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這些年都發生了些啥？（一）_風聞

近年以來，伴隨着國家對台灣方面的動作越來越多，台灣的蔡老太也頻頻試探大陸底線，不禁讓國人猜測是不是台灣快要回歸了，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來臨之前，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二戰以後台灣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歷程，更好的理解我們的寶島台灣。

1  日本的殖民統治

台灣自從1895年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被割讓給了日本以後，就一直處於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直到二戰日本戰敗1945年投降後才被歸還中國。

整整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讓日本對台灣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一系列殖民政策導向及活動形態都是希望最終把台灣與日本同化，從而讓台灣作為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化發展提供原材料與勞動力，特別是二戰之前為了給對外侵略戰爭提供足夠的資源準備，國小民狹的日本本土資源貧乏，台灣不可避免的被裹挾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戰爭機器的一部分。

在“七七事變”之前的1936年，日本就派出了海軍大將小林躋造擔任台灣總督，以軍方人物統治台灣，為侵略戰爭做準備。小林躋造在台灣以在台灣發動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三大運動着手將台灣打造成為日本戰爭機器的資源基地。

工業化與南進基地化顧名思義，發展台灣本地的工業發展水平，從而增強台灣為日本提供戰爭物資的能力，同時台灣位於日本與南洋之間，日本自從在諾門坎見識了蘇聯恐怖的工業化戰爭能力之後，徹底放棄了進攻蘇聯的想法轉而把目光瞄準了南洋豐富的工業原料，處於日本統治之下的台灣成為日本進攻南洋最好的跳板，成為日軍向南侵略的物資供應與轉運基地。

而皇民化運動通過推動台灣人尊崇日本天皇、全面學習日語、改日式姓氏、改拜日本神社等，從精神層面對台灣人進行改造，以期讓台灣人更加心甘情願的為日本軍國主義戰爭機器服務，其對台灣民眾的遺毒至今仍然深刻影響着台灣社會。

現代戰爭是國與國之間全方位的國力對抗的整體戰爭時代，戰爭只要爆發，全國的人力、物力、軍力，包括政治、經濟、財政、交通、社會、教育等等都要進行全方位的動員，全面支援戰爭。

日本在發動侵略戰爭之後，台灣也立刻進入到了日本的戰爭體制，包括徵兵助戰、經濟管制、資金統治、鐵器充公、封閉新聞、民防管制等。

進入日本戰爭體制的台灣人也立刻成為日本的戰爭資源，日本人多方徵召台灣青年當兵，但同時又怕與中國大陸同宗同源的台灣士兵在戰場上倒戈相向，所以只讓台灣士兵負責打雜工作，不敢派他們上前線作戰。

但在日軍進佔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區的時候，熱帶叢林的作戰環境讓日軍極為不適應，這時候日軍又想到台灣原住民與南洋各國在生活環境上都極為相似，尤其台灣原住民在1930年“霧社事件”中表現出的驍勇善戰和不怕死的犧牲精神讓日本人大受震撼（參照電影《賽德克·巴萊》），於是徵召了4000原住民青年進行正規軍事訓練組建“高砂義勇軍”，然後派往南洋地區協助日軍作戰。

隨着後來太平洋戰爭的進展，日軍節節失利，導致兵力嚴重不足，不得已在1944年開始在台灣實施正式徵兵制，脅迫台灣青年入伍，但只敢全部運往南洋地區作戰，而不敢派往中國戰場，前後總計有30多萬台灣兵被送往南洋戰場。

1943年底，美、英、中三國在埃及開羅召開開羅會議，商量對日作戰的共同方針，蘇聯因為之前和日本簽訂了《日蘇互不侵犯條約》而沒有參加開羅會議。開羅會議後發佈的《開羅宣言》明確規定了“日本在太平洋上侵略所奪得之一切島嶼，以及中國的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等歸還中國。”這成為此後大陸和國民黨堅持台灣是中國固有領土的重要依據。

