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獨行的華夏文明》全稿33第三章已是懸崖百丈冰11_風聞
mamimima-2021-11-15 09:27
六、華夏大一統
“大一統”我們前面有過溯源。[128]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大為尊,一為元,統為始。原本跟朝代更迭的法統有關。唐朝徐彥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 之後逐步演化為意指華夏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高度統一集中的狀態。
大一統本意是對分封制時期王權法統的一種描述。之後隨着分封制的瓦解,其含義逐漸轉向對帝王王朝法統的描述。這種含義的轉化,歷史上,是從兩個方面來實現的:
1、秦始皇一統華夏(物理世界層面大一統)
1)、秦始皇統一華夏的原因
(1)、統一過程
秦始皇親政後,採納尉繚破六國合縱的策略, 採取分化瓦解六國合縱,遠交近攻的政策。按先弱後強,先近後遠的順序攻伐六國。公元前230年,滅韓;公元前228年滅趙;公元前225年滅魏;公元前223年滅楚;公元前222年滅燕;公元前221年,強大的秦軍消滅齊國,一統六國。終結了春秋以來500餘年的亂世。隨後與公元前219年南征百越,花費巨大代價,攻佔今天福建、廣東、廣西等地,首次將嶺南廣袤之地納入華夏族實控領地。並開通通往西南五尺道,將華夏族影響力拓展到雲貴高原;與公元前215年派蒙恬率軍30萬北擊匈奴,收復河南地,設九原郡。後將北方,秦、趙、燕長城連通,構建起北方防備遊牧民族南下的龐大完備防禦體系。
至此,秦朝建立龐大版圖的帝國。 其版圖史稱: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129]。
在法家的輔助推動下,統一後的秦國採取全面的郡縣制。初設36郡,後隨南征北伐,版圖擴展,郡縣數量不斷擴展。為了適應全面郡縣制度的實行,其中央改造夏朝起建立的封建制下三公九卿(貴族)制度,將原有的掌管天(司馬)、地(司空)、人(司徒)的三公,改變為新三公:丞相(全面負責政務)、太尉(負責軍事)、御史大夫(各類書記、監察官員)。秦的三公九卿體制,是從原有的貴族制度改變為官僚制度【分封制下,具備世襲的,與王分享部分統治權力的貴族體制,改變為受王命,實際行使王權的工具人——官僚體制(秦朝到漢武帝,基本為丞相政務負責制)】。
除此以外,秦朝為了全面郡縣制的實踐成功,執行了一系列的輔助性的政策,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統一貨幣、書同文車同軌,確立土地私有制,除了法家、農家、兵家等一些實用學派,大規模消除其他學派對政治的干預,統一意識形態(這就是後世所謂的焚書坑儒。雖然性質與目的與之後漢武帝獨尊儒術一致,但因為處理手段過於粗獷,歷史上留下了把柄。更因為法家治國導致秦二世而亡。所以秦朝的統一意識形態的舉措基本失敗,並承擔了歷史責任。後世不斷批判始皇帝焚書坑儒,不過是將法家蓋棺定論,使其再無重新主導華夏意識形態的可能。)
(2)、秦朝最終勝出原因之一:徹底改革
春秋戰國,變法以應對現實變化逐漸成為實踐的主流。到戰國,主要大國基本都經過變法使自己強大。比如秦國的商鞅;齊國的管仲、鄒忌;楚國的吳起;趙國的趙武靈王、韓國申不害;魏國李悝;燕國樂毅、劇辛。
但是各國的變法,因為各種原因,其程度、範圍、效果差距巨大。
比如:
