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孤兒入內蒙”，這不僅是個感人的故事_風聞

1960—1963年間，國家將上海及周邊地區近三千名孤兒送到內蒙古，交由當地居民領養。在草原上，牧民們把這些南方孩子親切地喚為“國家的孩子”。

**這不僅是個感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折射出新中國社會治理的一大歷史性進步：**中原實施近兩千年之久的異地安置饑民做法，第一次有組織地在邊疆地區實施；中原率先發展起來的先進的社會治理措施，開始覆蓋長期發展滯後的原遊牧地區，為整個國家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穩定發展條件。

為什麼新中國能夠突破兩千年“瓶頸”制約、將先進社會治理措施有效推廣到邊疆地區？

文 | 梅新育 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編輯 | 李雪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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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奠定經濟基礎

**從根本上來説，這是因為新中國治理下的內蒙古完成了經濟生活的雙重轉型、升級飛躍：**其一，清朝以來的從遊牧社會向農耕定居社會轉型進程大大提速而徹底完成；其二，跟隨全國全面啓動了工業化，從而為有效實施上述社會治理措施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經濟基礎。

2021年3月10日，“草原額吉”都貴瑪老人在內蒙古四子王旗的家中。當年都貴瑪19歲時在內蒙古四子王旗保健站負責三千孤兒中28個孩子的生活起居，其中最小的剛滿月，最大的只有6歲。圖｜中新社

**到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內蒙古能夠接納“三千孤兒”，直接的物質基礎是當時內蒙古糧食產量即使在最低谷年份也比新中國成立初增長50%左右，**大牲畜頭數除1961年比上年微減之外年年遞增（參見表1）：

1949年，內蒙古糧食產量212.50萬噸；1962年糧食產量325.50萬噸，是自然災害時期糧食產量最低谷，但仍比1949年高53%。

1949年年底，內蒙古大牲畜304.30萬頭；1961年是唯一減少的年份，但年底大牲畜仍有550.50萬頭，比1949年多81%，比上年僅減少3萬頭。

表1  1949—1964年內蒙古主要農產品產量和農業生產條件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彙編》，表6—15“內蒙古自治區農業生產條件”，第244頁，表6—16“內蒙古自治區主要農業產品產量”，第245頁，中國統計出版社。

**從長期來看，對內蒙古發展和社會治理進步意義更大的在於現代工業。**作為邊疆落後省區，解放前內蒙古基本上沒有現代工業。1949年工業企業單位765個，幾乎都屬於傳統手工作坊範疇而非現代工業，以至於工業總產值統計數據一片空白，解放後實現了現代工業從無到有、持續擴張的飛躍：

1952年，內蒙古工業企業單位1353個，工業總產值1.63億元，平均每家工業企業單位工業產值12萬元。

1957年，內蒙古工業企業單位2110個，工業總產值6.33億元，平均每家工業企業單位工業產值30萬元。

1965年，內蒙古工業企業單位2490個，工業總產值26.79億元，平均每家工業企業單位工業產值108萬元。

【注：根據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彙編》表6—17“內蒙古自治區工業企業單位數、工業總產值及指數”數據整理計算，第246頁，中國統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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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改革和全面防疫挽救蒙古民族

異地安置饑民的社會治理措施能夠有效執行，還需要足夠穩固的社會基礎，正是黨和政府推行的社會改革與全面防疫，挽救了瀕臨滅絕邊緣的蒙古民族，擴大、鞏固了得以實施“三千孤兒入內蒙”的社會基礎。

以防疫為例。晚清以來，內蒙古廣泛流行性病、鼠疫等惡性疾病，牧區尤甚。據內蒙古1950—1953年調查結果，當時內蒙古少數民族聚居區梅毒平均患病率48%，且牧區患病率最高，半農半牧區次之，農區較低。

【注：吳秉仁，《從內蒙古牧區性病防治效果看新中國性病防治成就——內蒙古自治區性病防治後梅毒現患和血清學追訪調查》，《中華流行病學》，1999年第3期。】

在一些牧區，總人口中性病患者佔比竟高達70%—80%，以至於有些地方看不到15歲以下兒童，多年年均人口減少6.6‰。1940年代，日本人據此曾認為，由於性病流行，蒙古民族將在30—50年內自然滅絕。

1947年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時，蒙古族人口只有83.2萬。

不僅內蒙，其它少數民族聚居區同樣備受性病、惡性傳染病、產科和小兒科疾病三類疾病折磨。新中國成立後的相關調査結果顯示，與內蒙相似，康、藏、青海、新疆等地性病患者約佔總人口50%左右，個別地區高達90%以上；新疆一些地區嬰兒患破傷風、麻疹和天花的死亡率高達60%—70%，拜城城鄉調査999名兒童死亡中，僅死於天花者就有233名，“只見娘懷兒，不見兒走路”之類民諺在少數民族中廣泛流傳。