到了1945年，美國、蘇聯、英國三國為了商量戰後歐洲的利益劃分和敦促蘇聯對日作戰，在雅爾塔召開了雅爾塔會議，羅斯福為了讓蘇聯儘快加入對日作戰以減小美軍可能登陸日本本土產生的巨大傷亡，答應了斯大林的訛詐條件，讓外蒙古獨立，庫頁島南端和千島羣島歸蘇聯所有，以及恢復當初日本擊敗俄國而奪取的蘇聯的一切權益，包括在中國東北的各項權益，也就是《雅爾塔密約》。

彼時中國作為對日作戰的主要國家，作為戰勝國，自己國土的利益居然要被外國隨意劃分，而且只是在事後通知，簡直是奇恥大辱，在國際法中，中國既沒有簽訂這個密約，也就沒有遵守這個密約的義務。但彼時蔣介石的心思全在日本投降後打內戰，為了穩住蘇聯和美國，換取支持，居然接受了美國人的意見。

派遣宋子文和蔣經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全盤接受了《雅爾塔密約》裏蘇聯對中國領土的要求，導致中國喪失大面積國土，説蔣介石是民族罪人都不為過，如今居然還有一幫人給蔣介石洗地，簡直是匪夷所思。

2  日本總督走了，“新總督”來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一直到10月25日在台北舉行的“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為止的70天時間裏，因為日本已經投降了，那麼日本的總督也就喪失了合法的統治權力，同時當時的國民政府也沒有及時指派官員接收，結果形成了一段時間的政治權利真空期。

在這期間，雖然日本已經投降，但日軍中的很多年輕軍官並不接受戰敗的事實，試圖組織繼續抵抗，甚至聯合台灣地方人員企圖宣佈“台灣獨立”，不過被當時負責處理收尾工作的日本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強力制止，才沒有在權力真空期間引發更大的動亂。

到了10月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率領47人的接收先頭部隊和100人的美軍顧問團到達台灣，從松山機場到總督府，沿途10多公里到處是夾道歡迎的台灣人。

但葛敬恩面對熱烈的歡迎人羣進行的首次公開演講中，除了説將在25日舉辦正式的受降典禮外，公然説台灣是“次等領土”，台灣人是“二等國民”，台灣省位於“關外”，沒有接受中國文化的薰陶，直接對着台灣人民的熱烈情緒兜頭潑了一盆涼水，此話一出，瞬間讓熱烈歡迎國軍到來的台灣人民憤怒不已。

時隔不久駐紮福建的國民黨70軍12000多人，分別乘30多艘美國軍艦到達台北，台灣人民再次“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甚至還專門編了一首“歡迎國軍歌”。

只是日本投降後，蔣介石一心想着搶地盤打內戰，精鋭部隊都留在大陸了，況且即使是那時的國軍精鋭部隊裝備和素質都差的不是一星半點，被派往台灣的國民黨70軍是什麼素質可想而知。

在這種情況下，70軍到達台北後，原本情緒熱烈台灣人民看到的“王師”竟然是一羣頭戴斗笠、腳穿草鞋，服裝髒破，揹着大鍋、挑着米簍，隊伍散漫，步履蹣跚，一副殘兵敗將的模樣，讓原本歡欣鼓舞的台灣人看到這一幕不住的嘆息。

我們前面提到了葛敬恩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秘書長，而這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則是國民黨當局成立的台灣最高統治機構。

自從《開羅宣言》規定了日本投降後台灣將歸還中國，國民黨當局就開始了籌備接收台灣的準備工作，1944年就在重慶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由陳儀擔任主任委員，調查台灣的相關情況，同時成立“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培訓人才，為接收台灣做準備。

此時的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已經半個世紀，而且經過了大量的皇民化教育，台灣人已經日本化，要立刻改換成中國人自己統治，統治者所面臨的局面肯定異常複雜，國民黨當局也認識到這一點，因此台灣不可像大陸其他省份一樣設置省政府和省主席，而是設置“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日本正式投降兩週後，蔣介石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同時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等於將戰後國民政府統治台灣的權利全部由陳儀説了算。