燕國因為是周朝國姓,在戰國七雄唯一姬姓**。**因此其秉持身份,固守周舊制,一直不願變法。最後面對亂世現實,想要有所作為時,結果出個想變法的昏君燕王噲,想要玩“禪讓”的把戲,把王位禪讓給相國,收回三百石以上高官的璽印,讓相國來任命,一下引發內亂。齊國藉機出兵介入,幾乎佔領燕國全境。後在趙、秦兩國強力干預下,逼迫齊國撤兵。新繼位的燕昭王一心復仇,任用劇辛、鄒衍、屈庸等名臣,後請樂毅主導變法。改革弊政、發展軍力。公元前284年,在樂毅建議下,燕、趙、韓、魏、秦五國聯軍大舉攻齊,一舉殲滅齊軍主力,後樂毅率燕軍攻入齊國,幾乎亡齊。在關鍵時刻,燕昭王突然逝世,新繼位的燕惠王被齊國田單用離間計,換下攻齊的主將樂毅。樂毅曾因主導變法處罰過當時的太子,因此擔憂自己的下場,就離燕到趙國。燕國變法隨停止。
楚國吳起變法:制定律法,移風易俗,整頓吏治,限制、削弱分封貴族權力利益,整隊軍備,加強王權。楚國國力隨即強大起來,向南攻打百越,使楚國國土向南大幅擴張,向北,與公元前381年,與趙國聯手在棘蒲之戰中,將有強大魏武卒的魏軍擊敗。但是隨着支持吳起變法的楚悼王去世,因變法利益嚴重受損的舊貴族發動叛亂,於王宮內楚悼王屍體旁將吳起射死,吳起變法隨失敗。
趙國趙武靈王親自發起胡服騎射的變法,培養出廉頗,李牧,趙奢等一批名將(名將李牧後在北方與匈奴交戰中一舉殲滅近十萬進犯的匈奴騎兵)。但是趙武靈王的變革偏科嚴重,軍事強大,但是其他領域的變革與軍事變革相比,幾乎沒有太大的成就。對分封貴族的沒有有效的遏制消權。就算這些有限的變革,趙王也與貴族達成妥協為前提進行的。這就導致其改革涉及領域的狹隘性、不徹底性。趙武靈王晚年在挑選繼承人的問題上出現致命錯誤,廢太子章,讓位於次子趙何,但不久就覺得後悔,想補償前太子,想將趙國分成兩部分,讓二子各領一地。遭到趙何一派拒絕,遂引發二子內亂。趙何殺兄後,將趙武靈王單獨困居於宮內三個多月,趙武靈王餓死於宮中。
齊國 春秋時期,姜齊齊桓公時期的管仲變法,以及戰國時期田齊齊威王鄒忌、孫臏變法;前者管仲變法,由於在春秋時期的變法,沒有進入戰國後鬥爭那麼慘烈,因此主要涉及重構行政體制,強化王權;重新建構組織基層、發展軍事;發展經濟生產。田氏代齊後,在齊威王時期,啓用孫臏發展軍事,啓用鄒忌變法,主要集中在強化律法、任用賢能、加強吏治。
韓國申不害變法,加強王權,整頓吏治,限制貴族權力,發展私田、工業。除了強化律法,更着重強調了君王的統治‘術’
魏國李悝變法,廢除世襲制度,選賢任能;廢井田,發展私田;發展法治,嚴刑峻法;軍事變革,組建出強大的魏武卒。公元前389年,在陰晉之戰中,五萬精鋭的魏武卒在吳起率領下,大破五十萬秦軍。這誘發了之後知恥後勇的秦人的變法動力。李悝變法帶來的巨大功效深刻影響了之後的商鞅變法,而陰晉之戰給秦人帶來的巨大恥辱,在秦人這裏形成了一股爭強勝敵的共識,這個共識性,使得之後秦孝公能支持商鞅進行了一場最徹底的變法 。
秦國商鞅變法。前面討論過商鞅變法的主要方面。將之與之上六國變法對比看。就能看出巨大差異。秦國變法最為徹底,且非常系統,涉及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風俗等等各個方面,因此效果最佳。
燕、楚變法因人亡而政息;趙國變法偏科嚴重;齊、韓變法雖有效,但是在最關鍵的消除分封貴族世襲,強化王權的問題上並不徹底。魏國李悝變法在六國裏最好,所以使得魏國在戰國初期形成顯著優勢,魏武卒四處征戰,取秦國河西之地,滅中山,攻佔楚國大片土地,攻破趙國邯鄲,風頭一時無二,因此李悝變法成為商鞅借鑑的重要對象,魏國也成為了戰國初期秦國主要針對的目標。
魏國變法,雖然在六國中最有效,但是其出現了兩個致命錯誤,一是魏國對人才的輕視,導致大量優秀人才流失。比如吳起(投楚)、孫臏(投齊)、商鞅(投秦)、張儀(投秦)、范雎(投秦),尉繚(投秦)。二是缺乏頂尖人才輔助(提高王權權力,意味着王權獨斷的概率上升。而這種概率上升,如果王得不到足夠正確的信息、或者自身戰略分析決斷能力的欠缺,反而會導致決策有效性的降低。因此去分封,升王權,需要一支非常專業有效的官僚體系輔助帝王決策及實施才能體現出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的有效性。),魏王的獨斷就顯得個性十足,非常隨意,有效的戰略無法隨着魏王權力更迭而延續,直接導致魏國在戰國時爭霸戰略的混亂,沒有重點,四面出擊;花費巨大代價攻打飛地中山國,最後便宜了趙國。完全看不懂為什麼會這樣決策。