【注：（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所）方素梅，《新中國初期民族衞生工作的方針與措施——以全國民族衞生會議為中心的考察》，《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

**中國共產黨和政府解決了內蒙古和其它少數民族聚居區嚴峻的公共衞生問題。**自誕生之初，中國共產黨就把保障人民健康視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事業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在長期的革命與建設中將“上工治未病”（《黃帝內經》）的中國傳統醫療理念真正落到了實處。

1930年代初，中央蘇區就在實踐中從基層樹立了“預防第一”的衞生工作方針，毛澤東的《長岡鄉調查》（1933年11月）對此多有着墨，記錄了長岡鄉衞生運動的組織方式、工作內容、成績、輿論之後，發出了這樣的評論：

“疾病是蘇區中一大仇敵，因為它減弱我們的革命力量。如長岡鄉一樣，發動廣大羣眾的衞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

【注：《長岡鄉調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載於《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276—32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其中，“衞生運動”章節見第309—310頁。】

歷經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逐步積累了豐富的衞生工作經驗，建立起了一批軍隊和地方醫療機構，培養了一支能吃苦、打硬仗的衞生幹部和技術人員隊伍。

新中國剛成立，人民衞生工作就被寫入了實質上是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推廣衞生醫藥事業，並注意保護母親、嬰兒和兒童的健康。”新中國衞生工作由此全面鋪開，“預防為主”的理念也始終貫徹新中國衞生工作方針，日益引領世界衞生髮展的潮流。

2017年12月13日，內蒙古呼和浩特一家醫院，醫護人員在接診患者。

**在全國衞生工作中，黨和政府對少數民族衞生工作給予了額外的重視。**1950年8月7日至9日舉辦的第一屆全國衞生會議特別提出：“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少數民族地區，衞生環境更為惡劣，幫助他們發展衞生事業，也應該作為我們一個重要的任務。”

1951年8月23日至30日，正值抗美援朝夏秋季防禦作戰戰火紛飛、前線吃緊之際，國家召開全國民族衞生會議，專門討論和制定少數民族衞生工作方針與措施，少數民族衞生工作由此全面鋪開。

就內蒙古而言，還在解放戰爭時期，東北局、東北軍區便向烏蘭夫“掛帥”的內蒙古自治政府支援了大批衞生幹部；解放後，中央政府更是從專業人才、外匯（用於進口青黴素等藥品）等全方位強力支持在內蒙古全面撲滅鼠疫和性病，挽救了瀕臨滅絕邊緣的蒙古民族。**到“三千孤兒入內蒙”結束兩年後的1965年，我國宣佈在內蒙古消滅了曾威脅蒙古民族生存的性病。**從有關流行病學刊物論文來看，國家在內蒙古牧區實施的大規模性病普查至少一直延續到1977年。

【注：吳秉仁，《從內蒙古牧區性病防治效果看新中國性病防治成就——內蒙古自治區性病防治後梅毒現患和血清學追訪調查》，《中華流行病學》，1999年第3期。】

3

中央和內地全方位支持援助

從經濟生活的雙重轉型、升級飛躍，到社會改革和全面防疫，內蒙古得以為創造“三千孤兒入內蒙”佳話奠定經濟與社會基礎，離不開中央和內地省市的全方位支持援助。

在最直接的財政援助方面，1949—2020這72年裏，除1950、1952、1954、1955、1957這5年每年有500萬—4600萬元的小額財政盈餘之外，其餘67年裏內蒙古地方本級財政一直是支出大於收入的赤字狀態，依靠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填補缺口。

放眼更長曆史，在我們這個統一大國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之前，歷朝歷代中央政府也基本上都對內蒙古地區給予了各種形式的財政經濟援助。

**中央和內地省市對內蒙古的財政支持援助有多大？**不考慮東部中部省市對地級及以下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對口援助（記入援助方財政支出）、央企以遠低於內地市場甚至低於成本的價格向民族區域自治地方提供貨物和服務等項目支出，僅考慮直接依靠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彌補的內蒙古本級財政收支差額，這部分轉移支付自2009年以來每年高於千億元，2014年以來每年高於兩千億元，2019年以來連續高於三千億元，2020年為3216.9億元。