陳儀和蔣介石是浙江同鄉，又都在日本同一所軍校讀書，還曾在北伐期間勾結上海反動勢力協助蔣介石進佔上海，兩人關係匪淺，從1934年陳儀出任福建省主席長達8年，還曾代表國民政府到台灣參加日本治台40週年的“始政40年紀念博覽會”，算是國民黨高官裏的“台灣通”，結合蔣介石用人唯親的特性，任命陳儀作為“台灣省行政長官”也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台灣行政長官”綜理台灣全省政務，可以指揮監督在台灣省的“中央”機關，又可在職權範圍內，發佈署令和指定單行法規。同時，因為陳儀這個“行政長官”還兼任了台灣省警備總司令，如此就等同於陳儀獨攬了台灣的行政、立法、司法和軍政大權。這和日本統治期間的總督權限並無不同，因此台灣人都戲稱陳儀為“新總督”。

3  接收變“劫收”

陳儀到任以後，台灣各個地方及部門、企業、學校領導人員全部由陳儀帶過去的大陸官員負責，但是這些官員又因為語言問題無法溝通從而有效統治各地方基層，不得已又發佈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台灣各級行政區選舉各自的參議會，最後在1946年形成了台灣省參議會，成為臨時性的地方自治組織。

這些被選舉上來的各級市縣和省參議院裏面有很多都是台灣本地的積極分子，盼望台灣迴歸祖國能夠得到更好的發展，因此很多人都盡忠職守揭發時弊，但是這一認真就出事兒了。

省參議員王忝燈和林日高就揭發了台灣製糖公司從日本人手裏接收時接收的15萬噸白糖，被行政長官公署以洗錢的方式，運到上海出售，而得來的錢則被匯入孔、宋四大家族的賬户，導致了台灣的白糖缺貨，糖價上漲，王忝燈還舉報了專賣局長任維鈞，私吞了鴉片70公斤運到香港變賣。

貪污腐敗，國民黨官員老操作了。

王忝燈的一系列舉報獲得了台灣人的一致認可，但也正是他的這一系列的檢舉動作，導致了他在8個月後被害身亡。還有其他很多敢於揭發國民黨當局惡性的台灣人士也都遭到嚴厲迫害。這就是台灣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二二八事件”。

日軍投降時，在台灣儲備有足夠20萬駐台日軍食用兩年的軍糧，以及更多的準備運往南洋戰場的軍糧、軍需品以及軍火彈藥，總的價值在20億美元以上。但這些物資都被陳儀以“愛國”和“為國軍反共保台輸糧食”的口號通通運往大陸，支持國民黨當局打內戰，而這些物資在運往大陸的過程中，又不可避免的要被國民黨官員層層瓜分，中飽私囊。

我們前面説到日本為了能充分利用台灣資源支援日本的侵略戰爭，一方面進行全方位的“皇民化運動”，同時還進行了台灣“工業化”和“南進基地化”運動，建設了一大批工業企業，主要歸屬於日本總督府的公營產業、日本企業家的私營產業、日台合資的私營產業三種類型，日本投降後，這三種企業產業被陳儀政府全部劃分成日本人的產業，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設立“日產處理委員會”負責接收。

接收日產的總價值高達舊台幣110億元。這些產業全部被收歸國有，而在接收的過程中，國民黨官員發揮一貫以來的作風，見錢眼開，貪污舞弊種種惡行讓台灣人民憤恨不已，“接收”變成“劫收”，與戰後國民黨當局在大陸淪陷區“劫收”日產的情形一模一樣。

與此同時，在日本人在殖民台灣的半個世紀中，為了有效的控制枱灣，如同在中國東三省一樣，派遣了大批量的日本國民到台灣進行開荒，日本投降後，這些人就必須全部撤回日本，而日本投降時，台灣尚且有日軍16萬6千人和日僑32萬2千人。除了台灣，日本投降後在中國大陸和南洋戰場的日本軍隊和日僑更是高達數百萬。

但戰後的日本同樣因為戰火被炸了個滿目瘡痍，如果這數百萬人同時返回日本，勢必引發更大的危機，於是麥克阿瑟決定將各地日軍和日僑的遣返工作逐步緩慢進行，但台灣方面國民黨的操作卻讓麥克阿瑟不得不提前把在台的日軍和日僑儘快撤離。