魏國變法後出現的巨大問題,根本原因就是變法的不徹底。消除的舊貴族世襲,但是沒有建立新的人才體系輔助大幅集權的王權決策。於是王權既無人限制又無人輔助,導致王權肆意妄為、胡亂作為的概率提高了。於是這些經驗教訓使得從魏到秦的商鞅推動的變法,顯出了完整性、體系化、徹底性。
**(3)****、**秦朝最終勝出原因之二:穩定的戰略基地
秦國戰國勝出,第二個重要原因,是秦國始終保持了自身戰略基地的穩定。
這個戰略基地就是以咸陽為核心的關中地區,攻佔巴蜀後,修都江堰將巴蜀改造成第二個戰略基地。秦國在戰略基地裏,大力開墾土地,修建水利設施(甚至不惜主動迎合韓國的疲秦之計大力修建鄭國渠),使得這些戰略基地成為天下最豐沃的農耕區。為秦國爭霸天下提供龐大穩定的戰略物資。為了保證戰略基地的穩定安全,秦國態度非常堅決,身段非常柔軟多變。
比如公元前312年,秦楚藍田之戰,楚軍攻破武關,進軍至距咸陽百里藍田,秦國聯合韓魏攻打楚國後方,策反齊,迫使楚撤兵,保住關中安全。
公元前298年,齊韓魏趙宋聯軍攻破函谷關,關中危急。秦昭襄王割地求和,勸退聯軍。
公元前241年 韓趙魏楚衞五國聯軍在趙國老將龐煖帶領下,繞過函谷關,冒險渡河偷襲,一度進兵至咸陽外幾十裏。呂不韋準備先打最大的楚軍,以威懾聯軍,楚軍發現後率先撤退,導致聯軍混亂,最終被迫撤兵。
我們看秦朝戰略基地關中並非沒有遭到對手打擊,但是每次危機發生,秦國立即採取各種措施,或軟或硬,或奇或正。幾乎每次都快速解決對戰略基地的威脅。
我們對比看其他六國,就能看到這個差異的巨大:燕、齊互相攻伐,都相互差點滅掉對方。雙方國土幾乎都遭到對方大規模佔領掠奪和破壞。魏國光與秦國交戰中,被魏冉白起率領下,就有“五入林中 ,七攻大梁” ,魏國核心地帶遭到嚴重的戰亂破壞。
楚國,春秋末期,吳國出兵攻佔當時楚國首都鄢郢(今湖北宜城)。到秦戰國崛起後,公元前278年,秦國大將率軍攻破楚國都城郢都(今湖北荊州),楚遷都陳地(今河南淮陽),公元前253年,被秦戰敗後再次遷都巨陽(今安徽阜陽北),從國都遷徙的位置變化可見,楚國根本沒有形成穩固的戰略基地。這是楚地雖大國不強的原因之一。
韓國,本來就是七國裏最小,又四戰之地,誰上來都踩一腳,戰國後期被秦國隔三差五拿走城池。
趙國北面與匈奴常年對抗,南面都城邯鄲,桂陵之戰時被魏國攻克。秦國在戰國早期專注打擊魏國,到魏國勢弱後,將矛頭轉向趙國,趙國無天險阻擋秦軍對趙國的進攻,整個領土大規模陷入不斷的戰亂,根本無法組織穩定的生產發展,秦趙長平之戰之後,雙方又在邯鄲附近進行了慘烈的拉鋸戰。給予趙國人力物力極大損失,而沒有戰略基地支持,趙國國力每況愈下,相反秦國雖然不時遭到重大損失,但是擁有關中、巴蜀兩大戰略基地,讓秦擁有了戰國時期最強大的戰爭潛力。使秦很快就能恢復過來。
(4)****、秦朝最終勝出原因之三:久久為功
賈誼《過秦論》寫到“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政策與戰略的穩定持久,是秦最終勝出的重要原因。比如秦昭王的遠交近攻策略基本一直堅持到滅六國時期;秦孝公時期商鞅變法更被後代繼承並發揚光大;郡縣制推行的範圍不斷擴大(比如攻佔蜀國後,初期採用分封制,但是結果三十年內三任蜀候三次反叛。後改為郡縣制),到滅六國後到達全面郡縣制的極致狀態。真可謂‘久久為功’。秦國對戰略執行的穩定持久性,在各個諸侯國裏是非常突出的。那麼是什麼原因造就了秦國對戰略執行的這個特點呢?筆者認為,正是前兩節提到的“徹底變法”與“穩定的戰略基地”這兩大任務的實現,使得秦國擁有了穩定持續執行戰略的體制。
徹底變法,商鞅吸取了魏國變法出現的人才流失,體制缺少制衡、缺少有效輔佐王權的缺陷。用全面、系統、徹底的變法,構建出新的政治體制,廢除世襲分封貴族,王權得到加強,同時吸引大量優秀人才,以郡縣制為表現的官僚體制形式填補分封貴族消失留下的治理空檔,以大量優秀人才作為王權有效決策、執行的強力輔助。這樣治理的有效性大幅增加。因此王權在得到集中加強的前提下,用選賢任能的官僚體制保證了治理有效性的大幅提高。
