，深圳有極強的緊迫感。深圳有個鵬城實驗室，是中央批准成立的突破型、引領型、平台型一體化的網絡通信領域新型科研機構，但一開始是深圳自己率先探索，相當於‘自費改革’，做了3年就從300人到了1萬人，到特區成立40週年時，從自然生長進入到國家重點實驗室行列。”

在2020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鵬城實驗室主任、北京大學教授高文院士牽頭的“超高清視頻多態基元編解碼關鍵技術”，獲國家技術發明獎一等獎。

讓科創成為一種基因

深創投副總裁李守宇説，深圳的高新技術企業濃度在全國最高，有三個原因。

一是深圳是從一張白紙起步的。沒有負擔，大家都是來這裏尋夢，很多年輕人、海外歸國人員、科研人員都懷着創業夢想，靠知識和科技圓夢；

二是深圳有創新投資的環境。目前深圳有將近2500家創投基金的管理人，管理大約1.5萬億元創投資金，為創業者提供了資金活水；

三是政府堅持市場化、專業化運作。比如深創投1999年成立時，市政府就為其定位，“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按經濟規律辦事、向國際慣例靠攏”，“立足深圳，面向全國”。雖然是國資控股的創投，但吸收了社會資本和上市公司資本，是混合所有制，其他資本在董事會上也有發言權。深創投從創立就遵循專業化投資程序，董事長是政府一方的國資代表，在投委會上也只有一票。當然他有否決票，但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特殊性。

20年來，深創投累計在全國投資1300多家企業，上市的有200家。資金投向，深圳本地佔25%，華南地區佔30%多，華東地區佔30%多。2018年，深創投又和深投控共同發起設立天使母基金，補齊創業投資短板，助力種子期、初創期企業發展，完善創新創業生態體系。

這一天使母基金的規模已有100億元，是國內資金規模最大的政府引導性質的天使母基金，對子基金的出資比例高達40%，且政策承諾將政府出資部分的全部超額收益，讓渡給符合條件的子基金的管理機構及出資人，等於是“賠錢我有份，賺多了我讓出”。

微眾銀行監事長萬軍説，深圳在科技創新方面長期發力，營造了濃郁的科創氛圍，很多企業都帶有科創基因。微眾銀行2014年底創立，一開始就定位於“科技立行，科技興行”，運用ABCD（人工智能、區塊鏈、雲計算、大數據）技術為小微企業和普通大眾提供純信用的便捷貸款服務，極短時間就能觸達客户。

以“微業貸”產品為例，截至今年6月底累計觸達的小微企業有227萬家，累計授信客户達到73萬家，發放貸款超過7100億元。“從申請到提款全部在線完成，企業法定代表人和個體工商户均能申請，最高可借300萬元，快至1分鐘到賬，無需抵質押，無需紙質材料，無手續費，無需線下開户，隨借隨還”。

為解決科創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微眾銀行還推出了“科創貸”，推出一年多來，覆蓋了深圳1.86萬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中的35%。

我問萬軍，怎麼做好風險控制？他説，無抵押不等於無風控。風控的關鍵是數據，如專利數據、税務數據、用電用水數據。此外還可以與政府合作“政銀企擔保模式”等。隨着小微企業慢慢發展，數據積累也會更完善，這時對它們的支持會做的更好。

微眾銀行本身也是全國高新技術企業，科技人員佔全員60%以上。通過ABCD的技術，微眾銀行服務的單個賬户的成本已經降到3元以下，相當於一般銀行單個客户成本的1/10，甚至更低。把成本壓到最低，可以更好地服務普惠金融，支持科創企業。

​來自深圳的啓示

和歷史上“八九不離十”的增速相比，中國經濟增速已經下了一個台階，也許不久就會進入“五四時代”。對這一趨勢，擔心者眾，是很自然的。

我們需要理性客觀地研判中國的潛在增長速度。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建設強大國內市場，破除制約經濟循環的制度障礙，持續深化要素流動型開放，穩步拓展制度型開放。經濟管控是需要的，但經濟的活力，更是靠良好的環境激發出來的。讓有夢想、願幹事的人看到希望，得到激勵，這才是發展的根本。

唐傑、吳思康、萬軍和李守宇，四個外地人，都在外地讀大學，來了深圳就沒有再離開，因為深圳是想做事的人能做成事的地方。

雖然今年前三季度深圳經濟增速在全國主要城市中墊底，但深圳的創業創新氣候並沒有變。唐傑説：“很多地方增速一下降就着急，怕‘衰退’。如果‘衰退’有助於去掉泡沫，淘汰落後成分，並不可怕。沒有‘衰退’、沒有競爭，就不會有新的產業出現。”

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會有陣痛。很多關鍵技術的突破也非一朝一夕。有些地方是無人區。深圳已經開始把創新進一步前移，推動大學創新，提升大學水平，加強與香港的合作，為吸引和培育大師級人物、領軍人物打好基礎。

我在深圳看到，傳統的數量型GDP正被揚棄，新的質量效益型GDP正在崛起。

同時我也看到，很多從深圳遷走、移出的企業，並沒有消失，它們依然在創造GDP，只是計入到了別的省市的GDP。這就是GNP（國民生產總值）的概念。當年，天下人匯聚深圳，助深圳，今天，一部分深圳企業遷出，助天下。而深圳本身作為創新驅動的主引擎，出路只能是不斷向上走，沿着難而正確的方向攀登。

中國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科技創新，中國的科技創新離不開深圳。

至於深圳應該如何常懷危機感，以空杯心態不斷學習，超越自我，相信這座擅長“爬鍋底”的城市定會給出自己的答案。

秦朔 | 文 

轉自秦朔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