台灣地區的日軍和日僑遣送由當時的日本台灣總督安藤利吉事先與中國和美軍代表簽訂協議，約定在日軍和日僑全部遣送回國前中國方面應該保證這些人的糧食供應，但是不久日本人就發現陳儀行政長官公署將所有接收來的糧食全部運到了大陸，導致台灣發生嚴重的米荒，物價飛漲。

日本人慌得一批，趕忙找美國人告狀，美國人也怕十幾萬日軍和數十萬日本人因為缺少糧食萬一給逼急了發生意外，於是趕緊向麥克阿瑟打電報要求儘快運送台灣日軍和日僑，到了1946年3月，最後一批日軍完全撤離台灣，日僑則晚一個月全部遣送完畢。

而負責組織日軍和日僑撤離工作的日本總督安藤利吉在所有工作完成後，馬上被以戰犯的身份逮捕，1946年4月份在還未被審判時，在上海監獄中服毒自盡。

4  二二八事件

陳儀在接收台灣後，統治過程中的軍紀敗壞、貪污腐敗、歧視台民等種種舉措，導致台灣民怨沸騰，最終引發了二二八事件。事件由台民打殺外省人的暴動逐步演變成大陸增援國軍殘殺台灣人民的血腥鎮壓，最後以清鄉收場，造成了眾多的死難冤案，成為台灣現代史上的一大悲劇。

陳儀一人獨攬台灣軍政大權，國民黨中央政府又忙着打解放戰爭，根本顧不上管台灣的事情，讓陳儀的權利徹底失去了監管，權利一旦失去制衡，就會濫權，加上陳儀從大陸帶到台灣的一大批國民黨貪官污吏，和駐台軍隊的軍紀敗壞滋擾台灣民眾，讓國民黨在台灣社會人心盡失。

當時經常發生國民黨軍隊偷盜民眾自行車公然叫賣脱手以及乘坐火車不買票的事情；而從日本人受眾接收的110億舊台幣的龐大日產，更遭到陳儀政府官員層層盤剝，曾經發生接收糖廠的大陸官員看到財產名冊上寫了“金錘25支”，以為是“黃金做的錘子”，就讓人給送到自己的宿舍，結果發現是鐵錘，還把工人大罵一頓，讓台灣人恥笑不已。

至於政府部門人員冗餘更加嚴重，日本人統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有1萬8千人的行政人員，而陳儀政府因為各級官員都有個七大姑八大姨要加進來，直接讓行政人員規模達到了4萬3千多人，誇張至極，與此同時還存在相同崗位大陸官員薪水是台灣人兩倍的公然歧視的事情。

另一方面，因為陳儀政府極盡搜刮之能是，將接收和搜刮來的所有資產全部運往大陸，以及各個層級官員的貪污腐敗，導致了台灣全省的米荒和經濟惡化，而後國民黨在大陸統治引起的通貨膨脹也波及台灣，台灣經濟陷入絕境，一度讓台灣人無糧可用，只能吃番薯度日，直接讓國民黨兵叫賣的鍋底鍋巴都成為了稀罕物，讓台灣人爭相搶購。

台灣在日本殖民期間，雖然受到日本人的多層盤剝，但不可否認日本人開展的一系列工業化建設和教育卻也極大的改善了台灣人的生活水平，如同解放後東北是我國最重要的重工業基地，其實也是日本人殖民期間的底子，台灣在日本殖民期間的整體社會政治水平相對的還比較清明，社會法制狀態也較為良好。

本來日本戰敗台灣迴歸祖國，台灣人熱切的以為生活會變得更好，結果卻迎來了陳儀政府的種種惡行，滿心期望之下得來的卻是滿心失望，甚至日子過的還不如被殖民的時候，導致台灣人心中日積月累對國民黨當局極度不滿的情緒滋長。

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專賣局的緝私員和警察因為取締一名販賣“私煙”維持生活的寡婦林江邁，開槍射殺了一名圍觀的無辜羣眾陳文溪，引發公憤，經過一天的發酵，第二天台北全市譁然，罷工、罷市、罷課、民眾到處遊行示威，反對陳儀政府的暴政，事件迅速蔓延整個台灣島，被稱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歷史上規模最大、殺戮最慘烈的一次民變。