不僅如此,因為就郡縣制的官僚體制而言,其本質是王權僱傭的下屬(分封制下的下層分封貴族本質上是有自身封地上絕大部分的控制權力的,因此郡縣制下的官僚更處於單向接受王命的狀態),因此如果王權如果不想接受官僚輔助(限制),它有極大的超脱性(可以實現肆意妄為的絕對獨裁),如果僅僅認為秦國建立更完善的官僚制度,就能制衡王權,使王權能穩定有效治理,這在邏輯上是有漏洞的。秦國能久久為功,正是因為秦王六世餘烈持續,都保持在水準之上,很顯然,秦內部有一股非常強大的組織或機制,能有相當權力能限制王權胡作非為(比如趙武靈王晚年亂國、燕王噲禪讓引發嚴重內亂),甚至對王權傳承進行有效規範,避免權力鬥爭危及國家、以及防止過於無能之輩掌握王權。
因此筆者認為,一種很大可能性,就是秦王族的宗室在變法中也順應進行了重大改革,秦宗室內部形成一套機制,從而能有限度地規範王權,使其能在王權與官僚體制之間形成了一層隱形的中介。官僚體制服務王權,給王權提供輔助和執行,而宗室的內部機制,上可限制王權徹底失去控制、放飛自我,下可監督官僚,避免其架空王權。
秦王宗室的作用,歷史上談的人不多。因為涉及的是權力傳承、制衡的家法、宗法,屬於非常私密的部分。很多是可做不可説的東西。但是秦王族在戰國呈現出的持續強悍性,一定有內在理由。
對此我稍舉兩例説明這個問題,一個是宣太后捨身滅義渠:一個楚國宗室女,到秦宮後最終成為宣太后,長期代幼子行王權,為了徹底解決義渠對秦的襲擾牽制,宣太后不惜捨身籠絡義渠王與秦宮內三十餘栽,待時機成熟一舉消滅義渠,使秦擺脱西方的牽制,從而能全力應對六國。如此強悍的女人,在華夏歷史上可以排進前五。羋八子何以在秦宗室裏成長成這麼強大地存在,這才是真正讓人好奇的。
另外一個例子,直接證明宗室力量對王權的影響,就是《逐客令》的產生,《資治通鑑》秦紀一記載秦始皇十年,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
因為韓國派出疲秦之計的水利專家兼奸細鄭國被發現,於是宗室內部有實權派就施壓讓秦王嬴政下逐客令,驅逐秦國內的所有外國人。後來就有了李斯有名的《諫逐客書》撥亂反正。當然這件事反映了另外的問題,我們後面再談。但是我們通過這兩個案例,可以看到宗室內是有一股力量,可以通過宗室內部關係和力量,能有限規範到王權的。而且這個宗室機制能使得其大部分行動,保持有效性。
有效的宗室力量,介於王權與官僚體制之間,是秦政策策略長期穩定執行的一個重要因素。
其次,秦國成功維持住穩定的戰略基地,也是秦國政策穩定持續的主因。因為基於這個戰略基地,構建的組織結構,治理體制等等,因為基地的長期穩定,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兩個方面使得秦國長期戰略國策具備了相當的穩定性。如果關中屢屢被進犯,生產被破壞,人民不得安定,組織結構,政治體制就無法獲得穩定的存在,更別説穩定的執行戰略。
有效徹底改革+穩定的戰略基地,使得幾代秦王都能保持穩定發揮,偶爾還能超常發揮。秦朝最終的勝利,並非他犯錯最少,而是他策略堅持最久
久久為功、積少成多、最終成就始皇帝一統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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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公羊傳.隱公元年》
[129]《史記·秦始皇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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