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洪君：大變局下的國際形勢與對外合作大趨勢_風聞

近日，由全球化智庫（CCG）、桐廬縣委、桐廬縣人民政府主辦，全球化智庫（CCG）長三角研究中心、中共桐廬縣委組織部、桐廬縣富春山健康城管委會承辦的“首屆富春江國際論壇”在杭州桐廬舉行。

中聯部原副部長、中國前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CCG顧問於洪君在致辭時表示，桐廬重視文化，重視開放，共同交流，共同合作，並且具備得天獨厚的環境與條件，不同民族、語言、文化、信仰背景下的人在這裏碰撞思想，一定能夠迸發出積極的意義。

以下為於洪君先生的發言實錄：

近些年來，國際力量對比持續改變，地緣戰略格局深度調整。世界多極化與經濟全球化曲折發展，發展道路多樣性與文明進程多元化同步推進，人類生活數字化與全球治理民主化提上日程。去年新冠疫情席捲全球，人類社會安危與共的統一性與國際關係的矛盾性分外凸顯。不同文明形態的互鑑性與差異性，國家間合作共贏的可能性與利益衝突的現實性，人類未來發展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和某種不可控性，得到進一步展示。在這種形勢下，以美國為主要操盤手、西方國家幾乎全部參與、部分發展中國家被裹挾的阻止中國和平崛起的統一陣線，正在形成。面對這一特殊局面，中國是否要開展對外合作，如何開了展對外合作，對外合作要注意哪些問題，需要認真研究和思考。

（一）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當今世界發展大勢決定着中國對外合作的歷史必然性

人類為了和平生活與進步發展，確立共同的合作規則和行為秩序，並非始於今日。雖然人類自古以來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矛盾和糾紛、爭奪與對抗，發生過無數次殘酷而血腥的大規模衝突，甚至還爆發兩次世界大戰，但總體上説，謀和平、爭發展、圖合作、求共贏，歸根結底是人類社會的基本訴求，也是當今世界鋭不可擋的時代潮流。

1648年誕生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標誌着人類社會以主權平等為首要前提，以互不干涉內政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完整為基本準則，以多邊條約和國際會議為協調機制與合作平台的集體安全架構，初步形成。1863年誕生的國際紅十字會，後來陸續誕生的國際電訊聯盟、萬國郵政聯盟、世界氣象組織、國際議會聯盟、國際旅遊同盟、國際航空聯盟、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國際公共衞生局，等等，都是人類社會在戰爭苦難無法根除、社會發展與科技進步帶來的利益紛爭急需協調的形勢下，尋求諒解與合作的有效嘗試和重要成果。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美國家主導的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以及隨後建立的凡爾賽體系和國際聯盟、世界勞工組織、國際刑警組織等等，雖然帶有大國政治遺痕，並且大都很不成功，但終歸是國際社會尋求交流對話協商合作的重要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雅爾塔會議為基礎、以聯合國體系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得以建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衞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海牙國際法院、海關合作理事會、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世界婦女組織等等新的國際組織和機構，紛紛成立。所有這一切，反映了人類社會渴望溝通與交流、期望協商與合作的普遍意願和永恆訴求。

中華民族是國際大家庭的最重要成員，是近現代幾乎所有重要國際交流機制與合作平台的參與者，包括1919年的巴黎和會，甚至是二戰後誕生的聯合國這一最大的政府間合作平台的創始成員國。總之，無論歷史上發生什麼情況，無論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如何，中華民族參與國際交流對話與協商合作，個別時期有過例外，但總體上從未缺位，只是到位時間早晚有別，發揮的作用大小而異。堅持開展對外合作，是中華民族熱愛和平、珍惜友情、注重建設、渴求發展的本質屬性所決定的。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既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又為人類社會謀發展的先進政黨。它所領導的新中國，參加了二戰後一切可以參加的多邊活動，譬如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1955年的萬隆會議、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意在通過廣泛的了國際交流與對話，拓展對外合作的空間與舞台。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後，特別是70年代末改革開放後，中國全面參與聯合國組織和機構的各種活動，開展對外交流與合作的積極性主動性進一步增強，合作能力不斷提高，經驗也在不斷積累。

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經濟重新組合，各國的交流對話需要新的制度性安排，全球治理從理念到實踐需要更加廣泛的協調與合作。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模式、不同治國理念之間，形成了深化交流，增進理解，拓展合作，共生共榮、互學互鑑的歷史大勢。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高姿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在APEC、G20等新型國際交流與合作平台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主導建立了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合作兩大區域性跨區域性合作機制，同時積極參與東盟加中國（10+1）、東盟加中日韓（10+3）、東亞峯會、歐亞峯會、中非論壇、中拉論壇以及世界氣候大會、世界核峯會等各種各樣的多邊對話平台與合作機制的活動。

（二）中國開展對外合作始終兼顧各方共同利益和國際社會普遍關切

在國際戰略格局由兩極轉向多極、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社會制度與道路選擇日益多樣化的歷史大過渡期，世界上一度形成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美國“一超獨霸”的特殊局面。國際社會共同構建的多邊合作機制，受到美國霸權主義的野蠻踐踏。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的共同事業，險象環生。現行國際關係準則和國際組織體系，受到劇烈衝擊。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迫使各國政府按下了經濟發展與社會運行的暫停鍵，同時也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學習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社會的治理方式和國家的管理方式，改變了國與國之間的聯繫方式與國際交流合作機制。