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同時發動全市罷工、罷市、罷課，羣眾立刻一呼百應，憤怒的人羣衝擊警察局，甚至一度衝擊“行政長官公署”請願，但是國民黨在大陸面對遊行示威的一貫操作就是開槍殺人、抓人，到了台灣還是一以貫之的操作，衝擊“行政長官公署”的人羣遭到衞兵開槍射殺，於是人羣轉而向新公園（現在的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聚集，並且佔領公園的廣播電台，向全島播報整個事件過程，號召全島台灣人反抗暴政，直接將事件影響擴大到整個台灣範圍內。

當天下午陳儀發佈台北戒嚴令，國民黨散漫的軍紀直接讓軍警朝着遊行示威人羣開槍，打死很多無辜市民，又進一步引發了台灣人的憤怒。台灣人開始報復性的攻擊打殺所有外省人，攻擊外省人開的商店等商鋪毀壞，整個動亂過程也被通過廣播向全台灣播報，導致整個事件逐漸演變為全島範圍內的排斥和打殺外省人的惡性事件，暴亂一直持續了十多天。

在動亂中，台灣本地的官民代表共同組織了一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商量怎麼平息動亂，為台灣同胞爭取應有的權益和損失賠償，前面提到舉發國民黨官員貪污腐敗的王忝燈也在其中。

委員會達成了一個“42項改革方案”的協議，包括“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應該改為“台灣省政府”，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等等一系列的要求，但這些要求如果實現，基本就是推翻了陳儀在台灣的腐敗統治，此時的委員會成員明顯對國民黨的底線缺乏足夠的認識。

陳儀表面應付先答應下來，同時卻緊急向南京請求援助，此時的蔣介石面對解放戰爭的連連失利，也意識到台灣對未來的重要性，根本不需要思考，直接從上海派出第21師協助鎮壓。

3月8日鎮壓部隊從基隆港和高雄港登陸，直接開始了大屠殺，一直殺到3月13日，成千上萬的台灣同胞成為槍下亡魂，死亡人數時至今日都沒有實際統計人數。

當時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基本都是台灣當地的地方代表和精英分子，加上島內的報社老闆和新聞記者等等，鎮壓部隊到達後直接不由分説全部槍殺，作為委員會成員的王忝燈也被殺害，大肆的屠殺直接導致了台灣精英階層幾乎團滅，幾乎形成了島內人才斷層。

二二八事件從發生開始，整整持續10天的暴動和持續6天的血腥鎮壓，到了3月14日，台灣警備司令部宣佈全省已經全部平定，當天展開清鄉行動，警備司令部以“户口調查”的名義，大肆逮捕“異議分子”，被捕的基本都是全省各地的進步人士和對國民黨不滿的公眾人物，而這些人基本都是有去無回，下落不明。

為處理善後，南京國民政府派白崇禧作為“宣撫使”，帶着蔣經國到台灣進行善後。3月27日，白崇禧發佈廣播，將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歸結為台灣同胞受到日本人的皇民化教育遺毒和島內潛伏的共產黨人造謠惑眾而引發，如此忽視事實，對於陳儀等台灣島內的國民黨官員違法亂紀問題避而不談，強行把責任推給日本人和共產黨，如此宣撫，台灣人民如何能夠認同。

在把事件責任推給日本人和共產黨的同時，白崇禧也將台灣社會各界提出的一些改革意見向蔣介石加以報告，當時的國民黨在解放戰爭中已經不太樂觀，為了以防萬一留有後路，蔣介石也極度關心台灣的善後和安定，所以接收了一些白崇禧報告中的建議，包括將“台灣省公署”改為“台灣省政府”，同時將台灣各級政府部門官員中的台灣本地官員比例調整上升，並同工同酬，分配公有土地給自耕農等等措施，也就是接受了之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的42項改革方案中的一部分意見，用以平息台灣民眾的憤怒。