用支出收入比（本級財政支出/本級財政收入×100%）指標衡量內蒙古地方財政對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依賴度，1949年這項指標為114%，1959—1961年極端困難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為114%（1961年）—141%（1959年），**即使在國內經濟遭遇大災重創、對外又要勒緊褲腰帶還債的這個極端困難時期，中央財政也沒有停止對內蒙古等邊疆地區的轉移支付。**2020年，內蒙古本級財政支出收入比為257%。

【注：根據國家統計局歷年《中國統計年鑑》及《中國統計摘要》整理計算。】

2006年5月1日，內蒙古平煤公司西露天煤礦。圖IC photo

作為煤炭資源與生產大省，煤炭牛市意味着內蒙古財政“豐收”；而即使在煤炭超級牛市期間，內蒙古享受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也仍然有增無減。

2002—2012年是國際市場百年罕見的煤炭超級牛市，國家在此期間又採取了多種行政措施推動煤炭生產向內蒙古轉移，改革財税制度以增加內蒙古等資源產地收入，內蒙古本級財政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從2001年的117.38億元猛增至2012年的1552.7億元，同期本級財政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從335.98億元膨脹至3426.0億元，結果是內蒙古本級財政一般公共預算收支赤字從2001年的218.6億元擴大至2012年的1873.3億元，擴大的赤字歸根結底由轉移支付彌補。

不僅內蒙古，全國所有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均高度依賴轉移支付，內蒙古支出收入比（本級財政支出/本級財政收入×100%）指標在五個省級自治區中尚屬最低。

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內地省市財政對內蒙古等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援助很大一部分並沒有用於分光吃盡的消費，而是用於人力資本和固定資產的投資，和相關的人才流動等投入結合，極大地增進了各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生產力，推動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在短時間內就發生了質的飛躍。

在防疫工作中，除上文提及的解放戰爭時期東北局、東北軍區便向烏蘭夫“掛帥”的內蒙古自治政府支援了大批衞生幹部外，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央政府便派出多批中央防疫大隊和中央民族訪問團醫療隊，奔赴邊疆民族地區開展調查與防治。我國著名皮膚性病學與麻風病學專家葉幹運1950年10月帶領中央防疫第七大隊赴甘肅、青海兩省少數民族聚居區開展性病調查與防治工作，9個月工作結束剛剛回家，1950年7月又帶領中央內蒙古衞生隊奔赴內蒙開展工作。

2017年10月14日，來自全國各地的醫學專家在內蒙阿拉善左旗婦幼保健院為當地民眾進行義診。

2017年10月14日，來自全國各地的醫學專家在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婦幼保健院為當地民眾進行義診。

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大力動員內地衞生幹部赴少數民族聚居區工作。1951年11月23日，政務院第112次政務會議聽取並批准衞生部副部長賀誠的《衞生部關於全國少數民族衞生會議的報告》；12月5日，政務院批准《全國少數民族衞生工作方案》《少數民族地區性病防治工作方案》《少數民族地區瘧疾防治工作方案》《少數民族地區婦幼衞生工作方案》等重要文件。在這些文件中，就動員內地衞生幹部赴少數民族聚居區工作制訂了以下規定：

凡在1950年以後的醫學院校畢業生，除分配到軍事衞生機構工作者外，凡分配地方的衞生人員，宜首先滿足少數民族地區的要求，一般應到少數民族地區服務1年；

已在公私立醫院工作的衞生技術人員，除長期遷往少數民族地區者外，可於服務1年以後，仍回原職，由中央及各大行政區制定輪流調派計劃；

與少數民族地區臨近的醫務人員集中地區，應大量吸收參加工作，並儘先調配；

……

**外加優先照顧培訓當地衞生人員，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困難條件下，原本經濟社會發展落後、人力資源薄弱的邊疆省區內蒙古衞生事業取得了長足進步。**僅就對內蒙古防疫至關重要的衞生機構數和衞生機構技術人員數兩項指標來看，1949年，內蒙古衞生機構78個，衞生機構技術人員7200人；1957年，這兩項指標分別上升至2152個和1.83萬人；1965年，這兩項指標進一步上升至3820個和3.32萬人。

【注：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彙編》，表6—34“內蒙古自治區衞生事業基本情況”，第259頁，中國統計出版社。】

從內地到邊疆，整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驚人的進步，許多先進的社會治理方式突破了此前兩千年未能突破的障礙而覆蓋到了廣大邊疆地區，透過“三千孤兒入內蒙”的故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而“三千孤兒入內蒙”得以實現，其經濟社會基礎的奠定，又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相互扶助、共同進步的精神，以進步為導向，這就是民族團結之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