面對經緯萬端、變幻莫測的世界大變局，中國開展對外合作，要有高尚的時代站位、宏大的觀察視角、深遂的歷史思考；要保持足夠的戰略定力和政治耐心，善於展示豐富的對外合作經驗和嫺熟的對外博弈技巧；要充分利用雙邊多邊各種合作渠道，就國際社會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和事關人類前途命運的全球性事務展開政策性溝通和協調，進行廣泛而深入的交流與對話。這種帶有鮮明時代特點的對外合作，必然是全方位、多領域、深層次、高水平的。這種合作涉及現代社會人類生活的一切領域：政治、經濟、金融、科技、文化、教育、體育、衞生、環境、軍事、安全、人權事務、婦女問題、網絡空間，等等等等。

這種新形勢下的對外合作，同時也是開放的、包容的、建設性的和可持續的。合作對象，既可以是主權國家，也可以是國際組織；既可以是政黨和政治組織、也可以是民間組織和社會團體；既可以藉助傳統手段，採取傳統方式，也可以運用新技術手段，動用新媒體等現代化傳播工具；既可以走出去，也可以請進來。我們的行為主體，既可以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也可以是執政黨及其機關機構。我國的軍隊、羣眾團體、社會機構、經濟組織、大眾傳媒以及擁有合法身份的智庫，也可根據國家實際需要，在國家政策指導下，開展各種形式的對外交流與合作。

在世界大變局背景下開展對外合作，中國既要考慮自身發展利益和安全關切，還要兼顧世界的發展利益與安全關切；既要考慮國家與國家之間、國際組織與地區組織之間的關係，還要考慮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為體的關係；既要考慮傳統對外合作方式與非傳統對外合作方式的關係，還要考慮國際政治經濟關係與人文領域安全領域的問題；既要考慮科技革命突飛猛進引發的法律倫理問題，也要考慮數字經濟全球化與人類生活數字化、共建人類衞生安全體系等新的議題。合作領域之寬、難度之大、形式之複雜，前所未有。

(三) 新型對外合作是中國融入世界與世界走進中國相統一的互動過程

我們所生活的時代，是國際關係大變革大發展大調整的時代。人類社會既相互聯結、彼此依存又嚴重分裂、激烈對抗的複雜現實，呼喚各國政府在全球範圍內，開展多種形式的政治對話和政策溝通，開展政府與民間齊頭並進、智庫與媒體深度參與的交流與互動，共同維護人類和平與發展的根本利益和普遍訴求。中國對當今世界發展進程擁有重大而獨特的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必須在堅信制度優勢、理念優勢、國力優勢的基礎上，在全球範圍內帶頭倡導與時俱進的創新性交流，率先開展引領時代潮流的深層次合作。

在當今世界面臨美國“一超獨霸”局面、美國的單邊主義嚴重威脅世界各國的交流與對話、嚴重挑戰全球治理的國際合作進程、中美關係變得日益緊張和危險的情況下，我國總體外交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構建以大國關係均衡協調為依託、以全面可靠的睦鄰友好關係為支撐，以多邊交流機制和共同行為準則為保障，既符合自身發展與安全利益又能吸引國際社會廣泛支持和參與的國際合作大格局。這種國際合作，與我們大力倡導和推動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一脈相承，與我們積極奉行的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念相得益彰，也與我們全力實踐的共建“一帶一路”的新型國際合作進程相輔相成。

鑑於目前我國面臨的國際輿論環境極為複雜，努力在世界上樹立我國我黨開明開放的建設者形象極為重要。因此，高水平的對外合作，必須以高質量的對外交流為前提。這就要求我們努力改進對外傳播方式，建立可以影響世界輿情的話語體系，提升與我國綜合國力相匹配的國際輿論引導力。我們的目的，不是要讓國際社會異口同聲，與我們保持一致，用我們的聲音講話，更不是要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發展取向的國家，簡單照搬中國模式和經驗。我們的目的，是要讓國際社會切實感受到：中國引領時代潮流，是要做對外開放的楷模，做互利合作的典範；是要做平等相待的表率、相互尊重的榜樣；是要做謀求共同安全的中堅力量、推動共同進步的時代旗手。總之，我們向世界各國尋求合作，與國際正義力量開展合作，反對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是要最大限度地爭取和維護我國自身的發展利益與安全利益，同時為建立普遍安全的世界秩序、維護共同進步的發展進程、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貢獻中華民族的智慧和力量。

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從來都是曲折而複雜的，中國的和平發展也不可能一帆風順。受意識形態差異、發展模式競爭、地緣戰略博弈、現實利益衝突等多種因素影響，世界上某些勢力對中華民族全面復興與和平崛起嚴重不適。但全面地看，發展地看，人類社會謀求共同進步普遍安全持久繁榮的根本意願和本質訴求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中國人民關於“世界好中國才好，中國好世界才更好”“只有世界能夠進入中國，中國才能走向世界”的堅定信念，以及國際社會早已形成的“中國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國”的廣泛共識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在這一前所未有的大背景下，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人通過不斷擴大對外合作打造全球夥伴關係網，維護世界和平進而促進共同發展的神聖意志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換句話説，離開廣泛深入高質量的全面對外合作，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的發展，甚至也沒有人類社會的美好未來！

習近平主席不久前在聯合國大會、第四屆上海進博會以及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峯會上的講話，再一次雄辯證明：中國通過不斷擴大開放拓展和深化對外合作，是不可逆轉的永續行為，是中華民族融入世界與世界擁抱中國密不可分的互動過程。

原標題：《於洪君：大變局下的國際形勢與對外合作大趨勢》