二二八事件雖然在國民黨當局的強力血腥鎮壓下被成功壓制，但伴隨着國民黨的血腥屠殺，不可避免的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後遺症。

二二八事件中台灣人對外省人的打殺以及國民黨軍隊對台灣人的血腥屠殺，造成了台灣人和外省人的對立問題，同時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基本上延續了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套路，在台灣迴歸之初就對台灣的民主政治產生了極大的破壞。

在此之外，二二八事件中國民黨對台灣精英階層以及普通羣眾的血腥屠殺和肅奸清鄉活動，導致倖存下來的部分台灣精英階層逃亡海外，在海外結合當地的台灣人和留學生開始推動“台灣獨立”，如果説社會羣體對立和政治改革問題都可以隨着時間而慢慢消弭和化解，那麼台獨則是二二八事件種下的最大惡果，時至今日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路上的最大絆腳石，然而滾滾歷史洪流不容阻擋，台獨勢力終將受到歷史的審判。

而作為二二八事件的始作俑者陳儀，在事件結束後被蔣介石迫於美國方面的壓力而免職召回南京做政府顧問，不久卻又給陳儀升職改任浙江省主席（由此也可以看出蔣介石對二二八事件的真實態度），到了1949年2月被湯恩伯等人揭發其有投共嫌疑而被捕押送到台北，隨後被槍決，死在台北，也算是對枉死在他槍下的台灣人民的一個告慰。

作為台灣現代史上的一場浩劫和悲劇，二二八事件卻在隨後蔣介石敗退台灣後為穩固台灣統治，在長期“戒嚴”體制之下被列為禁忌，不準台灣社會討論，久而久之讓事件中積累的仇恨日積月累，深埋在台灣人的心中，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台獨勢力的發展。

直到事件發生40年後的1987年，蔣經國解除戒嚴，反對黨人才開始呼籲國民黨政府對事件進行平反，國民黨政府方面才開始做了一些正面的平反政策，但是積累在台灣人心中的怨恨卻無法徹底消除，這也成為後來國民黨在台灣領導人選舉中逐步失勢的因素之一。

5  美國人軍事幹涉台灣事務

我們現在都知道解放戰爭之所以沒有成功解放台灣主要是因為美國的干涉，但事實上蔣介石一開始宣佈退守台灣後，杜魯門是拒絕再支持國民黨的，“美國無意佔領枱灣，也不介入台灣島上的軍事。”

美國人對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已經忍無可忍，台灣徹底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地步，如果真這樣下去，很可能當時台灣就收回來了，但歷史沒有如果，朝鮮金日成對韓國軍隊的雷霆之擊，差點把駐韓美軍和韓國軍隊趕進大海餵魚。

金日成的這一操作直接讓回過神來的杜魯門立刻意識到朝鮮半島如果被金日成佔領，台灣再被大陸給佔領，那美國的西太平洋防線就會直接被切成好幾段，到時候美國和蘇聯的競爭就會處於十分不利的境地，杜魯門立刻回過頭來一面推動聯合國出兵援助韓國，一面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執行“台灣海峽中立化”的政策，至此，我們直接收回台灣的最佳機會就這麼錯過了。

朝鮮戰爭打到一半，美國人發現哎呦我去，沒想到中共的軍隊這麼能打，居然打不動，為了掣肘大陸的軍事力量，於是宣佈取消“台灣海峽中立化政策”，讓國民黨軍隊“反攻大陸”，其實無非是把台灣當棋子罷了，時至今日依然如此。

朝鮮戰爭結束以後，大陸方面立刻轉移兵力到福建沿海，1954年8月22日發表了《解放台灣聯合宣言》，9月3日直接一天內打完5000多發炮彈發動“九三金門炮戰”。

台灣方面肯定是慌得一批，怕大陸來真格的，趕緊向美國求援，而美國方面在朝鮮戰爭之後也需要台灣這顆棋子來保障其西太平洋防線的穩固，於是一拍即合，1954年12月就簽訂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但美國人何其精明，保台灣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衡量，只要台灣不歸屬於大陸就行，因此在條約裏面一方面和國民黨共同防禦大陸，而且只是協防台灣島本身，不協防金、馬這種遠離台灣本島的島嶼，只要不讓大陸武力解放台灣即可，另一方面又限制國民黨如果要“反攻大陸”，必須經過美國的同意，直接限制了蔣介石輕舉妄動的可能性。

到了1958年8月23日，大陸再一次突然炮擊金門，兩個小時打出4萬5千多發炮彈，炮戰一直持續了44天，總共打出了59萬多發炮彈，這麼大規模的炮戰在世界戰史上都是首次，被稱為八二三炮戰。

美國人自從朝鮮戰爭和我們交過手，知道新中國不太好惹，但是台灣是美國西太平洋防線的重鎮，又不能丟下不管，艾森豪威爾於是急忙從菲律賓、太平洋甚至地中海調動軍艦支援第七艦隊，加強台灣海峽的軍事力量。

面對美國人的強烈動作，我們當時不是執行一邊倒政策倒向蘇聯了麼，加上朝鮮戰爭的亮眼表現，蘇聯此時正在支持我們建設156項工程呢，關係很鐵，於是蘇聯也不甘示弱，警告美國人，依據《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規定，任何對中共的攻擊，視同對蘇聯的攻擊，意思你可悠着點，別玩兒過火了。

但也正是因為我們後面站着蘇聯，美蘇作為當時世界兩級的超級大國，一旦發生正面衝突，局面瞬間就可能失去控制演變為新的世界大戰，禍害全人類。

美國人一方面為了保證自己的西太平洋防線穩固必須協防颱灣，不讓共產主義勢力進入太平洋與美國爭霸，一方面又不想真的跟蘇聯真刀真槍的幹起來。

而我們這邊剛建國沒多久，還打了一場朝鮮戰爭，真心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來發展經濟，再也折騰不起了，所以中美兩方雖然在台灣海峽看起來劍拔弩張，形式緊張異常，但卻同時有意識的把衝突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不至於引起蘇聯直接介入戰爭，打得都是“有限戰爭”。

其實朝鮮戰爭期間中美雙方就有意識的將戰場控制在朝鮮半島而不讓戰爭擴大，麥克阿瑟一度叫囂要轟炸我國東北、封鎖東海岸，甚至讓蔣介石“反攻大陸”，都是在全面擴大戰爭，這無疑和當時杜魯門的政治意圖完全相左，結果就被免職了。

美國方面為了儘可能控制事態擴大，嚴格按照《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規定，只負責協防台灣島本身，而不介入其他附屬島嶼的戰場，本質上也是不想和大陸方面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而大陸這邊毛主席為了避免和美國人發生直接的武裝衝突，據説下令只允許炮擊國民黨軍隊，不允許打擊美軍。

萬一我們真和美國人在台灣海峽正式開戰，那麼我們的東南沿海無疑都會被擴大成為戰場，這對於成立不久的新中國來説絕對難以承受，而蘇聯也會藉着《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規定出兵進入我國領土和領海蔘戰，勢必引發新的世界大戰，而我們不可避免要遭受蘇聯再一次的政治訛詐。

八二三炮戰在起初持續了44天的猛烈轟炸後，因為美國的強勢介入，大陸方面也知道不可能通過武力直接解決台灣問題，於是毛主席親自寫了《告台灣同胞書》，並宣佈停火一週，後來又改為“單打雙不打”，此後斷斷續續炮戰不停，一直持續到1979年中美建交當天，大陸方面才宣佈結束炮戰，前後整整持續了21年，在世界戰爭史上前所未有。

6  陳誠的新政

時間回到1949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眼看着大陸待不下去了，為了給自己撤退到台灣做準備，蔣介石於是派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開始做一些準備。

眼看着三大戰役中被打光精鋭部隊的國民黨政府，美國方面深知國民黨敗局已定，但又不想讓台灣落到共產黨的手裏，但此時的蔣介石不是在國民黨內部“倒蔣”勢力的壓力下宣佈引退了嘛，台灣又是陳誠主政，美國人就秘密聯繫陳誠，表示他們可以支持陳誠自立，但陳誠一向以聽話著稱，拒絕了美國人的提議，但這件事還是讓蔣介石的情報系統得知，即便如陳誠，也從此讓蔣介石心存警惕。

這件事導致蔣介石徹底敗退台灣前到台灣實地瞭解情況的時候，都不敢直接到台北，而是秘密飛到澎湖馬公島，陳誠為了表達忠心自己跑到馬公島看蔣介石，但即使如此蔣介石還是不放心，到台灣時直接飛到高雄，因為高雄有孫立人駐紮，還不是陳誠的地盤，可謂是步步小心，機關算盡。

國民黨敗退台灣時，幾十萬大陸難民和國民黨軍隊蜂擁而入擠入台灣，共產黨也秘密派人混入其中潛入台灣，為了控制局面，陳誠發佈措施，嚴格規定大陸各省人民必須憑“入台證”才能入境，對於撤退到台灣的軍隊，必須繳械清點後才能上岸。

與此同時，陳誠在陳儀二二八事件時發佈的戒嚴令被解除後再一次發佈戒嚴令，從此，這個戒嚴令就持續執行了38年，一直到1987年才被蔣經國宣佈解除，創下戒嚴時間最長的世界記錄。

陳誠在1949年被任命為台灣省主席，成功穩住了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初的混亂局面，到了1950年又被任命為行政院長，開始逐步推行自己的三大新政措施，主要集中在新台幣改革、土地改革和扶植民營企業三個方面。

舊台幣改為新台幣：

台灣在日本統治期間一直使用日本人創立的“台灣銀行株式會社”發行的“台灣銀元券”，但在整個二戰期間，因為貨幣濫發而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在日本投降以後的過渡時期內台灣島內仍然使用和流通“銀元券”，到了陳儀統治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台灣銀行”發行了舊台幣後，台灣島內一度出現了兩種貨幣並存的現象。

但伴隨着解放戰爭的擴大，台灣因為大量物資被輸往大陸而導致台灣物資緊缺和通貨膨脹，結合解放戰爭後期大陸國統區的經濟崩潰，法幣濫發導致的通貨膨脹進一步波及台灣，導致台灣舊台幣迅速貶值。

為了穩定局面，陳誠宣佈發行新台幣，以新台幣兑換舊台幣，同時從大陸搶運來的450萬輛黃金中調出80萬輛作為準備金，大大增強了新台幣的信用值，這也讓陳誠的幣制改革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迅速穩定了台灣的經濟秩序。

土地改革則主要包含了三七五減租（原來佃農要交50%的收成給地主，規定不允許超過37.5%）、公地放領（把政府和公營企業佔有的土地發放給租住地主土地的佃農，成本由農民用土地作物分10年償還）、耕者有其田（這個就不用解釋了吧？聽起來是不是很耳熟？）

耕者有其田這個詞從國民黨的政策裏出來是不是感覺很意外？實際上國民黨一直以來都是有土地改革政策的，只是在大陸的時候，背叛大革命的蔣介石政府本身就是地主階級的代言人，上上下下各級官員都與地主階層有着牽扯不清的利益關係，對自己下手革自己的命，實在下不了手。

但是到了台灣，對台灣本地的地主階層國民黨可沒有絲毫感情，更沒有利益牽連，下起手來毫不手軟，敢不聽話，敢問我的手裏的槍答應麼？這種既能打劫一波，還能收穫一波人心的操作，何樂而不為呢？

至於扶植民營企業，則是通過打擊台灣地主階級，耕者有其田的過程中不是收了地主階層的地嘛，收田的過程中是給地主一定的經濟補償的，拿了錢的地主總要找個地方讓錢生錢嘛，於是又引導這些地主階層把賣地收入轉向發展工業，從而為台灣的私人資本發展奠定了一定基礎。

於此同時，採取了一系列的台灣民營資本發展保護措施，實施進口管制，削弱外商的競爭力，對於擴大再生產和更新設備的企業減免賦税，採購設備和原材料採用低税率，採購成品則高税率，通過一系列的手段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文參考資料：《台灣戰後七十年》  （台灣）陳世昌  著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及其他網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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